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霸主的制度溯源

西伯昌由伯而王的历程

侯伯／霸主是春秋时期特有的政治现象，然而它的渊源，则可以从商朝晚期的“方伯”（一方诸侯之长）说起。

《诗经·鲁颂·閟宫》追述周人发展史时说：“后稷的子孙，就是这位太王。住在岐山以南，开始削弱殷商。”“太王”是建立王朝后的周人为先君古公亶父追加的尊号。自从古公亶父带领周人离开豳地、迁至岐山南面的周原定居之后，周国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古公亶父去世后，继任的周君季历开始大举攻伐戎人、开疆拓土。据古本《竹书》记载：

商王武乙三十四年，周王季历⁽¹⁾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瑴，马八匹。

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讨伐西落鬼戎，俘虏了二十个翟王。

太丁（应为“文丁”）二年，周人讨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

太丁（应为“文丁”）四年，周人讨伐余无之戎，战胜了它。周王季被商王任命为殷牧师。

文丁任命季历为“牧师”，一方面是承认周国的西土强国地位，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利用周国加强对西土诸侯的管控。然而，季历似乎并无意为商王室镇守西土、牧养民众，而是充分利用这个职位带来的特权，加紧攻伐戎人，扩大地盘。据古本《竹书》记载：

太丁（应为“文丁”）七年，周人讨伐始呼之戎，战胜了它。

太丁（应为“文丁”）十一年，周人讨伐翳徒之戎，抓获了戎人的三位大夫。

周人的大肆扩张使商王室忍无可忍，终于导致了“文丁杀季历”（据古本《竹书》）的恶性事件，季历的“牧师”地位应该也被剥夺了。继位的周君是季历的儿子昌，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周文王。关于他的事迹，《史记·周本纪》里有如下记载：

公季死后，他的儿子昌即位，就是日后的西伯。西伯就是文王，他遵奉后稷、公刘的事业，严守古公、公季的法则，笃行仁义，尊敬长者，慈爱幼小。他能屈节礼遇贤人，为了接待士人忙到中午还顾不上吃饭，贤士因此纷纷投奔他。伯夷、叔齐在孤竹国，听说西伯善于敬养老人，就一起投奔了他。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等人也都去投奔他。

崇侯虎向商纣进西伯的谗言说：“西伯积善累德，诸侯都向往他，将不利于王。”纣于是把西伯囚禁在羑里。闳夭等人很担心，于是搜求有莘氏的美女，骊戎的彩色骏马，有熊氏的九套驾车马，以及其他种种奇珍异宝，通过纣的宠臣费仲进献给他。纣大喜，说：“有这里面的一件东西就足以让我释放西伯，何况还有其他许多呢！”于是就赦免了西伯，还赐给他弓箭斧钺，使西伯有权征伐周边诸侯，宣告说：“说西伯坏话的人，是崇侯虎。”西伯于是把洛水以西的土地献给商纣，而请纣废去炮烙之刑。纣答应了他。

西伯暗自行善，诸侯都来请他裁决是非。当时虞、芮两国之人有讼事不能裁决，于是前往周国。他们进入周国疆界后，看到耕种的农夫都互让田界，民俗都谦让长者。虞、芮两国的人还没见到西伯，都觉得惭愧，相互说：“我们所争的，正是周人所耻的。还去干什么，只是自取羞辱罢了！”于是返回，互相谦让而去。诸侯听说此事，议论说：“西伯应该是领受上天之命的君主。”

次年，西伯讨伐犬戎。又次年，西伯讨伐密须。又次年，西伯打败耆（即黎）。殷臣祖伊听说后，害怕了，把情况报告给纣。纣说：“不是有天命助我吗？他能怎么样？”又次年，西伯攻伐邘。又次年，西伯攻伐崇侯虎，并开始营建丰邑⁽²⁾，从岐山下迁都到丰邑。又次年，西伯去世，太子发即位，就是武王。

西伯大概在位五十年。在他被囚禁在羑里期间，也许曾把《易》的八卦增益为六十四卦。从《诗》的作者对西伯的称颂看，西伯大概是在宣称承受天命那一年称王，裁决虞、芮两国纠纷。十年后去世，谥为文王。从此修改法度，制定正朔，追称古公为太王，公季为王季，这恐怕是因为称王的祥瑞是从太王开始的。

