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霸业的巅峰 城濮之战大败楚国

楚子文让位子玉，晋文公建立三军

前六三五年，卫人成功调停鲁国、莒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十二月十二日，鲁僖公、卫成公、莒卿庆在洮地结盟。前六三四年春，王正月，鲁僖公又与莒兹丕公、卫宁庄子在向地⁽¹⁾盟誓，重申洮之盟的誓言。齐国凭借着先前的王室“认证”，此时仍自诩为中原霸主，于是派出军队讨伐鲁国西部边境，惩罚鲁国私自与他国会盟。到了夏天，齐孝公又亲自率军讨伐鲁国北部边境。卫国⁽²⁾根据洮之盟的约定，出兵讨伐齐国以救援鲁国。同时，刚加入楚集团的宋国敏锐地察觉到晋国的崛起，又仗恃着晋文公流亡时曾经得到过宋襄公的善待，决定脱离楚国转投晋国。

在这种国际政治背景下，鲁卿东门襄仲、臧文仲前往楚国，与令尹子玉会面，引导他讨伐齐国、宋国，以惩罚他们不向楚国称臣。由此可见，继郑国（前六三八年）之后，鲁国也脱离了齐集团，而转而服从当时积极谋求称霸中原的楚国。

冬天，楚令尹子玉、司马子西率军讨伐宋国，包围了缗邑⁽³⁾。随后，鲁僖公带着楚军讨伐齐国，攻占了齐邑谷⁽⁴⁾。僖公把齐桓公之子公子雍安置在谷邑，让易牙奉养他，作为鲁国对抗齐国的后援，而楚申公叔侯则率军在谷邑戍守。自诩为中原霸主的齐国领土上竟然出现了楚国驻军，此外还有七个齐桓公的儿子都在楚国做官，这充分说明齐国的霸业已经衰败，而楚国称霸中原的野心已经膨胀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前六三三年夏六月十八日，齐孝公去世。据《史记·齐太公世家》，孝公的弟弟公子潘靠着权臣卫公子开方杀了孝公的儿子而自立，就是齐昭公。

楚成王准备包围宋国，命令已经致仕养老的前令尹子文重新出山。子文在睽地操练军队，一早上就完毕了，没有惩处一个人。令尹子玉又在蔿地操练军队，一整天才结束，鞭打了七个人，穿了三个人的耳朵。如前所述，前六三七年子文已经将令尹的位置让给了子玉，此时楚国执政是令尹子玉，掌管军事的是司马子西，子文已经退居二线。楚成王此次命令子文出来操练军队，其实是表示对子玉不信任，希望由子文主持此次军事行动。但子文仍然看好子玉，因此故意潦草完事，不行威权，把展示的舞台再次让给子玉。

军队操练结束后，许多卿大夫都向子文道贺，祝贺他选了子玉这样一个严格强干的接班人。子文跟他们一起喝酒，大家相谈甚欢。大夫蔿贾当时还年轻，他也收到邀请参加酒会，但却迟到了，而且到了之后也不向子文道贺。子文问他为什么这样，蔿贾说：“我不知道有什么值得祝贺的。您当年将国政传给子玉，说‘是为了安定国家’。国内安定，国外战败，能获得什么？子玉如果大败，是因为您举荐他做他无法胜任的令尹职位。您举荐子玉使国家失败，我有什么好祝贺的？子玉刚强而不遵礼制，不可以任用他治理民众。如果让他带领超过三百辆兵车的军队去作战，恐怕就不能再带着军队安全进入楚国了。子玉如果能平安进入国都我再道贺，有什么晚的呢？”

冬天，楚成王、陈穆公、蔡庄公、郑文公、许僖公率军包围宋国都城。在晋文公流亡时就与他有私交的宋卿公孙固前往晋国告急。先轸说：“报答当年宋国对我们的施恩，拯救宋国被楚集团围攻的祸患，取得战胜楚国的威名，奠定称霸中原的大业，就在此时了。”狐偃说：“楚国刚刚得到曹国的投诚，而且新近与卫国联姻，这两个国家是楚国维护其称霸事业大好局面必然要力保的国家。如果讨伐曹国、卫国，楚国一定会转而救援它们，那么齐国、宋国就能免于兵祸了。”

晋国于是在被庐进行大阅兵，在上、下二军的基础上增设中军，并开会商议元帅（中军帅）人选。赵衰说：“郤縠可以。臣下几次听他讲话，这个人喜好礼、乐而厚爱《诗》《书》。《诗》《书》，是道义的府库；礼、乐，是美德的准则。美德、道义，是利益的根本。《夏书》说：‘有益的话全部采纳，根据功效加以试验，如果成功，则用车马服饰作为酬劳。’君主试用一下他吧！”于是任命郤縠为中军帅，郤溱为中军佐。

文公准备任命狐偃为上军帅，狐偃把这个位子让给了哥哥狐毛，自己做了上军佐。

文公准备将赵衰从大夫提拔为卿，让他在下军任职。据《国语·晋语四》的记载，赵衰推辞说：“栾枝忠贞谨慎，先轸有谋略，胥臣见多识广，都可以作为辅臣，臣下不如他们。”于是将下军职位推让给栾枝、先轸。晋文公于是任命栾枝为下军帅，先轸为下军佐。此外，文公还任命荀林父为元帅驾车，魏犫担任元帅战车的车右。

晋国六卿（三军帅、佐）由郤氏、狐氏、栾氏、先氏成员担任，这四个家族都在前文所述的十一个旧族之列，而且就是《左传·昭公十三年》所说的、为晋文公夺权出力最多的四个家族，是晋文公任用旧族、重用功臣担任朝廷“近官”的明证。

需要指出的是，晋国采取的是“军政合一”的卿官体制，三军帅、佐与六位正卿一一对应，因此当时晋国六卿按位次是：

一、中军帅郤縠（执政卿）

二、中军佐郤溱

三、上军帅狐毛

四、上军佐狐偃

五、下军帅栾枝

六、下军佐先轸

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采取的都是“军政合一”的卿官体制，也就是说，各国的卿平时在朝廷担任政务官，战时就担任军队将帅，而不像后世那样，文官与武将分工，军权与行政权分离。但值得注意的是，《左传》列举其他国家正卿时，都是称呼他们的政务官职，比如《左传·文公七年》这样列举宋成公去世后的宋国六卿：“夏，四月，宋成公去世。当时公子成担任右师，公孙友担任左师，乐豫担任司马，鳞矔担任司徒，公子荡担任司城，华御事担任司寇。”

然而，从此次被庐阅兵首次列举晋国众卿起，《左传》每次列举晋国众卿时，一直以军职称呼他们，而从不称呼其政务官职，以至于后人都无从知晓晋国众卿平时担任的是什么政务官。这表明晋国在此前后已经建立了一种具有“先军政治”特色的卿官体制，也就是说，晋国正卿首先是军队将佐，军职名称就是他们的官名，平时则各自分管一块政务工作。建立“先军”卿官体制与大力推进军队规模扩张和装备水平升级（参见页271）相呼应，反映出晋文公政权极度重视军队建设的战略思路，为推动晋国成为春秋时期头等军事强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被庐阅兵之后，晋国不仅建立起了“先军”卿官体制，还专门设置了叫做“执秩”的新官职来管理卿大夫的职级、位次、爵禄等事务，它所执行的法度被后世称为“执秩之法”，可以说是先秦版的“高级干部管理条例”⁽⁵⁾。前五九三年，晋执政卿范武子励精图治，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在修治后重新颁布实行晋文公制定的“执秩之法”；前五一三年，孔子批评晋卿赵简子、中行文子在铁鼎上所铸的刑书是“乱制”，他的建议就是要恢复晋文公时期的“执秩之官”“被庐之法”，可见此次大阅兵期间进行的制度建设在后人心目中具有多么崇高的地位。

晋文公侵曹伐卫，设计激怒子玉

前六三二年春，晋文公准备讨伐曹国，从卫国⁽⁶⁾借道，卫人不答应。这正中晋人下怀，晋军返回，绕路从卫国以西渡过河水，然后向东进军，讨伐卫国，正月九日，攻占了当年曾接受过野人土块的五鹿⁽⁷⁾。之所以要夺取五鹿，除了因为此地是周道网络的交通枢纽（可沿五鹿—陉山道直抵曹国都城）⁽⁸⁾，很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应验狐偃关于上天赐予晋文公土地的预言（参见页118）。《商君书》《吕氏春秋》《韩非子》都记载，此次伐卫之后，晋迫使卫国将其境内田垄方向变成东西方向，目的是方便晋军战车日后入侵卫国。

二月，晋军中军帅郤縠去世。排位第六的下军佐先轸被破格提拔为排位第一的中军帅，胥臣补先轸缺担任下军佐。据《国语·晋语四》，此次攻取五鹿就是先轸的计策，文公因此破格提拔他；而补先轸位的则是去年赵衰推荐过、还未安排职位的胥臣。

