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霸业的起点 曲沃小宗夺取晋国政权

分封曲沃国：晋国内乱的导火索

晋国的内乱是从西周晚期的晋穆侯时期（前八一一年至前七五五年）开始的。穆侯夫人在前八〇五年条之战后生了嫡长子，立为太子。由于这次战役晋国战败，与敌对的戎人结下怨仇，因此穆侯给太子命名为“仇”。后来他的次子在前八〇二年千亩之战后出生，由于这次战役晋国得胜，因此穆侯给次子命名为“成师”。根据《左传》记载，师服（晋国名叫“服”的乐师）评论这件事说：“奇怪啊，君主这样为儿子命名！那命名规制道义，道义引出礼制，礼制作为政事的本体，政事得体就能端正民心，因此政事能有所成就，而民众听从君主的命令。违背这正道就将催生动乱。美好的一对叫做‘妃’，结怨的一对叫做‘仇’，这是自古就有的命名依据。如今君主给太子命名‘仇’，却给弟弟命名‘成师’，这就是开始预示动乱了。哥哥大概会被废吧！”

在《史记·晋世家》记载的版本里，师服的话更加直白：“奇怪啊，君主这样为儿子命名！太子名叫‘仇’，仇是仇敌的意思。少子名叫‘成师’，成师是宏大的名号，是成就事业的意思。名称，应该根据事物自身的性质来命名；事物，应该根据自然的秩序来确定。如今嫡子、庶子的名与其尊卑相反逆，此后晋国怎能不发生变乱呢？”

但是，无论是《左传》还是《史记》，若从叙述太子仇、公子成师出生背景的行文看，两人似乎都是夫人姜氏所生。若是这样的话，则成师应为嫡次子而非庶子。然而，《史记》版本说他们两人之间是嫡庶关系，不知是错误还是另有所本。为谨慎起见，以下只称太子仇一支为“大宗”，弟弟公子成师一支为“小宗”。

从表面上看，晋穆侯两次命名，都是遵循同一规则，即纪念某次重大战役的成败，似乎并无偏颇之处。然而，如果晋穆侯重视关爱太子的话，就绝不会给他起“仇”这样的恶名。太子得恶名，次子得美名，这背后的真实原因很可能是穆侯偏爱次子，不然的话，他完全可以采取另外一种与长幼尊卑相适合的命名规则。这种颠倒的命名又会进一步强化两个儿子的实际受宠情况：可以想见，每次晋穆侯唤太子之名“仇”时，想到的是条之战的失败，而呼唤次子之名“成师”时，想到的是千亩之战的胜利。这种潜移默化的心理暗示，对于太子仇的地位也是有害无益。

晋穆侯对太子仇的冷落开启了觊觎君位者的野心。前七八五年，穆侯去世，他的弟弟殇叔废太子仇而自立为君，太子出奔。前七八一年，太子仇带着一群忠于他的党羽回国，袭杀了殇叔，夺回了本属于自己的君位，在前七八〇年正式即位，就是晋文侯。

如本书第一章所述，晋文侯在平王即位、东迁重建周王室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竹书》和《系年》都认为是他杀了与平王对立的携王，结束了“二王并立”的乱局。此外，《系年》认为是他拥立了平王，《竹书》认为是他会合卫侯、郑伯、秦伯，率领军队护送平王东迁到了成周。在了解晋文侯的身世之后，我们发现，他和周平王一样，都是王后／夫人所生的正牌太子，都有过被废黜后流亡在外的经历，这也许是晋文侯在两周之际的乱局中坚定支持平王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今本《竹书》记载，周平王在东都王城安顿下来后，赐命嘉奖立有拥立、护送大功的晋文侯，命辞就是《尚书》中的《文侯之命》：

王这样说：“伯父义和⁽¹⁾！伟大显明的先祖文王、武王，能谨慎昭明美德，昭明升于上天，布陈闻于下民。于是上帝就将天命授予文王。也由于先代大臣能在左在右昭明事奉他们的君主，大小谋划没有不被遵循服从的，使我的先祖能安居在位。

“哎呀！可怜我小子承继大位，正遭遇上天的大责罚，断绝了造福于下民的资财恩泽，戎人大规模侵犯我的国家。而在我的用事臣僚中，没有耆宿老臣在位，我又没有克服灾难的能力。我说，只有我祖辈父辈的诸侯们，在忧念我的身家性命。哎呀！我有促成我一人永远安居在位的人了。

“伯父义和！你能继承你的显明先祖唐叔虞，你又能效法文王、武王，因此会合诸侯继承你的先君，追孝你的有文德的祖先。你有很多长处，在艰难中捍卫我，像你这样，我是非常嘉许的。”

