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霸业的孕育（一） 晋国政局的长期动荡

重耳奔狄，献公灭虢，百里奚入秦

前六五五年，晋献公听信骊姬的谗言，对两位公子不辞而别感到很愤怒，认定他们的确是有阴谋，于是派寺人勃鞮讨伐蒲邑捉拿公子重耳。蒲邑人想要抵抗，公子重耳说：“我依靠君父的赐命而享有养生的禄位，从而得到蒲邑的民众。我有了民众的拥护就反抗君父，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我还是奔逃吧。”于是派人巡行宣告说，“抵抗的人，都是我的仇人”，然后逃跑。公子重耳逃跑跨过院墙时，寺人勃鞮几乎就要追上了，挥剑斩断了重耳的袖子。跟随公子重耳逃跑的核心成员包括狐偃、赵衰、贾佗、魏犫、胥臣五人，此外还有颠颉、先轸、狐毛、介之推、舟之侨、壶叔等人。⁽¹⁾

在这里我想花点篇幅，讨论一下公子重耳出奔时的年龄问题⁽²⁾。一种说法认为，公子重耳出奔时年龄是四十三岁。这种说法的依据是，《史记·晋世家》明言“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国也。是时重耳年四十三”。另一种说法认为，公子重耳出奔时年龄是十七岁。这种说法的依据是，《国语·晋语四》明言“晋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材三人从之”，《左传·昭公十三年》也说“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宠于献。好学而不贰，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赵衰、狐偃以为腹心，有魏犫、贾佗以为股肱；有齐、宋、秦、楚以为外主，有栾、郤、狐、先以为内主。亡十九年，守志弥笃；惠、怀弃民，民从而与之；献无异亲，民无异望。”我认为十七岁说更为可信，理由有二：

其一，就在本年，晋献公将女儿嫁给秦穆公，就是秦穆夫人。按照《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及《史记·秦本纪》的记载，秦穆夫人是太子申生的姐姐，而太子申生是公子重耳的哥哥。然而，《史记·晋世家》又说“申生同母女弟为秦穆公夫人”。我认为，既然《史记》保留了两种相反的说法，那么就应当以《左传》记载为准。既然秦穆夫人是公子重耳的大姐，那么，如果公子重耳真是四十三岁出奔，秦穆夫人就是将近五十岁才嫁到秦国，后来竟然还生下太子罃、公子弘、女公子简璧，与常理甚不相合。如果公子重耳是十七岁出奔，则秦穆夫人事迹都与常理相合。

其二，《国语》《左传》都是成书年代早于《史记》的文献，当两者都有明文且无法调和时，本就应以年代较早的《国》《左》为准。

学界质疑“十七岁说”的主要论据是，在十一年前，晋献公听信骊姬建议，让公子重耳出居蒲城。如果公子重耳十七岁出奔，那么他出居蒲城时年仅六岁，似乎也不合事理。然而，文献里没有公子重耳在蒲城期间亲自处理政事、率军出战的记载，小儿出居蒲城、由师傅代行政事并无不可。（参见《齐桓篇》页235“鲁闵公之事”）。因此，本书将以“十七岁说”为准。

根据《国语·晋语三》的记载，公子重耳一行人到了柏谷这个地方，占卜求问去齐国或楚国的吉凶。狐偃说：“不用占卜了。那齐、楚两个国家路途遥远而且对投奔的公子期望很大，不能在困厄的情势下投奔它们。路途遥远就难以抵达，期望很大就很难脱身，在困厄中去投奔它们肯定会后悔。将令我们困厄而且后悔，这样的国家不能投奔指望。若按我的考虑，还是去狄地吧！狄地靠近晋国却不通好，狄人愚昧落后而且和邻国结怨甚多，投奔它很容易到达。狄人与晋国不通好，我们正好可以逃窜栖身；狄人与邻国结怨多，我们正可以与它共担忧患。如今我们如果能在狄地休整缓解忧患，静观晋国政局的变化，并且密切关注诸侯国的行动，那就没可能不成大事。”于是公子重耳就逃亡到了狄地。

冬天，晋献公又向虞国借道讨伐虢国。宫之奇劝谏虞公说：“虢国是虞国的外围。虢国灭亡，虞国必然跟着灭亡。晋国的野心不能开启，外来军队的风险不能轻视。一次已经很过分了，难道可以再来第二次吗？谚语所说的“辅与车相互依存⁽³⁾，嘴唇没了门牙就寒冷”，说的就是虞、虢之间的依存关系。”

虞公说：“晋国和我国同宗，都是周王室后代，难道会害我吗？”宫之奇对答说：“太伯、虞仲（后为虞国始封君），是周太王的儿子。太伯、虞仲没有跟从在太王身边，所以太伯没有嗣位。虢仲、虢叔，是太王之子王季的儿子，做了文王的卿士，对王室有大功勋，相关记载收藏在王室府库之中。如今晋国既然连亲缘关系更近、功勋卓著的虢国都要灭掉，对虞国又有什么值得爱惜的⁽⁴⁾？而且虞能比曲沃桓叔、曲沃庄伯和晋君更亲么？如果晋君爱惜亲人的话，桓叔、庄伯的家族有什么罪过，要被晋君灭掉？难道不仅仅是因为两族势力胁逼晋君么？亲人凭借尊宠胁逼晋君，尚且会被残害，何况是异国呢？”

虞公说：“我享神的祭品丰盛而清洁，神灵必定依从我。”宫之奇对答说：“臣听说，“鬼神并非亲近某个人，而只是依从美德”。所以《周书》说“上天没有私亲，只对有美德的人加以辅助”，又说“祭祀的黍稷不算馨香，昭明的美德才是馨香”，又说“百姓不能变更祭物，只有美德才能充当祭物”。如果这样，那么不是美德，民众就不会和谐，神灵也不会享用祭品的。神灵所凭借依从的，就在于美德。如果晋国夺取了虞国，而在治理中昭明美德，作为馨香的祭品进献给神灵，神灵难道会吐出来吗？”

虞公不听从，于是答应了晋国的使者。宫之奇带着他的族人出行，说：“虞国举行不了今年冬天的腊祭了。灭虞国就在这次了，晋国不会再次出兵了。”

十二月一日，晋国灭了虢国，虢公丑出逃到周王室。晋军归国，进入虞国都城，在国宾馆吃饱喝足之后，就很轻松地灭了虞国。晋国人抓住了虞公和他的大夫井伯作为晋女（日后的秦穆夫人）出嫁到秦国的陪嫁人员，继续维护虞国的祭祀，并且把虞国的贡赋上交给王室，以表示对王室的尊崇。据《穀梁传》的记载，在灭虞国之后，荀息牵着当年送给虞国的名马，拿着玉璧上前对献公说：“玉璧还是这个，而马的年龄已经增长了！”

晋国吞并虢国，除了扩张疆土之外，最为重要的军事地理意义就在于控制了沟通秦国和中原的殽函古道。西周建立后，定都在宗周镐京（陕西省西安市），但为了控制东方中原地区，又建立了成周雒邑（河南省洛阳市）。两都体系的交通对于周朝统治天下至关重要，因此周人在前人探索开发的基础上，在宗周和成周之间修建了可供马车通行的周道。直到今天，我国东西铁路大动脉陇海线的西安—渭南—三门峡—洛阳段仍然沿用周代两都古道的路线。这条周道从陕西省潼关县到河南省新安县／洛宁县的区段被后人称为“殽函古道”，其中，从潼关到河南省三门峡市的区段由于古代通称“函谷”，后又有函谷关，可称为“函谷古道”；从三门峡到新安／洛宁的区段穿越殽山山区，可称为“殽山古道”。殽山、函谷都位于虢国境内⁽⁵⁾。

西周灭亡后，秦人占据了宗周旧地。如今晋国占领了虢国，控制了殽函古道，也就是扼住了秦国东进中原的必经之路。到了前六二七年，晋人就是在殽山地区以逸待劳，大败秦军，让秦穆公断了争霸中原的念头。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这次陪同晋献公的女儿前往秦国的虞国陪嫁臣子队伍里还有一位叫作百里奚的虞国大夫。后来他逃出秦国前往楚国，在楚国边境宛邑被楚人抓住了。秦穆公听说百里奚是个奇才，本想要出重金赎他，又担心楚人反而不答应，于是派人到楚国，说有一个陪嫁臣子逃到了这里，愿意用符合这人身份地位的五张黑公羊皮（五羖）把他赎出来带回秦国。楚人没有起疑，把百里奚交给了秦人，这时百里奚已经七十多岁了。秦穆公和百里奚深谈了三天国事，对他的才能心悦诚服，委以重任，在公开场合称他为“五羖大夫”。百里奚又举荐了他的挚友蹇叔，说两人曾经辗转齐国、周王畿、虞国谋求做官，前两次他听了蹇叔的劝告，先后躲过了齐公孙无知、周王子颓之乱，而第三次没有听蹇叔的劝告，留下来作了虞君的大夫，因此遭遇了虞国灭亡、沦为陪嫁臣子的祸难。秦穆公于是又派人带重礼去请蹇叔，任命他为上大夫。

不过，《孟子·万章上》《史记·商君列传》有另外一种说法：百里奚是楚国郊野的人，听说秦穆公贤德，希望能够谒见，可上路没有盘缠，便将自己以五张黑公羊皮的价格卖给了秦国客商，身穿粗麻衣服喂牛。一年之后，秦穆公知道了他，将他从牛口之下提拔起来，让他执掌国政。

然而，上面所说的《孟子·万章上》版本是万章听说之后告诉孟子的，而孟子认为这个说法不真实，是好事者编造的。孟子所相信的版本是这样的：百里奚是虞国人，在朝廷担任大夫。晋人用垂棘的美玉和屈地所产的良马向虞国借路，来讨伐虢国。当时虞国的大臣宫之奇谏阻虞公，百里奚却不去劝阻他，知道虞公是不可以劝阻的，因而主动离开虞国迁居到秦国，这时已经七十岁了。他得到了秦穆公的赏识，成为秦国的重臣。

让事情更加复杂的是，《吕氏春秋·慎人》中又记载了另一种说法：百里奚没遇到好时机时，流亡到虢国，后来被晋人俘虏，曾在秦国喂过牛，转卖时仅值五张黑公羊皮。公孙枝得到百里奚后对他的才能大为悦服，于是进献给秦穆公，过了三天，就请求穆公把国事委托给他，而自己甘居下位。

围绕百里奚的身世和他被秦穆公所重用的经过，之所以会流传出这么多不同版本的传说，而这些传说又大都围绕着“五羖”进行编造，归根到底是因为百里奚后来成为辅佐秦穆公图强争霸的股肱之臣，从而引发了人们对这个被称为“五羖大夫”的奇才成功前人生经历的强烈兴趣。据《史记·商君列传》的记载：“五羖大夫担任秦相六七年，向东讨伐郑国，三次置立晋国的君主，一次挽救楚国北侵中原的祸患。在境内发布政教，连境外的巴人都来进献贡品；对诸侯施予德泽，连八方戎狄都来臣服。西戎贤人由余听闻五羖大夫的政绩，也来叩关求见。五羖大夫担任秦相时，即使疲劳也不乘安车，即使酷暑也不打伞盖；在国中巡行，没有随从车辆，也不携带武器。他的功名载入史册珍藏在府库中，他的德泽品行流传到后世。五羖大夫去世时，秦国男男女女痛哭流涕，小孩子不唱歌谣，舂谷人不哼小调助力运杵。这就是五羖大夫的德行啊。”