晋文公、齐昭公在卫地敛盂⁽⁹⁾举行会盟。齐昭公在去年刚刚依靠政变上台，需要外部势力的支持来帮助他稳定君位，这可能是促成他与晋文公结盟的重要原因之一。卫成公请求参与会盟，晋人不答应。卫成公又打算投靠楚国，国人反对，于是把卫成公逐出国都来作为对晋国的交待。卫成公出居到卫地襄牛。

先前，鲁国派出国卿公子买帮助卫国戍守都城。当晋军讨伐卫国时，楚人曾试图救援卫国，没有成功。鲁国发觉楚国不像它之前预料的那样强大，害怕晋国战胜后回来惩罚鲁国，于是派人杀了公子买，说戍守卫国是公子买自己的主意，以此向晋国解释。但是，鲁国又不敢跟楚国完全决裂，于是又向楚人解释说，杀了公子买是因为他还没到期限就私自撤兵回国。鲁国试图在两大争霸强国间左右逢源的情态可谓是跃然纸上。

晋文公包围了曹国都城，攻打城门，没有攻下，死了很多晋人。曹人把尸体陈列在城墙之上，晋文公为此感到很忧虑。他听到军队中舆人的谋划，说“在城外曹人墓地上扎营”，于是命令全军照做。城内曹人担心先人墓冢被晋人毁坏，十分害怕，于是赶紧把战死晋人的尸体装入棺材送出城。晋人趁着曹人军心不稳的时机发动猛攻，三月八日攻入曹都。

入曹之后，晋文公数落曹共公不能重用贤臣僖负羁，而且区区小国竟然有三百名乘坐轩车的卿大夫，而且还提到了当年曹共公偷看自己洗澡的丑行。他命令晋人不准进入僖负羁的住所，而且赦免他的族人，报答僖负羁当年对公子重耳的善意。

文公对僖负羁的报答激起了魏犫、颠颉两位晋大夫的忿恨。这两位都是当年跟随晋文公流亡的人，然而去年建立三军时，魏犫仅仅担任车右，颠颉官职就更低，而当时的中军帅郤縠（此时已过世）、中军佐郤溱、下军帅栾枝都不是跟从流亡的人。这两人说：“不替有功劳的人着想，还谈什么报答？”于是违抗晋文公的命令，烧了僖负羁的家。在烧房子过程中，魏犫和僖负羁的家臣发生打斗，胸部受了伤。文公要杀了魏犫，又爱惜他的才能，于是派人去慰问他，并探察他的伤情，如果身体太弱成了废人，就用刑杀了他。魏犫把胸口的伤口包扎好，出来对使者说：“托君主的福，怎么会不安好！”于是跳远三次，跳高三次，表示伤口已无大碍。文公这才放过了他，而只杀了颠颉，架着尸首巡行军中，用以威慑兵众。魏犫虽然免了死罪，但是车右一职已被革除，于是任命从亡诸臣之一的舟之侨担任车右。

宋人派出门尹般前往晋军营垒告急。晋文公说：“宋人告急，如果舍弃宋国不救，宋国就将与晋国断绝关系而转投楚国；告诉楚国使其放过宋国，楚国又不会答应。我想要与楚国交战，但齐国、秦国还没有答应出兵支持，怎么办？”先轸对答说：“让宋人放开我国，而去给齐国、秦国送财礼，请这两个大国去求楚国，请它放过宋国。与此同时，我国逮捕曹君，而把一部分曹国、卫国的田地赐给宋人，以稳固宋人跟从我国的志向。楚国重视曹国、卫国，绝不能容忍背叛自己的宋国得到土地，而新归附自己的曹国、卫国却丧失土地，因此一定不会答应齐国、秦国。齐国、秦国一方面为宋国送的财礼感到欣喜，一方面对楚国的顽固感到愤怒，还能不出兵支持我国与楚国交战吗？”文公悦服，于是逮捕了曹共公，而把一部分曹国、卫国的土地分给宋人。

就在晋国高层谋划如何引诱齐国、秦国支持自己与楚国交战时，楚成王回到楚国境内的申县⁽¹⁰⁾，同时命令申公叔侯从齐邑谷撤兵，子玉从宋国撤兵，说：“不要跟从晋军与它交战。晋侯在外流亡了十九年了，而最后得到了晋国。世道的险阻艰难，都已经尝过了；民众的真情假意，都已经知道了。上天借给他年岁，而除去了妨碍他的祸害。上天要安置的，怎么可能废弃呢？《军志》说‘适可而止’，又说‘知难而退’，又说‘有德之人不可以与之为敌’。这三条，说的就是晋国。”

子玉收到楚成王的命令之后，派斗椒到申县请求出战，说：“不敢说一定能有军功，只是希望借此机会塞住谗言罪恶小人的嘴。”子玉将楚成王要求撤军的命令解释成受小人谗言蛊惑之后所做的错误决定并拒绝执行，这让楚成王非常生气。但此时子玉正志得意满，楚成王也不好断然否决，为了防止战败损伤楚国元气，于是只给了他西广、东宫和若敖六卒所属的军队。

子玉派出使者宛春告诉晋军说：“请晋国使卫侯复位，而使曹国复国，臣下也会放弃对宋国的包围⁽¹¹⁾。”

狐偃说：“子玉无礼啊！我国君主只取得楚国放过宋国这一项成果，而子玉作为臣子，却取得使卫成公复位、使曹国复国这两项成果，不能失去这次与楚国交战的机会。”先轸对晋文公说：“您答应他。安定他人符合礼。楚国一句话而安定宋、曹、卫三个国家，我们一句话就使它们失去这种安定。如果我们拒绝楚国，那就是我们无礼，凭什么来开战呢？不答应楚国的请求，这是抛弃宋国；本来是为了救援宋国却又抛弃他，对诸侯怎么交待呢？楚国提出这个要求就相当于有三项施恩，我们如果拒绝楚国的要求就相当于有三项怨仇，怨仇如果多了，将要凭什么作战？不如在表面上答应子玉之后，再私底下答应恢复曹国和卫国来使他们与楚国离心，逮捕宛春来激怒楚国，等仗打起来再说。”

晋文公采纳了狐偃、先轸的建议，于是违背外交惯例扣留了宛春，并且私下答应恢复曹国、卫国。曹国、卫国宣布与楚国断交。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卫国应该已经分为两股政治势力，宣布与楚国断交的是国都内的卿大夫，而出居在外的卫成公则派遣军队参与了楚集团联军。

晋人的做法果然激怒了子玉，他解除了对宋国的包围，率领全部军队跟随晋军，寻求决战。晋军向后撤退。晋国军吏说：“让君主躲避臣子，这是屈辱的行为。而且楚军已经疲敝了，为什么要后退？”狐偃说：“军事行动有理就勇壮，理亏就疲敝，哪里在于时间久呢？如果没有楚国当年给予的恩惠我们到不了这里，依照君主当年对楚王的承诺而后退九十里避让楚军，就是对楚国的报答。我们如果背弃恩惠不兑现诺言，来捍卫楚国的仇家宋国，那就是我们理亏，楚国有理。他们的兵众向来士气饱满，不能说是已经疲敝。如果我军退避后楚国也班师回国，我们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呢？如果楚军还不回国，君主后退、臣子冒犯，那就是他们理亏了。”于是晋军后退九十里。楚国兵众想要停下不再进逼，子玉不答应。

城濮大战败楚军，践土朝王任霸主

夏四月初一，晋文公、宋成公、齐卿国庄子、齐卿崔夭、秦卿小子慭率军驻扎在卫地城濮⁽¹²⁾。与他们对峙的是令尹子玉率领的楚集团联军。据《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清华简二《系年》的记载，则晋集团参战的还包括晋惠公时期从秦地迁来的群戎，楚集团参战的还包括郑国、卫国（卫成公党羽）、陈国、蔡国和群蛮夷。

晋文公看到楚军背靠着险峻的丘陵扎营、占据着地形优势，感到很担心；他听到舆人们编的顺口溜，说“肥沃的休耕地上青草茂盛，舍弃旧的而谋划新的”⁽¹³⁾，又感到不能放弃这个机会，因此非常纠结。狐偃说：“开战吧！交战胜利了，必定能得到诸侯成就霸业。如果不胜，晋国外有河水，内有太行山，必定不会有大祸害。”文公问：“拿先前楚国对我们的恩惠怎么办？”栾枝说：“汉水以北那些姬姓诸国，都是楚国攻灭的。想着小恩惠而忘记大耻辱是错误的，不如开战。”

