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霸业的兴起 修明内政，出定襄王

重耳夺权即位，成功稳定政局

我们先来看看公子重耳归国夺权前夕的晋国内部情况。前六三七年九月晋惠公去世后，此前已逃回晋国的太子圉即位，就是晋怀公。晋怀公即位后，命令国内的卿大夫都不能帮助流亡在外的公子重耳和他的党羽。怀公向这些流亡者在国内的家族发出通知，要求这些家族督促流亡者限期归国投诚，过期不来的，就不再赦免。平心而论，晋怀公政权在重耳团队即将依靠国外势力武装夺权的危局下，实施一次先行明令告知、限期投案自首、自首就能获得赦免的整肃行动，真不能算是无道暴虐之举。家族中有流亡者的大臣中就有狐突，他的两个儿子狐毛、狐偃都在重耳流亡团队中效力，狐偃更是重耳的心腹谋臣。冬天，怀公决定“杀鸡儆猴”，于是逮捕了狐突，对他说：“你的儿子回来，你就能免于刑罚。”

对于舆论战急先锋狐突来说，这是再次发动攻击的绝佳机会。狐突很清楚，自己的两个儿子不可能在夺权大业马上就要胜利的当口脱离流亡团队回国；夺权胜利后，有两个功臣儿子继承家业，狐氏未来也一定会昌盛。自己横竖是死，那还不如拼上自己的老命再对晋怀公政权做一次“自杀式抹黑”。于是，狐突正义凛然地对答说：“儿子到了能够入仕的年纪，父亲要教他‘忠’的道理，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名字写在了主公简策上、向主公进献见面礼之后，再有二心就是有罪的。如今臣下的儿子，名字登记在重耳的简策上，已经好几年了。如果又召他们回来，那就是教他们事奉主公有二心。父亲教儿子有二心，那还怎么事奉君主？刑罚不滥用，从而彰显君主的英明，这是臣下的愿望。如果君主滥用刑罚以图快意，谁会没有罪？臣下明白君主的命令了。”

话说到这份上，晋怀公为了维护君令严肃性别无他法，只能下令杀了“死硬分子”狐突。狐突被杀是重耳武装夺权前夕晋国内部政治斗争趋于白热化的标志性事件，而狐突这段从道义角度激烈批判晋怀公“通缉亡人”举措、并进而抹黑晋怀公君德的话，也是他为重耳夺权事业所做的最后一份贡献。

与狐突同为舆论战急先锋的郭偃并没有亲属跟随重耳流亡，不在这次“严打”范围内，于是他选择称病躲在家中，同时继续放话抹黑晋怀公，他说：“《周书》上有这样的话：‘君主伟大贤明，而后臣民顺服。’自己不贤明，反而杀人以图快意，不也很难了吗？民众看不到德行，而只看到杀戮，他哪里还能有后代？”

前六三六年春正月，秦穆公率领军队护送公子重耳回国。到了河水边，狐偃把一直由他保藏的玉璧交给公子重耳，说：“臣下背着马具跟随主君巡行天下，臣下一路上犯下的罪过太多了。臣下自己都知道，何况主君呢？请求从此处流亡他乡。”公子重耳说：“我一定与舅舅同心协力，有河水为证！”于是将玉璧投入河中，作为献给河神的誓言信物。

护送公子重耳的秦军渡过河水，包围令狐，进入桑泉，取得臼衰。《国语·晋语四》的说法是，公子派人前往三地招降，三地守军纷纷归降，并没有发生武力冲突。二月甲午，晋军驻扎在庐柳。秦穆公派公子絷前往晋军营垒进行说服工作。晋军后退，驻扎在郇。辛丑（甲午七天后），狐偃与秦国以及晋国支持公子重耳的卿大夫们在郇盟誓。壬寅（辛丑一天后），公子重耳进入晋军营垒。丙午（壬寅四天后），公子重耳进入到公室宗邑曲沃。丁未（丙午一天后），公子重耳到晋武公庙朝拜。戊申（丁未一天后），公子重耳派人在高梁⁽¹⁾杀了晋怀公。至此，公子重耳成功夺权成为国君，就是晋文公。

曾经在前六五一年迎回晋惠公、又在前六四九年杀公子重耳在国内党羽的吕甥、郤芮害怕晋文公报复，准备纵火烧死晋文公。曾经两度追杀公子重耳的寺人勃鞮得到了消息，请求进见。

晋文公派人责备和拒绝他，说：“蒲城那一役，先君献公命令你第二天到达蒲城，你当天就到了。后来我跟随狄君在渭水岸边田猎，你为惠公前来谋求杀掉我，惠公命令你三天之后到达，你第三天就到了。虽然有君命，你执行起来多么神速啊！蒲城之役时那只被你斩断的袖口还在。你赶紧出走吧！”寺人勃鞮对答说：“臣下认为君主这回进入国都当上君主，大概已经知晓为君之道了。如果还没有的话，那么君主又将遇上祸难。君命一出，必须没有二话尽力执行，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除掉君主眼中的恶人，有多大能力就应该使出多大能力。君主当时就是叛乱的蒲人、狄人，对我来说算什么呢？因此臣下只管尽力捕杀。如今君主已经即位，恐怕也会像臣下当时一样不怜悯蒲人、狄人吧！齐桓公放下被管仲射中衣带钩的旧怨，而使管仲做相国。君主如果违背齐桓公的宽大做法，臣下自然就会出走，哪里需要君主屈尊下命令呢？走的人会很多，哪里只是像臣下这样的刑余之臣？”晋文公赶紧接见投诚的寺人勃鞮，从而得知了吕甥、郤芮的图谋。

三月，晋文公潜逃出公宫，西渡河水，与秦穆公在王城⁽²⁾秘密会见。月底，公宫起火，吕甥、郤芮却没有找到晋文公。晋文公的卫队与叛党交战，吕、郤准备出逃，秦穆公诱骗他们前往秦国，在河水岸边杀死了他们。

躲过纵火劫难的晋文公迎接他在秦国娶的正妻嬴氏回国。秦穆公派出三千名得力的侍卫仆从跟随着晋文公，以震慑晋惠公／晋怀公的余党，稳定晋文公的君位。在局势稳定之后，白狄人将一直等待着晋文公的季隗送到了晋国，而请求将两个孩子伯儵、叔刘留在白狄地。

当初，公子重耳出逃的时候，负责保管财物的小吏头须带着财物离开了队伍回到国都，为促成公子重耳回国之事到处行贿，用光了这些财物。由于头须行贿之事都在暗中进行，公子重耳等人并不知情，他们都认为头须是携财潜逃、挥霍享受的叛徒。等到公子重耳当上国君之后，头须求见。晋文公以正在洗头为由拒绝了他，其实是表示对他的厌恶。头须对出来传话的仆人说：“洗头时俯身向下，心的朝向颠倒了，心颠倒了图谋就会反常，难怪我得不到进见的机会。留在国内的人做他社稷的守护者，跟从君主流亡的人做他扛马具的仆人，都是可以的，为什么要怪罪留在国内的人？堂堂一国之君却跟一个匹夫结仇，如果这样的话，心里害怕从而萌生逃跑或作乱念头的人可就多了！”仆人把头须的话告诉了晋文公，文公赶紧接见了他。

晋文公即位之后，想要出兵参与中原国际政治事务，担心国内会再起内乱，于是宣布要赏赐追随者以收买人心（据《史记·晋世家》）。跟随逃亡的人中其中有一个叫介之推的微臣，他曾经在一行人遭遇断粮危机时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给公子重耳吃（据《韩诗外传》）。介之推不主动去要求俸禄，负责此事的官员也没有给他俸禄。

介之推对母亲说：“献公的儿子有九个，只有君主还健在。惠公、怀公没有亲近的人，国内外都抛弃他们。上天还没有断绝晋国的国运，必定会有英主出现。主持晋国祭祀的，除了君主还能有谁？这实在是上天把他安置在君位上，而诸位大夫却认为是由于自己的力量，不也是胡说八道吗？偷窃凡人的钱财，尚且称之为盗窃，何况是贪图上天的功劳以为是由于自己的力量呢？臣下把贪天之功的罪过当作是正义的，主上赏赐臣下的奸邪，上下互相欺骗，实在是难以相处了！”

他的母亲说：“为什么不也去求赏？就这样穷困而死，又能怨谁？”介之推回答说：“明知不对又去效仿，错误就更大了。而且既然已经口出怨言，就不能再吃他的食禄。”

他的母亲说：“也让国君知道一下你的情况，如何？”介之推回答说：“言语，是身体的文饰。身体将要隐藏，哪里还用得着文饰？如果此时再去诉苦，就是为了追求显扬名声了。”

