从良性匡扶到恶性颠覆 梳理诸侯与王室关系的演变历程

王室实力衰弱，诸侯日渐游离

在梳理了西周灭亡、平王东迁的史事细节之后，我们可以从头看起，试图理解王室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衰颓，而诸侯是如何一步步壮大的。

周朝建立后，周王室通过分封同姓宗亲（如鲁、卫、晋、燕）、异姓功臣（如齐、许）、先代之后（如宋、陈）为诸侯，并招安旧有方国（如楚）进入封国体系，达到了迅速将其统治权威从西土拓展到天下的宏大目标。西周早中期，周王室的经济、军事实力明显强于任何一个诸侯国，各诸侯国在王室的保护和管控下成长，整体上和睦相处；谁乱说乱动，破坏国际秩序，会受到周王室的刑罚或征伐。诸侯新任国君即位要得到周王策命确认，诸侯须向王室交纳贡赋，承担王室要求的兵役、劳役，并定期到王都述职。在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时代，王权都是天下至高无上的权力，《诗经·北山》篇所说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这种状态的理想化表达。即使到了西周中晚期，周夷王还有能力逮捕他认为是有罪的齐哀公，当众扔到鼎中煮死，立了他的弟弟为君（就是齐胡公），后来又派大臣师事率军讨伐齐献公弑胡公篡位的行为⁽¹⁾，可见天子的权威仍然不可轻视。

但是，王室和诸侯之间并不是单向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前面提到的那篇王子朝文告一开头就说：“当年周武王攻克殷商建立周朝，成王东征安定四方。康王使民众休养生息，进一步分封同母兄弟建立诸侯国，作为周王室的藩篱屏障，昭告天下说：‘我之所以要分封诸侯，是因为我不愿意独享文王、武王夺取天下的功劳，而且为了我的后人一旦因迷失、败坏、倾覆而陷入危难，能有人去拯救他。’”

也就是说，诸侯不仅有“作为周王室的藩篱屏障”的义务，在王室发生政治危机时，还有出手干预、匡正王室的义务，这是王室分封诸侯的重要目的之一。当然，在西周早中期时，王室强盛稳定，“诸侯干王政”还主要是一种理论层面上的制度安排，谁也不曾料到它会成为导致西周灭亡的决定性因素。

然而，在表面的强势之下，周王室的经济、军事实力却被自己设计的制度不断侵蚀和削弱。具体说来，王室在直辖的首都区域王畿实行了采邑制，其实也就是一种畿内分封制。周王把王畿内的部分土地分封给在王室任职的卿大夫，作为他们的采邑，同时也将土地上居住的民众赐予他们。卿大夫在采邑内享有高度的自治权，采邑土田的收入在上交王室赋税之后，绝大部分作为卿大夫在王室任职的俸禄。卿大夫在王都内有宅第，通常不住在采邑内，采邑事务委托邑宰带领一个家臣团队来管理。⁽²⁾

除了分封采邑之外，在奖赏重大功劳时，周王室还会另外赏赐田邑给卿大夫。如果说最开始分封的采邑像“工资”的话，加赐的田邑就像是“奖金”。为简便起见，我们可以认为这两者实质上都是一种周王将土地分配给卿大夫家族的制度。

王室的卿大夫不仅通过受封和受赐获得了采邑土地、土地上居住的民众土地所出产的财富，他们还受到另外一项制度的保护，那就是比照王位世袭制（王族的族长世袭周王之位）而实行的官位世袭制：也就是说，卿大夫家族的族长不仅能做官，而且可以代代相继、世世为官。具体来说，这种世官制有两种具体表现形式：一种是同一个家族的族长世代担任同一官职；一种是族长享受世代为官的政治待遇，但每一代不一定担任同一官职。

世官必然伴随着世禄。在卿大夫家族族长世代为官的情况下，作为卿大夫俸禄来源的采邑实际上也是世袭。王室在正常情况下没有理由收回采邑，时间久了之后，卿大夫家族开始抵押、租借或交换采邑土地而不经周王许可，采邑在事实上已等于卿大夫家族私有，因此传世文献中有时称采邑为“私邑”。私邑之外有“公邑”，也就是公室直接委派官吏治理的土地。