齐桓公不计射钩之怨破格重用曾经商、当兵，后来做官又三次被先君驱逐的管仲；鲁庄公破格重用地位低微、不请自来的士人曹刿；秦穆公破格重用年岁已高、身价只有五张黑公羊皮（赎金价或卖身价）的百里奚，这些故事都生动地反映了春秋时代各主要诸侯国为了谋求跨越式发展、不拘一格任用贤才奇士的社会新风尚。这其中，齐桓公重用管仲最早，开风气之先，因此在春秋早中期，他们的故事已经是广为传诵和引用的佳话，也是秦穆公敢于重用百里奚的思想背景。

如果我们进一步从宣传造势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的话，甚至可以这样揣测“五羖大夫”出炉的内幕：

秦穆公在公开场合称百里奚为“五羖大夫”，是像先前命名“泛舟之役”一样，通过发布一个带有悬念的“热词”，把百里奚打造成自己不拘一格用人的经典案例进行宣传推广，与齐桓公在公开场合称管仲为“仲父”有异曲同工之妙。他鼓励国内外用这个绰号来称呼百里奚，而且不发布关于这个绰号的官方解释，从而刺激民间好事之徒围绕这个绰号中的“五羖”悬念开始编造各种情节曲折的百里奚“成功励志故事”，在秦国和更加广大的中原地区广泛流传。这样一来，秦穆公一方面宣传推广了秦国“不拘一格重用贤才”的人才政策以吸引更多人才，另一方面也宣传推广了自己的美德和魄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可以与破格任用管仲的齐桓公相媲美的英明君主，可以说是一次几乎没有成本而效果绝佳的“秦国人才政策和英主形象推广活动”。

无蓄群公子：晋国称霸的秘笈

在《齐桓篇》中已经说过，周惠王和王后宠爱少子带，想要废黜王太子郑而立王子带为太子。前六五五年夏天，在晋献公攻灭虢国、虞国之前，齐桓公召集宋桓公、鲁僖公、陈宣公、卫文公、郑文公、许僖公、曹昭公在卫国首止与王太子郑会面，展现诸侯对正牌太子的支持，希望使企图废太子的势力知难而退，从而安定王室。齐桓公的强力干涉让周惠王很恼火，他派卿士周公忌父去见郑文公，说：“我支持你去服从楚国，还有晋国来辅助你，可以得到些许安定了。”（参见《齐桓篇》页250）

我们回想这段史事，再结合晋献公灭虞国之后的“尊王”举动，可以知道此时周王室内部其实是分成了两派：一边是想要废黜太子的周惠王和王后，支持他的诸侯势力是晋国；另一边是王太子郑，支持他的诸侯势力是齐桓公为首的中原诸侯。我认为，晋献公在杀尽群公子，逼死太子申生，逼走公子重耳、公子夷吾，从而彻底杜绝内乱隐患（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并攻灭耿国、霍国、魏国大肆扩张领土之后，认为晋国已经成为一个君权强盛、疆域不断扩大、军事实力不断增强的新兴强国，于是开始积极介入中原国际事务。此时晋国虽然不可能与强盛的齐国分庭抗礼，但从他支持周惠王这一举动可以看出，晋国并不打算做霸主齐国的听话“小弟”，而是有它自己的盘算。

前六五四年，晋献公继续清算二公子的“叛逃罪”，派遣贾华讨伐屈邑⁽⁶⁾。公子夷吾没有采取公子重耳那样“政治正确”的不抵抗政策，而是率军抵抗，可又抵挡不住，于是与屈人盟誓之后出逃。重耳团队和夷吾团队的高下差距，从如何对待君父派兵前来讨伐问题上已经可以看得很分明。夷吾本来也准备出逃到狄人居地，他的党羽郤芮说：“您后出逃而前往相同的地方，正是印证了骊姬诬陷二公子知情的谗言。梁国接近秦国，而且得到秦国的信任，便于日后借助秦国势力。”于是夷吾出逃到了梁国⁽⁷⁾。

关于夷吾出逃的事，《国语·晋语二》的叙述要更加详细：

重耳到狄国一年以后，公子夷吾也要出逃，说：“为何不跟随我哥哥重耳逃窜到狄地呢？”郤芮说：“不可以。在重耳之后出逃却前往相同的地方，避免不了合谋的罪名。而且如今一起出走，以后想一起进入，困难；聚居而性情不同，容易互相嫌恶。不如投奔梁国。梁国靠近秦国，秦国又与我们的君主亲善。我们的君主年事已高，您去了梁国，骊姬害怕，必定向秦国求援。由于我们住在梁国依靠秦国，她必定来告知悔意，这样我们就能免于祸难。”于是夷吾到了梁国。在梁国寄住两年之后，骊姬派奄楚送来玉环进行解释。四年后，夷吾回国当了国君。

在太子申生“畏罪自杀”，公子重耳、公子夷吾“叛乱阴谋败露出逃”之后，骊姬说服年老多疑的晋献公与群臣发毒誓“无蓄群公子”，也就是禁止先君和现任国君所生的群公子留在国内（当然骊姬的儿子奚齐和她妹妹的儿子卓除外）；这些在宗法上有顺位继承权、有可能被谋逆势力推举成为君位继承人的公子和他们所率领的族人必须离开晋国，去其他国家客居做官。由于晋献公先前已经尽杀曲沃桓叔、曲沃庄伯族的群公子（实际上有漏网之鱼，比如韩万），所以这条禁令所打击的对象主要是曲沃武公／晋武公除开晋献公以外的其他儿子，以及晋献公除开太子申生（已死）、公子重耳（已出奔）、公子夷吾（已出奔）、公子奚齐、公子卓以外的其他儿子。前面我们已经详细分析过曲沃代晋对于宗法制造成的严重破坏（详见页13），而如今晋国颁布的这条禁令，就是晋献公为了应对这场大破坏所带来的或真实、或臆想的恶劣影响而采取的断然措施。

我们在这里要花些篇幅梳理一下晋献公是怎么走到如今这步的。首先，“曲沃代晋”的实质是晋公室曲沃小宗的第三代（曲沃武公）篡夺了嫡系大宗宗主的国君之位。这场劫难破坏了宗法制的诸多基本原则，在当时的晋国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比如说，曲沃桓叔所生的公子们（晋献公的祖辈）、曲沃庄伯所生的公子们（晋献公的父辈）可以这样想：如果曲沃武公这个晋穆侯的重孙可以篡夺晋穆侯嫡系后人的君位，我们这些曲沃国先君的公子们为什么不可以夺取先君嫡系后人晋献公的君位？晋献公在君权受到实质性威胁之后，在股肱之臣士蔿的精心谋划下杀掉了曾祖父曲沃庄伯、祖父曲沃桓叔的儿子们（很可能还包括他们的家族），暂时平定了局势。后来，骊姬通过调虎离山、屡进谗言等手段，不断疏远和离间晋献公和他的儿子申生、重耳、夷吾之间的关系，让晚年的晋献公相信自己的儿子们也企图夺权篡位，以至于逼死申生，逼走重耳、夷吾。晋献公最终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每一个公子都是潜在的危险人物，要想根除篡权内乱的隐患，终极解决方案就是：除了太子之外，不允许其他公子（包括他的族人）留在国都内。

这项禁令在颁布后曾经被质疑和反对过。据《左传·僖公十五年》记载，在晋献公去世、儿子晋惠公即位之后，晋惠公的姐姐秦穆夫人曾经要求晋惠公废止父亲制定的这项禁令，将在外客居的群公子都召回国。然而，当时的晋惠公在国内不受国人拥戴，在国外得罪了秦穆公，绝不可能将能与他争夺君位的群公子接回来。重要的是，晋文公及以后的晋国君主都遵守了这条禁令，这很可能是因为晋国选人任官制度一旦转变为“尊贤”“尚功”之后，卿大夫体系中已经没有群公子的位置了（详见下）。比如说，据《左传》记载，晋文公的几个儿子都没有留在国内，而是外放到别国客居做官，比如公子雍在秦国，公子乐在陈国，公子黑臀在周王室，这是晋文公严守晋献公禁令的明证。

根据《国语·晋语二》的说法，在此项禁令发布后，“晋国从此没有了公族。”《左传·宣公二年》也说，“当初，骊姬作乱，君臣发毒誓禁止蓄养群公子，从那时起晋国没有了公族”。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两条记载里说到的“公族”，是特指“近支公族”，也就是由先代或现任国君所生的群公子担任宗主的家族。这类家族的特点是：第一，其宗主（群公子）是现任国君的叔伯、兄弟、儿子，是现任国君最重要的亲人，第二，其宗主在理论上可以被拥立为国君，因此对现任国君的君位具有直接的威胁。下面我们就会看到，晋国的远支公族还大量存在，而且在晋国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这条禁令对于晋国接下来的发展路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它标志着以“无亲”为特色的晋国宗法制度正式形成。如果说“曲沃代晋”的实质是公室小宗篡夺大宗君权，从而破坏了古典宗法制中“国君由公族大宗宗主担任”“嫡次子或者庶子只能担任卿大夫成立家族”“公族小宗必须拥戴和服从大宗”等三项原则；那么禁止蓄养群公子的实质就是公室大宗打击小宗，破坏了古典宗法制中“嫡次子或者庶子留在国内担任卿大夫与国君分享治权”的原则。经过这两轮的破坏和重构后，晋国形成了自己特色的宗法制度，归纳起来有如下两个关键点：

第一，晋国君位在正常情况下应由现任国君的儿子继承。在卿大夫弑君后不愿立被杀国君的儿子为嗣君的特殊情况下，晋国君位继承的最底线是“国君必须来自于公族成员”。比如说，晋灵公被杀后，卿族从周王室迎回晋文公之子黑臀即位，就是晋成公；晋厉公被杀后，卿族从周王室迎回晋襄公曾孙周即位，就是晋悼公。

第二，在任国君除太子外的其他群公子不能被任命为晋国的卿大夫，甚至不能居住在国都内，而是要到他国客居做官。既然作为小宗宗主的公子不能留在国内，他的族人肯定也要跟着离开。这些小宗公族在异国内部很难得到像当年曲沃国那样的发展机会，因此也就不会存在当年曲沃桓叔一支经过三代努力、最终由曲沃武公篡夺大宗君权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当晋国内部君位传承出现严重问题时，这些身处异国的顺位继承人和他们的后代还可以作为国君的预备人选。也就是说，群公子只能在他国做等待召唤的“备胎”，而不能在本国发展势力对太子构成威胁。

总之，晋国宗法制最鲜明的特色，就是“无亲”，其具体做法就是“大义逐亲”：为了践行“确保君权由大宗传承、杜绝小宗篡权”的大义，采用最极端、最彻底的方式，把在法统上有顺位继承权的小宗（群公子及其族人）全部赶走。实际上，前六六〇年骊姬在向晋献公进谗言诬陷太子申生时就已经明确提出了“无亲”的政治主张，她说“自君主的曾祖曲沃桓叔以来，为了争夺政权谁能爱惜亲人？正因为不爱亲人，所以才能兼并翼都而成为诸侯”，而本年“不蓄群公子”禁令的颁布表明，在晋国，经典宗法制中的“亲亲”原则正式被骊姬倡导、晋献公深信不疑的“无亲”原则所取代。

其次，它催生了以“尊贤”“尚功”为特色的晋国卿大夫任用制度⁽⁸⁾。在经典宗法制的框架下，留在国内的群公子和他们的族人是国家官僚体系中卿大夫的当然人选。如今他们都被赶走了，大量的卿大夫职位就空了出来，而填补这些空缺的人才，只可能来自于两类家族：

一类是不在禁令驱逐范围内的姬姓晋国公族，也就是说，这类公族是晋国某位先君的后代，但是到晋献公时，这类公族的宗主都已经排到了先君的孙子、重孙子等辈分，不可能像在世的群公子那样对晋献公的君位造成威胁，所以自然不在晋献公诛杀和驱逐之列。这类公族立族时间已经比较长，与现任国君的亲缘关系已经比较远，我们可以笼统地用“远支公族”来称呼他们。纵观春秋时期的晋国卿大夫家族⁽⁹⁾，属于远支公族的主要有：