他的母亲说：“你真能做到如此高洁么？我和你一起归隐吧。”介之推于是归隐山林，后来就死在了山中。晋文公派人寻找他没有找到，听说他进入了绵上⁽³⁾山中，于是将附近土田封为介之推的享田，说：“用这来标志我的过失，而且褒扬像介之推这样的善人。”

据《史记·晋世家》的记载，另外一位跟从晋文公流亡的贱臣壶叔主动提出：“君主三次论功行赏，赏赐都没有惠及臣下，胆敢前来请罪。”晋文公回答说：“用仁义来引导我，用德惠来防范我，这类人接受上等的赏赐。用实际行动来辅导我，最终取得成功，这类人接受次一等的赏赐。承担流矢飞石的危难，立下汗马功劳，这类人接受再次一等的赏赐。如果以苦力事奉我而不能补救我的缺陷的，这类人授予更次一等的赏赐。前三次赏赐之后，本来就将轮到您了。”晋人听到这番话，都很悦服。

至此，晋文公成功地稳定了国内局势，坐稳了君位。为达到这个目标他做了三方面的工作：第一，借助秦国力量消灭了吕甥、郤芮这样的死硬反对势力，拔除了内乱的最大隐患。第二，任用了曾经多次要杀死自己的寺人勃鞮以及携财“叛逃”的头须，使国人知晓他就像当年的齐桓公那样能宽宏大量、弃怨任贤，从而安抚了民心。第三，对跟随流亡的人分档次论功行赏，一方面进一步笼络了这批核心团队的人心，另一方面也预告了他未来执政中将要秉承的“尊贤”“尚功”理念。此外，他对于在封赏行动中特立独行的高洁之士介之推大加尊崇，其实是在给这次大封赏中获利的从亡者“敲边鼓”，希望他们不要得寸进尺、见利忘义。

晋文公改革（一）：主要内容和总设计师

晋文公在政局稳定之后，立即大力修明内政，推进全面改革。这是因为，此时的晋文公及其核心团队已经非常明确地将参与中原争霸作为自己的核心执政目标，而齐桓公的成功经验已经说得很明白：要争霸，必须强大；要强大，必须改革。从公子重耳回答楚成王的话“如果托君王的福，我得以回到晋国，一旦晋、楚两国演习军事，在中原相遇，我将率军回避君王九十里。如果还无法获得君王宽大的命令，我就左手执鞭执弓，右边挂着箭袋弓袋，跟君王周旋一番”，可以知道最迟到前六三七年，公子重耳团队已经明确以强国争霸为己任。而根据《孔子家语·在厄》，孔子认为，“晋公子重耳开始有称霸雄心，就是在曹国、卫国那段最为困窘的时候。”

《国语·晋语四》记载了晋文公改革的主要内容：

晋文公会集百官，授予官职，任用有功的人。

废除旧债，减免赋税，布施恩惠，分财给寡少的人。

救济贫困的人，起用埋没的人，匡正困顿的人，资助无财的人。

减轻关税，修治道路，便利通商，宽待农民。

劝勉农耕，提倡互助，节省费用，充盈资财。

改良器物，昭明德教，使民心更加淳厚。

推举善人，任用贤人，制定常法来确定事物，辨正名分来培育善德。

昭显旧族，惠爱亲戚，光大贤良，尊崇贵宠，奖赏功劳，敬事老者，礼待宾客，友爱故旧。

胥、籍、狐、箕、栾、郤、伯、先、羊舌、董、韩等十一族，担任近官；姬姓家族中的贤良之人，担任中官；异姓家族中的才能之人，担任远官。

公室收入来自于贡赋，大夫收入来自于采邑，士人收入来自于禄田，庶民收入来自于劳动，工商收入来自于职官，皂隶收入来自于职务，官员家臣收入来自于官员的加赐。

上述政策施行之后，晋国政治平顺，民生丰足，财用不匮乏。

齐桓公内政改革的“总设计师”是管仲，那么晋文公内政改革的“总设计师”又是谁？我们先来看《韩非子·南面》里的一段记载：

不懂得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说：“不要改变古制，不要改变常规。”究竟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圣人不听别人怎么说，只是看它能否使政治走上正轨罢了。这样的话，那么古制是否不要改变，常规是否不要改变，就在于这些常规、古制是可行还是不可行。伊尹如果不改变殷商的古制常规，齐太公如果不改变周国的古制常规，那么商汤、周武王就不能称王了。管仲如果不更改齐国的古制常规，郭偃如果不改革晋国的古制常规，那么齐桓公、晋文公就不能称霸了。

凡是认为改变古制很困难的人，是害怕改变民众所安心的状态。但不改变古制，是在因袭祸乱的覆辙；迎合民众的心愿，是放纵奸邪的行为。民众愚蠢而不知道祸乱，君上懦弱而不能改变古制，这是政治的失误。当君主的，明智能知道治国的方略，威严必须要实行这些方略。所以，即使冒着违逆民众的风险，还是要建立起自己的治国方略。对这种论点的一个解说案例就是商君进出时用铁殳和层层盾牌来预防警戒民众作乱。所以郭偃刚开始治理晋国的时候，晋文公配备了国家的军队；管仲刚开始治理齐国的时候，齐桓公配备了全副武装的战车——这些都是防备民众的措施啊。

韩非把郭偃和管仲相提并论，认为他在晋国推动的改革是晋文公成就霸业的关键原因。而且他提到，郭偃、管仲推行改革的初期，都曾经遭到民众的激烈反对，甚至到了触发武装冲突的程度，由于晋文公、齐桓公的坚定支持，才得以将改革进行下去。管仲改革中可能存在的“维稳难点”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见《齐桓篇》页286），那么上引《国语·晋语四》所记载的、看似四平八稳的郭偃改革举措中，到底是哪条对既得利益者触犯最大、最容易引发民众闹事，也正是下面分析过程中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郭偃的改革思想，也就是所谓“郭偃之法”，在《商君书》和《战国策》中还有遗存。《商君书·更法》中是这样记载的：

公孙鞅说：“臣下听说：‘犹豫不决的行动不会有成就，迟疑不定的行事不会有功效。’国主赶快确定变法的主意，还是不要去顾忌天下之人如何议论这件事。况且那具有出众行为的人，本来就要被世俗所非议；具有独特见识的人，必然会被民众所嘲笑。俗话说：‘愚人弄不明白既成事实，智者观察到还没露出苗头的事。民众不可以与他们谋划事业的开始，只可以和他们欢庆事业的成功。’郭偃的法度说：‘讲究最高道德的人不与世俗附和，成就丰功伟绩的人不与民众谋划。’法度是用来爱护民众的，礼制是用来方便办事的。因此圣人如果可以使国家强盛，就不去效法那旧的法度；如果可以用来使民众得到利益，就不去遵循那旧的礼制。”

《战国策·赵策四》中是这样记载的：

客说：“郭燕（即郭偃）的法度，有所谓‘柔痈’的，大王知道吗？”赵王说：“没听说过。”客说：“所谓‘柔痈’，是指左右亲幸的大臣，以及夫人、倡优、受宠爱的美女。这些人都能乘大王喝醉迷糊的机会，向大王寻求所想要的东西⁽⁴⁾。这些人如果在宫廷内得手，那么大臣就在外面为他们贪赃枉法。所以日月外面放出光辉，贼害却藏在里面；谨慎防备他所憎恶的人，可是祸患却出自他所宠爱的人。”

根据《韩非子》《商君书》《战国策》里的记载，郭偃应该就是晋文公时期内政改革的“总设计师”⁽⁵⁾。实际上，《国语》《左传》中也保存了不少郭偃的政治言论，比如前面我们已经读到的批评晋惠公杀里克（页89）、改葬太子申生（页91）以及批评晋怀公滥用刑杀（页176）等。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郭偃虽然是国内的大夫，却对晋惠公、晋怀公两任国君非常不满，一心盼望公子重耳能回国即位。在晋文公即位之后，郭偃得到重用，得以推行上文所概述的全面改革。

对比晋惠公和晋文公，我们可以发现，同样是回国夺取政权，时机和方式的选择会对后续的执政带来很大的影响。前六五一年晋献公去世后，公子夷吾听从郤芮的建议，不择手段地向秦国和国内权臣大开赠予土地的“空头支票”，以求抓住宝贵“国丧窗口期”立即返国即位；而公子重耳则听从狐偃的建议，婉拒秦国的试探，选择继续流亡等待时机，在积累了十五年的政治经验和名望之后，在对晋怀公极度失望、决意拥立贤君的秦穆公护送下回到晋国。公子重耳没有对支持自己的楚国、秦国许下出卖晋国重大利益的诺言，对国内的大臣也没有做出预先的贿赂承诺；先君晋献公的儿子仅剩他一人，国内也没有其他公子，宗法上的正统性无人能够挑战。这些前提条件使得晋文公新政权没有像晋惠公那样一上台就陷入到是否要兑现大额“空头支票”的挣扎之中，而能以一种相对“光明正大”的立场开局。