王畿内的这种土地分配制度注定是一种削弱王室直接可控经济、军事实力的制度，因为王畿的范围是相对稳定的，可供分封和赏赐的土地是有限的、不可再生的。王室每封赏一块土地给卿大夫家族，王室直接控制的土地就减少一块，这意味着王室可以直接征税、征兵的经济基础又削弱了一分。如果卿大夫由于发动叛乱、严重失职等被王室治罪灭族，王室可以把被灭卿大夫家族的私邑收归王室而变成公邑，所以从理论上说，公邑和私邑是可以互相转换的。然而，实践中的情况是，公邑通过封赏变成私邑的多，而私邑被没收变成公邑的少，所以净结果就是公邑越来越少，私邑越来越多，王室直辖土地完全“合法合规”地逐渐流转到卿大夫家族手中。

李峰在《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一书中对周王室这种“损己利人”的土地分配政策及其后果有非常精彩的实证分析和评述。他举例说：

在西周早期，我们通常见到的是一片完整土地的授予，它们常常有单独的地名……到了西周中晚期，金文中这样的记录就难得一见了，我们只能看到零碎的土地授予……同时，金文中记载赐土时，土地数量单位的表述也在随时间发生着变化。西周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中被授予的土地称作“土”；而从西周中期开始，它则被称作“田”。毋庸置疑，后者的规模要比前者小很多。……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大克鼎的铭文中提到，七块这样由周王赏赐的田竟然位于七个不同的地点（每处只有一田）。这种小片田地的赏赐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惯例，可能由以下两种情况造成：第一，西周中期王室的财产已经变得十分零碎，王室只能以这种零碎小块的形式继续赏赐土地。……第二，像这种以“零碎的”方式授予的土地可能来自王室新开发的边缘地带。但这种情况只有在常规的和大规模的王室土地无法再用于赏赐时才会发生。这两种情况均充分说明了西周中晚期王室土地的不足。

他总结说：虽然我们无法衡量王室的财产被这种土地赏赐政策破坏到了何种程度，但毫无疑问，倘若周王一如既往地赐予土地，那么周王室的经济，继而整个西周国家的国力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衰退。这就是西周必然走向衰亡的根本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王畿内的卿大夫家族逐渐壮大：它们的宗主和族人世世代代在王室做官，积累起丰富的政治资本；同时通过接受周王室分封和赏赐的土地等方式不断扩大不动产的规模，并建立新的小宗旁支互相支持，经济实力也日益雄厚。这些家族形成了一个拥护“先王之制”（因为采邑制、世官制等“先王之制”是对他们利益的最重要保障），总体上倾向于限制王权扩张、反对王室改革创新的既得利益集团。

当我们跳出王畿的范围，放眼广阔的周朝天下，我们可以看到各诸侯国也在逐渐强大，而周王室对他们的管控在不断削弱。诸侯国在各自封疆内站稳了脚跟，当初周王室授予他们的高度自治权已经使得他们逐渐演变成实际上的独立国家，羽翼渐丰的“守土之臣”不再惟王命是从。比如说，上文提到的那次周夷王时期王室军队讨伐齐献公的战役，很可能是以周王室的失败而告终，因为此后齐献公仍然得以继续执政。

周王室实施的一系列旨在管控诸侯国的常规制度安排，例如（一）分封姬姓王室宗亲为诸侯，依靠血缘纽带来保证政治忠诚；（二）诸侯新君嗣位需经王室策命认可；（三）诸侯国君、卿大夫需到王廷朝见，领受周王政令；（四）诸侯国君、卿大夫需参加周王召集的会盟；（五）周王巡视地方，宣示权威、考课诸侯；（六）在诸侯国设置周王室直接任命的“监国”上卿等等，也逐渐流于形式，失去效力。比如说，通过宗法血缘来实行政治控制的政策设计被证明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那些周王室最为倚重的同姓宗亲诸侯，到了西周中晚期，与直系王族隔了七八代之后，也不再觉得自己与周王有什么特别亲近。又比如说，“监国”上卿（比如齐国的国氏、高氏）是所监察国的世袭贵族，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利益逐渐和所在国紧密结合，而与王室则没有关系了。⁽³⁾

从匡扶到颠覆：诸侯—王室关系的演变

在理解了周王室实力不断削弱、王畿内卿大夫家族和王畿外诸侯国的势力不断壮大的历史背景后，我们可以通过梳理西周中晚期发生的数次重大王室政治危机，来观察诸侯与王室实力对比和相互关系的演变过程。