栾氏：始祖是晋靖侯之孙栾宾，为曲沃桓叔之臣。

籍氏：始祖是晋穆侯之孙黡，为晋穆侯之臣。

韩氏：始祖是曲沃桓叔之子韩万，为曲沃武公／晋武公之臣。如前所述（参见页19），韩氏是晋献公／士蔿清洗行动的“漏网之鱼”。

羊舌氏：始祖是晋武公曾孙羊舌突，为晋献公之臣。

郤氏：某位晋侯之后，始祖为郤叔虎，为晋献公之臣。

狐氏：某位晋侯之后，见于《左传》最早者为狐突，为晋献公、惠公、怀公之臣。

先氏：某位晋侯之后，见于《左传》最早者为先丹木，为晋献公之臣。

庆氏：某位晋侯之后，见于《左传》者唯有庆郑一人，为晋惠公之臣。

胥氏：某位晋侯之后，见于《左传》最早者为胥臣，为晋文公、襄公之臣。

贾氏：某位晋侯之后，见于《左传》最早者为贾佗，为晋文公、襄公之臣。

续氏：狐氏分支，见于《左传》者唯有续简伯（狐鞠居）一人，为晋襄公之臣。

解氏：某位晋侯之后，见于《左传》最早者为解扬，为晋灵公、景公之臣。

祁氏：始祖是晋献侯曾孙高梁伯之子祁奚，为晋景公、悼公、平公之臣。

伯氏：某位晋侯之后，见于《左传》者唯有伯宗一人，为晋厉公之臣。

另一类是始祖根本不是晋国公族成员、不受此禁令影响的非公族。纵观春秋时期的晋国卿大夫家族，属于非公族的包括魏氏、荀氏等姬姓非公族，以及士氏、赵氏等异姓非公族。这些氏族的基本情况如下：

荀氏（附中行氏、知氏）：姬姓，始祖荀息（周文王之子原叔之后），为晋献公之臣。荀氏从逝遨之后，分为三支，一支为中行氏，以逝遨之子中行桓子（荀林父）为祖；一支为知氏，以逝遨之子知庄子（荀首）为祖；还有一支仍为荀氏。

魏氏：姬姓，始祖毕万（周文王之子毕公高后代），为晋献公之臣。

士氏（附范氏、彘氏）：祁姓，始祖士蔿，为晋献公之臣。士氏从士会开始，一支为范氏，以范武子（士会）为祖；一支为彘氏，以士会庶子鲂为祖；一支仍为士氏。

赵氏：嬴姓，始祖造父，为周穆王之臣。见于《左传》最早者为赵夙，为晋献公驾车人。

梁氏：嬴姓，梁国公室之后。见于《左传》最早者为梁弘，为曲沃武公／晋武公之臣。

里氏：偃姓，唐尧理官皋陶之后，遂以官名为氏。见于《左传》者唯有里克，为晋献公之臣。

董氏：姒姓，周平王之臣辛有之后。见于《左传》最早者为董狐，为晋灵公之臣。

女氏：非姬姓，见于《左传》最早者为女齐，为晋悼公、平公之臣。

远支公族与现任晋君的宗法血缘关系已经很疏远，而非公族则与现任晋君完全没有宗法血缘关系，所以这些宗族的宗主和族人只有依靠自己出众的德行、能力、功绩，才能得到国君赏识，被提拔为高阶卿大夫。在成为世袭卿大夫家族之后，这些家族之间一直明争暗斗，德行有阙、能力低下的家族在斗争中被淘汰，他们的家产被斗争胜利者瓜分，实质上经历了一个“优胜劣汰”“兼并重组”的过程，剩下的家族功勋更加卓著、实力更加雄厚。由于这些“远亲”和“外人”在自己的职位上干得有声有色，而且越来越强势，而且这也反过来使得晋国公室再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恢复以宗法血缘为依据任用卿大夫的旧模式。

这样一来，当别的诸侯国卿大夫体系基本上还是被公族把持的时候，晋国逐渐形成了以“尊贤”“尚功”为主流意识形态、以远支公族和非公族为主体的卿大夫家族群体，而这个群体为晋国异军突起、成为中原霸主并长期称霸提供了坚实的组织和人才保障。就这样，年老多疑的晋献公在骊姬谗言蛊惑下制定的一个“自断手足”的极端政策，却“歪打正着”地成为了晋国成就霸业的“葵花宝典”。

实际上，即使晋献公推算到这个禁令对于晋国人才结构将带来的颠覆性后果，他对此恐怕也早有心理准备。因为，在这个禁令颁布之前，身为“造反派”的三代曲沃国君和不信任近亲的晋献公早已开始重用来自于非近支公族的贤才，仅晋献公时期就有士蔿（异姓非公族）、荀息（姬姓非公族）、里克（异姓非公族）等多人。忠心且有能力的“外人”和令人无法信任的“亲人”之间的强烈对比，可能正是让晋献公敢于颁布“大义逐亲”禁令的“催化剂”。

然而，这个禁令虽然从根本上解决了小宗公族篡夺君权的问题，却不能确保晋国公室的历代君主都能寿终正寝。随着时间的推移，卿大夫家族不断壮大，公室直接掌控的经济、军事力量不断萎缩，卿族挑战公室、甚至弑君的恶性政变时有发生，春秋时期就发生了前六〇七年赵穿弑晋灵公，前五七三年栾武子、中行献子弑晋厉公两次。到了春秋末年，卿族势力的增长终于引发质变，前四〇三年周王室任命晋卿赵籍、魏斯、韩虔为诸侯，三家往日的卿族成为与苟延残喘的晋国平起平坐的国家，并最终将晋国公室消灭。这一支晋国公室，可以说是“兴于小宗篡权，亡于卿族篡权”：虽然它设立了“不蓄群公子”的禁令，防止像自己当年那样的同姓小宗再起事端；却挡不住春秋时期公室衰微、卿族壮大的历史洪流。

晋献公身死国乱，秦穆公拥立夷吾

前六五一年，中原诸侯在葵丘盟誓，齐桓公的霸业达到巅峰（详见《齐桓篇》页257）。这次盟会实际上也邀请了晋国，晋献公在赴会的路上遇到了先行返回的王室卿士周公孔，周公孔说：“君主可以不用去参与会盟了。齐侯不致力于积德而忙于远征，所以向北讨伐山戎，向南讨伐楚国，在西边就举行了这次会盟。是否要向东边有所举动还不知道，西边是不会了。君主真正的忧虑恐怕在于内部的祸乱吧！君主应该从事于安定国内的祸乱，不要忙着出行参与会盟。”于是晋献公就折返回国了。

此事说明，齐桓公想要把晋国这个通过开疆拓土迅速成长的新兴诸侯国拉入到他担任霸主的中原诸侯联盟中，而这也为晋献公去世、晋国陷入内乱时齐桓公率诸侯军队干预埋下了伏笔。而晋献公敢于缺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本来开始也有了自己称霸的初步想法，这次前去的目的本来就是探察情况，而不是真心归服。

根据《国语·晋语二》的记载，在送走晋献公之后，周公孔对自己的驾车人说：“晋侯快要死了。晋国以霍太山为城墙，以汾水、河水、涑水和浍水为护城河，戎、狄的民众环绕它。虽然有如此广大的国土，但如果违背了它所不应违背的准则，谁还会害怕它！如今晋侯不衡量齐侯德行的丰厚与否，也不揣度诸侯的强弱大势，放弃了闭门修治内政，轻率地上路赶赴盟会，这就失去了正心了。君子失去正心，很少有不死的。”

十一月十日，晋献公去世。当初，晋献公任命荀息做太子奚齐的师傅。晋献公病重时，召来荀息，问：“把这个弱小的孤儿托付给大夫，您准备怎么办？”荀息行稽首礼并对答说：“臣愿意竭尽辅助的力量，再加上忠、贞。事情如果成功，那是托君主的福；不成功，臣就豁出命来去拼。”献公说：“什么叫忠、贞？”荀息对答说：“对公家有利的事，知道了没有不做的，这是忠。送走逝去的、事奉活着的，两边对我都没有猜疑，这是贞。”

晋献公去世后，里克准备依靠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公子夷吾三位公子的党羽发动政变，杀掉名义上的国君奚齐。里克先打探荀息的立场：“三位公子党羽的怨恨将要发作，秦国、晋国（应为齐国）将要帮助他们，您准备怎么办？”荀息说：“将拼死护佑奚齐。”里克说：“死了也没有益处。”荀息说：“我已经和先君表过决心了，不能有二心。我能够想要实践诺言而又爱惜身家性命吗？即使没有益处，又能躲到哪里去呢？而且人们想要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事，谁不如我？我既然想要对太子奚齐没有二心，又怎能叫其他人停止效忠他们的主子呢？”

据《国语·晋语二》的记载，里克打探了荀息立场之后，又去找丕郑：

里克问丕郑：“三位公子的党羽将要杀掉君位继承人（指太子奚齐），您打算怎么办？”

丕郑问：“荀息怎么说？”里克回答说：“荀息说‘将为奚齐而死’。”

丕郑说：“您努力干吧。那两个国士所图谋的事，没有不成功的。我来帮助您一起行动。您带着七舆大夫等待我。我让狄人入侵来扰动太子奚齐政权，并援请秦国出兵来动摇太子奚齐政权。拥立人望较薄弱的公子夷吾做国君，我们可以从他那儿获得丰厚财礼，人望深厚的公子重耳我们可以不让他进入晋国。到那时，晋国除了被我们控制，还能是谁的国家！”里克说：

“不可以。我听说，那正义是利益的腿脚，贪婪是怨恨的本源。废弃正义，利益就站立不起来；贪欲深厚，怨恨就会产生。那君位继承人（指太子奚齐）难道得罪了民众吗？只不过是因为骊姬蛊惑君主并且欺骗了国人，诬陷群公子并夺去他们的利益，使君主迷惑昏乱，听信她的谗言而迫使群公子流亡，逼杀无罪的太子申生而被诸侯取笑，使百姓无不将憎恶藏在心中，这恐怕就像堵塞大河一样，溃决了再也无法挽救。

“所以我们打算杀悼奚齐而拥立逃亡在外的公子为君，是为了安定民心、消除忧患，并且可以指望得到诸侯的援助。也许可以说，诸侯认为合乎义的就扶助他，百姓喜欢的就尊奉他，国家才能安定巩固。现在如果企图通过杀了国君（指奚齐）并拥立傀儡新君来贪图他的财富，就是贪婪而且违背了正义。贪婪，民众就会怨恨；违背正义，得到的富贵就靠不住。贪图财富而民众怨恨，扰乱国家而自身危殆，还要害怕被诸侯当作奸臣记载在史册上，这样做是不合常理的。”

丕郑接受了里克的意见。

里克、丕郑决定迎回公子重耳即位。冬十二月，里克在守丧的茅棚里杀死了奚齐。据《国语·晋语二》的记载，骊姬也被杀了。荀息准备遵照承诺以身殉主。有人说：“不如拥立骊姬妹妹所生的公子卓而辅佐他。”荀息于是立了公子卓并安葬了晋献公。前六五〇年春正月，里克在朝廷上杀死了公子卓，荀息最终自杀殉主。