王说：“伯父义和！回去视察你的部众，安定你的邦国。因此赏赐你矩鬯一卣，红弓一张、红箭一百支，黑弓一张、黑箭一百支，以及良马四匹。伯父你上路吧！安抚远方国家亲善邻近国家，施惠康乐小民，不要荒忽贪图逸乐。在国都简练士卒体恤民众，因此成就你显明的德业。”

周平王颁发这份“嘉奖令”，是表达周王室对于晋平侯所立功勋的肯定和嘉许；赐予弓、箭，是重申晋文侯作为方伯的征伐特权（西周方伯详见《齐桓篇》“从方伯到侯伯”一节）。如果说前面这条只是“虚名”的话，后面这条对于有心谋求发展的晋国来说就是“干货”了：只要晋国能针对周边目标小国罗织几项罪名，比如“内政昏乱”之类，它就能名正言顺地攻伐吞并这个国家，而不必担心其他主要诸侯国前来干涉。

就在晋文侯长年在外为王事操劳、建功立业的同时，他的弟弟公子成师在国都之内培植党羽，积累能力和人望，势力不断壮大。当前七四六年晋文侯去世时，据《史记·晋世家》记载，成师已经五十八岁，以爱好德义著称，国都内的民众都愿意亲附他。

前七四五年，晋文侯的儿子太子伯即位，就是晋昭侯。昭侯一上位，就把自己这位“德高望重”的叔叔分封在国都绛西南方向不远的曲沃⁽²⁾，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国中国”，成师也就成了曲沃国首任国君曲沃桓叔。这其中的斗争细节不见于传世文献，很有可能是：公子成师一党（其中应有大夫潘父）在晋文侯去世后企图破坏“父死子继”而主张“兄终弟及”，想要拥立年长且强势的公子成师为君，受到太子伯一党反对，最后达成如下妥协：太子伯根据宗法得晋君之位；公子成师得封于曲沃，享受“国中国”的特殊待遇。从这时起，晋国内部出现了“二君并立”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曲沃是晋国在绛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的都城，规模比绛都还要大。

师服对此评论说：“我听说建立国家的原则，是根本大而枝梢小，这样才能稳固。因此天子建立比周王室规模小的诸侯国，诸侯建立比国规模小的卿大夫家，卿设置比大宗规模小的侧室，大夫有比大宗规模小的贰宗，士人有可供驱使的子弟，庶人、工、商各自有分出的亲人，整个社会都有符合‘本大而末小’原则的等级。所以民众能服从和事奉他们的上级，而下级也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如今晋国不过是位于甸服的侯国，却又在内部建立城池规模比国都还大的曲沃国。晋国公室的根本已经虚弱了，怎么能长久呢？”

前七四五年晋昭侯的这一举动，与前七四三年郑庄公即位后迫于母亲武姜压力将其弟公子段封在京邑有类似之处。（参见《齐桓篇》页83）当然，由于晋昭侯的势力比郑庄公更为弱小，而公子成师的势力比公子段要更加强大，因此公子成师一开始就获得了一个正式的“国中国”封君身份，而他谋求篡位夺权的势头也比公子段更为猛烈。⁽³⁾

三代不懈奋斗：曲沃代晋的历程

前七三九年，曲沃桓叔在晋国都城内的党羽潘父杀了昭侯，然后去迎接桓叔。桓叔本想要进入国都夺取晋君大位，遭到国人攻打，他被打败，只好退回到曲沃。国人另立了晋昭侯的儿子平，就是晋孝侯。晋孝侯时，晋国都城名称已经从“绛”改为“翼”（也有学者认为绛、翼是两地）。

前七三一年，曲沃桓叔去世，他的儿子鱓即位，就是曲沃国第二代国君曲沃庄伯。前七二四年，曲沃庄伯讨伐翼都，杀了孝侯。翼都内的国人又立了孝侯的弟弟郤，就是晋侯郤。

前七一八年，曲沃庄伯率领郑国、邢国⁽⁴⁾军队讨伐翼都，周桓王还派出两个大夫尹氏、武氏率军帮助曲沃庄伯。晋侯郤出奔到境内的随邑⁽⁵⁾。令人惊奇的是，“以小宗攻大宗”的庄伯竟然获得了周王室的支持，这其中外交游说和政治交易的细节现在已经无从得知了。

同年秋天，曲沃庄伯不知为何又背叛了周桓王。桓王于是命令卿士虢公忌父讨伐曲沃，然后在翼都立了晋侯郤的儿子光，就是晋哀侯。现在晋国内部有了三个君主级别的政治人物，一个是出逃在随邑的晋侯郤，一个是翼都的晋哀侯（晋侯郤的儿子），一个是在曲沃的曲沃庄伯，混乱程度可想而知。

