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战国时期农业的发展

随着授田制的推行和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确立，个体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国家在农业生产管理中的主导地位和保障作用也更加凸显出来。由此，在各国重农政策的带动下，战国农业生产有了充分的发展。

（一）农业工具与耕作技术的进步

战国农业生产的发展，首先得益于铁质农具的广泛使用。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铁耕”已非常普遍。铁在古代被称为“恶金”。《国语·齐语》有“恶金以铸鉏、夷、斤、斸，试诸壤土”的记载。《管子·轻重乙》有“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鎌、一鎒、一椎、一铚，然后成为农”的记载。而《管子·海王》则曰：“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所见战国农具情况来看，战国时期的铁制农具种类繁多，有耒、耜、犁、铫、耨、锄等；与之相关的其他铁制工具，还有刀、斧、凿、锯、锥、锤等。战国时期的农具，绝大多数都是在木器上套一个铁制的锋刃。铁制农具代替了木、石等材料的农具，有利于大量荒地的开垦，便于深耕、发土、平田、除草和收割，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升。

铁铧犁（战国时期魏国）。当时的铁铧犁大多呈V形，后端比较宽阔，前端尖利，并有直棱，表明了耕作技术的一大进步。

战国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还体现在牛耕的运用及推广方面。牛耕技术，在春秋后期已出现，到战国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吕氏春秋·重己》有“使五尺竖子引其棬，而牛恣所以之，顺也”的记载，“棬”就是牵牛的鼻环，这说明牛已被牵引从事生产劳动。《国语·晋语》记载，春秋末期，晋国范氏、中行氏的后人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失败，逃到齐国，“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原来用作宗庙祭祀牺牲的牛，如今成为耕田的牲畜。另外，河南辉县固围村和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都曾出土有战国时期的铁犁铧，形制皆为V形，前端尖锐，后端宽阔，锐端有直棱，能加强刺土力，正好适宜牛耕。牛耕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为大面积开垦荒地提供了保障，是我国农业动力上的一次革命。

战国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还表现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深耕、施肥、除虫、良种推广及复种等农业耕作技术的广泛采用。战国时期已有“深耕易（疾）耨”（《孟子·梁惠王上》）之说。《吕氏春秋·任地》篇，是战国文献中集中讨论农业耕作技术的专篇，其中提到：“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由此可见，战国时人们已意识到，深耕不仅能提高田亩产量，而且还可减轻虫旱之害。同时，农田施肥技术在改良土壤、保持地力和提高作物产量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因而也受到了战国时人的重视。《荀子·富国》有“多粪肥田”之说，《孟子·滕文公上》则有“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的说法，都是强调施肥技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重要功用。

农田除虫技术，在战国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商君书·农战》有“今夫螟、螣、蚼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数年不食”的说法，而《吕氏春秋·不屈》则记载：“蝗螟，农夫得而杀之，奚故？为其害稼也。”重视虫害的治理，已成为战国农业生产管理的重要环节。

良种技术的推广，在战国时期也有所发展。《史记·货殖列传》载，白圭经商，以“长斗石，取上种”，“欲长钱，取下谷”——为增加粮食的产量，就选“上种”；要想提高粮价，则选“下谷”。此外，一年两熟制的推广，对于提高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也是很有帮助的。《吕氏春秋·任地》说：“今兹（年）美禾，来兹美麦。”《荀子·富国》更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古量器名），一岁而再获之。”

这些农耕技术有效推广，使中国传统农业走上了一条以精耕细作为主的精细化农业的发展路径，对战国及后世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奠基作用。

（二）战国时期的水利灌溉工程

水利工程的修建，是各国落实“重农”政策的重要举措。战国时期的大型农业水利工程修建，较以往有了突出进步。这与战国农业生产力的提升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列国在国家集权能力方面的强化与重农政策的贯彻及推行。

战国水利建设的进步，首先表现在河岸堤防建设方面。历史上，中原地区洪涝灾害频繁，通过修建堤防，可以有效防止水患为害，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汉书·沟洫志》记载，“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为利”。据《孟子·告子下》记载，齐桓公葵丘之会，诸侯盟誓中就有“无曲防（遍设堤防），无遏籴”，所谓“无曲防”，就是指不可以壅塞河水，而应以筑建堤防来防止水患。战国时期，民间已有“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谚语，反映出人们对堤防建设的深入认识。

战国时期最著名的堤防，是齐、赵、魏三国修建的黄河堤防。《汉书·沟洫志》记载，齐、赵、魏三国以黄河为界，齐国沿河修筑离河二十五里宽的堤防，“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于是，赵、魏也沿黄河修筑长堤，河水“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

战国时期，以水利灌溉工程闻名的国家，一是魏国，一是秦国。

魏国早在魏文侯时期，就有邺令西门豹“引漳水溉邺”（《史记·河渠书》）。西门豹在漳水开渠十二条，用以灌溉邺地的农田。后来，他的继任者史公继续治漳灌邺，将邺地盐碱“恶田”改造成良田。民间歌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泻卤兮生稻粱。”（《汉书·沟洫志》）

魏襄王时，魏相白圭（名丹）是著名治水专家，他曾自言：“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告子下》）这当然是他的自炫之词，但他的重视治水是确实的。另据《水经·渠水注》引《竹书纪年》记载，公元前360年，魏国在黄河、圃田（湖泊名，在今河南中牟西）之间，开凿运河，使河水流入圃田，又从大梁北郊凿运河引圃田水灌溉。这些水利灌溉工程的建设，对于促进魏国的农业发展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秦国对水利灌溉工程的修建，也非常重视。战国时期秦国修建的著名水利工程，一是在岷江上修建的都江堰分水灌溉工程，二是在泾水和洛水之间修建的人工灌渠郑国渠。

都江堰设计者李冰父子雕像

都江堰的岷江分水灌溉工程，始建于秦昭王时期。秦国的蜀守李冰父子，为解决岷江水害与成都平原灌溉的难题，在今四川灌县西边的岷江中，凿开了与虎头山相连的离堆，在离堆上游修筑了分水堤和排水坝，将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两部分，内江之水顺地势而下，灌溉了成都平原的千亩良田，不仅彻底免除了岷江泛滥的水灾，同时还便利了航运和灌溉，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华阳国志》卷三）的天府之国。作为两千多年前的著名的水利设施，都江堰工程至今仍在继续发挥作用。

郑国渠的修建，据《史记·河渠书》的记载，最初本是韩国设计的“疲秦之计”。战国晚期，韩国为消耗秦国国力，遏制其东侵势头，派水工郑国入秦，游说秦王政，集秦国全国之力，开凿从泾水到洛水的大型水渠。按照郑国的规划，在仲山开渠，引泾水西至瓠口（即焦获泽），再从瓠口经今三原、富平、蒲域等县，入洛水（即北洛水）。郑国在筑渠过程中，不幸谋泄被抓。秦王政要杀掉郑国，但郑国却说，此渠修成，将对秦国有万世之利。于是，秦王政接受了这个意见，命郑国继续主持完成了此工程，史称“郑国渠”。

郑国渠沟通了泾水和洛水，全长三百余里，灌溉面积达四万多顷（约合今天的一百二十万亩），亩产粟可达一钟（六斛四斗）。渠成后，秦的关中地区成为“无荒年”的“沃野”，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