齐桓公履行霸主职责，率领诸侯军队讨伐晋国，干预晋国内乱。与此同时，郤芮劝说公子夷吾用割地贿赂秦国，以求入国即位，说：“现在是别人拥有这个国家，我们有什么好爱惜的？如果能进入国都得到民众，损失些土地又有什么关系？”夷吾按郤芮说的去做，向秦人许诺，事成之后，将东到原虢国、南到华山的河水以南五座城邑（包括焦、瑕）以及到达解梁城⁽¹⁰⁾的河水以北地区割让给秦国。秦穆公同意，发兵送夷吾进入晋国。齐桓公得到消息，担心会错过将“平定晋国内乱”作为自己霸主政绩的时机，于是派隰朋率少量军队加速前进，与秦军会合，一同送公子夷吾进入晋都。齐桓公率诸侯联军主力行进到晋邑高梁⁽¹¹⁾时，得知夷吾君位已定，于是罢兵返回。

当秦军护送公子夷吾在路上时，秦穆公问郤芮说：“公子在晋国内部仰仗谁？”郤芮对答说：“臣听说流亡的人在国内没有党羽，因为有党羽就会有仇人。夷吾小时候不喜好玩耍，能够争斗而不过分，长大后这种性格还是没有改变，其他就不知道了。”

当郤芮不在场时，秦穆公问大夫公孙枝说：“夷吾的君位能稳定么？”公孙枝对答说：“臣听说，“只有法则能够安定国家”。《诗》说“不假借后天的知识，自然顺应上帝的法则”，说的就是文王；又说“待人以信，不害他人，很少不被作为他人效法的准则”，说的就是没有好恶，不猜忌、不急于求成。如今他的言语猜忌而又急于求成，难啊！”秦穆公说：“猜忌就会招致很多怨恨，又怎能真正成功？拥立一个水平不高的晋国君主对我们秦国有利。”

此时的秦国，经过与戎人一百多年的争战，已经完全占据了以渭河平原为主体的周人旧地，成为与东面的晋国比肩的新兴强国。秦穆公和晋献公一样，已经不再满足于单纯的开疆拓土、富国强兵，而是有了进取中原、参与国际政治的强烈愿望。然而，晋国在占领虢国后控制了殽函古道，阻断了秦国东进中原的道路，晋献公的强势也使得秦穆公不敢轻举妄动。正因为如此，秦穆公才会在晋献公去世、晋国陷入君位继承内乱时积极响应晋人请求，试图担负起一方诸侯之长的职责，通过拥立新君来平定邻国内乱，树立自己的国际威望，并通过将晋国转化成为盟国／仆从国，打开东进中原的局面。前六五〇年可以说是秦穆公称霸中原“梦开始的地方”，而他的这个宏大的梦想几经跌宕，在前六二七年随着殽之战的大败而最终破碎。

郤芮的话为何被公孙枝解读为“猜忌而又急于求成”？这是因为，郤芮的回答是根据他们对秦国君臣的“猜忌”，或者说是分析揣测而编造的，而之所以要这样编造，正是因为“急于求成”，也就是为了抓住晋献公去世、君位悬空的宝贵窗口期，笼络和稳住秦国、顺利夺取政权。

郤芮精心编造的回答中，“我听说流亡的人在国内没有党羽”是核心信息，其目的是为了让秦国相信，公子夷吾在国内根基薄弱，因此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日后执政，都将高度依赖秦国的支持，秦国从而可以预期获得长期的战略利益作为交换。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便于日后赖账，郤芮并没有用“公子夷吾在国内没有党羽”这样不可抵赖的话，而是用了一个含糊其辞的“我听说流亡的人在国内没有党羽”，其小心猜忌可见一斑。为了让这个核心信息看起来更可信，郤芮在后面还提供了两条理由：第一，“有党羽就会有仇人”，也就是说公子夷吾在国内没有党羽对他自己也并非都是坏处；第二，公子夷吾的性情从小“不喜好玩耍，能够争斗而不过分”，这种性情自然会导致“无党无仇”的结果。

实际上，晋惠公回国后一年内的种种作为，比如筑墙防备秦国、背弃割地承诺、杀权臣里克、丕郑、祁举、七舆大夫等，已经很清楚地表明郤芮现在这番话完全是刻意编造的谎言：如果不好争斗、没有仇人，为什么一上台就杀那么多人？如果国内没有党羽、没有势力，怎么能杀那么多人还不被推翻？

生怕夺权之事会再生变故的公子夷吾集团精心编造了这段话来摸秦国的顺毛，而一心想要图强图霸的秦穆公／公孙枝则通过分析这段话来掂量公子夷吾集团的意图和格局。从下面所引《国语·晋语二》内容可知，秦穆公曾先后试探过公子重耳、公子夷吾这两个候选人，在被公子重耳婉拒之后，已经决定要拥立“顺服的”公子夷吾作为晋国新君，从而将晋国从秦国称霸路上的障碍转变成自己“威服诸侯”的政绩。郤芮在归国途中的这段话，正是在顺着秦国的思路，把公子夷吾描述成一个势单力薄、容易被操纵的傀儡，让秦国能坚定地拥立他，待回国掌权之后再实施自己的真实政纲；而对秦穆公／公孙枝而言，虽然已经看出来这番话充满猜忌和急切、不可轻信，却也一方面确认至少当下公子夷吾集团愿意低眉下眼、服事秦国，另一方面还掂量出公子夷吾集团狐疑猜忌、急功近利，格局不高，即使日后翻脸也不足以与秦国争霸。秦穆公一句“猜忌就会招致很多怨恨，又怎能真正成功”，就已经显示出他对于人性的认识远在公子夷吾集团之上。秦国与公子夷吾集团双方从一开始就各有打算、互相试探，这种尔虞我诈的开始也为之后双方关系破裂、兵戎相见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抓住或放弃：夷吾和重耳的抉择

《国语·晋语二》详细叙述了秦国试探公子重耳和公子夷吾，最终拥立公子夷吾为君的始末：

杀了太子奚齐和公子卓以后，里克和丕郑让屠岸夷去狄地告诉公子重耳说：“国家动乱，民众惊扰，得到国家就要在祸乱的时候，治理民众就是要在惊扰的时候，您何不进入晋国当君主呢？我们请求给您当前导。”

重耳告诉狐偃说：“里克想接纳我回国继承君位。”狐偃说：“不可以。使树木坚固在于开始，开始不稳固好根基，最终一定会枯萎凋落。君临国家的人，要知道哀乐喜怒的节度，用它来训导民众。不哀悼丧事而想趁机求得国家政权，难以成功；乘国家动乱之机进入国都执政，将有危险。因为丧事而得到国家，就必定以国丧为乐事，以国丧为乐事必定会导致哀伤。因为动乱而进入国都执政，就会把动乱当作喜事，喜欢动乱必定会使道德懈怠。这样的话喜怒哀乐的节度就违背了，还怎么来训导民众呢？民众不听从我们的训导，谁有资格当君长？”

重耳说：“如果不是丧事，谁能取代君位？如果不是动乱，谁会接纳我？”狐偃说：“我狐偃听说，丧乱有小大之分。大丧大乱的锋芒，是不可以冒犯的。父母去世是大丧，兄弟间有谗言是大乱。如今您正处于这种境地，所以很难成功。”

公子重耳出来接见使者，说：“承蒙您恩惠顾念流亡的人。我重耳在父亲在世时不能尽洒扫的臣子义务，父亲去世后又不敢回国参加丧事而加重了我的罪过，而且屈尊大夫来慰抚我，谨敢辞谢您的建议。那稳固国家的人，关键是要亲近民众而善待邻国，要体察民情并顺应它。如果是民众认为有利，邻国愿意拥立，大夫们还是听从那个人吧，我重耳不敢违背。”

晋都内的吕甥和郤称也派蒲城午去梁国告诉公子夷吾说：“您送厚礼给秦人，以请求他们帮助你进入国都即位，我们做您的内主。”

夷吾告诉郤芮说：“吕甥打算接纳我回国继承君位。”郤芮说：“您努力吧。国家动乱民众惊扰，大夫们不守常法，这个好机会不可以失掉。不是动乱如何进入国都即位？不是国家危难如何安定民众？幸好只要是国君的儿子都有机会，就看谁会去求索了。如今正逢国家动乱民众惊扰，谁能抵御我们？大夫们不守常法，如果众人所立的君主，谁能不服从？您何不倾尽国家的财富来贿赂国内外的势力，不要吝惜国库空虚以求得进入国都即位，进入之后再图谋聚敛财富。”

于是公子夷吾出来接见使者，两次行稽首礼，答应了他。

吕甥在确认公子夷吾会尽全力求得秦国支持并归国夺权之后，出面告诉大夫们说：“国君已死，擅自立新君我们不敢，时间拖得太久则害怕诸侯图谋侵犯我国，直接从国外召来公子做君主则民众各有心意，恐怕会加重祸乱，何不请求秦国帮助我们立君呢？”大夫们同意了。

于是晋国就派梁由靡向秦穆公陈述说：“上天降灾祸于晋国，谗言繁乱兴起，波及到君主的后代，他们怀着忧虑恐惧离开晋国逃散到远方，寄身在草野之间，没有依靠。又加上我国君主的去世，国丧和祸乱同时到来。托君主的威灵，鬼神发了善心，有罪之人伏罪受诛。晋国的群臣不敢安宁地生活，都在等待君主的命令。君主如能恩惠照顾晋国的社稷，不忘与我国先君的友好，那么请君主屈尊收留我国先君逃亡迁徙的后裔而立为君主，以便让他主持晋国的祭祀，而且镇抚他的国家和民众。四方的邻国诸侯听到君主这样做，谁能不害怕君主的威势，同时又欣喜君主的美德？达成君主的厚爱，新君接受君主的厚赐，群臣接受君主的大德，晋国谁不是君主的臣隶呢？”

秦穆公答应了梁由靡的请求。让使者返回晋国后，秦穆公于是召见大夫孟明视和公孙枝，问：“那晋国的动乱，我该选派谁去二位公子那里选择一位而拥立为新君，以应对晋国急迫的嗣位问题呢？”大夫孟明视说：“君主派公子絷去吧。公子絷聪敏而且知礼，待人恭敬而且洞察精微。聪敏能够暗中谋划，知礼适合派作使者，恭敬不会有误君命，精微就能知道某位公子可否立为国君。君主应该派他去。”

于是就派公子絷去狄地吊慰公子重耳，说：“我国君主派我来慰问公子的忧虑，还加上父亲丧事的哀痛。寡人听说：‘得到国家常在国丧的时候，失掉国家也常在国丧的时候。’时机不可放过，国丧不会太久，请公子好好考虑！”

重耳把他的话告诉狐偃。狐偃说：“不可以。逃亡的人没有私亲，而以诚信仁爱为亲，这样的人被立为君主才不会危险。父亲刚死，灵柩还停在堂上就谋求利益，谁会认为我们仁爱？别人（指公子夷吾）也有继承君位的权利，我们如果凭侥幸之心争先，谁会认为我们诚信？不仁不信，又怎么能长久地保有利益？”

于是公子重耳出来见公子絷说：“承蒙君主惠顾慰问逃亡的臣子，又加上帮助我回国的使命。我重耳自身流亡在外，父亲死了都没有位置参与哭丧，又怎敢有其他想法，以玷辱贵国君主的正义举动呢？”说完两次拜手而不行稽首礼，站起来哭了一回，退下后也不再私下会见公子絷。

公子絷又去到梁国慰问公子夷吾，说的话就像慰问公子重耳一样。

夷吾对郤芮说：“秦国要为我奔波了！”郤芮说：“公子努力吧。逃亡的人不能清高，清高就行不通。应该用厚重的财礼去匹配帮助你的人的恩德，公子花尽都可以，不要吝惜财货！别人（指公子重耳）也有继承君位的权利，我们凭侥幸去争一争，不也可以吗？”