第一次值得注意的王室政治危机发生在周懿王—周夷王时期。周懿王被认为是一位执政能力较差的君主，《史记·周本纪》记载“懿王的时候，王室衰弱了”。有意思的是，今本《竹书》记载“懿王十五年，王从宗周镐京迁到槐里”，这次周王迁出（实情很可能是被逐出）都城的原因和细节虽然已经无从知晓，但背后很有可能有反对派卿大夫的推动。

在周懿王去世之后，王位并没有按照宗法制的规定传给他的儿子，而是传给了他父亲共王的弟弟辟方，也就是周孝王。传世文献没有提供这次王位继承异常事件的细节，但是，根据周代“兄终弟及”案例的一般情况，可以推测王室卿大夫也一定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而他们拥立孝王的理由很可能是：时事艰难，而懿王之子幼弱不堪重任。

周孝王去世后，王位又没有传给他的儿子，而是传回给懿王的儿子燮，就是周夷王。夷王的即位是诸侯拥立的结果，从表面上看是一次诸侯匡扶王室的正义行动，反映出诸侯维护宗法制“父死子继”核心原则的立场。周夷王上台后，自然要对拥立他的诸侯倍加礼敬。据《礼记·郊特牲》的记载，夷王曾违背天子端坐堂上接受诸侯朝见的礼制，“下堂而见诸侯”，这是王室在特定政治局势下向诸侯献媚以寻求支持的一个生动事例。据《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文告的说法，诸侯对夷王也“投桃报李”，在他即位后身患重病时纷纷举行祭祀，为夷王祈福。

第二次严重的王室政治危机发生在周厉王（西周倒数第三位君王）时期。如前所述，周王室长期实行“以土地换忠诚”的土地分配政策，导致王室财政实力不断削弱，而卿大夫家族实力不断强盛。周厉王上台后，试图一方面不直接挑战封赏土地的“祖制”，另一方面开辟新的财税来源，以增加王室财政收入。

正如《霸权迭兴——春秋霸主论》中叙述的那样，周初分封的时候，卿大夫家族分到了数量不等的田地，而山川林泽这种难以开展农耕的地方还是属于周王所有。王室设置了一批专门官员进行管理，见于铜器铭文的就有“司虞”“司场”“牧”“司林”“司录（麓）”“司九陂”等，分别管理山泽、场圃、牧场、森林、山麓、陂池。然而到了西周中期之后，山林川泽之利逐渐被贵族（和依附于他们的平民）所蚕食，西周中期铜器卫鼎铭文上就记载了贵族占有森林的情况。

在周厉王的支持下，王室卿士荣夷公开始推行“专利”新政，“理直气壮”地试图夺回山林川泽之利，使其重新专属于王室所有。此举引起了既得利益者“国人”（王都中的贵族和平民）的强烈反对，舆论一片反对指责。既得利益集团通过大臣芮良夫之口，巧妙地避开“王室专有山林川泽之利”这个周厉王试图恢复的、具体的“先王之制”，强调“先王注重散布财利”这个更高层次的、笼罩性的“先王之制”，来攻击荣夷公，否定新政：

王室大概将要衰微了吧！那位荣公喜好专有财利而不知道预防大难。财利，是由百物生成的，天地承载的，如果有人垄断他，害处就多了。天地百物所包含的财利，谁都可以取用，怎么可以专有呢？专有财利激怒的人太多了，而又不防备大难，用这种策略教唆王，王的统治能持久吗？

那当君王的人，应当引导财利散布给在上的神灵和在下的民众，使神明、民众与天地百物没有不各得其所的，还要天天戒惧，唯恐怨恨到来。所以《颂》说：“啊！这具有文德的后稷，他的功德能够匹配那上天。使我们民众都能有食粮，民众没有不按他教导的准则去做的。”《大雅》也说：“施恩布利，培植周邦。”这难道不是散布财利而又警惧祸难吗？所以先王能够成就周朝，一直延续至今。现在王却去学专有财利，这能行得通吗？

周厉王下了很大的政治决心要将新政推行到底，他认定国人再不满也不敢颠覆自己的统治，于是采取断然措施禁止民众诽谤新政，一度使王都内的国人在路上遇到时只敢以眼色相互示意。然而，周厉王过高地估计了此时已经在走下坡路的王权的威慑力，过低地估计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力，三年后，国人发生暴动，厉王出奔到河水以东的彘地。⁽⁴⁾