上博简第二辑《容成氏》的记载如下：

纣不遵循先王之道，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于是建造了九层的高台，并且对民众实行炮烙之刑：将炭火盆放在下面，在上面搭起圆木，使民众踏在上面走，能通过者就过，如果不幸失足，将会坠入火盆中而烧死。民众不服从命令的，就用桎梏铐起来，于是制作了三千个铜制桎梏。制作好铜桎梏之后，又建造了酒池，沉湎酒中，彻夜宣淫，不听国家政事。

这时西方九国群起叛变：丰、镐、舟、、于、鹿、黎、崇、密须氏。囚禁在夏台的文王得知后说：“即使君上无道，臣下怎敢不服事呢？即使父亲无道，儿子怎敢不服事呢？有哪个天子可以背叛呢？”纣听到了，便将文王从夏台之下释放，并问他说：“九国可以来归服吗？”文王说：“可以。”

文王于是带缟冠，穿素衣、素屦、素裳等凶礼之服巡行九国，七国前来归服，只有丰、镐不服。文王于是兴兵前往丰、镐，击鼓三声然后前进，击鼓三声然后退兵，然后说：“我所知道的大多是令人哀怜之事：君王一人无道，百姓有什么罪呢？”丰、镐的民众听到文王的话，便向文王投降了。文王遵循古老的历法来教授民众农时，地形高低、土地肥瘠的利害民众都知晓了，使民众知晓天道，知晓地利，使民众不疾苦。以前文王辅佐纣时就是这样的情形。

一九七七年，在岐山周原宫殿基址的窖穴中出土了成批的有字甲骨，其中的两片甲骨上出现了“典周方伯”“周方伯”的文字，有学者认为这正印证了商王册命周君昌为“西伯”（西方诸侯之长）的史事⁽³⁾。除了“周方伯”，甲骨卜辞中还出现过“盂方伯”“夷方伯”，应该也是其他商王畿外其他地区的诸侯之长⁽⁴⁾。

清华简第一辑《程寤》篇详细记载了西伯昌及太子发受命于天的细节：

在王元年正月既生霸这一天，文王夫人、太子发母亲太姒梦见商朝王廷长满了荆棘，居然小子发取了周廷的梓树种在商廷荆棘之间，化为松柏棫柞。太姒从梦中惊醒，把梦告诉文王。文王不敢占卜，于是召唤太子发，命令灵巫总负责蔽志，祝祈为文王蔽志，巫率为太姒蔽志，宗丁为太子发蔽志，以币帛告于宗庙社稷，向天地四方山川祈祷，向商人的神祇攻解，望承在明堂占卜，结果为吉梦，文王及太子发一起拜谢吉梦，从皇天上帝那里领受本来属于商的天命，然后站起来，说：

“发！你要恭敬地听吉梦。殷商朋比荆棘（比喻奸佞小人），仇视梓松（比喻周），梓松柏育生了柞棫（比喻周能招致贤人），柞木化为丹保护梓松（比喻贤人可以保护周）。

“呜呼！要警惕什么，不是朋比的小人吗？要戒惧什么，不是殷商吗？要用什么呢，不是树木（比喻人才）吗？用树木（人才）要依据我们的愿望要求，但不能违背树木（人才）的本质。违背本质，就好像上天降下恶疾，人违背自然规律，吃多了有害健康的甘美食物，因此不可救药，死亡之时不远了（比喻殷纣宠信奸佞，不可救药）。

“商人的忧虑来自于周，周人的忧虑来自于商。上天选择了周，我们要果断地改变不忍让民众战斗死亡以灭商的心，伐纣灭商以获得多福。

“唯有梓树败毁不宜，在商廷茁壮茂盛，才能使行事没有匮乏。昭明的上天在上监临，我们是要接纳荆棘（比喻奸佞小人）呢，还是只要接纳柏树（比喻贤人）？梦中的话徒然放肆鄙野，又忽微渺茫，一味修明武威或可得一时之利，但如同棫柞丛生而无根，则不能长久。

“呜呼！要恭敬啊！我听说君长忠信恒长没有二心，会导致败亡的事不要做，不要忌恨、使人畏惧，而要谦卑柔和恭顺，这么做，生民不会受到灾殃，这话非常可信。

“呜呼！要监督什么，不是‘时’吗？要从事什么，不是‘和’吗？要敬畏什么，不是‘文’吗？要保有什么，不是‘道’吗？要爱惜什么，不是己身吗？要让谁为你出力，不是民众吗？人图谋再高强也不足以确保后人顺利。后人要戒惧，要继续采用你的谋略。要爱惜日子，因为日子不够用。”