于是公子夷吾出来见使者，两次行稽首礼，站起来不哭泣，退下后又私下会见公子絷说：“当权的大夫里克已经答应支持我了，我答应事成之后把汾水以北的百万亩田地赐给他。丕郑也已答应支持我，我答应事成之后把负蔡一带的七十万亩田地赐给他。秦君如果辅助我，就无须天命来决定了！我这个逃亡的人如果能进入国都为君，洒扫宗庙，安定社稷，逃亡的人怎敢奢望拥有广大的国土？秦君有的是郡县，还能纳入河水以南的五座城邑。并不是说秦君没有这样的土地，而是为秦君东游到河水桥梁上的时候，就不再会为难着急了。逃亡的人携带着套马带、马肚带来追望秦君车马的扬尘，谨献上黄金四十镒、白玉作的珩六双，不敢说献给公子您，请献给您左右的随从。”

公子絷返回秦国，向秦穆公复命。穆公说：“我支持公子重耳，重耳仁爱。他只两次拜手而不稽首，是表示不贪图成为继承人。站起来哭泣，是爱他的父亲。退下后不私下会见使者，是不汲汲于私利。”公子絷说：“君主的话不对。君主如果寻求通过拥立晋君而成全晋国，那么立仁爱的公子不也可以吗？君主如果寻求拥立晋君来在天下成就秦国的威名，就不如立不仁爱的公子以扰乱它的内政，还可以有进退的余地。我听说，‘有为了仁爱而立国君的，有为了武威而立国君的。为了仁爱就要立有德的，为了武威就要立顺服的。’”

所以秦穆公就先拥立公子夷吾，这就是晋惠公。

《国语·晋语二》的记载让我们得知，公子重耳之所以没有在晋献公去世后夺得政权，并不是因为他没有机会，也不是因为他自己不想抓住这个机会，而是因为他信任大谋士狐偃的判断，接连两次拒绝了来自于晋国内部支持势力和秦国使者的邀请。如果我们把狐偃两次劝公子重耳放弃这次机会的话与郤芮两次劝公子夷吾抓住这次机会的话进行一下对比，估计第一感觉都是，狐偃的立意高尚，但满嘴的仁爱诚信，有些“假大空”，似乎不大适用于这种机会稍纵即逝、可能永不会再有的紧急场合；相比之下，郤芮的思路功利，但观点合情合理，看似更符合现实政治的风格和逻辑。

然而，公子夷吾成为国君后，马上就在是否兑现土地重赂问题上陷入了困境：一上台就大面积割地给秦国则会遭受国人唾弃，政权不稳；翻脸不割地就会和秦国结下怨仇，开始积蓄外部风险；赏赐里克、丕郑土田，则会引发其他卿大夫不满；翻脸不赏赐，就会迅速将二人重新推向他们本来就支持的公子重耳。晋惠公选择翻脸不割地给秦国，最终导致在韩原战败被俘；选择杀里克、丕郑以逃避兑现赏赐承诺，导致国内支持公子重耳的势力被激发活跃起来，不断发动舆论攻势以抹黑晋惠公。相比之下，公子重耳在十三年后抵达归国夺权“跳板”秦国后，除了接受联姻之外没有做出任何丧权辱国的实质性承诺，第二年回国后封赏国内卿大夫也是公开地论功行赏。晋文公新政权光明磊落地开局，没有陷入到晋惠公政权的那种纠结困境之中，而是全力推行新政，两年后就甩开秦国独自成就了“出定襄王”的大功，迅速走上了称霸中原的道路。

只有在看到了所有这些后续发展之后，我们才能够明白，狐偃的论述和判断之所以看起来有些“迂阔”，是因为他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做正确的事，而不是容易的事”，他的奋斗目标是辅佐公子重耳成为一个众望所归、公德（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德行）高尚、政绩斐然的英主，甚至成就齐桓公那样的霸业。他反对公子重耳在此时归国夺权，一是因为，此时国外有格局庸俗、为夺权无所不用其极的公子夷吾／郤芮，国内还有吕甥、郤称等公子夷吾党羽，夺取政权的道路十分凶险，很可能会陷入“国内父亲尸骨未寒，国外兄弟骨肉相残”的境地，结局难以预料，德望必然受损；二是因为，如果此时谋求秦国拥立，由于秦国还有另外一个候选人公子夷吾，所以要想确保成功就必须向秦国献媚以巩固秦国心意，即位后也很可能会被秦国凭借对重耳有“二选一”的拥立大恩以及手中握有替换人选公子夷吾（如果夷吾没有被重耳杀掉的话）相要挟，到那时，公子重耳如果想要走“知恩图报”的路，就得配合秦国的东进争霸行动而不能独自行动；如果走“翻脸不认人”的路，就很可能在理亏的不利局面下与秦国发生正面冲突。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趁父丧归国即位的机会，在只求夺权的郤芮看来是必须要抓住的“桃花运”，而在一心“致君齐桓上”的狐偃看来却是隐患重重的“烂桃花”。

基于这种考虑，狐偃给公子重耳规划了另外一条“舍利取义”的道路，那就是继蒲城不抵抗君父之后（这也应该是处于狐偃的谋划），抓住春秋时期人们普遍认为“让国”之人必有大德的社会心态，在国内使者和秦国使者面前分别上演一场高风亮节、足以让国人和秦穆公感动和敬佩的“让国秀”，进一步塑造公子重耳仁爱诚信的高尚形象，为日后光明正大地归国即位积累德望。而公子重耳比公子夷吾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能够理解和认同狐偃的战略定力和长远规划，放弃面前马上可以兑现的宝贵机会，选择继续流亡，继续积累。孔子所说的“君子离开了仁德，又能在哪里成就他的美名”，说的就是狐偃所坚持的理念；《礼记·中庸》所说的“君子处于平易的状态以等待天命，小人做危险的事情以妄求幸运”，描述的正是公子重耳／狐偃和公子夷吾／郤芮之间的差别。

夷吾当权诸事不顺，重耳党羽兴风作浪

前六四九年夏四月，晋惠公正式即位，在场的有霸主齐国代表隰朋，还有周王室代表周公忌父和王子党。接下来，晋惠公干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杀人”。晋惠公在郤芮的建议下，决定杀了里克作为对齐国声讨晋国内乱的交待，这样除了可以应付齐国，还有三重好处：第一不用再兑现赏赐里克土地的承诺，第二防止里克再次作乱而迎立公子重耳，第三除去了妨碍晋惠公核心谋士郤芮专权的障碍。惠公派人告知里克说：“如果没有您，就到不了这一步。虽然如此，您杀了两位君主和一位大夫⁽¹²⁾，当您的君主，不也很难吗？”里克对答说：“没有废黜，君主如何兴起？想要加罪给臣下，怎会没有托辞呢？臣下听懂命令了。”于是里克抽剑自杀。

据《国语·晋语三》的记载，晋惠公杀死里克之后又感到后悔，他说：“郤芮呀，是你让寡人错杀了社稷的重臣。”晋惠公的后悔是有理由的，因为杀里克并没有瓦解重耳国内党羽的斗志，反而激化了矛盾，把他们彻底逼到了对立面。接下来，重耳党羽决定抓住晋惠公君位尚不稳固之时奋力一搏，谋求颠覆新政权、拥立重耳为君。

第二件事，是“赖帐”。晋惠公回国之后，马上在秦晋边境修筑城墙防备秦国。然后，他派出丕郑到秦国访问，向秦穆公致歉说：“起初夷吾把河西的土地许诺给贵国君主。如今幸而进入国都立为君主。大臣们说：‘土地，是先君的土地。君主流亡在外，怎么能擅自许诺给秦国？’寡人和大臣们争辩不过，因此向秦国致歉。”通过“赖帐”，晋惠公一方面洗刷了自己先前为了夺权而“卖国求荣”的恶名，获得了国内一批强硬派卿大夫们的支持；另一方面也与秦穆公结下了仇怨。

重耳党羽谋划的叛乱行动分为政变和舆论战两个部分。一方面，正在秦国的丕郑得到里克被杀的消息后，马上决定组织政变，于是向秦穆公告发说，晋惠公“赖帐”都是因为吕甥、郤芮、郤称的谋划。丕郑说服秦穆公和他“里应外合”，由秦穆公出面把吕甥等人诱骗到秦国杀掉，然后自己在国内发动政变逐出晋惠公，而秦穆公则以武力护送公子重耳归国。另一方面，国都内其他重耳党羽密切关注晋惠公的一举一动，伺机发动舆论攻击，为重耳归国夺权造势铺路。

如上所述，晋惠公逼死里克之后感到后悔，并试图“甩锅”给出主意的郤芮。重耳党羽核心人物之一、太卜郭偃可不能让晋惠公就这样蒙混过关，他马上发表了这样一段将批判重点直指晋惠公的言论：“不仔细谋划就进谏劝说除掉里克的，是郤芮。不仔细考虑就杀人的，是君主自己。不仔细谋划就进谏，是不忠；不仔细考虑就杀人，是不祥。不忠，将受到君主的惩罚；不祥，将遭到天降的祸难。受到君主惩罚，会身死蒙羞；遭到天降的祸难，会绝后代。通晓正道的人不要忘记，灾祸将要到了！”这段话不可谓不狠，但是如果跟重耳党羽接下来要掀起的舆论风浪相比，这只能算是正式“炮轰”之前的“试射”而已。

杀里克之后，晋惠公决定要举行一场“改葬太子申生”的公关活动，通过给这位品德高洁、感动晋国的冤死太子平反，塑造新政权的正义形象，占据道德制高点，营造有利于稳定局势的正能量舆论氛围。然而，由于不明原因，活动当天现场出了严重事故，棺材盖子错位打开，尸臭弥漫全场。根据《国语·晋语三》的记载，事故发生后，一首抹黑晋惠公、颂扬公子重耳的“民谣”在晋国都城里迅速传播开来：

贞之无报也。

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

贞为不听，信为不诚。

国斯无刑，偷居幸生。

不更厥贞，大命其倾。

威兮怀兮，

各聚尔有，以待所归兮。

猗兮违兮，心之哀兮。

岁之二七，其靡有微兮。

若狄公子，吾是之依兮。

镇抚国家，为王妃兮。

想按正礼改葬却没有好报哩。

这人是谁，改葬太子申生却发出这样的恶臭？

想按正礼安葬却不被听从，想标榜信义却不见真诚。

国家这样没有刑罚，让偷窃君位的人侥幸生存。

不改变这个君位的正当性，晋国的命运将会倾覆。

畏惧这人啊怀念那人啊，

各自汇聚你所拥有的力量，等待最后的归宿啊。

唉呀想摆脱这人远走他乡啊，又难舍故土内心哀伤啊。

二七十四年后，这人的后代将要微亡啊。

远在狄的公子，我们依傍的是他啊。

他将镇抚国家，作周王的辅佐啊。

大夫郭偃马上配发了这样一段煽风点火的言论：“很难啊，好事真难做！君主改葬共君是想引以为荣，却使自己的恶名更加昭彰。一个人内心美好，必定会表现于外并且传扬于民间，民众会爱戴他。反过来一个人内心丑恶也一样。所以行动不可不慎重啊，必定有人会知道。十四年后，君主的继承人将被废弃吧，这个运数上天已经告知民众了。公子重耳会进入国都即位吧，这迹象已经在民间显现了。他如果进入国都即位，一定会成为诸侯之长而朝见周王，这光辉已经照耀民众了。数字，是预言的记录。迹象，是民意的先导。光辉，是明德的闪耀。用记录预言来表述，用阐发民意来引导，用闪耀光辉来昭示，他不到来还等待什么？想要为他作先导的人可以行动了，他将要到了！”