王朝不可一日无君，在厉王出奔之后，诸侯和／或王室卿大夫采取行动接管了政权，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共和行政”，前后长达十四年之久，而“共和元年”（前八四一年）也是中国历史具有明确纪年的开始。关于“共和行政”的实质主要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来自于《史记·周本纪》，就是在厉王逃走之后，两位王室重臣召公、周公共同职掌政权，号曰“共和”，大概意思应该是“共同执政，相互协和”。这种理解长期占据主流地位，近代中国革命中的“共和”概念就来源于此，指代一种不同于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

第二种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古本《竹书》中的记载，就是在厉王逃走后，一位德高望重的诸侯国君共伯和（共国君主，名和）摄行王政，号曰“共和”。清华简二《系年》的说法更加清晰：

到了厉王的时候，厉王大行暴虐，王室卿士、各部门长官、王都内民众不能忍受，于是把他赶到彘地，共伯和即位摄行王政。过了十四年，厉王的儿子宣王即位，共伯和回到他的宗主国。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的王子朝公告里是这样描述周厉王时期的史事的：“到了厉王，王的内心乖张暴虐，民众不能忍受，使王住到了彘地。有诸侯离开他的君位，来干预王室的政事。宣王有了正确的志向，然后诸侯把王权奉还给了宣王。”这里提到的“诸侯”，不可能是身为王室重臣的周公、召公，而只可能是某位诸侯国君。也就是说，《左传》的说法其实是与“共伯和说”相吻合的。

还有学者认为，“共和行政”的实际情况是以共伯和、召公、周公三人为核心组成看守政府，其中德高望重的共伯和担任摄政王，号曰“共和”，而王室官僚体系的实际领袖召公、周公则执掌具体行政事务。这种说法可以看作前两种说法的一种综合。⁽⁵⁾

总而言之，“共伯和说”得到多种传世、出土文献和西周铜器铭文的印证，逐渐成为现在学术界所认同的主流说法。若以这种说法为准，那么“共和行政”比拥立夷王又更进一步，诸侯不仅可以通过拥立周王来间接干预王政，还可以直接摄行王政，这在王权强盛的西周早中期是不可想象的事，充分说明了厉王时期王权的衰颓。不过，无论是拥立夷王还是“共和行政”，诸侯的这些行动都还可以被认为是“匡扶”性质的良性干预。

周宣王（西周倒数第二位君王）即位之后，致力于重振王室权威。宣王前期，王室军队多次抗击入侵宗周王畿的狁、西戎，征讨东方不服王命的淮夷、徐国、楚荆，都取得了胜利，王室在表面上呈现出一种“中兴”的景象。然而，到了中后期，宣王对外用兵败绩增多，例如：三十三年讨伐太原之戎，没有取胜；三十六年伐条戎、奔戎，王师大败；三十九年讨伐姜戎，战于千亩，王师大败，宣王脱逃。

常年的征战以及越来越频繁的失败，使得宗周王畿地区人口减少、王室府库空虚，在兵源和军需物资等方面遭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因此宣王在千亩之战时，不得不从南土诸侯国那里征调军队作战。不幸的是，千亩之战大败，南国之师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宣王为了榨取民力，随即在“太原”⁽⁶⁾开展“料民”工作，也就是普查统计人口。此举遭到王室大臣仲山父的强烈反对，他批评周宣王“无缘无故地普查统计人口”，其实周宣王的目的很容易推测出来，因为准确的人口普查数据是征兵、增税的基础。

周宣王不仅对戎夷用兵，还企图加强对东土诸侯国的控制。十一年，鲁武公带着长子括、少子戏去朝见周宣王，宣王在王廷上废了长子括而立少子戏，是为鲁懿公。三十二年，宣王又讨伐鲁国，杀掉了弑懿公上位的懿公侄子伯御，并立懿公弟称为君，是为鲁孝公。然而，宣王试图重新行使王权、干预诸侯内政的强硬做法遭到羽翼已丰的诸侯的反感和抵制，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在宣王强行立鲁孝公之后，“诸侯多次违抗周王的命令”。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毁灭性的王室政治危机发生在周幽王时期。周宣王强推“中兴”，频繁征战，掏空了本来已经在一直走下坡路的王室财政，给继位的周幽王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幽王上台后第二年，就做了宣王想做却没做的事情：那就是突破祖宗定下、既得利益集团认可的低税率，企图通过直接增加赋税，挽救王室财政。不出预料，幽王的“增赋”新政激起了国人的怨恨，具体主持的虢石父也摆脱不了“善于奉承，贪图利益”的恶名。当然，最终使幽王和周王室遭遇灭顶之灾的直接原因，是他在处理与（西）申国关系问题上的严重战略误判。