然而，晋文公新政权所面临的形势也非常严峻。一方面，吕甥、郤芮的叛乱提醒晋文公，国内原有政治势力并非都支持新政权，如何稳定旧族人心、争取他们的支持，是政权能否稳固的关键。另一方面，晋文公长期流亡期间，有一个团队和他一起跋山涉水、同甘共苦，而国内也有不少家族为他通风报信、助他返国。虽然他没有像晋惠公那样许下不切实际的承诺，但回国后仍然面临着支持者们高涨的封赏需求。狐偃在河水边说的那番话，其实就是在晋文公最离不开他的关键时刻逼晋文公表态，事成之后将如何对待他这样的从亡功臣。介止推躲进山里，其实就是因为不能忍受当时各种自诩有功者争先恐后讨赏的乌烟瘴气。如何处理好这两方面的问题，是晋文公改革方案关注的重点。

无论是对于旧族还是新贵，国君能够使用的主要调控工具，一是官员的选拔和任用，二是以土地为核心的收入分配。因此，官员任用制度改革和土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就成为晋文公／郭偃改革的重点任务。

晋文公改革（二）：官员任用制度改革

第一项改革重点任务，是继承晋献公以来“尊贤”“尚功”的用人传统，同时调和晋献公过于严酷的“无亲”政治风格，构建以“昭旧族”“爱亲戚”“明贤良”“赏功劳”为特色的官员任用体制。

晋文公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百官，授予官职，任用有功的人（公属百官，赋职任功）”，足见此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里所说的百官，大部分是一直留在国内的先君朝臣，小部分是公子重耳流亡团队的成员。既然这些人都已经是百官，那么这里所说的“授予官职”，其实是对他们的官职进行调整，包括职级上的升迁、贬黜和岗位职务上的调整。职级升迁的标准显然是“有功”，比如说，同情和支持流亡者公子重耳在晋怀公时期是死罪（狐偃的父亲狐突因此被杀），但在新政权看来无疑是大功。也就是说，对于官僚体系中的“存量”官员，晋文公的态度是通过提拔重用的方法来团结笼络一批，并希望其他官员认清形势，在新政权里努力工作、建功立业。

在调整“存量”官员岗位职务、任用新人充实队伍时，晋文公／郭偃遵循的是如下三条原则：

第一条原则，是“胥、籍、狐、箕、栾、郤、伯、先、羊舌、董、韩等十一族，担任近官（胥、籍、狐、箕、栾、郤、伯、先、羊舌、董、韩，实掌近官）”（这十一族的基本情况详见页67—69）。所谓“近官”，应该是指最接近国君的卿大夫，既包括有资格进寝宫内朝与国君直接议政的高级卿大夫，也包括太史、太祝这样为国君提供咨询、占卜、祷告等服务的专业官员。这十一族中，胥、籍、狐、栾、郤、伯、先、羊舌、韩是远支公族，董氏是姒姓非公族，箕氏族姓不明。由于下文专门提到“选拔姬姓家族中的贤良之人，担任中官”，所以这第一条的选择标准并不是族姓。我认为，这十一族的共同特点很可能是，他们都是当时国都内势力较大的“旧族”。晋文公重用这十一族作为近官，主要有两层考虑。第一层考虑，是通过“昭旧族”来传达出新政权充分尊重、信任国都内原有政治势力的态度，从而迅速获得国人的支持，稳定政权。第二层考虑，则是奖赏公子重耳流亡期间对他有功劳的家族。比如说，根据《左传·昭公十三年》的记载，当公子重耳在国外流亡时，国都内的栾、郤、狐、先四族同情和支持他，是他在国都的“内主”，而狐偃、胥臣、先轸还跟随公子重耳流亡有功，因此栾、郤、狐、先、胥五族必然都在重用之列。

然而，这其中郤氏的情况比较复杂。此时晋文公任用的，应该只是部分支持他的郤氏族人，而曾想要烧死晋文公的郤芮先前已被秦穆公杀死，他的儿子郤缺被外放到曾是郤氏封邑的冀⁽⁶⁾，成了一个农夫。

后来有一天，胥臣出使他国，路经冀邑，正看到郤缺在耘田除草，妻子来送饭，两人相待的态度就像对方是贵宾那么恭敬。胥臣大受感动，带着郤缺回到国都，对晋文公说：“恭敬，是美德的集中体现。能够恭敬，就必定有美德。秉承美德来治理民众，君主请任用他！臣下听说：‘出门好像要去会见贵宾，承担事务好像主持祭祀，这是仁的准则。’”文公说：“他的父亲有罪，可以任用吗？”胥臣回答说：“虞舜惩办罪人，诛杀了鲧，他举拔人才却启用鲧的儿子禹。管敬仲，是试图贼害齐桓公的人，桓公是靠任命他为国相而得到成功。《康诰》说：“父亲不慈爱，儿子不诚敬，哥哥不友爱，弟弟不恭顺，这是和别人无关的。”《诗》说：“采芜菁，采萝卜，不用它们的下体。”君主节取他的长处就可以了。”晋文公于是任命郤缺为下军大夫。后来到了晋襄公时，郤缺抵御狄人立了大功，襄公任命他为卿，并且将冀邑重新封给了他。

第二条原则，是“选拔姬姓家族中的贤良之人，担任中官（诸姬之良，掌其中官）”。所谓“中官”，是指与国君的距离不近不远的大夫，主要包括在国都内中央官府各机构任职的官员。第一、二条结合起来看，我们会发现，除开姒姓董氏和族姓不明的箕氏，晋文公政权的近官和中官都来自于与公室同姓的姬姓家族，这可能包括与国君有宗亲关系的远支公族，也可能包括与公室没有直接宗亲关系、但同为周王室之后的姬姓非公族。一方面，明确宣示重用姬姓家族，体现出新政权一种“爱亲戚”的新风尚，调和了晋献公、晋惠公、晋怀公时期“无亲”的肃杀气氛，不仅有助于笼络国内人心，还有助于让其他中原姬姓诸侯国更容易理解和接纳晋国。另一方面，晋文公仍然坚持晋献公制定的不蓄养近支公族、不根据宗法血缘关系任用官员的政策，从姬姓家族中选人的标准是看此人是否贤良，这又延续了晋献公以来形成的“尊贤”“尚功”用人思路。一言以蔽之，晋文公／郭偃重用姬姓贤良之人的举措，可以说是一个巧妙的折中策略，非常符合孔子所推崇的“中庸之道”。

第三条原则，是“选拔异姓家族中有才能的人，担任远官（异姓之能，掌其远官）”。所谓“远官”，是指与国君的距离较远的大夫，主要包括国都之外的地方官员，比如边境重要城邑的长官。由于异姓家族与晋文公没有任何亲缘关系，因此这条举措的目标很明显是“明贤良”“赏功劳”。晋文公时期最为引人注目的异姓家族是赵氏。赵氏是嬴姓族，与秦公室同源，始祖是造父，事奉周穆王有功，受封于赵，遂以邑名为氏。赵氏在晋献公时崭露头角，赵夙曾担任献公驾车人，他的弟弟（一说为儿子）赵衰跟随公子重耳流亡有大功。据《国语·晋语四》的记载，公子重耳“像对待老师一样事奉赵衰”。晋文公与赵衰关系非常亲密，先前在狄地时，就曾将狄人送来的女子分给赵衰为妻；回到国都后，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赵衰自身德才兼备，又得到国君如此关爱，势力发展自然很快。一年后的前六三五年，晋文公收服了南阳地区的原邑，就任命赵衰做原邑大夫，这正是所谓的“远官”。

晋文公改革（三）：土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第二项改革重点任务，则是在晋献公、晋惠公一系列既有政策的基础上，将分封土地推行到极致，建立起具有很强激励作用的土地／收入分配制度⁽⁷⁾。

晋国大量封赏土地给卿大夫始于曲沃武公／晋武公、晋献公时期，由于曲沃武公／晋武公时期的情况没有详细文献记载，因此下面只讨论晋献公。当时晋国强势侵略扩张，攻灭了周围的霍、耿、魏、虢、虞等诸侯国，并且向北、向东与狄人争夺疆土，从而在短期内拥有了大量新国土。此时的晋国面临着与周人灭商后同样性质的问题（当然规模要小得多），那就是如何守卫、开发、治理这些新国土。晋献公采取的办法也与西周初年的周王相似，那就是将这些土地分封给臣下来治理，比如前六六一年灭耿国、魏国之后，将耿国旧地赐给赵夙，将魏国赐给毕万。不过，周初的天下分封，是以基于宗法血缘的姬姓王族分封为主，基于功劳的外族分封为辅；而晋献公的国内分封，是伴随着他杀尽先君群公子、驱逐自己亲生儿子的“无亲”统治进行的，因此分配土地的对象只能是依靠贤德、才能、功劳上位的远支公族和非公族。