如果我们不相信国人和郭偃真能准确预测十四年后公子重耳归国夺权的话，我们可以这样揣测这个故事一种可能的形成过程：

晋惠公改葬太子申生的活动上发生了尸臭四溢的事故，这个事故本身很可能就是混迹在工作人员中的重耳党羽所为，为的是毁掉这场利用申生美名来“加持”新政权的公关秀，把它转变为一场利用申生尸臭来彰显新政权“污秽本质”的反公关秀。事故发生后，重耳党羽立刻在国都内散布一首民谣体的政治讽刺诗，使其广泛流传。当然，原诗中并没有“岁之二七，其靡有微兮”这句话，而只是预测公子重耳未来将会归国夺权。然后，同为公子重耳党羽的郭偃对这首诗进行详细“评论”，评论的目的在于宣扬这首歌谣反映了上天的旨意，号召民众为公子重耳归国早作准备，当然，郭偃的原话中并没有关于十四年的那些评论。

公子重耳归国成就霸业之后，后人以这个事件为蓝本进行再创作，加入准确预言重耳将在十四年后归国夺权的桥段，将晋文公称霸之事进一步天意化、神圣化，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版本。

如果说这场“申生改葬”事件是重耳党羽利用政府公关活动制作的“改编剧”的话，接下来发生的“申生显灵”事件就是他们在尝到甜头后推出的“自制剧”了。根据《左传·僖公十年》的记载，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秋天，狐突（太子申生生前的驾车人）前往曲沃（太子申生生前居地），在那里遇到了已故的太子申生。申生让狐突上车，并让他重操旧业驾车前行。申生告诉狐突说：“夷吾对我无礼，擅自将我掘出改葬，我已经向天帝请示过了，将把晋国交给秦国，秦国将祭祀我。”狐突回答说：“臣下听说，‘神灵不享受别族的祭品，民众也不会祭祀别族的神灵’。如果真把晋国交给秦国，您的祭祀恐怕要断绝了吧？而且民众有什么罪？让全体晋人为晋惠公一人之罪而遭受灭国之祸，是失掉刑罚的本义；秦人不会祭祀您的在天之灵，这会让您缺乏祭祀。您还是重新考虑一下！”申生说：“好的。我将重新向天帝请命。七天后，在曲沃城外的西边，将会有巫者显现我。”

狐突答应了，申生就消失不见了。七天后，狐突按约定前往，太子之灵附体的巫者告诉他说：“天帝答应我惩罚有罪的夷吾了，夷吾将在韩地失败。”

这个“申生显灵”事件在现代人看来自然是荒诞不经，但是它在当时是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段子。四年后的前六四五年，秦穆公在韩地击败晋军、俘虏晋惠公，在回国路上对一路尾随的晋国大夫说：“寡人跟随着晋君往西去，也不过是实践晋国的妖梦罢了”（参见页104）。秦穆公的话表明，当时这个故事已经流传到了秦国。不过，在不信邪的秦人看来，整个故事都只是一个“妖梦”而已。

我认为，这个事件既不是全然真实、现代科学尚无法解释的“灵异事件”，也不是全然虚无缥缈的“妖梦”，而应该是包括狐突在内的公子重耳党羽炮制的又一轮舆论攻击，让晋人都很崇敬的太子申生“现身说法”谴责晋惠公，败坏晋惠公的声誉，支援流亡在外的公子重耳。很可能最早的版本只是说夷吾将失败，而并没有在韩地的细节，而传世的版本则增加了这个细节，以进一步突出天意的神力。在上述定性认识的基础上，我们甚至可以试图还原这次政治诽谤行动的实施过程：

首先，公子重耳党羽安排一位巫者出现在曲沃城的西边，开始装神弄鬼，表演太子申生鬼魂附体，吸引民众围观，然后说了一段“天帝准许我惩罚有罪的公子夷吾，他必将失败”的话（不包括韩地细节）。与此同时，公子重耳党羽混在围观民众中，以道听途说的方式散布此次“申生鬼魂附体巫者显灵事件”的“前情回顾”，那就是狐突和公子申生鬼魂在七天前的会面和对话。这段“人鬼对话”篇幅短小，非常便于记忆和口口相传，它的寥寥数语试图达到两个目的：第一，说明晋惠公的所作所为已经把“道德楷模”太子申生的鬼魂气到失去理智、要以灭国来报复的程度，以此极言晋惠公之恶；第二，说明狐突大公无私，以晋国民众福祉为重，正是他的善良仁爱缓和了太子申生鬼魂的过度愤怒。由于狐突的两个儿子狐偃、狐毛正追随者公子重耳在外流亡，抬高狐突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进一步美化公子重耳的形象。这次“快闪”结束后，一个完整的“申生两次显灵”故事就逐渐在晋国都城的国人中间散布开来，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它诋毁现任君主、支持重耳复辟的“药效”。

公子重耳归国成就霸业之后，后人以这个事件为蓝本进行再创作，加入了准确预言晋惠公会在韩地战败的细节，将晋文公称霸之事进一步天意化、神圣化，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版本。

在多轮舆论攻击的“炮火准备”之后，重耳党羽策动的政变计划也进入实施阶段。冬天，秦穆公派大夫泠至回报丕郑的访问，并以重礼慰问吕甥、郤称、郤芮三人，召他们去秦国。郤芮说：“财礼重，话语甜，这是在诱骗我们。”于是杀了丕郑、祁举以及左行共华、右行贾华、叔坚、骓歂、累虎、特宫、山祁等七位舆大夫，这些人都是里克、丕郑的党羽，也是支持重耳复辟的核心力量。这次血腥“肃反”沉重打击了国内的重耳党羽，他们可能从此进入了蛰伏阶段，除了向流亡团队通风报信之外，没有再发动见于文献记载的重大政变和舆论战。

值得注意的是，从共华、贾华的官职看，此时晋国除了用战车作战的上、下两军，还有了专门与山区戎狄作战的步兵——左行、右行，实际上已经有了四军的规模。

丕郑的儿子丕豹出逃到秦国，对秦穆公说：“晋侯背弃大主（指秦穆公）而忌恨小怨，民众不顺从他。您讨伐他，他一定会出逃。”秦穆公说：“晋君若失众心，又怎能成功杀掉里克、丕郑及其党羽？晋国有权势者但求避祸，谁能逐出晋君？”

前六四九年，周王派召武公、内史过到晋国赐予晋惠公策命。晋惠公在接受使者致送瑞玉的环节显得懒散不在意。内史过回来后，向周王报告说：“晋侯恐怕不会有后代长期在晋国掌权吧！王赐予他策命，他却懒散地接受瑞玉，这是先行自暴自弃，还能有什么继承可言？礼，是国家的主干。敬，是礼的载体。不敬，礼就没法施行。礼不能施行，就会上下昏乱，怎么能延长世代？”

《国语·周语上》记载了一个不同且详细得多的内史过言论，而且他还预言晋惠公党羽吕甥、郤芮也将有祸：

周襄王派召公过与内史过向晋惠公颁赐策命，吕甥、郤芮辅相晋惠公行礼时不恭敬，晋惠公执玉圭位置低于礼制规定，拜谢时没有行稽首礼。

内史过回来，把这件事告诉襄王说：“晋国如果不亡，它的现任君主一定会绝后，而且吕甥、郤芮将不能免于祸难。”

襄王问：“为什么呢？”内史过答道：

“《夏书》上说：‘民众没有好君主，拥戴谁？君主没有民众，就没有人一起保守邦国。’《汤誓》中说：‘我一人有罪，不要连累万民；万民有罪，责任在我一人身上。’《盘庚》则说：‘国家好，全是你们大家的功劳。国家不好，只是我一人的过失，因此有惩罚。’因此，做民众的君长并役使他们时，不可以不谨慎。

“民众所关心的是祭祀、战争之类的大事，先王懂得这样的大事必须靠民众才能成功，因此清洁内心而用宽和施惠于民众，将心比心地君临他们，昭明政事规则来训导他们，制定义法得到众人信任之后才去推行。清洁内心，是精；将心比心，是忠；昭明政事规则，是礼；制定义法获得民众信任，是信。因此为民君长、役使百姓之道，做不到‘精’就不能使民众和睦，做不到‘忠’就不能树立权威，做不到‘礼’就不能使人顺从，做不到‘信’就无法行事。现在晋侯刚即位就背弃诺言不给国内国外拥立者财礼，虐待留在国内的大臣，是背离了信；不敬重周王的赐命，是背离了礼；施行自己所厌恶的做法，是背离了忠；用恶念充满内心，是背离了精。这四条都背弃了，则远方的人不来，邻近的人也不和睦，将凭什么来守卫国家？

“古时候，先王得到天下之后，又尊崇上帝、明神而敬奉他们，于是用祭祀日、月这样的仪式来教导民众事奉君主。诸侯在春、秋两季受命于周王来莅临民众，大夫、士天天在位上恪尽职守来敬奉他们的官职，庶人、工、商各守其业来为上级效劳。这样尚且担心有所失坠，所以制定了车服、旌旗制度来彰显，规定了见面礼、信物符节来镇守，制定了班次爵位贵贱来排列，设立了美名、荣誉来宣扬。仍然有松散、失职、懈怠、轻慢而受到刑法惩处、流放到边地的人，于是就有了蛮、夷这样的国家，有了受到斧钺、刀墨刑罚的罪民，君主自己又怎么可以过分放纵自身呢？

“那晋侯本来不是法定继承人，而得到了君主的大位，勤勉警惕、保守戒惧，还怕不行呢。假如内心膨胀而疏远邻国，欺凌民众而不敬上级（指周王），将怎么固守君位？那玉圭拿得低，是废弃见面礼仪；拜谢不行稽首礼，是欺诓周王。废弃见面礼仪就镇不住，欺诓周王就会失去民众。那上天经常通过一些事情来象征未来，责任重而享大位的人如果不勤勉谨慎必定会很快遇上祸难。所以晋侯欺诓周王，别人也将欺诓他；废弃镇守，别人也将废弃他。大臣享受晋侯的俸禄，不加劝谏反而阿谀奉承他，也一定会遭受祸难。”

前六四九年，晋惠公试图调停戎人和王室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并没有成功，到了前六四八年齐桓公派隰朋出面才暂时解决了问题（见《齐桓篇》页267）。由此可见，晋惠公想要继承晋献公遗志，在中原国际事务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然而此时齐国还是中原毫无争议的霸主，晋国还无法与齐国正面竞争。

韩之战晋国惨败，促改革因祸得福

前六四七年冬，晋国已经遭受了连年的饥荒，派人到秦国去购买大量粮食。秦穆公问公孙枝：“卖给晋国吗？”公孙枝对答说：“君主给予晋国双重施舍而晋侯回报，君主还有什么要求？君主双重施舍而晋侯还不回报，晋国民众必定会离心。民众离心君主再去讨伐，晋侯失去民众支持，必定会失败。”穆公问百里奚：“卖给晋国吗？”百里奚对答说：“天灾流行，每个国家都会轮流遭遇。振救灾荒、体恤邻国，这是正道。遵行正道，会有福报。”此时丕豹还在秦国，请求趁机讨伐晋国。秦穆公此时已经决定要救援晋国，于是说：“厌恶的是它的君主，民众有什么罪？”

秦国于是从水路运粮去晋国，从秦都雍到晋都绛，运粮的船只沿渭水顺流东下，到华阴转入河水，又沿汾水逆流而上，最后转入浍水，一路连绵不断。有意思的是，秦穆公给这次运粮行动专门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泛舟之役”。在春秋时期，“某某之役”一般是指在某地发生的军事或外交行动，所以，将“泛舟”这样一个闲适风雅的词与绝不会和它搭配的“之役”相结合，会产生一种新奇感和悬疑感，使得人们容易记住这个词，并且引诱他们去询问或猜测这个词背后的故事。此时秦穆公已经有了称霸之心，他这样做的目的，应该是希望通过发布这样一个“热词”来广泛传播这一善举，从而为称霸积攒政绩。后来他又发布了另一个引发民众编造各种解释的热词“五羖大夫”，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详见页58—59）。