前七一七年，翼都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随邑迎接晋侯郤，并把他安置在距离翼更近的鄂邑⁽⁶⁾。这应该是晋侯郤和儿子晋哀侯之间的和解行动：从此晋侯郤放弃权力，住在鄂邑了此残生；他的儿子哀侯则正式掌握国家权力。

前七一〇年时，晋国的君主是晋哀侯，而曲沃国的君主是第三代曲沃武公。位于翼都东面的陉庭⁽⁷⁾不服晋哀侯统治，而投靠了曲沃国。晋哀侯主动出击，入侵陉庭，陉庭人于是前往曲沃告状，引导曲沃出兵讨伐翼都。前七〇九年春，曲沃武公在汾水旁的低洼林地杀了晋哀侯。翼都内的国人又立了他的儿子为君，就是晋小子侯。

前七〇五年冬，曲沃武公把晋小子侯诱骗出来杀了。到了前七〇四年春，曲沃人占领了翼都。同年冬天，周桓王命令右卿士虢公林父讨伐刚刚入主翼都的曲沃武公，武公又回到了曲沃，虢公林父于是立了晋哀侯的弟弟缗为晋侯，就是晋侯缗。到了前七〇三年秋天，虢公林父又联合芮、梁、荀、贾⁽⁸⁾四国君主讨伐曲沃。

然而，到了前七〇二年夏天，虢公林父这位翼都晋国公室的“拯救者”出事了。先前，他在周桓王面前诬陷自己的下属大夫詹父，没想到詹父抗辩有理，得到周王支持，带着王室军队讨伐虢国，虢公出奔到虞国⁽⁹⁾，继续讨伐曲沃的事就此搁浅，而晋侯缗的末日也就到来了。

前六七九年，曲沃武公率军攻灭晋国公室，杀晋侯缗，把获得的宗庙宝器献给周僖王。前六七八年，周僖王正式任命曲沃武公为晋侯，也就是晋武公，拥有一军（车五百乘，士卒一万二千五百人）。按照周礼的规定，这是小国的军队规模。同年春天，齐桓公、宋桓公、陈宣公、卫惠公、郑厉公在鄄地会盟，齐国开始称霸中原。（详见《齐桓篇》页204）

从前七四五年桓叔分封在曲沃算起，这个晋国公族的小宗经过三代人六十七年的不懈奋斗，终于扳倒了大宗，入承大统。又过了四十七年，前六三二年，晋武公的孙子晋文公率领诸侯军队在城濮之役中大败楚国，接受周襄王策命正式成为“侯伯”（诸侯之长，也就是霸主），到那时，晋国已经成为一个拥有上、中、下三军和左、中、右三行的大国，实际上达到了天子“六军”的规模。

破坏与新生：曲沃代晋的历史意义

曲沃代晋是晋国史乃至周代史的“大事件”，因为它从多个层面严重破坏了经典的周代宗法制。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花点篇幅回顾一下宗法制的基本内容。

宗法制是周代根本政治制度，也是周礼的基石。宗法制的核心是，在理想状况下，君位或爵位必须由嫡长子（嫡妻所生子中最长者）世世继承，百世不迁，是为大宗。宗法制的具体内容分为周王、诸侯、卿大夫三个层次。在这三个层次的贵族组织中，这些世袭的嫡长子称为“宗子”或“宗主”，以族长身份代表本族掌握政权，分别成为周王朝、诸侯国、家族的首长。周王王位由嫡长子继承，为大宗，是王族的族长，又是天下政治上的共主，掌有统治天下的最高权力；周王诸弟（诸王子）分封在外为诸侯或者在王廷为官，对周王而言为小宗。诸侯君位由嫡长子继承，为大宗，是公族的族长，又是本国政治上的共主，掌有统治诸侯国的最高权力；诸弟（诸公子）则被任为卿大夫，一般都有分封的城邑，对诸侯君主而言为小宗。卿大夫家族的族长之位由嫡长子继承，为大宗，掌有统治家族的权力；诸弟称“侧室”，对族长而言为小宗⁽¹⁰⁾。为了简便和切题，下面我们只从诸侯国的层面继续讨论。

在实际情境中，经常会出现没有合适的嫡长子（或者干脆没有嫡子）继承君位的情况，而国家不可一日无主，因此宗法制在政治实践中是有一系列“补充规定”的。根据《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的记载，该“补充规定”的具体内容是：嫡长子如果早死，就立其他嫡子（嫡长子的同母弟）。如果没有嫡子，就立庶长子（诸妾所生子中最长者）。如果可立的两个庶子年龄相当，就选其中较为贤能的那一位。如果两位候选庶子的贤能程度也相当，就用占卜来从中挑选一个。