到了晋惠公时期，如前所述，前六四五年，晋国在韩之战中惨败，晋惠公被秦穆公俘虏扣留在秦国（见页104）。晋惠公为了洗刷自己当年背弃土地贿赂承诺的恶名、争取国人支持他回国复位，将部分公室直辖的土地赏赐给国人中担任官职的贵族，这就是所谓“作爰田”新政。然而，赏赐“爰田”只能算是国难当头时的权宜之计，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制度。

晋文公即位之后，明确提出要建立“公室收入来自于贡赋，大夫收入来自于采邑，士人收入来自于禄田（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的土地／收入分配制度。这项举措乍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似乎我们通常理解的春秋时期诸侯国内贵族土地／收入分配制度本来就是如此。可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国语》完全没有必要把这句话详细陈述出来作为晋文公／郭偃改革的重要举措。更加重要的是，如果不是在土地／收入分配这样的根本问题上有大刀阔斧的改革，《国语》所提到的其他举措似乎都不足以引发国内紧张局势，以至于促使晋文公动用军队来维护社会稳定。

我认为，晋文公／郭偃此项改革举措的具体内容，是沿着晋献公、晋惠公的政策导向进一步深化，将公室直辖的土地全部（或至少是绝大部分）封赏给卿大夫和士人，作为他们的收入来源。其中，大部分公室土地以采邑的形式分配给卿大夫，只要他们的世袭官职没有在政治斗争中被剥夺，这些采邑在实际上就是他们家族的私产；少部分土地以禄田的方式分配给士人，这些禄田也与他们的官职挂钩。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晋文公只是将公室土地委托给卿大夫代管，到后来公室不断衰弱，代管土地收不回来了，才真正成为卿大夫的私家土地⁽⁸⁾。

在公室直辖土地全部（或至少绝大部分）转变为卿大夫采邑和士人禄田之后，晋国公室的收入构成不再是“直辖土地赋税收入＋卿大夫／士人贡赋收入”，而是全部来自于卿大夫、士人的贡赋，实现了“公室收入全部来自于贡赋”，这是改革的关键所在。这次改革之后，大量居住在公室直辖土地上的民众从直属于公室的“公民”转变成为贵族的私家臣隶，这很可能是晋文公／郭偃改革里最引起争议和社会动荡的地方。《韩非子》里所叙述的晋文公调集军队，可能就是为了防备这一批地位下降、利益受损的民众造反闹事。

促使我对晋文公／郭偃改革这项举措具体内容做出上述猜测的，是后来鲁国从前五六二年至前五三七年所进行的“三分公室”—“四分公室”改革，因为鲁国改革的后果也是公室收入全部来自于卿族的贡赋。

鲁国公室原本拥有相当数量的直辖土地。这些公室直辖土地（简称“公邑”）和依附于公邑的民众（简称“公民”）既是公室的重要收入来源，也是鲁国左、右二军的军需物资和兵员的来源。前五六二年，执掌鲁国政事的三大卿族——季氏、孟氏、叔孙氏决定要扩大军队规模，成立左、中、右三军。三大卿族决定采取“一家承包一军”的办法来操作此事：首先，将现有的左、右两军分为三份，同时将供养军队的公邑和公民也分为三份，分给三家托管，所谓“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然后，每家毁掉自己分到的三分之二军的原有编制，与自己的私家军队进行混编，补足剩下的三分之一，从而在较短时间内成立三军，季氏执掌左军，孟氏执掌右军，叔孙氏执掌中军。

在如何管理自己分到的公邑和公民的问题上，三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而且在改革早期和后期政策还有所调整。为了简化叙述，这里只简述其后期政策“季氏尽征之，叔孙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

季氏的做法是：自己所分得公邑所对应的公民不再向国君交纳赋税，而是直接交给季氏，用以供养季氏“承包”的左军，而季氏私家财政则不需投入，即“季氏尽征之”。这样一来，这部分公邑和公民与公室的经济关系被完全切断，实质上已经变成了季氏的私邑和私民。其实季氏一开始就想要求其他两家采用自己的方案，但其他两家在一开始不愿做出这种公开剥夺公室经济来源的事，季氏“各征其军”的设想并没有马上实现。

叔孙氏的做法是：自己分得公邑所对应的公民仍然向国君交纳赋税，但是公民中的子弟辈青壮年要承担叔孙氏私家臣隶的工作，以作为叔孙氏用私家财政收入供养中军的补偿，即“叔孙氏臣其子弟”。

孟氏的做法是：自己分得公邑所对应的公民仍然向国君交纳赋税，但是公民中的子弟辈青壮年的一半要承担孟氏私家臣隶的工作，以作为孟氏用私家收入供养右军的补偿，即“孟氏取其半焉”。

三家之中，季氏以供养国家军队的名义直接截留自己分得公邑／公民原本交给国君的赋税，私家付出最少、对公民剥削最重，因此获利最多。经过了二十五年，到了前五三七年时，季氏已经成为三家中实力最为雄厚的一家。其他两家终于决定不再硬撑，都采用季氏的方法，三家重新将公邑和公民划分为四份，季氏得两份，孟氏、叔孙氏各得一份，所有公民都直接将赋税交给各自所属的那一家，这样一来，孟氏、叔孙氏管理的公邑、公民也全部转变成为了两家的私邑、私民。三家在满足了自己供养军队、壮大私家的需要之后，再向公室转移支付一部分贡赋，维持公室不至于垮台。这就是所谓“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左传》评价说：“这是导致公室卑微的行动。”

我认为，鲁国至此实现了公室收入全部来自于三大卿族的贡赋，而这背后的改革就是公邑／公民被分给三大卿族，并从托管逐渐过渡为私有。由此我猜测，晋文公／郭偃的这项年代更早、结果相似的改革举措正是鲁国“三分公室”—“四分公室”改革的先驱，而它的具体内容应该也包括将公邑／公民以封赏／托管的方式分配给卿大夫家族。

鲁国公室直辖土地被瓜分是由于三大卿族的巧取豪夺而并非鲁国君主的主动作为，而晋文公／郭偃主动采取彻底封赏／托管公室直辖土地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则是顺应重要卿大夫的建议，而这些建议所表达的，就是当时有功求赏者的集体利益诉求。据《说苑·政理》的记载：

晋文公向狐偃询问如何治理国政，狐偃回答说：“分熟肉不如分生肉，分生肉不如分土地。割地分给民众，并增加他们的爵禄，因此君上获得新土地，民众就知道他们也能富足；君上丧失土地，民众就知道他们会因此贫困。古人所谓‘冒死攻入敌阵挑战’，说的就是实行分地政策后达到的效果。”

晋文公时，狄人有进献大狐皮和文豹皮的，文公长叹说：“大狐、文豹有什么罪过！因为它们身上的毛皮而有了罪过啊。”大夫栾枝说：“土地宽广而不平坦，财物聚集而不分散，难道不是大狐、文豹的罪过吗？”文公说：“好啊！说下去！”栾枝说：“土地宽广而不平坦，人们就要平整它。财物聚集而不分散，人们就要争夺它。”晋文公于是割地分给民众，散发财物以赈济贫穷。

公室以采邑和禄田的方式分配土地给国中贵族，这是各诸侯国都实行的常规制度。然而，从晋献公大规模攻灭小国并将新增土地分封给卿大夫，到晋惠公作“爰田”进一步赏赐公室土地，到晋文公将全部公室直辖土地封赏／委托给卿大夫和士，晋国的贵族分地运动在中原各诸侯国中规模上最大、程度上最为彻底。这一轮始于晋献公、在晋文公时达到高潮的分地运动主要有三类受益者：一类是晋献公根据能力功劳而不是血缘提拔重用的一批远支公族和非公族；一类是晋惠公作“爰田”时重点赏赐和笼络的家族；还有一类是晋文公内政改革时期重用的有功旧族、姬姓贤良、异姓能者，当然，这三类之间可能有很大程度的重叠。

在农业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晋国，土地是最为重要的经济资源。大量分配土地给有德望、有能力、有功劳的卿大夫，而不是只按照宗法制分配给与国君血缘关系近的公族成员，改变了传统宗法分配模式下“无功受禄”的严重弊端，把贵族对国家所做的贡献和享受的物质待遇联系了起来，在当时释放出巨大的改革红利，激励有德才的卿大夫建功立业，推动了晋国的经济军事发展，并且稳固了新开拓的大片疆土，支撑了晋国进一步向各个战略方向开拓的国家战略。