前六四六年冬天，秦国也遭遇饥荒，派人到晋国去买粮，晋人不给。晋大夫庆郑说：“背弃施舍，无亲；幸灾乐祸，不仁；贪图所爱惜的东西，不祥；惹怒邻国，不义。四种美德都失掉了，用什么来守卫国家？”虢射说：“皮都不存在了，毛又能依附在哪里⁽¹³⁾？”庆郑说：“抛弃诚信，背弃邻国，患难来时，谁来体恤？没有信用，患难就会兴起，失掉外援，必定失败。说的就是现在这种情况了。”虢射说：“即使给粮食，对于由于拒绝割地造成的怨恨没有多少减损，反而使敌人增加实力，不如不给。”庆郑说：“背弃施舍，幸灾乐祸，是民众所唾弃的。亲近的人还会因此结仇，何况是怨家敌人秦国呢？”晋惠公不听庆郑的意见。庆郑退下来说：“君主恐怕是要后悔这个决定的！”

当初晋惠公进入国都即位后，他的姐姐秦穆夫人把贾君嘱托给惠公照顾⁽¹⁴⁾，而且说“把当年被驱逐的群公子都召回国”。惠公却直接“烝”了贾君，又不召回群公子，因此秦穆夫人怨恨惠公。惠公回国后背弃诺言，不再给予承诺给国内外支持者的割地。晋国此番又拒绝给发生饥荒的秦国提供粮食援助，秦穆公在积攒了足够强有力的“正当”理由后，于前六四五年率军讨伐晋国。

秦军一路势如破竹，三次击败晋国军队，前锋已经到达了韩地⁽¹⁵⁾。晋惠公这时候当然已经知道庆郑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于是向庆郑请教，问：“敌人已经深入我国了，怎么办？”庆郑却“得理不饶人”，挖苦晋惠公说：“是君主的失策导致敌人深入的，能怎么办？”晋惠公看庆郑“蹬鼻子上脸”，也被惹火了，说：“放肆！”因此，到了占卜车右人选的时候，虽然庆郑吉利，但火气还没消的晋惠公就不让他担任。最后确定下来由步扬为晋惠公驾车，而家仆徒作为晋惠公的车右。

晋惠公决定选用从郑国进口的小驷马来驾驭战车。这时，刚才惹怒了晋惠公的庆郑却又恢复了理智，进谏说：“古代在本国打仗，一定用本国出产的马驾车：生活在自己的水土上，知道主人的心意；安于主人的调教，熟悉本国的道路；不管放到哪里，没有不如意的。如今乘坐用异国出产的马拉的战车来参加战斗，一旦惊惧而性情大变，就会和驾车人的心意相违背了。马的狂乱之气狡戾而愤懑，血液周身涌动，扩张血脉，血脉突起兴奋，外表显得强健，体内则实干竭，进退不能，转向也不能。君主必然要后悔的。”而此时的晋惠公认为庆郑还在跟自己抬杠，因此没有听从他的合理建议。

九月，晋惠公在韩地迎战秦军。他派出韩定伯前去侦查秦军状况，韩定伯回来后说：“秦国军队人数比我军少，但斗士的数量比我军多一倍。”晋惠公问：“为什么？”韩定伯对答说：“君主逃出晋国依靠它的资助，君主进入国都是利用它的尊宠，晋国饥荒时吃的是它的粮食。秦国三次施舍我们却没有回报，因此前来讨伐。如今我们又攻击他们，我军懈怠，秦军奋勇，秦军斗士比我们多一倍还不止呢！”晋惠公说（据《国语·晋语三》）：“然而，如果现在我不率军迎击，回国后我国一定会被秦国所轻慢。一个普通人尚且不能被轻慢，何况是国家呢？”

晋惠公于是派韩定伯请战，说：“寡人不才，能够集合兵众却不能使他们离散，贵国君主如果不回去，寡人没地方逃命，只能在此迎战。”秦穆公派公孙枝对答说：“晋君还没有进入国都时，寡人为他忧惧。晋君进入国都而没有确定军队行列，还是我所担忧的。如果行列已定，寡人怎敢不接受作战的命令！”韩定伯出来后说：“我要幸运才能得到被俘虏囚禁活下来的下场。”

据《国语·晋语三》的记载，韩定伯回去后，公孙枝向秦穆公进谏说：“过去君主没有送入公子重耳却送入了现任晋君，是君主决定不立有德的人而是立服从的人。立了却未能达到目的，如果现在交战又不能获胜，岂不是要遭到诸侯的嘲笑？君主何不等待时机再说呢？”穆公说：“是这样。过去我不送入公子重耳却送入了现任晋君，确实是我不立有德的人而立服从的人。可是公子重耳事实上当时也不肯做国君，我又能说什么呢？晋君杀了拥立他的内主，又背弃给外国财赂的许诺，他总是堵塞而我总是施舍。难道没有上天主持公道吗？假如还有上天的话，我一定能战胜他。”

十四日，两军在韩地原野上交战。晋惠公兵车的马匹在泥泞中回旋出不来，惠公呼号附近的庆郑前来救援。这时候的庆郑却又被怨恨冲昏了头，赌气说：“固执不听谏言，违背占卜结果，本来就是在寻求失败，又逃脱什么呢？”然后就驾兵车离开了惠公。此时，韩定伯居中、梁由靡在左驾车、虢射在右执戈盾的兵车与秦穆公的兵车交战，眼看就能把秦穆公拦下了。就在这时，冷静下来但又没脸自己回去的庆郑又呼叫韩定伯三人救助晋惠公，从而使他们错过了抓获秦穆公的宝贵战机。

秦军最终取得胜利，抓获晋惠公回国。晋大夫披头散发、潦草宿营，一路跟随着秦军。秦穆公派人对他们说：“诸位大夫为什么如此忧戚？寡人跟随着晋君往西去，也不过是实践晋国的妖梦⁽¹⁶⁾罢了，怎敢做得太过分？”晋大夫三次行稽首礼，说：“君主踩着后土，顶着皇天，皇天后土都听到了君主的话，下臣们谨在下风听候吩咐。”

从晋惠公被俘后晋大夫的表现，可以看出虽然晋国内部有一股反对晋惠公、支持公子重耳的势力在伺机作乱，但朝廷内仍有一批卿大夫是非常支持晋惠公的。这批披头散发追随晋惠公的晋大夫，很可能就是晋惠公回国后坚决要求国君不割地的那批人（参见页88）。同样一个晋惠公，在秦穆公的声讨文辞里是背弃承诺、忘恩负义的反复小人，在这批晋大夫看来则是以国家利益为重、不里通外国的合格国君。

秦穆夫人听说弟弟晋惠公马上要到了，于是带着两个儿子——太子罃、公子弘和女儿简璧登上高台，站在柴堆上，又派人免冠括发、身着丧服去迎接秦军，传话说：“上天降下灾祸，使我们两国君主不是拿着玉帛相见，而是兴兵交战。如果晋君早上进入国都，那么婢子就晚上死；如果晚上进入，那婢子就早上死，都听君主裁断！”秦人于是把晋惠公暂时安顿在国都郊外的灵台。

大夫们请求带着晋惠公进入国都。秦穆公说：“俘获晋侯，本来是带着丰厚收获归国，如果强行带着晋君进入国都，夫人带着我的儿女自焚，那就成了遭遇丧事归国，有什么用呢？大夫又能得到什么呢？而且晋人用忧戚来加重我，用天地来约束我。如果不为晋国打算，这就加重了他们的愤怒；我说了话不算数，这就是违背对天地的承诺。加重愤怒，难以担当；违背上天，会不吉祥。必定要放晋君回国。”公子絷说：“不如杀了他，不要积聚邪恶。”公孙枝说：“放他回国而以他的太子作为人质，必然得到很有利的媾和条件。晋国还不能被灭亡，而杀掉它的君主，只能造成恶劣的后果。而且史佚有话说：‘不要发动祸患，不要仗恃动乱，不要加重愤怒。’加重愤怒，难以担当；欺凌别人，会不吉祥。”

此时的秦穆公没有再听从当年劝自己立公子夷吾的公子絷的建议，而是听取了与他理念合拍的公孙枝的建议，决定与晋国讲和。晋惠公得知秦国、晋国将要讲和，于是派郤乞回到晋国将情况告知在国内的吕甥，而且召吕甥到秦国主持讲和。

吕甥却不打算就这样离开晋国。在这个危急时刻，这位足智多谋的大夫决定要做一件非常冒险的事，那就是用“假传君命”的方式来实施一套自己策划的大胆行动，来彻底扭转晋惠公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并且为他即将前往秦国进行的谈判增加获胜的筹码。他教郤乞召集晋都里的国人，声称晋惠公会重赏他们，并且转述晋惠公的话说：“我即使回来，也已经给社稷带来耻辱了，还是占卜一下辅佐我的儿子圉当君主是否吉利吧。”国人感动得哭了起来。

郤乞根据吕甥的编排，趁热打铁地宣布，还在秦国的晋惠公决定在晋国推行“作爰田”新政，将大量原属于公室的田地赏赐给国人中担任官职的贵族（也就是下文吕甥称之为“群臣”的人），以换取国人的援助⁽¹⁷⁾。此举使得国人相信，那个回国后背弃诺言不给里克、丕郑赂田的晋惠公已经悔过自新，愿意和贵族分享利益，从而大大增强了国人对晋惠公回国的支持。从晋国称霸创业史的全过程来看，这是继晋武公／晋献公时期强势开疆拓土并分封给卿大夫之后第二次大规模的土地封赏行动。

此时，吕甥直接跳到前台说：“君主不担忧自己的危亡，却为群臣而忧虑，没有比这更极致的恩惠了。你们准备怎么对待君主？”深受感动的众人说：“您说怎么办最好？”吕甥对答说：“征收赋税、修治甲胄兵器辅佐君主的继承人。诸侯听闻晋国丧失了一个君主又有了一个君主，群臣团结和睦，甲胄兵器更多了，喜好我们的诸侯会自勉，厌恶我们的诸侯会害怕，也许会有益处吧！”

众人悦服，晋国于是开始推行“作州兵”新政，改革征收军赋（兵器、甲胄、粮草等军需物资）和征发兵役的制度，扩军备战。“州”是国都外郊野地区的行政区划单位，这项新政的关键在于打破先前只在国人中征赋、征兵的旧制，以“州”为单位，要求州内的野人缴纳一定数量的军赋，并派出一定数量的男丁服兵役。根据《左传》里的“兵”字的用法，“作州兵”里的“兵”应该是以军赋中最重要的一项“兵器”来指代军赋，从吕甥描绘“作州兵”的愿景时说的“甲兵益多”也可以看出这一点⁽¹⁸⁾。然而，军队是士兵和军需物资的结合，伴随着更多的军需物资的必然是更多的士兵，这也就是为什么《左传》中常用“赋”来指代军队。我认为，旧有的兵役征发制度已经比较彻底地动员了国人中能征发的男丁，因此“作州兵”后新增的士兵也应该是按照与军需物资一定的比例从“州”里的野人中征发。

由于很大一部分野人原本是依附于国人（主要是卿大夫家族）的臣隶，所以，国家直接向野人征军赋，必然要损害国人的经济利益；征召野人当兵，必然会损害国人的政治特权。吕甥先提出“作爰田”，再提出“作州兵”，很可能是为了用“作爰田”的物质利益来换取国人对于“作州兵”的认可⁽¹⁹⁾

