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战国时期的商品流通、市场与货币



战国时期，随着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逐步确立，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有了很大提升，农业生产力有所提高，农民与市场的交换活动也日渐频繁。同时，随着旧有的“工商食官”体系的瓦解，山泽渔盐之利陆续开放，手工业生产也有很大提高，商品交换日渐频繁，城市规模和交通发展都较以往有了很大提高，这些都促进了战国商品流通与工商业的发展。

（一）战国时期的商品流通

战国时期，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商品流通也日渐活跃，而社会分工的细密化，又进一步带动了产品交换与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战国时期的商业，无论在社会产品的交换深度上还是地域空间分布上，都较前代有了很大发展。

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小农与市场交换的程度也日渐加深。《孟子·滕文公上》曾记载，信仰神农之言的许行，在滕国“受一廛（土地单位）而为氓（民）”，与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孟子曾与他的学生陈向有过一段著名的对话，讲到许行等人的所衣、所冠，炊饭所用之釜甑，耕田所用铁器，都是“以粟易之”。这些日常生活用品，都需要“纷纷然与百工交易”，由此可见，战国生产分工带动了市场交易行为的增加。

李悝在魏国行“尽地力之教”，曾为“农夫五口之家”每年的收入与开销，算过一笔账，其中显示，农民日常生活的很多需求，都需要通过市场交易来完成。更值得注意的是，李悝是以钱为单位来计算农民市场消费需求的，这说明当时乡村生活市场上的商品交换行为，已不再是以物易物那么简单，而是相当一部分要借助货币来完成交易。而《史记·滑稽列传》记西门豹治邺事，也曾提到“邺三老、廷掾常岁赋敛百姓，收取其钱，得数百万”，这也可以看作当时乡村中存在货币交易的明证。

另据《管子·轻重乙》记载：“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鎌、一鎒、一椎、一铚，然后成为农；一车必有一斤、一锯、一釭、一钻、一凿、一銶、一轲，然后成为车；一女必有一刀、一锥、一箴、一鉥，然后成为女。”由此可见，基于生产分工的交换行为，已成为战国社会生产所不可缺少的重要前提。农民除了粮食、布匹、菜蔬以外，农具和若干实用物品都需要向市场购置，农民的“余粟”、“余布”已投入交换领域，手工业者制造出来的农具、陶器、木器、车辆、皮革器，也都投入交换领域。这种情况的普遍化，自然会带动商品流动与市场交易行为的不断增加。实际上，战国时期商品流通的领域与范围，较以往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此外，战国时期各国陆续以特许经营的方式，开放山泽渔盐之禁，允许商人从中牟利，也带动大宗商品的生产与交易。而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对商品的需求也日渐增加，甚至带动了奢侈品的生产。

此外，战国时期的陆路和水路交通，都较以前有了很大进步。以中原地区为例，战国时期，在魏、赵、齐等国之间有许多纵横交错的大道，通称“午道”。而南方的水上交通，更是水道纵横，四通八达。岷江、长江、汉水以及湘水、资水、沅水、澧水的交通都很通畅。同时，由于邗沟和鸿沟等南北向运河的开凿，南方和北方之间的水上交通也大有发展。战国时期交通工具的制造也有了很大进步，《考工记》所载，当时的车轮制造，已可达到“虽有重任，毂不折”的水平。而出身工匠的墨翟所造车辖（车上的一种零件，用来插于轴端的孔内），可“任五十石之重”。战国中期的造船技术已达到相当的水平。航行于岷江、长江中的舫船（两船相并而组成的大船），能够载运五十人及足够吃三个月的粮食，顺流而下，“一日行三百余里”。此外，桥梁架设和栈道的修建技术都有了极大的进步，极大便利了商品流通与长途贩运。

这些，都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与农业相比，商业经营通常有较高的利润，自然是人们追逐的目标。《史记》记载：“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史记·苏秦列传》）远程贩运的商业利润更高，《墨子·贵义》则云：“商人之四方，市贾倍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徙”与“蓰”通假，是“五倍”的意思，这说明远程贩运较其他工商业更赚钱。