然而晋文公的纠结并没有结束。他又告诉群臣，自己睡觉时梦到与楚成王搏斗，楚王趴在自己身上并咀嚼自己的脑，因此对开战感到害怕。狐偃说：“这个梦是好兆头。我们得到天，楚趴着认罪，我们还柔服了它。”晋文公仰卧，面向上，狐偃将其解释为“我们得到天”。楚成王面朝下趴着，狐偃将其解释为“楚趴着认罪”。古人认为脑是阴柔之物，楚成王咀嚼晋文公的脑，狐偃将其解释为“我们还柔服了它”。这些充满“正能量”的解释让晋文公打消了疑虑，下定决心与楚国决战。

大概就在晋文公做恶梦前后的几天，楚方主帅子玉也做了个梦。先前，子玉请人为自己做了一顶琼瑰装饰、玉饰系带的精美皮冠，做好后还一直没有戴过。在子玉的这个梦里，河水之神对他说：“给我你的皮冠，我赐给你宋国腹地孟诸泽⁽¹⁴⁾的麋鹿。”所谓“赐给你孟诸泽的麋鹿”，也就是保佑子玉此战取胜，赢得宋国归服。

子玉醒来之后将这个梦告诉了左右臣子，并且表示并不打算将皮冠投入水中献给河神。大夫孙伯和子西派荣黄去劝谏子玉，子玉不听。荣黄急了，说：“献出生命如果对国家有利，尚且要去做，何况是献出一顶琼玉装饰的帽子？与战争的胜利相比，皮冠的价值就像垃圾一样低贱，如果可以用它使得军事行动成功，还有什么好爱惜的？”子玉还是不听。荣黄出来之后，对孙伯、子西说：“不是河神要让令尹失败，令尹自己不为民众尽心尽力，实在是自寻失败。”

如果荣黄是真心相信河神法力，那么他劝谏的主要原因就是担心河神被子玉拒绝之后，会发怒降祸于楚军，导致楚军在战斗中失败。我倾向于认为，荣黄并非真心相信河神有什么法力，而他劝谏的主要原因就是看重这一举动对于相信鬼神的普通楚军将士心理上的影响作用。子玉如果愿意将皮冠拿出来献给河神，那么楚军领导层就可以在河水边举行一场沉宝祭神仪式，广为宣扬，使军中将士相信河神会帮助楚国，那么作战时楚军将士必将奋勇争先；如果消息传到晋军营垒中，还能动摇晋人军心士气，总之对于取得胜利只有好处。然而，由于子玉拒绝将宝物献给河神，这就使得楚军高层必须要将此事保密，如若泄露出去，就会使将士认为河神将不会帮助楚国，甚至可能会加以阻害，那么作战时楚军将士将心存疑虑，遇到困难时更容易溃退，从而促成楚军战败。泄露范围越大，负作用越大。子玉不以大战胜败、国家荣辱为重，而爱惜区区一顶皮冠，主动放弃这一大好的借助神力作战／鼓舞军心士气的机会，因此荣黄认为：第一，此战必败；第二，如果战败，子玉要承担全部责任，而不能扯上河神为自己辩白。

子玉派子上请战，说：“我方请和君主的士兵游戏一番，君主扶着车前横杠观看，得臣也得以瞄一眼。”晋文公派栾枝对答说：“我国君主收到命令了。楚君的恩惠，我方不敢忘记，因此后撤九十里到了这里。认为大夫您会退兵，臣子怎敢抵挡君主？我国君主既然得不到楚国撤军的命令，谨敢劳烦大夫告诉楚军中的诸位大夫：‘敕令你们的战士驾好战车，崇敬你们君主的军政大事，明早将在战场上相见。’”

此时晋军战车七百乘，已经装备停当。晋文公登上有莘之墟⁽¹⁵⁾观看军容，说：“新兵老兵严守军礼，这支军队可以用来作战。”又组织士兵砍伐树木，新造了一批兵器。

第二天，晋军在城濮摆开军阵。两军阵型如下：

子玉在战前放话说：“今天一定要灭了晋军！”

战斗开始，晋下军佐胥臣给战马蒙上虎皮，先攻击对面楚右师阵营里的战斗力较弱的陈、蔡军队。陈、蔡军队奔逃，楚右师随之溃败。

这时，晋上军帅狐毛让两辆前驱兵车插上大旗故意让楚军看到，然后率领并未受到攻击的晋上军向后撤退；晋下军帅栾枝也命令战车托着树枝制造扬尘，使得其他楚军看不清晋下军—楚右师战场的真实状况，然后率领晋下军不但不乘胜追击楚右师，反而也向后撤退。

楚左师看到远处晋下军—楚右师阵地上尘土飞扬、晋人似乎在向后撤退，而且自己面前的晋上军也往后撤退，以为晋军正在整体后撤，于是决定抓住战机，冲出阵地追击晋上军。

等楚左师大部分冲入晋上军所在区域之后，晋中军帅先轸、中军佐郤溱率领由远支公族组成的中军精锐部队拦腰攻击楚左师，然后与上军帅狐毛、上军佐狐偃一起前后夹击楚左师，楚左师溃败。

至此，楚右师、楚左师均已溃败，胜负已定。子玉及时收束住中军士卒不让他们进攻，所以楚中军没有溃败，撤出战场。

从交战的情形看来，晋军是在有条不紊地实施事先精心策划好的作战方略，而楚军主帅子玉则毫无预谋，作战时也没有发挥中军主帅统御全局的作用，导致楚右师、左师各自为战，先后落入了晋军的圈套，被晋军各个击破。

晋军吃楚军留下的粮食，修整了三天，到六日班师回国。有学者综合传世文献及清华简二《系年》认为，晋军在击败楚国之后，决定乘势压服与楚国关系最为密切的郑国，于是在回国路上讨伐郑国⁽¹⁶⁾，其情形如《国语·晋语四》所述：

晋文公以“声讨观望”为由讨伐郑国，摧毁了城上的矮墙。郑人用名贵的宝物来求和，晋文公不答应，说：“把当年建议杀掉我的叔詹交给我，我就退兵。”叔詹请求前往，郑文公不答应。叔詹坚持请求说：“牺牲臣下一个人可以解救百姓、安定社稷，君主何必对臣下如此爱惜呢？”

郑人将叔詹交给了晋国，晋人将要烹煮叔詹。叔詹说：“我希望得到机会把话说完再死，那是我的心愿。”晋文公听他陈辞。叔詹说：“上天把灾祸降给郑国，使郑国过分地在中原霸主和楚国之间骑墙观望，抛弃了礼制，违背了宗亲关系。我曾经劝阻说：‘不可以这样。那晋公子贤明，他的左右随从都是国卿级别的人才，如果回到他的国家，而在诸侯中实现志向成为霸主，郑国的祸难将无法赦免。’今天祸难来了。我当初尊重贤明、遏制祸患，这是智慧。我现在牺牲自己、救赎国家，这是忠贞。”说罢便跑去受烹刑，用手抓住鼎耳大声呼喊：“从今以后，人们知道忠心事奉君主的人，都会落得和我叔詹一样的下场！”晋文公于是下令不杀叔詹，待以厚礼，然而将他送回了郑国。郑人任命叔詹为将军。

二十七日，晋军到达郑地衡雍。周襄王得知晋军战胜，亲自前往衡雍附近的郑地践土⁽¹⁷⁾慰劳，晋人为周王修筑了行宫。郑国派大夫子人九到晋军营垒求和。栾枝进入郑都与郑文公盟誓。五月九日，郑成公来到衡雍，与晋文公盟誓，表示服从晋国。

十日，晋文公在践土行宫向周襄王进献楚俘，包括一百辆披甲战马牵引的战车、一千名步兵。郑文公辅相襄王接受晋文公献俘，所用的正是当年郑武公辅相周平王给晋文侯赐命时所用的礼仪。

十二日，襄王设享礼款待晋文公，又命尹氏、王叔文公、内史叔兴正式策命晋文公为“侯伯”（诸侯之长，也就是霸主），赐给他大路车、戎路车，一把红弓、百支红箭，十把黑弓、千支黑箭，鏚钺，一卣香酒、一套圭瓒，三百位虎贲勇士⁽¹⁸⁾，说：“王对叔父说：‘恭敬地服从周王的命令，以安抚四方诸国，惩治驱逐对王室行恶事的人。’”晋文公三次推辞，然后接受策命，说：“重耳谨敢两次行稽首礼，接受和宣扬天子重大光明的赏赐与策命。”接受简策出去。

此次接受赏赐的不仅有晋文公，还有他的股肱谋臣狐偃（子犯）。就在这一天，狐偃接受诸侯国贡献的铜块，铸造了一套编钟。这套编钟有十六枚流传到了今天，现收存于台北的公、私藏家（台北故宫博物院十二枚，私人藏家四枚），分为两组，每组八枚。两组编钟均有铭文，内容相同。每组铭文分铸在八枚上，合为全铭，释文如下⁽¹⁹⁾：