“作州兵”新政是传世文献记载中春秋时期中原诸侯国改革军队建设制度、扩军备战的开端。五十五年后的前五九〇年，鲁国为了应对来自于齐国的军事威胁，开始“作丘甲”以扩军备战。“丘”也是国都外郊野地区的行政区划单位，“作丘甲”就是开始以“丘”为单位向野人征收以甲胄为代表的军需物资，并征发野人服兵役。“作丘甲”受到了保守派的反对，《公羊传》就认为，《春秋》记载此事是讥讽鲁国以“丘”为单位来役使民众。又五十二年后的前五三八年，郑国中兴贤相子产抓住晋、楚休战的宝贵战略机遇期加强国防建设，启动“作丘赋”，其政策内容应与“作丘甲”类似，就是开始以“丘”为单位向野人征收军赋，并征发野人服兵役。“作丘赋”遭到了国人的强烈反对，那句有名的“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正是子产面对国人的死亡威胁时的决心宣誓⁽²⁰⁾。

晋国“作州兵”之所以没有遇到太大阻力，主要原因有如下几个：第一，新晋国公室来自于靠武力篡权上台的曲沃公室，而且自曲沃武公／晋武公以来一直致力于灭小国、拓疆土，野心勃勃，尚武好战，军队建设一直被放在很重要的位置；第二，当前晋国正处于大战惨败、国君被俘、国家军需物资和国人兵源不足的危机状态下，国人也明白，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如果不将征赋征兵的手伸向野人，晋国就无法在短时间内重整军队以应对秦国、其他诸侯国或戎狄的伺机入侵；第三，“作爰田”给国人输送的大额利益堵住了国人的嘴。

纵观春秋时期各国军赋（以及兵役）制度改革的历程可以看出，第一，晋国在危机时刻启动的“作州兵”新政开风气之先，为后来中原各国军赋兵役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第二，与其他中原诸侯国相比，晋国的军赋兵役保障体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具有明显的制度优越性（比如领先鲁国五十多年、郑国一百多年），它是晋国在“内乱不止”的表象下军事实力不断强大、最终在晋文公执政期间一举击败楚国成就中原霸业的重要保障之一。

秦穆公霸业启动，晋惠公割让河东

在营造了极为有利的国内局势之后，十月，吕甥来到秦国与秦穆公会面，在王城⁽²¹⁾举行盟誓。

秦穆公已经听说了晋国扩军备战之事，问：“晋国像传闻那样和睦吗？”吕甥对答说：“不和睦。小人以失掉他的君主为耻，而且哀悼在韩地战死的亲人，不怕征收赋税、修治甲胄兵器来拥立太子圉为君，说：“一定要报仇，为了报仇宁可事奉戎狄。”君子虽然爱护他的君主，但也知道他的罪过，不怕征收赋税、修治甲胄兵器来等待秦国的命令，说：‘一定要报答秦国的恩德，有必死之志而无二心。’因为这样不和睦。”

秦穆公问：“晋人认为你们君主的结局会怎样？”吕甥回答说：“小人忧戚，认为他不会被秦国赦免；君子相信秦君会依恕道行事，认为他必定会归来。小人说：‘我们毒害了秦国，秦国岂能让君主归来？’君子说：‘我们已经知罪了，秦国一定会让君主归来。君主有二心就捉拿他，君主服罪就释放他，德行没有比这更宽厚的了，刑罚没有比这更威严的了。服罪的怀念秦国的美德，有二心的惧怕秦国的刑罚，这一仗，秦国可以称霸领导诸侯。先前送君主回来即位而不让他安定，废掉骊姬子嗣而不能立稳现任君主，使恩德转变为怨恨，秦国不会这样做的！’”

秦穆公说：“这正是我的心意啊！”于是改变对晋惠公的待遇，让他住在国宾馆里，按照款待诸侯国君的礼数馈送了七套太牢（牛、羊、猪具备为太牢）。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就在秦、晋韩之战这一年，齐国称霸“总设计师”管仲去世，年老昏聩的齐桓公开始信任重用易牙、竖刁、堂巫、公子开方等奸臣，内政开始出现危机。我认为，吕甥上面这段说辞之所以能够成功，就在于他准确地把握住了秦穆公想要抓住齐国霸业开始衰落的机遇谋求称霸的心理。他声称，如果秦穆公能在战胜晋国之后放回晋惠公，就能把整场战争打造成一个彰显秦穆公德、刑威名的“称霸政治秀”，将极大地提升秦穆公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对他谋求称霸中原将大有助益。果然，秦穆公说“这正是我的心意啊”，很大方地承认了自己的称霸雄心。

由此可见，齐桓公霸业不仅在齐国、郑国早期“小霸”探索的基础上重建了自平王东迁以来废弛的中原国际秩序，还为那些有实力、有进取心的周边大国君主（包括偏居西方、远离中原的秦国）树立了一个崇高的奋斗目标：在本国疆土拓展、经济军事实力强大之后，接下来应该做的，就是跳出独善其国的“小我”，而努力去成就一个诸侯拥戴、代表周王室管控天下的“大我”，也就是成为霸主。

回到史事本身，在得知晋惠公即将回国后，晋大夫蛾析对庆郑说：“您为什么不出走？”庆郑回答说：“我使君主在韩原陷于失败被俘的境地，战败了没有以死谢罪，如果又出逃使君主失去施加刑罚的机会，这就不能算是人臣了。臣下不守臣道，出走，又能进入到哪里去？”十一月，晋惠公回国。二十九日，杀了庆郑然后进入国都。

《国语·晋语三》对晋惠公回国、杀庆郑之事有非常详细的描述：

晋惠公没有回到晋国时，蛾析对庆郑说：“君主被俘获，是您的罪过。现在君主就要回来了，您不逃走还等待什么？”庆郑说：“我听说：‘军队溃败，应该为之而死。主将被俘，也应为之而死。’这两样我没有做到，又加上耽误了别人救君主的机会，而丧失了君主。有这样三条大罪，还能逃到哪里去？君主如果回来，我将等待受刑以使君主快意；君主如果回不来，我将独自率兵讨伐秦国。若不能救回君主，我一定拼死报效他。这就是我等待的原因。做臣子的满足了自己的志向，却使君主羞辱，这是冒犯的行为。君主做出冒犯的行为，尚且会失去国家，何况是臣子呢？”

晋惠公到了绛都郊外，听说庆郑留下没走，就命家仆徒把他召来，问道：“你庆郑有罪，还留在都城不走吗？”庆郑说：“臣下怨恨君主：如果当初回国时就报答秦国的恩德，威望就不会下降；威望下降后如果能听取劝谏，就不会发生战争；战争发生时要是能选用良将，就不会失败。战败之后执行诛杀，如果又走失了有罪之人，就不能保守封国了。臣下因此等待接受刑罚，以成全君主的政令。”

惠公说：“动刑！”庆郑说：“臣下直言劝谏，是臣子的行为准则。君上正直用刑，是君主的圣明表现。臣子尽责而君主圣明，是国家的利益所在。君主即使不动刑杀臣下，臣下也必定要自杀的。”

蛾析说：“臣下听说，对主动奔赴刑场的臣子，不如赦免他，用他来为国报仇。君主何不赦免庆郑，叫他去报复秦国呢？”梁由靡说：“不可以。我们能这样做，秦国难道就不能？况且交战不胜，而派贼害君主的人去报复，不能算勇武；出国作战不胜，回国后又要惹出麻烦，不能算明智；刚与秦国讲和又背弃诺言，不能算诚信；失去刑罚乱了国政，不能算威严。若这样做了，出国不能用兵，入国不能治理，将会败坏国家，而且如果庆郑率军讨伐秦国，到时候扣押在秦国的君位继承人（指太子圉）也会被杀，不如动刑杀了庆郑。”

惠公说：“斩杀庆郑，不能让他自杀！”家仆徒说：“有君主不计较前嫌，有臣子甘愿死于刑戮，得到这样的名声，要比刑杀庆郑更好。”梁由靡说：“那君主的政令刑罚，是用来治理民众的。不听命令而擅自进退，就是触犯政令；只顾自己快意而丧失君主，就是触犯刑罚。庆郑贼害君主而且扰乱了国家，不可以放过！而且在战场上擅自败退，败退之后还允许他自杀，那么就是臣下随心所欲，而君主却失去了刑罚，以后就无法再用人作战了。”

于是惠公命司马说监斩行刑。司马说召来三军兵士而历数庆郑的罪状说：“韩原之战前全军宣誓时说：丧失军阵列次冒犯军令的，处死；主将被俘而部下脸上不挂彩的，处死；散布谣言耽误兵众的，处死。现在庆郑丧失列次冒犯军令，这是你的第一项罪；庆郑擅自进退，这是你的第二项罪；你耽误梁由靡让他丢失了秦君，这是你的第三项罪；君主亲身被俘，而你面颊不挂彩，这是你的第四项罪。庆郑你受刑吧！”庆郑说：“司马说！三军兵士都在这里，有人能坐着等待刑罚，难道还怕脸上挂彩吗？赶紧用刑吧！”

丁丑这天，斩杀庆郑，惠公才进入绛都。

当年，晋国又发生饥荒，秦穆公又给晋国输送粮食，说：“我怨恨它的君主，而怜悯它的民众。而且我听说当年唐叔虞分封的时候，箕子说‘他的后代一定会壮大’。晋国怎么能够期望被我国控制呢？我姑且树立德行，征服晋国的事业留待后世有能力的人完成。”此时的秦穆公在百里奚、公孙枝等贤臣辅佐下，一方面哀矜晋民、宽宏大量，一方面又强调美德、谦称要把称霸大业留给后人，已经完全进入“争霸贤君”的精神状态。有意思的是，秦穆公的预言竟然成了现实，他的后代君主消灭了晋国分裂而来的赵、魏、韩三国，最终一统天下。

此时晋国将惠公承诺的土地割让给秦国，秦人开始在河水以东的割地征收赋税，设置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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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晋文公从亡人员，参见白国红：《晋文公五贤士考》，《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2)　参见王敬泽：《晋文公登位年岁考》，《晋阳学刊》1982年第6期。

(3)　辅是固定在车轮外侧的两条直木，能够增强辐条的载重力。大车载物必须有辅支持，因此辅与车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4)　虢、晋共有祖先为周太王之子王季，而虞、晋共有祖先为周太王。这样说来，虢－晋关系要比虞－晋关系更亲近。

(5)　宗周—成周道的情况，参见地图七及胡德经：《两京古道考辨》，《史学月刊》1986年第2期。

(6)　屈见地图三。

(7)　梁见地图三。

(8)　晋无公族对卿大夫体系的影响，参见白国红：《春秋晋国赵氏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

(9)　晋国卿大夫家族的基本情况，参见赵晓斌《春秋官制研究》，浙江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

(10)　华山、焦、瑕、解梁城见地图三。

(11)　高梁见地图三。

(12)　“两位君主”指太子奚齐和公子卓，“一位大夫”指荀息。

(13)　皮比喻晋惠公先前许诺秦的割地，毛比喻粮食。虢射认为晋既然已经违背诺言不割地给秦，为怨已深，即使这次送粮给秦，也将如无皮之毛，无处附着，不如干脆不送。

(14)　晋献公从贾国娶了夫人，就是贾君，没有生下儿子。晋献公后来又“烝”了父亲的妾齐姜，生了秦穆夫人和太子申生，贾君因此备受冷落。秦穆夫人怜悯贾君，因而有此嘱托。

(15)　韩见地图三。

(16)　指前六五〇年晋人传言太子申生鬼魂显灵，宣称惠公将战败之事，参见页93。

(17)　关于“作爰田”的分析，参见杨善群：《论春秋战国间的“爰田”制》，《晋阳学刊》2010年第5期；李岩：《春秋中期晋国田制变革中的“国人”问题新解》，《农业考古》2013年第3期。

(18)　一般将“兵”理解为“士兵”，将参见张玉勤《晋作州兵探析》，《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19)　关于“作爰田”与“作州兵”的关系，参见辛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转型研究》，山西师范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

(20)　关于其他国家军赋制度改革的概况，参见辛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转型研究》，山西师范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

(21)　王城见地图三，渭水入河水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