从整体上看，晋文公内政改革在当时很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缓和了晋献公、惠公、怀公时期过于酷烈的“无亲”统治，同时又坚持了“不用近亲”“尊贤”“尚功”的晋国特色，在晋献公、惠公前期探索的基础上确立了基于贤德、能力、功劳而不是基于宗法血缘的官员任用和土地／收入分配制度，从而迅速稳定了民心和政局，激发了贵族阶层励精图治的积极性，使晋国不仅延续了自晋献公以来虽有波折但从未中断的崛起势头，还驶上了加速发展并走向称霸的“快车道”。

晋国“不用近亲”“尊贤尚功”的官员任用制度和土地分配制度，从晋国主要卿族的氏称和始祖背景可以看出来。在主要以宗法血缘任命卿官的郑国，著名的“七穆”——罕氏、驷氏、良氏、国氏、游氏、印氏、丰氏都是以卿族始祖的字命氏的，而这七个卿族的始祖（子罕、子驷、子良、子国、子游、子印、子丰）都是郑穆公的儿子。在传统宗法制同样非常强势的鲁国，著名的“三桓”——季氏、孟氏（《春秋》称仲氏）、叔孙氏，都是以卿族始祖的排行命氏，而这三个卿族的始祖（成季、共仲、僖叔）也都是鲁桓公的儿子。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晋国中晚期的六大卿族中，赵氏、魏氏、韩氏、知氏、范氏是以封赏的采邑名为氏，中行氏是以官职名为氏。这其中，赵氏、魏氏、知氏、范氏、中行氏都是非公族，韩氏是远支公族。六大卿族没有一个近支公族，充分体现了晋国“不用近亲”的特色；以采邑名、官名为氏，充分体现了晋国轻宗法血缘、重政绩封赏的特色。

然而，这次改革对于公室的长期“毒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左传》对于鲁国“四分公室”改革的评价“这是导致公室卑微的行动”也完全适用于晋文公／郭偃改革。提拔重用贤德、能力、功劳出众的贵族本没有错，但是，土地是农业国家的根本，公室在给予贵族官职的同时，将土地也全部分配给了他们，这就是主动放弃了制衡、管控贵族的战略资源，从根本上架空了自己的统治基础。一方面，国君将绝大多数直辖土地分配给卿大夫，使得公室不再是国内最大的地主，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君臣的实力对比，削弱了公室管控卿大夫的底气和能力。另一方面，靠真本事上位的“外人”卿大夫都具有出众的能力和野心，又都有机会合法地获得大量土地，因此，他们一方面积极进取、为晋国霸业做出重大贡献，但另一方面也积极壮大家族实力，其中最优秀的几家逐渐成为世袭卿族。这样发展了几代之后，晋国就很自然地形成了公室傀儡化、卿族把持军政实权的局面。

到了春秋后期，晋国赵、魏、韩、知、范、中行六大卿族全力扩大自家地盘、增强自家实力，相互争斗也不断升级，使得晋国表面上的经济军事总量不断增大，而内部的政治统一度不断降低，逐渐变成了一个“多胞胎孕妇”，六个“国中国”在其体内逐渐成形、互相踢斗。最终，赵、魏、韩三家胜出，撑破母体成为战国三雄，而晋国公室则气绝身亡⁽⁹⁾。

除了传世文献之外，清华简七《晋文公入于晋》披露了晋文公修明内政的更多细节，包括董理刑狱、减免债务、丰洁祭祀、兴修农田水利等，特别是详细描述了整顿晋军旗帜体系的情况：

晋文公从秦国进入晋国，穿着端冕□□□□□□□□□□母，不论是好的善的、轻的丑的都接见。

明日早朝，集合国中的老臣，发令说：“因为我从前没能任用诸位大夫修治晋国的政事，命令加紧拘押逮捕释放断案，不要再举债务，四境之内都是这样。”

明日早朝，发令说：“因为我从前没能任用诸位大夫修治晋国的祭祀，命令养牛羊、养犬猪，具备黍稷酒醴进行祭祀，四境之内都是这样。”

明日早朝，发令说：“为了发展农业，命令疏浚旧沟渠、增修旧堤防，四境之内都是这样。”

明日早朝，发令说：“因为我们晋国处在仇敌之间，命令聚集修治先君的乘式车甲，四境之内都是这样。”于是制作旗帜：设立升龙之旗，军队据此前进；设立降龙之旗，军队据此后退；设立左□□□□□□□□□□□□□□□□设立角龙之旗，军队据此交战；设立交龙之旗，军队据此预备；设立日月之旗，军队据此持久；设立熊旗，大夫据此出动；设立豹旗，士人据此出动；设立荛采之旗，侵扰聚粮者据此出动。于是设立三种旗帜来“成至”：远旗表示死，中旗表示用刑，近旗表示处罚。在郊外三次“成之以象”，依靠这些大举起兵。

周襄王出居郑国，王子带盘踞温城

根据《国语·周语上》的记载，晋文公君位稳定之后，周襄王派遣太宰文公及内史兴到晋国赐给晋文公策命，表示王室对晋国新政权的正式承认。晋国上卿到边境迎接周王使团，晋文公到都城郊外迎接并慰劳，安排使者住在宗庙内，进献九牢，在庭中设大火烛。到了日期，在晋武公庙举行仪式，设晋献公神主，并布展祭席。太宰莅临现场主持仪式，晋文公穿着端委礼服进入殿堂。太宰以周王之命赏赐晋文公侯爵冕服，内史相助礼仪，太宰三次宣命，晋侯三次推让之后穿戴上冕服。仪式完毕，款待宾客、举行飨礼、赠与礼物、设宴践行都按照周王公卿命诸侯的标准礼仪，而且在宴会上加赠礼物。

亲眼见证了晋惠公、晋文公两人对待王室不同态度的内史兴回到王城后，把情况禀告给周王，并说：

“晋国不可以不善待。它的君主一定会称霸：他迎接王命态度恭敬，尊奉的礼仪都合乎道义。尊敬王命，是恭顺的正道；礼仪得当，是美德的准则。以美德为准则来引导诸侯，诸侯必定归服。

“况且某国遵礼的情况，是观察某国是否遵行忠、信、仁、义的依据。忠，是分配的原则；仁，是行为的原则；信，是守护的原则；义，是节制的原则。遵循忠来分配就能均匀，遵循仁来行事就能得到报答，遵循信来守护就能稳固，遵循义来节制就能有度。分配均匀就没有怨恨，行为得到报答就不会匮乏，守护稳固就不会苟且，节制有度就不会离心。

“如果民众不怨恨而财用不匮乏，政令不苟且而举动不离心，做什么事情不会成功？内心应和外在，这是忠；三次推让而且穿戴得当，这是仁；遵守礼节而不过分，这是信；奉行礼仪没有毛病，这是义。臣下进入晋国后，看到忠、信、仁、义四者都不缺失，臣下所以这么说：‘晋侯大概是能守礼的，大王您要善待他！’与有礼的诸侯树立良好关系，回报必定丰厚。”

周襄王听从内史兴的话，重视与晋国发展友好关系，派到晋国的王室使者，在路上络绎不绝。下面我们会看到，襄王对晋文公的善待马上得到了回报。

回顾前六四九年周王派召武公、内史过到晋国赐予晋惠公策命，晋惠公懒散不合礼制的故事（参见页96），两位晋侯的格局高下一目了然：晋惠公的目标主要是守住政权不被秦国和其他晋公子夺去，因此对于冗长烦累而又不能给他带来什么短期利益的“尊王”礼数敷衍了事；晋文公及其团队有强烈的称霸意愿，因此必须效仿齐桓公葵丘之会上坚持向周王使者下拜行礼的“政治正确”举动，为自己称霸积攒“尊王”政绩。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从后面所述的晋文公向周襄王开口请求享受天子待遇来看，此处晋文公对周王使者的礼敬，真的就是为了满足称霸的“剧情需要”，内史兴指出了晋文公想要称霸的意图，但是他的解读还是有点过于“君子”了。

前六四〇年，郑国攻入滑国⁽¹⁰⁾都城，惩罚滑国背叛郑国而亲附卫国⁽¹¹⁾，当时滑人表示愿意服从郑国。郑国军队回国后，滑国又倒向卫国。于是，在前六三六年，郑国再次派出军队讨伐滑国。襄王派出伯服、游孙伯两位大夫到郑国，请求郑国放过滑国。此时的郑国已经跟楚国结成亲密盟国，有楚成王撑腰的郑文公怨恨前六七三年周惠王即位之后对郑厉公赏赐不如虢公丑，而且又怨恨襄王袒护卫国、滑国，于是不听王命，还逮捕了两位周王室大夫。襄王发怒，准备要联合狄人讨伐郑国。大夫富辰劝谏说：

“不可以。臣下听说：‘最理想状态是不分亲疏地以美德抚育民众，次一等则是先亲近自己的亲人，然后逐渐扩散到关系较远的人。’当年周公感伤夏、商末世疏远亲戚，使得王室失去藩篱屏障而至于灭亡，因此广泛地分封土地、建立同姓诸侯国作为周王室的藩篱屏障：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是周文王的后代；邘、晋、应、韩，是周武王的后代；凡、蒋、邢、茅、胙、祭，是周公的后代。