唯王五月初吉丁未，子犯佑晋公左右，来复其邦。诸楚荆不听命于王所，子犯及晋公率西之六师搏伐楚荆，孔休大功，楚荆丧厥师，灭厥渠。子犯佑晋公左右，燮诸侯，俾朝王，克奠王位。王赐子犯辂车、四马、衣、裳、带、巿、佩。诸侯羞元金于子犯之所，用为和钟九堵，孔淑且硕，乃和且鸣，用燕用宁，用享用孝，用祈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乐。

从编钟铭文可以看出：

第一，当时晋国称楚国为“楚荆”，一方面承认其正名“楚”，另一方面在后面加上暗示其为“荆蛮”的“荆”。这个称呼强调了晋国的正统性，渲染了楚国的南蛮属性，跟“国民党反动派”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晋国对城濮之战的官方表述是：楚荆不听周王之命，晋文公率六师（即三军，每军两师，分别由将、佐率领）讨伐楚荆，楚荆一败涂地，晋国协调诸侯，使他们共同朝见周王，成功地安定了周王的地位。这个表述将城濮之战塑造成晋国“尊王攘夷”的伟大胜利，强调了晋国作为霸主为协调诸侯、安定王室所做的重大贡献。

第三，狐偃在晋国地位极高，是晋文公的首席辅臣，也是城濮之战的重要功臣，因此得到周王赏赐命服，还得到诸侯贡献铜块铸造编钟以记功劳。

楚令尹羞愤自杀，温之会君臣对讼

楚成王得知楚军失败的消息后震怒，不假思索地派出使者斥责子玉说：“大夫如果回国，怎么面对兵源地申县、息县的父老？”子玉不知何故没有出来见使者，当时在场的子西、孙伯对使者解释说：“子玉先前想要以死谢罪，我们劝阻他说：‘你不能自杀，因为君王将要诛戮你。’”

楚成王派出第一批使者后，火气也消退了下去，这时他突然想起当年范地的巫师矞似曾经预言自己、子玉、子西三人都将不得好死，意识到使者的斥责会刺激子玉自杀，从而使楚国在军事失败之后又折损重臣，于是赶紧派出第二批使者去救人。当第二批使者与回国的楚军相遇时，子玉已经自杀，而子西也试图上吊自杀，不巧绳子断了，摔在了地上，留下一条性命。

晋文公听说子玉被杀的消息后，喜形于色，说：“没有人能害我了！蔿吕臣做令尹，奉养自己而已，心思不在领导民众。”《史记·晋世家》记载了晋文公在城濮之战胜利后的思想演变过程：

晋军焚烧楚军营垒，大火数日不息，晋文公却在叹息。左右侍臣说：“战胜楚军而君主仍然忧愁，为什么？”晋文公说：“我听说能够取得战争胜利而心安的只有圣人，而我不是圣人，因此忧惧。况且子玉还在，怎么可以高兴呢？”

子玉战败回国，楚成王恼恨他不听自己的话，贪恋与晋人交战，斥责子玉，子玉自杀。晋文公说：“我在国外攻击，楚王在国内诛杀，真是内外相互呼应。”于是才高兴。

至此我们可以更加细致地体会老令尹子文当年在物色接班人时的考虑：子玉刚而无礼，但他强势进取，有辅佐楚成王争霸中原、建功立业的志气；蔿吕臣则只是一个但求无过、明哲保身的守成之臣。两人相比较，子文自然要选择子玉作令尹，并且在楚国霸业马上就要取得胜利的时候交班给子玉，给子玉创造了“临门一脚”的大好局面。然而，子玉无视楚成王对形势的正确判断，违抗了他的撤军命令，最终在城濮惨败，辜负了子文的一片苦心。

五月二十六日，周王卿士王叔文公在践土行宫的庭中与晋文公、齐昭公、宋成公、鲁僖公、蔡庄公、郑文公、卫夷叔、莒兹丕公盟誓，盟辞最后说：“全都辅助王室，不要互相伤害。谁要违背这盟约，昭明的神灵将诛杀他，使他军队颠覆，不能享有国家，祸难一直延续到玄孙，不论老幼！”

践土之盟是晋文公霸业鼎盛的标志。如我们前面说过的那样，齐桓公霸业鼎盛的标志是葵丘之盟（参见《齐桓篇》页257）。葵丘之盟只约言而不歃血，盟辞最后并不是诅咒背盟的人不得好死、断子绝孙，而是“所有我们参与盟会的人，从订立盟约以后，完全回归到旧日的友好关系。”总体上说，齐桓霸业是很有点理想主义色彩的，而晋文霸业则要现实冷酷得多，这从两个盟辞结尾的差别中已经能看出端倪。

楚国战败后，派遣军队参与了楚集团联军的卫成公十分惧怕，于是出奔楚国，后来又到了陈国，让国都内的大夫元咺陪同自己的同母弟夷叔参加盟誓。陈国在楚国失败后也决定转而服从晋国，但到会时盟誓已经结束。

这时，有人向卫成公报告说：“元咺已经私自拥立夷叔为君了。”元咺的儿子元角正跟随卫成公在外流亡，成公马上派人杀了他。元咺虽被诬陷，仍然没有反叛，而是奉夷叔进入卫都固守。

六月，晋人决定送卫成公回国复位。此时，跟随卫成公流亡的人和跟随元咺守国都的人之间相互猜疑，人心不安。卫卿宁武子在卫地宛濮⁽²⁰⁾与双方代表盟誓，盟辞说：“上天祸害卫国，君臣不和协，所以才遭到这样的忧患。现在上天引导出自己的本心，让大家都放下成见而相互听从。没有留下的人，谁来守卫国家？没有出行跟随君主的人，谁去捍卫君主的牛马财产？由于留下的人、出行的人不和协，因此在大神您面前明白乞求宣誓，以求诱导上天的本心。从今天以后，出行的人不要仗恃自己的辛劳，留下的人不要害怕有罪。谁要违背盟约，祸害就会降临到他头上。昭明的神灵和先君，都将惩治诛杀违约的人。”国人听到这个盟誓，人心才安定下来。

然而，卫成公仍然担心国内有人会预谋害他，于是在约定日期之前突然回国。成公进城时，夷叔正准备洗头，听说国君回来了，非常高兴，于是握着头发走出来，卫成公的前驱公子歂犬、华仲把他射杀了。卫成公看到杀人现场，知道夷叔的确没有造反，于是赶紧仆倒在地，把自己的头枕在夷叔尸体的大腿上，做出为他痛哭的样子。歂犬向外逃，成公派人杀了他。元咺出奔到晋国。

城濮之战时，晋国中军在沼泽中遇到大风，丢失了前驱大兵车左边的旃旗。执掌军政的司马依据军法杀了掌管军旗的祁瞒，在诸侯军中巡行示众，任命茅茷取代他。

晋军班师回国，六月十六日，渡过河水。戎车车右舟之侨无视军纪，先行回国，范武子摄行车右之职。

秋七月，晋军整顿军旅，奏凯歌进入国都，在太庙向祖先进献俘虏，举行酒会，重赏功臣，征召诸侯在温邑会盟，目的是观察他们对晋国的态度，并讨伐有二心的诸侯。杀了违反军纪的舟之侨，将尸首在国中巡行示众。国都内的民众，从此对晋文公衷心拥戴和顺服。

据《史记·晋世家》记载，晋文公颁行赏赐时，定狐偃为头功。有人说：“城濮之役取得胜利，是靠先轸的谋略。”文公说：“城濮之役，狐偃劝我不要失信。先轸说‘军事以胜利为重’，我采用他的谋略而获胜。然而此处先轸所说的只是适用于一时的权宜说法，而狐偃所说的却是千秋万世的功业，怎能把一时的利益凌驾于千秋万世的功业上呢？因此狐偃的功劳排在前面。”

实际上，《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在叙述城濮之战前，就专门回顾了晋文公在狐偃指导下，为这次晋楚争霸大决战所做的准备：

晋文公刚进入国都时就教导民众，一年后就想用他们作战。狐偃说：“民众还不知道大义，还没有安居乐业。”文公于是出国稳定襄王君位，入国务求让民众获得利益，民众安于生计了。

此时晋文公准备要征用民众出战。狐偃说：“民众还不知道诚信，不明白它的作用。”文公于是讨伐原邑来示范诚信。在此之后，即使是做买卖的商人，也不谋求丰厚的利润，都明码实价。

文公问：“现在可以征用民众出战了吗？”狐偃说：“民众还不知道礼制，社会上没有生成恭敬的氛围。”文公于是在被庐举行大阅兵来演示礼制，建立“执秩”来端正官制。民众听从君主命令，行事不迷惑，然后才用他们作战。

在这里我们要回顾一下狐偃这位一直陪伴着晋文公的股肱之臣。在公子重耳十九年的流亡生涯中，能谋善断的狐偃一直是从亡者团队中的“灵魂人物”：公子重耳决定出奔到狄地等待时机、拒绝在晋献公去世后回国夺权、离开狄地前往齐国、收下五鹿城外野人土块、放弃齐国安逸生活重新上路、迎娶晋怀公抛弃的怀嬴等关键决定，都是出于狐偃的谋划，可以说是一位善断大事的奇才。正因为如此，所以楚国令尹子玉在劝说楚成王杀公子重耳以绝后患被拒绝之后，又劝成王杀掉狐偃以断其羽翼。