这种“补充规定”的意义在于，它给予了嫡次子或庶子一种“顺位继承权”。也就是说，如果当年太子仇早死的话，是会轮到身为嫡次子／庶长子的公子成师当国君的。然而这种特殊情况并没有发生，所以，公子成师的名分应该只能是卿大夫。然而，当晋文侯的儿子晋昭侯即位时，他为了平息公子成师一党挑起的内乱，将成师封在曲沃，建立了一个“国中国”。晋昭侯给了公子成师曲沃国君的名分，本来可能只是缓和内乱的权宜之计，没想到曲沃这一支励精图治，一心一意谋求颠覆大宗，最终在两代之后得偿所愿。

曲沃代晋破坏了宗法制的几个基本原则：第一，它破坏了国君只能由大宗宗主担任的原则；第二，它破坏了嫡次子或者庶子只能担任卿大夫成立家族的原则；第三，它破坏了公族小宗必须拥戴和服从大宗宗主的原则。我们下面将要看到，新晋国公室的后代君主（比如晋献公、晋文公）为了应对这次大破坏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采取了怎样的断然措施，而这些措施如何让晋国走上了一条不同于其他中原诸侯国的发展道路。

孔子说：“唯有礼制待遇和官爵名分，不能借给别人，这是君主要掌握住的东西。”如果说，曲沃代晋是沉重打击了宗法制的话，那么这第一锤其实是晋昭侯自己砸的。国都里的政权是一个国，曲沃的政权也是一个国，那么晋国小宗和大宗之间的争斗就成了两个国家之间的竞争。根据《史记·晋世家》的记载，晋武公的儿子晋献公就将“曲沃代晋”这段历史定性为“当初我的先君庄伯、武公讨伐晋国的动乱”，可见新晋国公室在向后代讲述“先君功业”时，就是回避小宗吞灭大宗的恶名，而把整件事情“包装”成一个昌明国家平定一个昏乱国家动乱的正义行动。

晋献公对于曲沃代晋的定性叙述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周人对于自己以武力颠覆商朝政权的定性叙述，这也提示我们，除了从传统的“篡夺”“毁灭”角度，我们还可以从“革命”“新生”角度来分析曲沃代晋的实质。曲沃国名义上臣属于晋国，正如同周国名义上臣属于商王室；曲沃国经过桓叔、庄伯、武公三代的努力，颠覆了昏乱的旧晋国、建立了新晋国，正如同周人经过季历、文王、武王三代的努力，颠覆了荒淫暴虐的商朝、建立了周朝。在六十七年的漫长斗争岁月中，曲沃公室很可能采用了与“周得天命灭商”类似的、以“曲沃得天命灭晋”为基调的革命叙事来论证自己进行的一系列刺杀和军事行动的正当性，甚至有可能以此为说辞来争取国际支持（如前七一八年成功获得周王室、郑国、邢国支持），而这种革命叙事在曲沃公室入承大统之后，也就成了新晋国的创业史诗。

为了迅速提升实力、为颠覆大宗作准备，曲沃公室很有可能也像当年的岐山周政权一样不拘一格任用人才，下面将要讲到的晋献公股肱之臣士蔿、荀息（均非近支公族）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而这又为晋献公在禁止“亲人”（近支公族）参政之后大规模任用“外人”（远支公族和非公族）奠定了基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曲沃公室是靠“造反”夺取的政权，它也具有超强的洞察力去识别新的造反派，并采取断然措施将其扼杀在摇篮里，从而维护新政权的安全与稳定，正如我们在“晋献公统治的功业和危机”一节中将要看到的那样。

从国家竞争的角度来看，当其他分封于西周初年的诸侯公室逐渐失去了当年在商朝旧地开拓创业时期的冲劲、干劲，在长期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卿族强盛胁迫的国内环境下变得日渐孱弱之时，晋国以六十七年“二君并立”“内乱不止”为代价，从自己内部孕育出一个志向远大（野心勃勃）、思路开阔（离经叛道）、敢作敢为（手段残忍）、任人唯贤（不恤宗亲）的新公族，在周初分封三百多年后奇迹般地进行自我革命，实现了“新生”。如同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那样，“重装系统”后的晋国，披着“长期内乱后的小国、弱国”的伪装，走上了扩张、改革、崛起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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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伯父”是周王对同姓诸侯的尊称，“义和”是晋文侯的字。

(2)　曲沃见地图三。

(3)　关于公子段和公子成师的类比，参见童书业：《春秋史（校订本）》，中华书局，2006年。

(4)　邢见地图三“邢1”。

(5)　随见地图三。

(6)　鄂见地图三。

(7)　陉庭见地图三小图。

(8)　芮、梁、荀、贾见地图三。

(9)　虞见地图三。

(10)　关于宗法制的概述，参见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童书业：《春秋史（校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