“厉王、宣王时期的召穆公忧虑周德日渐不善，所以在成周集合宗族并作诗说：‘常棣花开明丽，花萼紧连花蒂。试看如今世人，无人能比兄弟。’这首诗第四章又说：‘兄弟在家争吵，在外齐心抗暴。’像这样的话，那么兄弟之间虽然会有小的忿恨，不会因此而废弃美好的宗亲关系。如今天子不能忍耐小忿恨而抛弃了与郑国的宗亲关系，是准备要怎样呢？

“酬答勋劳，亲爱宗亲，团结近臣，尊敬贤人，这是美德中的大德。靠拢耳聋的人，跟从昏暗的人，赞成固陋的人，任用奸诈的人，这是奸邪中的大奸。抛弃美德，崇尚奸邪，这是祸患中的大祸。郑国有匡扶平王、惠王的勋劳⁽¹²⁾，又有厉王、宣王的宗亲关系⁽¹³⁾，舍弃宠臣而任用三位贤良大臣，在姬姓诸国中与周王室最为亲近，四种美德都具备了。耳朵不能听到五声的唱和是耳聋，眼睛不能辨别五色的章华是昏暗，心里不遵从德义的准则是固陋，嘴里不说忠信的话是奸诈。狄人以这些为准则，四种奸邪都具备了。

“周朝有美德的时候，尚且说‘无人能比兄弟’，因此分封土地、建立诸侯国。周王室关怀柔服天下的时候，尚且害怕有外敌欺侮。抵御欺侮的方法，没有比亲爱宗亲再好的了，所以用宗亲作为周王室的屏障。召穆公的诗也是这个意思。现在周德已经衰败，而这时又改变周公、召公的做法而跟从各种奸邪，恐怕不可以吧！民众没有忘记先前王子颓、王子带的祸乱，大王又把它挑起来，怎么对得起文王、武王？”

襄王不听，执意派遣颓叔、桃子两位大夫请狄人出兵。

到夏天，狄人讨伐郑国，夺取了栎邑⁽¹⁴⁾。襄王感激狄人，准备立狄女为后。富辰劝谏说：“不可以。臣下听说：‘报答的人已经疲倦了，施舍的人还不满足。’狄人本来就贪婪，大王又进一步引导他们。女子感激起来没有尽头，妇人怨恨起来也没有终结。狄人必然成为祸患。”周王又不听。

关于富辰这两次劝谏，《国语·周语中》记载了一个很详细而且有所不同的版本：

周襄王十三年，郑国讨伐滑国。襄王派游孙伯请求郑国放过滑国，郑人扣押了使者。襄王大怒，将要引来狄人去讨伐郑国。富辰劝谏说：

“不可以。古人说：‘兄弟间因谗言而争斗，但仍然会联手欺侮关系疏远的外人。’周公作诗说：‘兄弟在家争吵，在外齐心抗暴。’如果能这样，那么即使争斗也是内部欺侮，而且虽然争斗也不会败坏了亲情。郑国与王室，是兄弟关系。郑武公、庄公曾经在平王、桓王时有拥戴王室的大功勋；我周王室东迁，依靠的是晋、郑两国；子颓发动叛乱，又由郑国平定。现在因为小忿恨就抛弃郑国，是因为小怨而搁置大德，恐怕不可以吧！

“况且兄弟之间有怨恨，不该征召他人来解决。征召他人来，利益就会外泄。彰显怨恨并外泄利益，不义；抛弃亲情接近狄人，不祥；用怨恨报答恩德，不仁。道义是产生利益的本源，祥和是事奉神明的态度，仁爱是保有民众的基础。不行道义则利益不丰厚，不祥和则神福不会降临，不仁爱民众就不会前来。古代贤明的君主不丧失这三种美德，所以才能拥有广大的天下，协和安宁百姓，美名不被忘记。大王千万不可以抛弃郑国。”

襄王不听。

十七年，襄王召来狄人军队去讨伐郑国。襄王感激狄人，打算娶狄君之女为王后。富辰劝谏说：

“不可以。那婚姻，是祸福的阶梯。通过它使内人得利就有福，使外人得利就有祸。现在君王使外人获利，这不是招引祸害吗？从前挚、畴由于太任而得利，杞、缯由于太姒而得利，齐、许、申、吕由于太姜而得利，陈由于太姬而得利，这些都是能使内人得利而亲爱亲族的例子。过去由于仲任而灭亡，密须由于伯姞而灭亡，郐由于叔妘而灭亡，聃由于郑姬而灭亡，息由于陈妫而灭亡，邓由于楚曼而灭亡，罗由于季姬而灭亡，卢由于荆妫而灭亡，这些都是使外人获利而离弃亲族的例子。”

襄王问：“利益如何能使内人得到？如何能使外人得到？”富辰对答道：

“尊重贵族，昭明贤人，任用功臣，恭敬长者，友爱亲族，礼遇新人，亲近故旧。这样，民众没有不齐心竭力执行主上的命令，官府不必变更常道而财用不匮乏，要求没有达不到的，举动没有不成功的。百姓民众人人奉献利益而归于主上，这就是使内人得利。如果上述七种德政分崩离析，民众就会怀有二心，各自因为私利而退散，主上的要求达不到，这就是让外人得利。

“那狄在王室的诸侯序列中没有位置，而郑国是南方的伯爵之国，君王却瞧不起他，这是不尊重贵族。狄人的德行跟豺狼没有两样，而郑国没有违背周室的典制，君王却蔑视它，这是不昭明贤人。平王、桓王、庄王、惠王都接受过郑国的辛劳恩惠，君王却抛弃它，这是不任用功臣。郑伯年纪已经大了，君王却把他当年轻人来对待，这是不恭敬长者。狄是隗姓，郑出自于宣王，君王却虐待它，这是不友爱亲族。根据那礼制的规定，新的不可以取代旧的，君王以狄女取代姜氏、任氏为王后，这是违背礼制、抛弃故旧的行为。

“君王的一个举措就使抛弃了七种美德，所以臣下说这是使外人得利。《书》中说：‘必须有所忍耐，若想有所成功。’君王不能容忍小忿恨而抛弃郑国，还要提升叔隗从而引来狄人。狄人像野猪豺狼一样，是不可能满足的。”

襄王不听。

前面已经提到，王子带很受周惠王后宠爱，惠后准备立他为王，还没来得及实施，惠后就去世了。前六五三年，周襄王即位。前六四九年，王子带鼓动戎人攻打王城。前六四八年，周襄王率军攻打王子带，王子带出奔到齐国，在那里一呆就是十年。

前六三八年，王子带终于得到襄王赦免回到王城，又跟狄后隗氏通奸。襄王知情之后无法忍受，又废了狄后。颓叔、桃子说：“当初是我们指使狄人出兵的，现在狄人恐怕会怨恨我们。”于是决意作乱，前六三六年奉王子带为主，率领狄军攻打襄王。侍卫准备要抵抗，襄王说：“先王后在天之灵看到我们兄弟相残会怎么说我呢？宁可让诸侯来考虑这件事情。”于是从王城出逃，到了坎欿⁽¹⁵⁾，王城的国人又把他迎了回去。

秋天，颓叔、桃子奉王子带为主，再次率狄军讨伐周王室，大败王室军队，抓获了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襄王逃到了郑国，住在氾邑。王子带和隗氏住在河水以北的苏都温邑⁽¹⁶⁾，这说明王子带乱党背后有苏子的支持。

宋国在两年前曾与楚国在泓水岸边交战而惨败，宋襄公随后伤重去世，在一年前又遭到仍自诩为中原霸主的齐国讨伐。前六三六年冬天，宋国和楚国讲和，新即位的宋成公前往楚国朝见楚成王，表明宋国服从楚国。这是继收服郑国之后，楚成王争霸中原取得的又一重大进展。

平定王室内乱，占据宝地南阳

寄居在郑国的襄王派出使者向各诸侯国告急，这其中既包括只能客套地回答一句“天子在外边蒙受尘土，我们怎敢不奔跑着前来慰问随从官员”的鲁国，也包括正期望通过出兵“勤王”积攒争霸功绩的秦国和晋国。然而，周襄王却并没有向当时实力最强、参与中原政治最积极、称霸势头最盛的楚成王求救。

前六三五年春，接到告急文书的秦穆公出动军队到达了河水岸边，应该就是在宗周—成周道的原芮国节点附近，等待着晋文公率军沿着晋都—令狐—原芮国道南下，两军会合后一同沿着宗周—成周道东进中原，护送襄王复位⁽¹⁷⁾。这时狐偃劝晋文公说：“求得诸侯成就霸业，没有比为王室出力更好的途径了。诸侯会因此信任君主，而且这样做符合大义。继承晋文侯拥立周平王的功业，而且在诸侯中宣扬信义，如今就是最好的机会。”