（二）战国时期的市场

战国时期的市场，大致有如下几种基本类型：

第一种是农村集市。主要是农民与其他手工业者交换农产品、农具和日用品等。这种市场通常是不定期举行，参与其中的商人，大多是“贩夫贩妇”层次的小经营者。但这种市场，实际是战国时期庞大市场网络的微端。

第二种是城市中的固定市场。战国时期城市规模及居民数量，都较前代有很大提升。城市中大多会在特定区域设立固定的“市”，市的四周有“市门”，设市官管理与征税。市内列肆成行，分置商品归类，是战国城市日常商品的主要消费市场。战国时的市，有金铺、珠宝玉器铺、粮食铺、绸布铺、皮货铺、盐铺、药铺、鞋铺，上自卖良剑的，下至卖兔、羊、豚、鱼、鳖的，卖茅草、黍种的，卖浆的，杀狗卖肉的，以至卖矛与盾的，无不具备；坐肆列贩卖的，多为小商人及自产自销的小手工业者。为方便顾客，有的小手工业者还采取前店后坊的经营模式，在自己住所的前屋接受加工订货。如宋相国子罕的南邻，就是“为鞔（鞋子）者也”，其家“为鞔以食”已经有三代，若搬离此地，宋国的求鞔者将不知其处。（《吕氏春秋·召类》）

市的交易时间主要在上午，过午则散，至夕而罢，此所谓“市朝则满，夕则虚”。《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讲了一个郑人买履的故事，郑人在家量好尺寸，忘记带到市上，遂回家去取，回来的时候“市罢，遂不得履”。这说明市的交易时间，通常是固定的。

第三种市场，是跨地区的大宗商品贩运与交易。战国时期大宗商品交易，包括粮食、丝帛等农产品、各地特产，还有专供贵富之家享用的珠玉、丹犀等奢侈消费品。此类市场多通过长途贩运，利用区域差价来牟利，其利润远较一般工商业要高。由于利润丰厚，不少富商大贾都不远千里，周流四方，买贱卖贵，“转毂以百数”，“贳贷行贾郡国”，以牟厚利。“其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管子·禁藏》）前文《墨子·贵义》中所述四方商人虽有置“关梁之难，盗贼之危”而不顾，也是如此。魏国大商人白圭，就是其中的代表。他贩运粮食、丝帛等大宗产品，采用“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熟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欲长钱，取下谷”（《史记·货殖列传》）的原则，大发其财。

1957年安徽寿县出土了四枚楚怀王时的鄂君启节，是楚怀王发给楚国贵族鄂君启经商的优待通行证。鄂君凭证可用舟车，从水陆两路贩运货物。节上规定：陆路运输的车辆数一次不得超过五十辆，如用畜力或人力运输，每十匹牲畜或二十个背子当一车；水路运输的船只数不得超过一百五十条。鄂君经商运输路线所经过城邑达二十余个，涉及今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广西等地，足见其时长途贩运能力已有相当规模，而鄂君的经营范围也极为广泛。

“司马成公”青铜权（战国）

公区陶量（战国时期齐国，山东临淄出土）。此为齐国制定的标准量器，有豆、区（ōu）、釜等量制单位。

《荀子·王制》说：“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正因为长途贩运市场的繁荣，中原地区才能聚集各地方的特产。

“子禾子”青铜釜（战国时期齐国，山东胶县灵山卫出土）。釜，是齐国量器中的一种。器上刻铭记录了该釜容量大小的参照标准，反映出战国初年齐国已制定了严格的量制。

战国时，各国对于工商业经营都要征收关市之税。关税征收尤为紧要。秦昭王四十二年（前265），秦诱魏伐韩，信陵君劝魏存韩。他的意见是：魏开共、宁二地，使韩国之上党地区得以直路而行，在这两地设关收税，二国共有，一面可增加税收，一面可使韩必不反魏，而成为魏之屏障。当时商业之繁盛，关税收入之丰富，于此可见一斑。