从申侯胆敢拒绝交出废太子宜臼，并纠集鄫国、西戎公开与周王室进行武力对抗来看，在双方决裂之前，申国已经是一个具备相当实力的西方强国，很可能是幽王想要打击、削弱的对象，而废申后、逐太子不过是幽王扫清王宫中申国势力的具体举措。幽王与褒姒之间到底有多少男女真情无从考证，但是褒姒背后没有强国撑腰，这可能是幽王可以放心宠爱她、并立她的儿子伯盘为太子的原因之一。到了十年（前七七二年），幽王扫清宫中申国势力、另立太子的行动看似距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那就是强攻申国，抓获废太子宜臼，从而稳定新太子伯盘的地位。

然而，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的幽王，严重低估了申国与自己对抗到底的决心，以及申、鄫、犬戎三股反对势力联合起来之后的强大实力。反对派联军抵挡住了幽王率军亲征的攻势，并在十一年（前七七一年）乘势反攻，杀死幽王、郑桓公，犬戎杀伯服、虏褒姒，洗劫镐京而去。随后诸侯分为两派，其中以晋、郑两国为首的一派支持平王并护送其东迁至东都成周，而以虢国为首的一派支持携王与平王对抗。最后，杀死携王、终结“二王并立”局面的也是诸侯国君晋文侯。

顶层管控者出局，诸侯进入迷茫期

由此可见，在西周灭亡、平王东迁这场剧烈的政治动乱中，诸侯在干预王政方面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首次恶性颠覆了王室政权，杀死了幽王，拥立了两位新王（平王、携王），并主导和决定了这两位新王各自的命运（平王东迁、携王被杀）。无论驱使他们行动的是灭亡周室的恶念，还是匡扶周室的善念，在诸侯心目中，周王已经从他们尊崇朝觐的天子，下降为他们可以武力对抗的平辈国君，甚至再下降为需要他们帮助救济的“破落户”。这种对于周王室和周王地位认识的巨大改变，奠定了平王东迁后周王室与诸侯关系的心态基础。

东迁后的周王室忙着在东都王畿重建政权，安置跟随东迁的各卿大夫家族，同时还要对付来自于西部携王以及戎人的威胁，完全没有能力再去管控天下秩序。而亲历了宗周惨烈覆灭、平王仓皇东迁的诸侯，在春秋初年很长一段时间也不再尊崇周王。天下秩序的顶层管控者——周王室已然出局，各主要诸侯国无疑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度，开始蠢蠢欲动，谋求本国的发展。抓住“监管缺位”的战略机遇期兼并周边小国，就成了春秋初期各主要诸侯国争相采取的行动。而这种“趁乱发展”思路的极致表现，就是郑国东迁后，通过吞并（东）虢、郐等小国，实现“跨越式发展”，从宗周王畿的小国一跃成为中原地区主要诸侯国之一。

然而，另外一方面，各主要诸侯国高层的主流意识形态仍然是西周时期制定的、在国际关系层面以“诸侯和睦相处、共同事奉周王”为核心理念的周礼，各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也还很有限，思想方面想不到、现实方面也不可能发动战国时期那种大规模的兼并战争。它们仍然希望能有一个新的“侯伯”（诸侯之长，也就是霸主）出来，接替周王室继续维持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相对于战国而言）。但这个“诸侯之长”现在还隐伏在诸侯国的行列中，以国家实力为基础、以“尊王攘夷”“存亡继绝”为特征的称霸战略还没有出现，天下还处在躁动、观望的“迷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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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夷王讨伐齐献公之事，参见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2)　关于西周王畿采邑制的概况，参见吕文郁：《周代的采邑制度（增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3)　关于诸侯逐渐游离于周王室管控之外的分析，参见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

(4)　彘地见地图一。

(5)　参见陶兴华：《从清华简〈系年〉看“共和”与“共和行政”》，《古代文明》2013年第2期。

(6)　太原见地图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