《国语·晋语四》记载的狐偃言辞有所不同：

民众已经开始亲近您，但还不知道大义，君主何不派兵护送周王回国，以此来教导民众懂得大义呢？如果君主不护送，秦国就会护送他回国，那就会失去事奉周王室的机会，又凭什么来求得诸侯成就霸业？不能修养自身的品德，又不能尊奉他人，他人怎么会依附呢？继承晋文侯的事业，建立晋武公的功绩，开拓国土安定疆界，就在于这次了，请君主为此而努力。

无论是哪个版本，都再次清楚地表明，齐桓公通过“尊王”而称霸的实践经验，已经成为后来称霸候选人信奉的成功不二法门。如果说齐僖公“尊王”是在摸着石头过河，齐桓公“尊王”就是在先君摸石头探出的路径上架起了桥，而晋文公／秦穆公“尊王”则是直接走齐桓公架好的桥，向成就霸业的目的地狂奔。

晋文公十分赞同狐偃的建议，于是就送钱财给盘踞在晋国东南部的草中之戎和丽土之狄等戎狄部族，打开东进中原的道路，一边派出使者谢绝与秦军一同进发，一边独自率军抄近道东进到达河水以北的南阳地区，武力干预周王室内乱。前六三七年，在招待公子重耳的宴会上，秦穆公面对赵衰代表公子重耳所作的那番谦恭对答，意味深长地说“这个人将依靠自己拥有这些，哪里是单由寡人得到呢！”，可以说是颇有洞察力了。不过即使是秦穆公，估计也没有料到晋文公团队在仅仅两年后，当面对重大机遇时，就敢从“小心翼翼地听从秦穆公的命令”直接跳到“甩开秦穆公单干”，连“与秦穆公合作共赢”的过渡形态都不要了。

三月十九日，晋军驻扎在阳樊，右师包围了温邑，左师前往氾邑迎接周王。夏四月三日，襄王回到王城。右师攻入温邑抓获王子带，在隰城⁽¹⁸⁾杀了他以绝后患。四月四日，晋文公朝见周襄王，周王设享礼款待。

在享礼期间，文公请求王室特批让自己在死后可以按照天子之礼用隧道墓下葬。周王不答应，说：“这样做是违背王室规章的。晋国还没有足以取代周王室的德行，如果天下出现二王并立的局面，也是叔父所厌恶的吧。”周襄王是在拿当下的情况比拟两周之际的周平王与周携王的并立，这其中，周襄王自然是正统的周平王，那晋平公就成了后来被晋平侯杀死的周携王了，所以周襄王会说这“也是叔父所厌恶的吧”。

为了嘉奖晋国的勤王之功，王室把阳樊、温、原、櫕茅、州、陉、絺⁽¹⁹⁾、组等八个“南阳”（太行山以南，河水以北）城邑赏赐给了晋国，晋国从此开始试图实际控制南阳地区。

关于周襄王拒绝晋文公的话，《国语·周语中》记载了一个非常详细的版本：

“昔日我的先王拥有天下的时候，划出方圆千里的土地作为甸服，以便供给上帝山川百神的祭品，以配备百姓万民的用度，以应付诸侯不来王庭朝贡和不能预料的灾患。其余的土地则平均分配给公、侯、伯、子、男各级诸侯国，使他们各有安宁的住所，以顺从天地尊卑的等级，不至于遭到灾害。先王哪里打算为自己谋取过度利益呢？他的内官不过九御，外官不过九品，足以供奉神灵而已，哪里敢满足放纵自己的耳目心腹之欲而败坏百种制度呢？周王只不过是生前死后享用的衣服器物文采章华与诸侯有所不同，用来君临统治百姓并宣布轻重尊卑的等级罢了。除此之外，周王与其他人还有什么两样呢？

“现在上天将灾难降临到周王室，我一人也只能守护住王室府库而已，又因为我的不才以致劳动了叔父，但是如果拿先王规定的重大待遇来酬劳我私人从叔父这里所接受的恩德，那么叔父将一面应承一面心生憎恶，从而责怪我一人。如果不是担心这个的话，我一人哪敢吝惜隧道葬礼呢？先民有言道：“改变佩玉就要改变行为。”叔父如果能光扬伟大的美德，来变更姬姓周朝而改换服物，创造新制度在天下推行，自己宣布大功告成，从而收取周王生前死后享用的所有待遇用来安定抚养百姓，我一人即使被流放居住到边远荒地，又能有什么话可说？

“如果仍是姬姓周王室掌有天下，叔父依然作为周王室的诸侯，以复兴先王规定的职责，那葬礼这样的重大待遇不可更改。叔父继续努力发扬光明的美德，重大待遇将会自己前来，我如何敢为了私人接受的功劳就改变先世的重大典章，以至取辱于天下？要怎么面对先王和百姓呢？又怎么制定政令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叔父自有土地，自行用隧道墓下葬，我怎么能知道呢？”

出定襄王、开拓南阳是晋文公霸业兴起的标志性事件。晋文公此次请求自己死后能用隧道墓葬礼待遇，让人不由得想起前六五一年齐桓公在葵丘之盟期间准备接受周王优待而不下拜的旧事（参见《齐桓篇》页263）。两次都是称霸强国试图僭越礼制而享受天子待遇，而两次也都是以失败告终，从而最终保全了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主名节。不同之处在于，齐桓公想入非非之时，他早已是劳苦功高、天下拥戴的霸主，僭越的机会是周襄王主动奉送的，而阻止齐桓公的是他的股肱之臣管仲；晋文公则是在称霸路上刚取得了第一场“尊王”大捷，就急不可耐地主动要求王室以特殊待遇回报自己，而阻止晋文公的是他本应尊崇的周襄王。而且，齐桓公如果当时“跟着感觉走”真不下拜，会盟现场的诸侯都看在眼里，他僭越的坏名声马上就会传开；而葬礼是晋文公去世后才会享受的待遇，也就是说，如果周王室答应了文公的要求，双方就此事保密，那么外人就只会知道晋文公尊王有功，而不会立刻知道他已经为自己“预订”了天子级别的葬礼。由此可知，晋文公提出隧道葬礼的要求不是临时起意，而是事先谋划的结果。孔子说“晋文公诡诈不正派，齐桓公正派不诡诈”，说的就是这两人在行事风格上的显著差异。前面所说的晋文公抛下等在河水边的秦穆公，抄近道南下独占勤王头功，恐怕也是孔子这番评论的依据之一。

如果回顾一下前文，河水以北的南阳地区是西周时畿内国苏国的疆域，春秋初年平王东迁后在表面上被王室收编，与河水以南的王城地区在名义上共同构成东周王畿。当年，对于威望崩塌、治理能力衰弱的周王室来说，南阳地区和自己真正能够有效统治的河南王城地区之间隔着河水，而当时对南阳地区仍有很大实际控制权的苏子（苏国君主）又不愿意放弃“地头蛇”地位，不愿意与河水以南的王畿真正实现“一体化”，因此南阳地区一直是王室的“问题资产”，王室、苏国之间矛盾摩擦不断。在前七一二年，周桓王抓住郑庄公“尊王”的时机，将这一地区十二个城邑打包“赐给”郑国，而从郑国手里换来四个邻近王城地区的城邑（详见《齐桓篇》页124）。

南阳在名义上归属郑国之后，位于河水以南、距离更远的郑国同样无力进行有效统治，其中的盟、向二邑挑头不服郑国、兴兵作乱，前七〇五年被郑人率诸侯讨伐后又向周王室求救。周桓王出来收拾局面，将盟、向民众迁到河南王畿居住（详见《齐桓篇》页147）。然而，此后苏子与周王室矛盾仍然不断，前六七五年王子颓之乱时，苏子成为乱党的靠山（详见《齐桓篇》页209）。此后南阳地区虽然名义上重新属于王室，但仍然不像河南王畿那样稳固，前六三六年又成了王子带叛乱的根据地。到了前六三五年，周襄王一方面深知王室无力管控河水对岸的南阳，另一方面又想要巴结和安抚做出“尊王”姿态、但又野心勃勃的晋文公，而南阳地区对晋国南下争霸又非常有利，于是顺水推舟，将这块王室始终无力消化的“问题资产”奉送给晋国。