这篇文献开头便称当年为“王元年”，说明它的作者认为西伯昌就是在占梦受命的同年称王的，与《史记·周本纪》的说法一致。据《清华简〈程寤〉与文王受命综考》一文的分析，“所谓‘文王受命’……是受皇天上帝之命以取代殷人对天下的统治。文王受命、称王、改元三位一体，奏响了东进伐商的序曲”。

西伯昌在生前称王之事，不仅见于传世文献的记载，也得到了周原甲骨文的印证。比如下面三条意思比较清楚的⁽⁵⁾：

王若商。（H11：164）

王顺服商。

顺服于商的王，只可能是周王。武王继位之后，周人对商朝采取攻势，不可能顺服商，因此这里的王只可能是文王。

衣（殷）王田，至于帛，王唯田。（H11：3）

殷王田猎，到了帛，王参与田猎。

殷王与王对言，这里的王也只可能是周王。周王与殷王共同田猎，也是顺服殷商的举动，因此也只可能是文王。文王虽然称王，却仍然顺服殷王，此时殷、周之间的关系正处在非常微妙的阶段。

今秋，王斯克往密。（H11：136）

今秋，王能够前往密。

密，又作“密须”，如上引《史记》所述，是文王曾经讨伐过的国家。这段卜辞记载的应该就是文王伐密须的事。

综合上述来自于传世文献和新出土文献的信息，并充分考虑周代文献有意丑化商纣、美化西伯昌／周文王的倾向性，可概述西伯昌／周文王“由伯而王”故事如下：

季历被杀后，他的儿子昌继位。此时他还不是西伯，也不是文王，只能被称为“周君昌”。商帝乙二年，周人伐商，报复商文丁杀季历之仇。此后周国与商王室和解。周君昌吸取季历开疆拓土过快而招致杀身之祸的教训，致力于“内涵建设”，修明内政、积德行善、吸纳贤才，将岐山下的周原建设成了“先秦版延安”。

商纣意识到周君昌如此发展下去将对商朝政权稳定构成威胁，于是将其逮捕，囚禁在殷都附近的羑里。然而，在失去周君昌震慑之后，丰、镐、舟、、于、鹿、黎、崇、密须等西土九国发动叛变。商纣急于借助周君昌平定叛乱，又有闳夭送上重礼，于是释放周君昌，正式任命他为“西伯”，也就是西方诸侯之长，赋予他武力征伐叛变诸侯的权力。

西伯昌归国后，一方面致力于推行德政、化解纠纷、争取诸侯归附，一方面散布自己承受天命取代殷商的神奇故事，树立起“受命贤君”的高大形象，在得到西土诸侯拥戴、宣称承受天命的基础上称王，不过仍然奉商王为共主。称王之后，周文王通过攻灭叛商方国“私事公办”扩大疆土，在去世前一年从岐山周原东迁至渭水南岸的原丰国旧地。

从西周方伯到春秋侯伯／霸主

武王灭商、建立周朝之后，在当时的经济、军事、交通条件下，周王室能够直接控制的只有西都宗周、东都成周的王畿地区，还不具备后世中央集权帝国的强大治理能力。对于王畿之外广大的新征服／归顺地区，周王室除了对诸侯国进行直接管控（比如要求诸侯定期到宗周朝觐述职、派遣王室军队直接讨伐有罪诸侯等），也采取了与当年商王室相似的方式，即通过任命“方伯”来间接管控。

所谓“方伯”，就是介于周王室和一般分封诸侯之间的、对王朝疆域内某一大区拥有一定管控权力的一方诸侯之长。这种管控权的核心，是根据王室命令、以武力征伐周边蛮夷戎狄以及有罪诸侯的权力。周王室通过将各大区部分管控权授予相应的方伯国，构建起“周王室—方伯—诸侯”三级治理结构。各方伯国一方面是王室在各自大区的“代理人”，担负着抵御周边夷狄、管控一方诸侯的职责；一方面也借助着这种政治特权优先发展起来，成为周王室仰仗的主要地方政治势力⁽⁶⁾。

西周时期的方伯国主要有齐、鲁、卫、晋、（北）燕这五个国家。这五个国家都位于控制殷商遗民、抵御夷狄侵袭的战略要冲，始封君也都是王室懿亲功臣，可以说是稳定周朝天下最重要的五颗“棋子”，其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⁷⁾：