“王”字青铜衡（战国时期楚国）。此衡是杆秤的雏形，长度相当于战国时的一尺，正面有均匀的刻度线。

商鞅青铜方升。这是商鞅变法时所规定的标准量器。

除了直接征税外，各国对于盐铁等生活生产必需商品，还采取特许专营的政策。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商鞅变法采取盐铁特许经营，使秦国的“盐铁之利”倍增。

（三）战国时期的货币

战国时期，商品交换的频繁，促进了货币制度的发展。金属货币大量使用，货币经济日趋活跃。

战国货币，以铜币为主，民间交易已大量使用铜币，各地可以铸钱，大都铸有地名，豪家富商也自行铸钱，主要农产品粟的价格都以铜钱计算；有的地区赋税也征收货币，即所谓的“刀布之敛”。铜币还被用来支付“庸客”的工资。

不同国家的货币，有不同类型，大致可分为：布币、刀币、圜钱、铜贝（蚁鼻钱）四种主要类型。

布币是从青铜农具镈演变而来的，“布”与“镈”同声假借，因其形状似铲，又称铲布，主要流行于三晋、两周（即东周国、西周国）地区。战国布币按形状可分为空首布、平首布两大类。早期布币保留着较多的农具特征，留有装柄的銎，原始而厚重，称空首布；后来逐渐减轻，变薄，变小，币身完全成为片状，称为平首布。平首布上面通常铸有文字，有的是铸币的地名，如“安邑”、“晋阳”等地名，有的是币值单位，如“一釿”、“十二朱（铢）”等。

刀币，系由青铜刀演变而来，其柄端有环，柄上有裂沟，刀币分为针首刀、尖首刀、圆首刀、弧背刀等形状，上面铸文字，主要流通于东方齐、燕等国；在赵、中山等国，与布币并存。刀币大致有“燕明刀”和“齐刀化”两大类型，齐因刀面有“化”字文而称“刀化”。

圜钱也称圜金、环钱，据说由纺轮演变而来，或说由璧环演变而来。圆形，中央有圆孔，上铸有文字，主要流通于秦、魏等国。大致有圆形圆孔（早期）和圆形方孔（晚期）两种类型。秦统一六国后，废掉其他各国的钱币形制，独行圜钱，因其上有铭文曰“半两”，故又称“秦半两”，成为中国古代铜币的典型。

“共”圆钱（战国，魏国铸币，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安邑二釿”平首布（战国，魏国铸币，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京二釿”平首布（战国，魏国铸币，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 子”平首布（战国，韩国铸币，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屯留”平首布（战国，韩国铸币，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涅”平首布（战国，韩国铸币，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中都”平首布（战国，赵国铸币，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安臧”空首布（战国，河南新安出土）

楚铜贝（春秋战国，楚国铸币，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燕明刀（战国，燕国铸币，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齐返邦长珐化”刀币（战国，齐国铸币，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各式平首布（战国，魏国铸币，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秦半两

鬼脸钱

青铜齐国刀币

赵国圆足布

赵国尖足布

赵国三孔布（背文“十二朱”）

铜贝又称“蚁鼻钱”，是江淮流域楚国的流通货币，仿制贝形，椭圆，正面突起，背磨平，因形似蚁鼻，故名。蚁鼻钱多铸行于战国早期，战国中晚期后则演变为鬼脸形状，又称“鬼脸钱”。前者多出土于河南、江苏一带，后者在两湖、河南、江苏、安徽等地均有发现。1963年，湖北孝感野猪湖一次性出土鬼脸钱五千枚，面纹类似“咒”字，平均约重四点三七克。

“陈爰”金币（战国，楚国金币，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除铜钱外，黄金也是战国时期的重要货币，称“上币”，各国通用。贵重物品的买卖，如象牙床、千里马、宝剑、狐裘之类，均以黄金论价。国君赏赐臣下、官僚相互送礼贿赂，也常使用黄金，动辄千斤、万镒（一镒二十四两）。

金属货币的大量应用，是战国商业和市场发展的结果。后世出土了数量可观、形制多样的这一时期的货币。货币为商业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是战国商品经济发达的重要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