然而，狐偃也有他的“短板”，那就是文才不足，因此不善于在外交场合应对宾客、构思复杂细致的政策。晋文公归国即位之后，起用了才能出众、深知国政弊端、富有改革意识的国内名臣郭偃主导头绪繁多、任务复杂艰巨的内政改革，在人才、经济、军事等方面为称霸积蓄力量；而狐偃则继续引导晋文公申明大义、示范诚信、端正礼制，在“核心价值观”层面将晋国改造成一个足以使中原诸侯真心归服的霸主国。在城濮之战整个过程中，狐偃又力主与楚决战，一路出谋划策，为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墨子·所染》篇以给蚕丝染色比喻贤臣对春秋时期五位霸主的影响，说：“齐桓公受到管仲、鲍叔的染色，晋文公受到舅犯（即狐偃）、高偃（即郭偃）的染色，楚庄王受到孙叔、沈尹的染色，吴王阖庐受到伍员、文义的染色，越王勾践受到范蠡、大夫种的染色。这五位君主受到了恰当的染色，所以能够称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这段话明确指出齐桓霸业的头两位功臣是管仲、鲍叔，而晋文霸业的头两位功臣是狐偃、郭偃，都是很准确的评价。

冬天，晋文公、齐昭公、宋成公、鲁僖公、蔡庄公、郑文公、陈共公、莒兹丕公、邾文公、秦人在南阳温邑会面，会议的主旨是声讨不服从新霸主晋国的国家，主要是卫国和许国。

会议期间，在晋人主持下，卫成公和元咺进行了一场诉讼。由于君臣地位不对等，不能直接打官司，因此由宁武子担任辅相，陪同卫成公在旁等候；鍼庄子担任“坐”，代表卫成公出席诉讼；士荣担任“大士”，具体负责与元咺一方往来辩论。卫成公一方败诉，晋人杀了士荣，砍了鍼庄子的脚，认为宁庄子是忠良之人，免除对他的惩罚。晋人于是逮捕了卫成公，把他安置在周王室王城的深室中，由宁武子负责提供衣食。元咺回到卫国，立了公子瑕为国君。

这是春秋时期见于记载的第一次在霸主主持下进行的“国际法庭审判”，可以说是启动了一种全新的诸侯国内部矛盾化解机制。虽然晋人通过安排鍼庄子、士荣代表卫成公与元咺争讼，试图规避君臣直接打官司对周礼“君尊臣卑”基本设定的直接破坏，但此次君臣争讼还是召来了保守派的强烈谴责（详见下文周襄王的论述）。然而，在务实的晋文公看来，正视在各国内部客观存在的君臣矛盾，由最具权威的霸主出面组织“国际法庭”来进行审判或仲裁，从而用一种相对公平合理（但不合周礼）的方式解决问题、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引发国际局势动荡，这是作为国际秩序管控者的霸主应该承担的责任，可以说是明确了“霸政”的第八项主要任务“裁决”。卫成公败诉后被关押在周王室监狱，表明霸主的裁决权来自于他所代表的周王。

在此次大会期间，晋文公还再次召来周襄王，带领诸侯朝见他，并邀周王到河水以北的南阳地区狩猎。这从表面上看是晋文公“尊王”，可是他“以臣召君”的行为，严格说来已是违礼，体现了晋文公在内心深处只是将周王作为证明自己霸业成就的工具。选择南阳地区的目的，应该是利用“周王狩猎秀”向天下宣示：南阳这块周王室和郑国都没能成功收服的“烫手山芋”，在赐予晋国短短三年后，已经完全处于晋人控制之下，是周王可以安心狩猎的地方了。也就是说，周王此次前来，其实是在给晋国的“南阳新区”“剪彩”，给新科霸主晋文公的内政成就“背书”。晋文公的做法，可以说是孔子批评他“诡诈不正派”的有力证据。

十月十二日，与会诸侯包围不肯归服晋国的许国。这时，晋文公生病，曹共公的小吏贿赂了晋国的筮史，让他在给文公诊治时说：“曹国是化解疾病的关键。当年齐桓公召集会盟而重封异姓国，如今君主召集会盟而灭亡同姓国⁽²¹⁾。曹国始封君曹叔振铎是文王的儿子，晋国始封君唐叔虞是周武王的儿子。而且会合诸侯灭亡同姓兄弟，不合于礼；曹与卫一样在城濮之役前得到了晋许诺使其复国的命令，但在战事结束以后却不能与卫一同复国，不合于信；罪行相同而惩罚不同，不合于刑。礼是用来推行义的，信是用来守护礼的，刑是用来纠正邪的。舍弃礼、信、刑这三者，君主准备怎么办呢？”晋文公悦服，恢复了曹共公的地位，疾病不久痊愈，和诸侯在许国城外会面。最后，诸侯未能使许国归服，无功而返。

遏止楚王称霸势头，奠定南北争霸格局

为了真正理解城濮之战的历史意义，我们要先回顾一下中原霸主国与南方楚国争雄的历史。前六五六年，齐桓公率诸侯讨伐楚国，在紧邻楚方城的召陵与楚人盟誓，齐国对楚国的战略压制在此时达到顶峰。前六四三年齐桓公去世后，齐国建立起的中原联盟迅速解体。宋襄公认为天命抛弃姬姓、姜姓两大周朝支柱族群，重新眷顾商王室，于是跳出来上演了一场“复古兴商”的称霸闹剧，而在前六三八年泓之战终结这场闹剧的，正是抓住机会北上中原争霸的楚成王。宋襄公黯然退场后，中原再无人与楚成王争衡，楚国称霸中原的事业势如破竹。前六三八年，郑文公再次前往楚国朝见，郑国服从楚国。前六三六年，宋成公前往楚国朝见，宋国服从楚国。前六三四年，鲁卿东门襄仲、臧文仲前往楚国请求出兵，鲁国也转投楚国。

到了前六三二年城濮之战时，楚国已经收服了郑国、鲁国、陈国、蔡国、许国、曹国，并已与卫国联姻，河水以南的中原地区还没有倒向楚国的，就只剩下仍然以霸主自居的齐国，以及大胆“押宝”晋国而叛楚的宋国。再看战场城濮的地理位置，已是曹、卫、鲁之间的中原腹地，楚国此时气焰之盛，在春秋时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这一仗，如果楚国获胜，则楚成王将成为事实上的中原霸主，最终逼迫周王室给予正式任命也并非没有可能。然而，晋国这个刚加入中原争霸的“新手”联合秦国、齐国、宋国，主要靠自己的军事力量一举击败楚国，而楚国先前拉扯起来的同盟体系也很快土崩瓦解，郑、鲁、陈、蔡、曹、卫都归服了晋国，周襄王也在战后立即策命晋文公为霸主。因此，城濮之战无疑是晋文霸业的巅峰，它标志着在十一年的缺位期之后（从前六四三年齐桓公去世算起），晋国接过齐国的接力棒，在名义上作为周王的代理人继续管控中原国际秩序。

楚成王将即将到手的中原霸主之位拱手送给晋文公，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城濮之战的军事失败，而实质上是由于他对争霸形势的严重战略误判。从他自己带头撤到方城以内、要求令尹子玉和申公叔侯撤军来看，他的战略是避开晋文公的锋芒，让晋文公得不到正面交战的机会。然而，在令尹子玉反对撤军之后，楚成王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他没有坚决要求子玉撤军，而是允许子玉与晋集团寻求正面交战；另一方面，他又减少了子玉率领军队的数量，从而加大了楚军失败的风险。楚成王此时的战略判断很可能是：子玉如此坚决求战，真打起来未必失败；即使失败了，也不会造成太严重的国际政治后果。毕竟，楚王毫发无损，楚军主力仍在，难道那些中原诸侯国会因为一场败仗就忘记楚国这么多年来对中原形成的高压态势，转而投向晋国这个长期游离于中原体系之外的“空降兵”吗？

然而，楚成王认为的“小概率事件”真的发生了：中原主要诸侯国真的在城濮之战后全部倒向先前在中原国际政治舞台上长期缺席的晋国，周王室也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效率任命晋文公为接替齐桓公的中原霸主。楚成王的失误，在于他对于“人心向背”因素严重估计不足，无论是从周王室角度还是从中原诸侯国角度看都是如此。

从周王室角度来说，任命晋文公为霸主，首先能够将天下的名义统治权（归属姬姓周王室）和实际管控权（归属姬姓晋公室）重新收归姬姓周人所有；其次也是西周初年周成王分封唐叔虞为方伯（详见页313）、春秋初年周平王嘉奖晋文侯东迁之功、前六三五年周襄王嘉奖晋文公勤王之功的合理演进。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如果晋文公悍然废掉周王室而僭越称王，那也无非是一次类似于曲沃代晋的小宗颠覆大宗事件，天下还在姬姓周王室宗亲手里。