下面我将重点探讨与春秋霸政关系密切相关的齐、鲁、卫、晋四国。在这四个国家中，齐国可以被确认是西周王室正式赋予了征伐权力的“方伯”。据《左传·僖公四年》记载（参见《齐桓篇》页247），管仲在回答楚成王使者质问齐国为何率领诸侯来讨伐楚国时，说了这样一番话：“当年召康公向我们的先君太公宣命说：‘五侯九伯，你都有权征伐他们，以与我一同辅周王室。’赐给我们先君征伐的范围，东边到大海，西边到河水，南边到穆陵，北边到无棣。”《史记·齐太公世家》也说“齐国由此得到征伐特权，成为大国”。这是周王室赋予齐太公方伯特权的直接证据。此外，对于西周铜器史密簋铭文的分析也表明，周王曾命令齐国重臣师俗、史密率领以齐军为主力的诸侯军队讨伐东夷，这也是齐国作为方伯、代表周王室管控东方的证据。齐国在西周初年被王室任命为东方诸侯之长，殆无疑问。

从前文叙述可知，在商朝晚期，周国就是利用其“西伯”特权迅速发展壮大、最终以武力颠覆商朝政权。如今周王室决不能让当年周国“由伯而王”的历史重演，因此它一方面需要倚重齐国发挥方伯功能、管控鞭长莫及的东部地区，一方面又在齐国卿大夫体系中设立直属周王室的监国上卿，用来加强王室对齐国公室的管控。对一般诸侯国来说，国内卿大夫的任命由国君负责，是国君的臣下。然而，齐国的两个世袭卿族国氏、高氏却是由周王直接任命的监国上卿，称为“天子之二守”，世代拥有与国君相差无几的高位（国君也是天子守土之臣），掌控齐国政事，并在春秋朝聘时节前往周王室反馈齐国内政情况。

国、高二氏的特殊地位，直到春秋早中期还没有改变。比如说，在齐桓公／管仲内政改革方案中（参见《齐桓篇》页289），国都分为十五个士乡，国君、国子、高子各掌管五个；相应组成的三军中，国君、国子、高子各掌管一军。又比如说，前六四八年，当周襄王想用上卿之礼款待正处于权力巅峰期的管仲时，管仲提醒周王，自己只是个地位低下的办事官员，如果用上卿之礼款待自己，那么天子任命的上卿国、高二氏在春秋朝聘时节前来承奉王命时，将没有合适的礼数可用（参见《齐桓篇》页268）。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监国制度本身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流于形式：监国上卿的封地、俸禄都来自齐国，他们的利益逐渐与齐国一致，而与远在镐京的周王室则逐渐没有关系了（参见《齐桓篇》页31）。

除了齐国这个异姓诸侯国之外，鲁国、卫国、晋国这几个周王室同姓诸侯国在西周封国体系里的地位也特别重要。据《左传》记载，前五三〇年楚灵王在讨伐徐国之时，与楚右尹然丹（原为郑大夫）有这么一段对话：

楚灵王问：“当年我国先王熊绎，与齐国第二任君主吕伋、卫国第二任君主王孙牟、晋国第二任君主燮父、鲁国首任君主禽父共同事奉周康王。其他四国都得到了周王室颁赐的珍宝器用，唯独我国没有。如今我派人去周王室，要求大鼎作为颁赐，周王会给我吗？”然丹回答说：“会给君王的！当年我国先王熊绎，处在偏僻的荆山，乘柴车、穿破衣来开辟丛生的杂草，跋涉山林以事奉天子，只能用桃木弓、枣木箭作为进贡。齐国，是周王的舅家；晋国、鲁国、卫国，是周王的同母弟。楚国因此没有得到颁赐，而其他四国都有。现在是周王室和四国顺服事奉君王，将要唯命是听，难道还会爱惜鼎？”

前五〇六年晋国召集诸侯在召陵会盟，当时晋国为了拉拢叛离楚国、请求晋集团伐楚的蔡国，准备让蔡国在会盟期间排在卫国前面。《左传·定公四年》详细记载了卫国与周王室交涉的过程：

卫灵公让大夫祝佗与周王室大夫苌弘私下沟通时说：“我们在路上听说，不知道是否确实：好像听说蔡国将先于卫国，确实吗？”苌弘说：“确实。蔡国始封君蔡叔，是卫国始封君康叔的哥哥，蔡国位次先于卫国，不也是可以的吗？”祝佗说：