从自然地理角度看，南阳地区位于豫北平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土地肥沃，水系密布，春秋时期的气候也比现在温暖，是中原重要的农业区。从军事地理角度看，南阳地处中原核心地带，北有太行山，南有河水，周道网络中的成周—卫—齐道西段就在境内，而周道网络总枢纽之一的成周就在河水对岸，是晋国南下中原争霸的“前进基地”⁽²⁰⁾。占据南阳之后，晋国向南渡过河水，便可利用便利的周道网络快速进军征伐中原诸国，若战事不利则可据河水防守，即使河水防线失守，还可退居太行山防线继续防守，从而形成了狐偃所描述的以河水为天然护城河、以太行山为天然城墙的“表里山河”形势。晋文公能在短短几年内就成为与齐桓公比肩的第二位正式中原霸主，原因之一是大力修明内政、激发国内臣民的活力，原因之二就是即位仅一年后，就从周王室那里获得了占据南阳地区的“许可证”，并最终吞并了这块背山面河的“风水宝地”⁽²¹⁾。

晋国实际占领南阳地区的过程并不顺利。比如说，晋人在接收阳樊⁽²²⁾的过程中就遭遇到当地民众的抵抗，晋人于是包围了阳樊。阳樊守主苍葛宣言说：“用美德柔服中原地区的民众，用刑杀威慑四方的夷狄，这才是我们所认同的霸主行为准则，而晋国竟然用武力威慑王畿的民众，我们当然不敢服从。这里的人谁不是周王的亲戚，晋国竟敢俘虏我们吗？”晋人最后将阳樊民众迁出后，才占领了这座城邑。

关于苍葛的言论，《国语·周语中》记载了一个更加详细的版本：

周襄王从郑国回到王城，将阳樊赐给了晋文公。阳樊人不肯服从晋国，晋文公率军包围了阳樊。仓葛大声喊道：

“周王因为晋君能布施恩德，所以把阳樊赐给晋君作为犒劳。阳樊人怀念周王的恩德，所以还没有服从晋国。我们以为您将布施什么德惠来关怀柔服我们，使我们不产生叛离的心。现在却要泯灭我们的宗庙，蔑视杀戮我们的民众，无怪乎我们不敢服从啊！

“三军的用处，应是蛮、夷、戎、狄骄横放纵不恭顺，因而要投送武力。现在这个羸弱的阳樊，只不过是不习惯君主的政令，所以没有应承命令。君主如果施加恩惠给我们，只要派遣官吏前来征召就可以了，我们怎敢违抗命令，何必调动大军？

“君上这般耀武扬威，难道不会亵玩武力而使将士困顿吗？臣听说：‘武力不可滥用，文德不可藏匿。滥用武力就没有功业，藏匿文德就无法光大。’阳樊不再承担王室甸服的义务，又遇到君主滥用武力，臣因此而惧怕。否则，我们岂敢只顾自己而不服从呢？况且阳樊，哪有关系疏远的边民，而都是天子的父兄甥舅，为什么要虐待我们呢？”

晋文公听了这些话，说：“这是君子所说的话啊！”于是让阳樊居民迁出。

《国语·晋语四》的版本又有所不同：

阳樊人不愿归服。文公派军队包围了它，准备残杀阳樊的民众。仓葛大喊说：“您帮助周王恢复王位，是为了遵循礼制。阳樊人由于还不习惯您的德行，因此不敢接受您的命令。您就要屠杀他们，这不是又违反了礼制吗？阳樊人有夏、商遗留下来的典章，有周王室的驻守军队，由樊仲及其后人守卫。城里的人，不是樊氏的属官，就是王室的父兄甥舅。您安定王室却残害王室的姻亲，民众怎么会依附呢？我私下斗胆向军吏陈说此情，请您仔细地考虑！”晋文公说：“这是君子说的话啊。”于是就下令放阳樊的百姓出城。

综合三个版本，我认为当时的情况是：

阳樊拒绝服从晋人官吏的命令，使得晋人接收南阳的行动遭遇挫折，难以继续推进。晋文公高度重视，亲自率军包围阳樊。双方对峙不断升级，急于求成的晋文公已经准备要强攻阳樊并屠杀顽抗的民众。就在局势将要失控之时，阳樊守主苍葛在城上大声疾呼，教训晋文公，使他悬崖勒马，最终以和平方式将城内军民迁出。

阳樊这一役，实际上是给开始全力介入中原事务的“新人”晋文公上了一堂“称霸常识课”，告诫他光靠军事手段是不够的，要遵循齐桓公开创的“尊王守礼”“以德服人”策略，才能使中原民众真心归服。

当年秋天，秦、晋率军讨伐鄀国。楚申公斗克、息公屈御寇率军在鄀国都城商密的城外戍守。这次行动中，秦军抢先经过析邑⁽²³⁾，从丹水回曲之处进入鄀国境内，然后捆绑军中徒役，把他们伪装成被俘虏的析人，押着这些假俘虏包围了商密，黄昏的时候逼近城墙。到了夜里，秦人挖坑、歃血、埋盟书，故意做出一个与楚军主帅斗克、屈御寇盟誓的现场给商密人看。商密人害怕了，说：“秦人夺取析邑了！戍守的楚人反叛了！”于是投降了秦军。秦军趁机打败了戍守的楚军，俘虏了斗克、屈御寇回国。楚令尹子玉追击秦军，没有追上，于是率军包围了陈国，并且把先前被陈国逐出的顿子送回顿国⁽²⁴⁾。

此时秦、晋两国，虽然表面上还算是合作关系，但实际上已经开始了称霸的竞争。本年早先时候，晋文公背弃了与秦穆公共同勤王的约定，从南阳地区抄近道渡过河水，独自包揽了“尊王”平定王子带之乱的全部功劳，可以说是先胜一局。这次秦、晋联手南下，表面上是讨伐鄀国，其实是在挑战鄀国背后的南方霸主楚国。从上文叙述可知，本次军事行动，秦军是绝对的主角，这很可能是秦穆公试图通过“攘夷”扳回一局的仓促举动，而已经名利双收的晋人也知趣地甘当陪衬，以维持表面上的“秦晋之好”。

晋文公当时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占领南阳地区上。冬天，晋文公率军包围另外一个拒绝归服的原邑⁽²⁵⁾。他充分吸取了本年早先围攻阳樊被守主苍葛斥责、造成不良国际影响的教训，将此次围城行动当作一个“以德服人示范项目”来实施。晋文公事先下令，围城军队只带三天粮食。三天后原邑不投降，晋文公命令军队撤离。城中间谍出来，说：“原邑马上要投降了。”军吏说：“请君主再等等。”晋文公说：“诚信，是国家的珍宝，民众的庇护。得到原邑而失去了诚信，还怎么庇护民众？继续围城失去的更多。”晋军撤退三十里之后原人就投降了。晋人将原伯迁到晋邑冀⁽²⁶⁾居住。

晋文公围原与先前围阳樊的做法大相径庭，每个举动、每句话都符合周礼，意在树立诚信形象，占据道德高地，一看就是事先精心策划的结果，“表演”痕迹很重。从这以后，晋文公走上了“崇德守礼”“尊王攘夷”的称霸正道。

南阳地区基本平定后，晋文公任命赵衰为原邑大夫，任命狐偃哥哥狐毛的儿子狐溱为温邑大夫，这正是晋文公重用异姓能者（赵氏）、有功旧族（狐氏）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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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令狐、桑泉、臼衰、庐柳、郇、曲沃、高梁见地图三小图。

(2)　王城见地图三，渭水入河水处。

(3)　绵上见地图三。

(4)　郭偃所说的“柔痈”，其现实背景应该就是骊姬、优施蛊惑晋献公之事。

(5)　参见刘进：《〈韩非子〉论晋国》，山西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

(6)　冀见地图三。

(7)　关于晋文公大规模分封土地的分析，参见邹昌林：《晋文公的大分封和晋国中期贵族土地所有制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年第4期。

(8)　关于晋文公将公室土地交由卿大夫代管的分析，参见邹昌林：《晋文公的大分封和晋国中期贵族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张宁：《由春秋时期晋文公分封看晋国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农业考古》2014年第4期。

(9)　关于晋国大规模封赏土地弊端的分析，参见景红艳：《论晋国历史上的土地赏赐》，《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10)　滑见地图四“滑2”。

(11)　卫见地图四“卫3”。

(12)　周平王东迁，依靠晋、郑；周惠王出奔，虢、郑使其复位。

(13)　郑始封君桓公为周厉王之子、周宣王同母弟。

(14)　栎见地图四。

(15)　坎欿见地图四。

(16)　氾、温见地图四。

(17)　相关周道参见地图七。

(18)　草中之戎、丽土之狄、阳樊、隰城见地图三。

(19)　阳樊、温、原、櫕茅、州、陉、絺见地图四。

(20)　相关周道参见地图七。

(21)　关于南阳地区的战略地位，参见莫凡：《春秋霸政时代中的晋国南阳地略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增刊。

(22)　阳樊见地图四。

(23)　鄀、析见地图六。

(24)　顿见地图六“顿2”。

(25)　原见地图四。

(26)　冀见地图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