然而，如果周襄王任命楚成王为霸主，则相当于承认周王室历代先君“征服南方、一统天下”的理想在自己在位期间彻底失败，公开承认蛮夷入主华夏，这是已经只剩下空壳的周王室无法承受的奇耻大辱。楚国在没有称霸之前尚且称王、与周王对立，称霸之后怎么可能反而自降身段成为周王室五等爵体系中的诸侯？如果楚成王提出要周王室正式承认楚国长期自封的王位，那么与周王地位相当的楚王如何能算是周王的代理人？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如果楚成王悍然废掉周王而成为天下的新王，那天下就真的要改姓易族了。

正因为如此，所以前六三六年周王室发生内乱时，周王室没有力邀当时实力最强、参与中原政治最积极的楚国前来“勤王”。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周王室一旦看到晋文公有心、有力成为下一个中原霸主，在城濮又打了一个胜仗，便“趁热打铁”赶紧给予他正式的霸主名分，支持他接替齐桓公维护中原国际秩序。

从某个中原主要诸侯国角度看，晋国虽然长期与中原不发生关系，但它毕竟是唐叔虞之后、周王室宗亲封国，在华夏体系中地位尊贵，与中原各国在意识形态、文化水平上没有隔阂，与鲁、卫、曹、郑等各国更有同姓之亲。非常重要的是，公子重耳从前六四四年到前六三七年四处流亡寻求支持，在当时的霸主齐国住了六年，并且先后到过卫国、曹国、宋国、郑国、楚国、秦国，其德行、能力得到齐桓公、楚成王、秦穆公、宋襄公等重量级君主的肯定，在即位之前已经积累了相当高的国际人望和期待。晋文公即位之后，又不负众望，成功“尊王”平定王子带之乱（请求周王级别葬礼待遇一事在当时可能并未广为人知），在接收南阳过程中表现出“崇德守礼”的姿态，城濮之战又成功“尊王”“攘夷”击败楚国，如果拥戴他为霸主，可以期待他将遵循齐桓公所确立的“尊王攘夷”“崇德守礼”的基本原则，保持齐桓公开创的中原国际秩序的稳定。

相比之下，楚国是南蛮国，其君主已经自立为王，抛弃了周朝的封国体系。如果拥戴楚成王为霸主，他将如何处理与周王的关系、如何处理各国在周封国体系中的地位、如何管控中原国际秩序，都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实际上，即使是到了霸道政治已经名存实亡的春秋晚期，当吴王夫差与晋定公在前四八二年黄池之会上争夺霸主之位时，晋定公仍然提出，如果吴王想要先歃血成为中原霸主，那就不能称“吴王”而只能称“吴公”，因为“诸侯国内部不可有两个君主，而周的天下也不可以有两个王”（《国语·吴语》）。而吴王之所以会同意晋国提出的要求，是因为吴国也是姬姓诸侯国，本身就愿意加入中原兄弟们的行列。

因此，中原各主要诸侯国虽然先前迫于楚国的硬实力而与它结盟，但一旦看到晋国有能力与楚国正面对抗、有意愿接替齐国管控中原国际秩序，就纷纷“弃暗投明”去拥戴能给他们更确定未来的晋文公。

除开这些基于人间事理的考虑，我们绝不能忽视在当时意识形态领域处于笼罩性地位的“天命”信仰。在宗周覆灭、姬姓周王室地位一落千丈之后，各国高层人士普遍认为天命已经开始抛弃姬姓周人而另觅新宠，连强势的姬姓郑国君主郑庄公在攻占姜姓许国都城后都哀叹说：“上天已经厌弃了周人的德行，我们这些周王室的子孙怎么能跟许国争斗呢”。从姜姓申侯灭宗周、姜姓齐僖公小霸到姜姓齐桓公称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天命下一个保佑的是姬姓周人最重要的“合伙人”——姜姓诸族，并逐渐明确为姜姓齐公族。齐桓公正是在这种“天命在齐”观念的怂恿下，在霸业达到巅峰的葵丘之盟时差一点准备要僭越为新王，而管仲也正是用“天命未至”劝住了他。

然而，齐桓公去世后齐国霸业的迅速衰落打碎了“天命在齐”的观点，争霸大戏再度拉开，对于天命所归的猜想也重新激活。宋襄公狂热地相信天命将重新眷顾姬姓周王族的“前任”子姓商王族，从而归于商王族后裔建立的宋国，因为只有子姓商王族曾经达到过与姬姓周王族一样统御天下的地位。当然，这种没有实力支撑的“天命在宋”信仰刚产生几年，就被现实无情地击碎。楚成王很可能相信天命已经彻底抛弃姬姓、姜姓这两个周政权的支柱族群，也绝对没有选择“前任”子姓商王族的余孽宋公族，而是将转移至芈姓楚王族，因为它自春秋初期楚武王称王以来就与姬姓周王族“二王并立”，是天命抛弃姬姓周王族和他的合伙人姜姓诸族之后最自然的“新欢”选择。现实中，中原诸侯国一个接一个地归服楚国，楚国在“洗白”为正常国家的路上也走得非常顺利，这足以让楚成王对自己的“天命在楚”信仰越来越有信心。偏居西方的秦穆公积极谋求参与争霸的同时，恐怕也在揣测天命所归，毕竟秦国占据的正是当年周族兴起、发展、并长期号令天下所依据的渭水流域。

就在各国争霸英主都认为天命将垂青于己之时，一个天赋异禀的晋国公子来到了他们的朝堂之上。公子重耳是同姓婚配所生，却身体康健奔走四方；他在外流亡多年，晋国也就内乱多年；他只是一个流亡公子，却有多位相国级俊才一路追随，这些似乎都不能只用常理解释，而更像是上天保佑的征兆。所以郑卿叔詹说“晋公子具备三条，上天或者要建立他成为君主吧”，楚成王说“我听说姬姓封国里面，唐叔虞的后代将是较晚衰落的，这个预言将由晋公子来实现吧！上天将要兴起的，谁能废黜他？违背上天，必定有大错”，可见当时天下不少与公子重耳接触过的贤明君臣有这样一个判断：晋公子受天命护佑，一旦返国即位，必将成为晋国一代明君。然而，稳定局势需要时间，积累执政经验需要时间，修明内政需要时间，整训军队需要时间，楚成王和秦穆公在帮助公子重耳时，都只是认为自己这样做可以为自己的称霸事业“积德”“加分”，他们谁也没有严肃地考虑过晋文公会迅速加入争霸的可能性。如果把上天赐予天命比喻成发盒饭，那么楚成王、秦穆公认为自己领到的是“霸主套餐”，而公子重耳领到的是“明主套餐”，而支持明主、匡扶诸侯，本就是霸主该做的事。

然而，晋文公回国后，一年就甩开秦军独自平定周王室内乱，并成功控制周王室和郑国都没有收服的南阳地区，四年后就大举出兵侵曹、伐卫，并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军。长期以来，在中原国家眼里，晋国是一个游离于中原体系之外、如有新闻几乎都是负面新闻（曲沃代晋、骊姬之乱、韩原战败、父子相残、兄弟相争等等）的国家，而如今却一下子窜升成为实力强大、战无不胜、“尊王攘夷”的负责任大国。我猜测，在很多中原高层人士看来，晋文公这种“一飞冲天”式的成功是很难用常理解释的（因为中原诸侯对晋国的了解非常不准确、不全面），必须归结于天命赐福，或者说，上天发盒饭，晋文公领到的才是“霸主套餐”。这种相信天命“加持”晋文公称霸的观念，可能是促使中原诸侯在战后不再观望、立即集体叛楚服晋的深层心理动因之一：在他们看来，城濮之战不是楚成王称霸之路上的一次不大不小的挫折，而是上天打破沉默、表明自己护佑晋文公称霸的“天启”。谜底最终揭晓了：天命兜了一个大圈子，最后仍然眷顾姬姓周人，只不过它喜新不弃旧，一方面大力支持姬姓晋公族，另一方面还没有完全抛弃姬姓周王族。这也就是为什么周襄王在拒绝晋文公请求天子级别葬礼时要强调说，晋公族还不具备足以取代周王族的德行：“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德行没到那份上，天命自然也不会完全转移。

那么，中原诸侯忽略了哪些至关重要的信息，以至于对于晋文公的成功感到特别惊诧呢？我认为，首先，中原诸侯只看到了晋国高层动荡不安、负面新闻频出，没有充分注意到处于中原大戏台之外的晋国一直在埋头开疆拓土、发展生产，综合实力已经达到了大国的级别。第二，中原诸侯恐怕只看到了曲沃小宗篡夺大宗君权、晋献公“尽逐群公子”的残酷，却没有充分注意到这一系列离经叛道事件“歪打正着”地促使晋国率先大规模地任人唯贤、崇德赏功，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远远走在了前面。晋公子重耳带出来的这支包括狐偃、赵衰、贾佗等人的高水平从亡者团队，就是晋国人才队伍建设一个很好的“成果展示”。第三，中原诸侯恐怕只听说背信弃义的晋惠公在韩原惨败，被秦穆公生擒回国，却没有充分意识到晋惠公党羽为了救回国君紧急启动的“作爰田”“作州兵”新政，极大地提高了国人的积极性，并让晋国率先成为兵源最为充足、扩军备战最快的国家，在军队建设方面又远远走在了前面。这种对晋国发展和实力的战略性低估以及由此造成的对晋国“空降中原”战胜楚国的猝不及防，类似于一战之后欧洲国家对德国发展和实力的战略性低估以及由此造成的对二战初期德国“闪电战”横扫欧洲的猝不及防。

从秩序建立的角度来看，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取得胜利成为中原霸主，而战败的楚成王又并没有遭受毁灭性打击，也并没有因此放弃称霸的志向，所以，晋文公通过这场“定位之战”，不仅是继承了齐桓公创立的中原国际秩序，还与楚成王“联手”开创了一个维持了将近九十年的天下国际新秩序。这个天下国际新秩序有这么几个要点：

第一，它的关键大国是两个霸主，也就是管控河、济地区国际秩序的中原霸主晋国和管控江、淮地区国际秩序的南方霸主楚国。他们所管控的地区加起来，也就构成了当时的“天下”。

第二，它的核心矛盾是晋楚争霸，准确点说是“晋守霸，楚争霸”，也就是说，晋国致力于维护自己根据周王正式授权而获得的霸主地位，稳固晋集团的势力范围，而楚国则不断挑战晋国的霸主地位，试图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将主要诸侯国纳入楚集团之中。

第三，它的主要模式是“各自管控，互相竞争，长期制衡”，也就是晋国、楚国分别管控各自势力范围内的国际秩序，并且率领各自管控的诸侯国在南北方向上展开争当天下霸主的争霸竞争（包括外交博弈和战争），而这场争霸竞争的两个对手谁也无法彻底战胜对方，使得天下整体局势长期处于一种“制衡态”。

在这个新秩序建立起来之后，无论是中原还是南方，天下所有的其他诸侯国都要在这个秩序的框架内选边站队，寻找自己的战略定位和生存空间。晋、楚两国的势力范围有一片不小的重叠区域，其中包括郑、陈、蔡、许这几个主要诸侯国。实际上，晋、楚争霸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争夺这几个“骑墙”国家的归属，其中尤以对郑国的争夺最为典型。比如说，从晋灵公十三年（前六〇八年）到晋悼公十二年（前五六二年）的近五十年里，郑国曾六次服从晋国，又六次叛晋服楚。在将近九十年的南北争霸之后，晋、楚两国都深刻意识到谁也无法彻底压服另一方，双方的盟国也都希望休战安民，最终于前五四六年在宋国斡旋下达成全面和解，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大国角力。

恩威并施控诸侯，建立五军拟天子

与居住在山地的狄人作战需用步兵，前六五〇年前晋国已经建立了左行、右行两支步兵部队。晋文公在中原一战而霸之后，立即着手加强针对晋国周边狄人的军事力量。前六三二年底，晋文公在左、右两行的基础上增加一行，成为左、中、右三行，由荀林父担任中行将，屠击担任右行将，先蔑担任左行将。

前六三一年夏六月，周王卿士王叔文公、鲁僖公、晋卿狐偃、宋卿公孙固、齐卿国庄子、陈卿辕宣仲、秦卿小子慭在王畿翟泉⁽²²⁾会盟，重温去年践土之盟达成的协议，而且谋划讨伐仍旧没有完全归服的郑国。

前六三〇年春，晋人入侵郑国，试探其军事实力，说明此时郑国又在晋、楚之间有所摇摆。狄人抓住晋国专注于郑国的时机，在夏天入侵齐国。

卫成公被关押在王城深室期间，晋文公派医衍准备用鸩毒来毒死他。宁武子得到了消息，贿赂医衍，让他下毒时减轻剂量，卫成公就没有死。鲁僖公帮卫成公请命，给周襄王和晋文公都送了十对玉，襄王同意了。秋天，卫成公获释。

《国语·周语中》记载了周襄王反对晋文公杀卫成公的言论：

在温之盟期间，晋人逮捕了卫成公，送到周王城。晋文公请求杀了卫成公，周襄王说：“不可以。那政事的施行应从上而下，在上者制定政令，而在下者执行它而不背逆，所以上下都能没有怨恨。如今叔父制定了符合礼义的政策却不执行，恐怕不行吧？君臣之间不应该狱讼。如今元咺虽然有理，却不应听取。如果君臣之间都狱讼，那父子也将狱讼，那就没有尊卑上下了。可是叔父却听取元咺的申辩，这是一次背逆了礼义。又要为了臣下而杀了他的君主，那该用什么刑令才恰当？宣布了刑令而不用，这是再次违背了礼义。仅仅一次会合诸侯，就发生两起忤逆礼义的政事，我怕今后再没有会盟诸侯的机会了。不然的话，我又何必偏袒卫侯呢？”晋人于是放还了卫成公。

据《国语·鲁语上》，则鲁卿臧文仲在晋文公毒杀卫成公不成之后，曾劝鲁僖公为卫成公请命：

臧文仲对鲁僖公说：“那卫君大概是无罪的。刑不过五种，没有隐秘毒杀的，隐秘毒杀就是因为有所忌讳。大刑是用甲兵讨伐，其次是用斧钺斩首；中刑是用刀锯断肢或去势，其次是用钻笮刺字；最轻的是鞭打体罚，都是用来威慑民众的。所以大刑在野外执行，中刑、小刑在集市、朝堂执行，五种刑法三个场所，都不是隐蔽地执行的。现在晋人毒杀卫侯不成功，也没有责罚他们派出的使者（指医衍），是有所忌讳而且厌恶担上擅杀诸侯的罪名。倘若有诸侯出面替卫君求情，晋人一定会赦免卫君。臣下听说，‘班爵相同的互相体恤，所以能够关系亲近’。诸侯有了患难，其他诸侯去体恤他，这样才能训导民众互相帮助。君主何不替卫君求情，以在诸侯间显示亲近，并且以此感动晋国呢？那晋国刚刚得到诸侯成为霸主，让它也说：‘鲁国不背弃它的亲近诸侯，我们也不可以恶劣地待他。’”僖公很高兴，送了二十对玉送给周王和晋侯，才促成晋人赦免了卫侯。

晋文公试图暗杀卫成公，其本心是要绕过持反对意见的周襄王、执行“国际法庭审判”的判决，除掉这个猜忌心重、反复无常的君主，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想要为卫国除害。然而他的这种暗地里下毒的阴狠做法，又成了孔子批评他“诡诈不正派”的有力证据。如果说齐桓霸业是令诸侯感戴的“冬日暖阳”，那么晋文霸业就更加像是令诸侯敬惧的“盛夏烈日”。

应该说，晋文公对卫成公的看法还是很准确的。卫成公获释后，马上派人贿赂周歂、冶廑，说：“如果能接纳我当国君，我让你们当卿。”周歂、冶廑杀了元咺、公子瑕和公子瑕亲弟弟。卫成公进入国都之后，祭祀先君。周歂、冶廑已经穿好礼服，准备在太庙接受任命。周歂先进入太庙，到了门口，暴病倒地而死。冶廑决定推辞不接受卿位。

九月十日，晋文公、秦穆公包围郑都，讨伐郑国仍然与楚国联络，而且先前晋文公流亡经过郑国时没有受到礼遇。晋军驻扎在函陵，秦军驻扎在氾南⁽²³⁾。

郑大夫佚之狐对郑文公说：“国家危急了，如果让烛之武见到秦君，秦军必定会退兵。”郑文公听从了他的意见，请来烛之武。烛之武推辞说：“老臣壮年的时候都比不上别人，所以没有被君主注意到；如今老了，无能为力了。”郑文公说：“我没能早点任用您，如今着急了求您，是寡人的罪过。然而郑国要是灭亡了，您也不利啊。”烛之武答应了。

晚上，烛之武借助绳索下到城外，见到秦穆公，说：

“秦国、晋国包围郑国，郑国已经知道要灭亡了。如果灭亡郑国对君主有利，谨敢劳烦贵国执事去执行。

“越过其它国家（指晋），而将远方的土地（指郑）收纳为自己的边疆地区，君主知道它的难度。为什么要用灭亡郑国来增加邻国（指晋）的土地？邻国变厚，君主就变薄了。如果赦免郑国，让郑国作为秦国在东道的主人，这样的话，秦国使者往来于秦国和中原，经过郑国时，郑国将供给照顾使者的缺乏和困难，这对君主也实在没有什么坏处。

“而且君主曾经被晋君（指晋惠公）‘赐予’过。晋君许诺割让给君主焦邑、瑕邑⁽²⁴⁾，可他早晨渡过河水，晚上就开始竖立筑墙板修城墙以防御秦国，君主是知道的。那晋国哪会满足？如果秦国攻灭郑国，郑国最终必然被临近的晋国吞并，这样的话晋国在东边将郑国纳入封疆之后，如果又向开拓它的西部边疆，不缺损秦国，将从哪里取得？缺损秦国以使晋国得利，请君主图谋一下。”

本来已经与晋文公貌合神离的秦穆公觉得烛之武这番话很有道理，于是单独与郑人盟誓，留下杞子、逢孙、杨孙戍守郑都，就单方面撤军回国了。

狐偃请求出兵攻打秦国以表示抗议。晋文公说：“不可以。没有那个人（秦穆公）的助力我到不了今天。先前依靠那个人的力量才得到政权，如今却要损害他，不仁；失去这个我们亲近的国家（指秦），不智；用交战的动乱代替合作的齐整，不武。我们还是回去吧。”于是晋国也撤军回国。

当初，郑文公驱逐自己的儿子，公子兰出奔到晋国，此次被要求跟着晋文公讨伐郑国，他请求不要参与包围郑都的战役。晋文公答应了他的请求，让他在晋国东部边境待命。晋国撤军后，郑大夫石癸、侯宣多迎回公子兰作为太子，用以向晋国示好求和，晋人答应了。三年后，郑文公去世，公子兰顺利继位，就是郑穆公。

此次伐郑，本来是秦穆公协助晋文公教训郑国，没想到秦穆公“喧宾夺主”与郑人单独结盟、留下戍守之人后扬长而去，这明显是在报复前六三五年晋文公丢下等在河水边的秦穆公独自南下、包揽勤王功劳的旧怨。秦穆公的称霸雄心一直没有消退，而晋文公又是刚被周王室任命的中原霸主，“一山不容二虎”，秦、晋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扩大，最终在晋文公去世后反目成仇、在殽山兵戎相见。而郑国一方面接受秦人戍守自己的都城，一方面又将流亡晋国的公子兰接回国立为太子，小国试图两头讨好的情状跃然纸上。

这年冬天，鲁卿东门襄仲前往王城、回报王室卿士周公阅对鲁国的访问，然后就前往霸主晋国访问。这次访问期间，晋人告知鲁国，来年将举行专门会议，确定如何分配晋国从曹国获取的土地给毗邻的诸侯国。

前六二九年春，鲁国派臧文仲前去参会。据《国语·鲁语上》的记载，臧文仲途中住在重地的馆舍。一位馆舍工作人员对他说：“晋国刚刚称霸，想巩固诸侯对它的拥戴，所以划分有罪曹国的土地赐给诸侯。诸侯无不希望分到土地，因而想亲近晋国，都想抢先；晋国未必按照诸侯固有的班次来分配，而必定亲近先去的诸侯让他们多分土地，您不可以不火速前去。鲁国的班爵本来就排在前面，如果又能抢先到达，诸侯谁还敢期望与鲁国相比？倘若您稍稍歇息，恐怕就来不及了。”

臧文仲听从了馆舍工作人员的建议，结果鲁国获得的土地在诸侯中是最多的。回来复命后，他为馆舍工作人员请功说：“分得土地这么多，是重地馆舍工作人员的功劳啊。我听说：‘一个人的善行彰显，即使身份低贱，也应奖赏；一个人的恶行露出端倪，即使地位高贵，也应惩罚。’现在由于他的一句话而开辟了疆土，功劳的彰显很大了，请君主奖赏他。”僖公于是提拔这个馆舍工作人员，赐给他爵位。

晋文公将曹国土地以“先到多得”的方式分给亲附诸侯，其实是把他在晋国内部通过大规模封赏土地来调动卿大夫积极性的成功做法运用到了国际层面。如果对比一下春秋初期鲁国、郑国之间为了交换许田和祊邑这两小块“飞地”所花费的周折，我们可以清晰地体会到周王室的权威是如何从当时的衰弱走到了今天的丧失殆尽。

这年秋天，晋国在晋地清原⁽²⁵⁾举行大阅兵，再次调整军队建制，废除先前建立的左、中、右三行，成立中、上、下、新上、新下五军。废除三行，并不意味着从此以后不再与戎狄作战，而很可能是晋人通过战争实践发现，与戎狄作战的需求通过临时从“军”中抽调士兵组成步兵部队即可，不需要保有专门的、只能与戎狄作战的“行”。与三军三行相比，五军虽然在建制数上有所减少，但是“军”是装备战车的重装部队，是管控中原国际秩序、与南方楚国争霸必须的武装力量，因此晋军从三军到五军，整体的装备水平和服务霸政战略目标的能力无疑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天子六军，而晋文公此时已拥有五军，他与周王仅一步之遥的强势霸主格局显露无遗。此时晋军帅佐／正卿依次为：

一、中军帅先轸

二、中军佐郤溱

三、上军帅先且居

四、上军佐狐偃

五、下军帅栾枝

六、下军佐胥臣

七、新上军帅赵衰

八、新上军佐箕郑

九、新下军帅胥婴

十、新下军佐先都

这里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晋国军队规模扩张和建制变更的历程：前六七八年，曲沃武公以一军为晋侯。前六六一年晋献公建立上、下二军。前六五〇年晋惠公即位时，晋已有上、下二军及左、右二行。前六三三年晋文公建立中、上、下三军（左、右二行是否并存未知）。前六三二年，晋文公在上、中、下三军之外又建立左、中、右三行。本年，晋文公废三行，建立中、上、下、新上、新下五军。

实际上，如果我们只看重装战车部队“军”的话，对于晋文公统治时期的扩军速度会有更清楚的认识。晋国从一军起家（晋武公），十七年后扩张至二军（晋献公），又二十八年后扩张至三军（晋文公），又四年后扩张至五军（晋文公），很明显可以看出，晋文公的扩军速度远远超过了他的前任。前六三六年上台后，晋文公用了短短七年时间，将晋国战车部队的规模扩大到原来的2.5倍（5／2）。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一方面应该是充分挖掘晋惠公开创的“州兵”制度的潜力，大规模向野人征兵、征军需物资，另一方面应该是发动了一场制造战车、打造兵器、繁育／购买战马的“大跃进”运动。面对着晋文公扩军的惊人数据，我们几乎可以在脑海里重现当时晋都内战车和兵器作坊里热火朝天的赶工场面。

此时狄人对中原又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势，冬天，狄人包围了卫国都城楚丘⁽²⁶⁾。十二月，卫国再次迁都到更加靠近中原的帝丘⁽²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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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向见地图五。

(2)　卫见地图四“卫3”。

(3)　缗见地图六。

(4)　谷见地图五。

(5)　关于执秩之法的分析，参见彭邦本：《“执秩之法”与春秋中期晋国的霸业》，《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

(6)　卫见地图四“卫3”。

(7)　五鹿见地图四。

(8)　相关周道参见地图七。

(9)　敛盂见地图四。

(10)　申见地图六。

(11)　卫成公出居于襄牛，尚为君主；曹共公被晋人扣留，已失去君位。所以子玉要求“使卫成公复位”、“使曹国复国”。

(12)　城濮见地图四。

(13)　古时土地肥力有限，需要轮流休耕。去年已耕种过的旧地今年不再使用任其长草，而使用去年已经休耕好的新田，所以说“舍弃旧的而谋划新的”。这句顺口溜的寓意是劝晋文公丢掉对楚国旧恩的顾虑，建立新功业。

(14)　孟诸泽见地图四。

(15)　有莘之墟见地图四。

(16)　参见马楠：《〈系年〉第七章与城濮之战史事补证》，《简帛研究》2015年秋冬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17)　衡雍、践土见地图四。

(18)　据《礼记·王制》，赐予弓箭，象征授予征伐的权力；赐予鏚钺，象征授予刑杀的权力；赐予香酒、圭瓒，象征授予祭祀的权力。

(19)　关于子犯编钟钟铭的释读，参见王泽文：《春秋时期的纪念铜器铭文与〈左传〉的对照研究》，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赵晓龙：《子犯编钟铭文补释》，《文物世界》2009年第1期。

(20)　宛濮见地图四。

(21)　齐桓公前六五九年封邢、前六五八年封卫。齐为姜姓，而邢、卫为姬姓，所以说“重封异姓国”。晋国与曹国都是姬姓，而晋国至今没有兑现重封曹国的承诺，所以说“灭亡同姓国”。

(22)　翟泉在成周城附近，见地图四。

(23)　函陵、氾南见地图三。

(24)　焦、瑕见地图三。

(25)　清原见地图三。

(26)　楚丘见地图四“卫3”。

(27)　帝丘见地图四“卫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