“如果根据先王的标准来看，那么安排位次的依据是崇尚美德而不是长幼排行。

从前武王战胜商朝，成王平定天下，选择有明德的王室宗亲建立诸侯国，以作为周王室的藩篱屏障。所以周公辅佐王室以治理天下，诸侯也和周王室和睦相处。

“颁赐给周公旦的长子伯禽大路车、大旂旗、夏后氏的玉璜、封父的繁弱弓、六个殷商遗民家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伯禽率领其直系后裔，集合这些直系后裔所分出的家族，带领附属于伯禽家族和其它分族的民众，以周公作为效法的榜样，因而听取周王室的命令，命令内容是使他前往鲁承担职事，以昭明周公的明德。颁赐给他附庸小国、太祝、宗人、太卜、太史、礼服器物、典籍简册、百官有司、宗庙礼器，依靠商奄的民众，作《伯禽》来告诫他，而分封在少皞的故城。

“颁赐给康叔封大路车、少帛旗、綪茷旗、旃旌旗、大吕钟、七个殷商遗民家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疆从武父以南到圃田北部边境，取得了有阎氏的旧地以执行王室赋予的职务，取得了商人先君相土的东都以协助天子在东方巡视。周司空聃季载授予土地，周司徒陶叔振铎授予民众，作《康诰》来告诫他，而封在殷商的故城。

“鲁、卫两国行政都沿用商朝制度，而疆土区划则按照周朝制度。

“颁赐给唐叔虞大路车、密须的鼓、阙巩的甲胄、沽洗钟、九个怀姓狄人家族、五正的职官。作《唐诰》来告诫他，而封在夏朝的故城。晋国行政沿用夏朝制度，疆土区划则按照戎狄制度。

“周公旦、康叔封、唐叔虞三位的排行都是叔，而具备美好的德行，因此王室用颁赐贵重器物来宣扬他们的美德。不然，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王子排行靠前的还很多，却都没有获得颁赐，正是因为不崇尚年龄而崇尚美德的缘故。”

王室用颁赐贵重器物来宣扬鲁、卫、晋三国始封君的美德，实际上是表明：这三国在周初封国体系中特别重要，因此要将它们分封给周王宗亲兄弟中最有德行的三位。需要指出的是，祝佗没有提到齐国，并不是因为齐国不重要，也不是因为齐太公没有美德，而是因为，祝佗这番话的本意是要说明，王室同姓宗亲封国在盟会中的排序先后是根据始封君的德行，而不是根据兄弟排行，所以他没有必要提到齐国这个异姓功臣封国。

这两段来自《左传》的材料都说明，除了齐国之外，鲁、卫、晋三国也是西周初年周王室最为倚重的诸侯国。到了两段材料所属的春秋晚期，鲁、卫与齐、晋相比已是小国，但是它们曾经的辉煌和尊贵仍然是各国高层所熟知的“历史常识”。综合传世文献中的这些记载，以及金文中周王命令诸侯征伐周边国家的材料，可以认为在西周时期，鲁、卫、晋三国与齐国一样，都是具有大区管控权的方伯国。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里也指出：“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

需要注意的是，周王室与这几个方伯国的关系并不总是融洽的，甚至会有兵戎相见的情况发生。以齐国为例：西周中期，周夷王三年，夷王听信纪侯（齐国邻国纪国君主）的投诉，召集诸侯，当着他们的面将齐哀公投入鼎中烹杀。齐哀公被杀之后，周夷王立了哀公的弟弟静，就是齐胡公。之后不久，公子山（齐哀公同母弟）不服这个周夷王所立的君主，率营丘人袭杀齐胡公而自立为君，就是齐献公。根据学者对西周铜器“五年师事簋”铭文的研究，很可能在周夷王五年，夷王又派大臣师事率军讨伐齐国，其目的应该就是惩罚齐献公弑君自立之事。不过，齐献公上位后继续统治了八年才去世，说明这场周王室对齐国的讨伐很可能是以失败告终的（参见《齐桓篇》页30）。又以鲁国为例：周宣王时，鲁武公带着长子括、少子戏去朝见周宣王，宣王在王廷上废了长子括而立少子戏，是为鲁懿公；二十年后，宣王又讨伐鲁国，杀掉了弑懿公上位的懿公侄子伯御，并立懿公弟称为君，是为鲁孝公（参见《齐桓篇》页37）。

周王室采取强硬手段干预方伯国内政，一方面是强调王室权威、巩固王室与方伯之间的尊卑关系；另一方面也是“杀鸡儆猴”，震慑方伯级大国所管控的周边小国，这一点在周夷王当着诸侯的面烹杀齐哀公这一事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周王室对于方伯国除了惩戒、讨伐，当然还有赞许、嘉奖。如前所述，周平王在东都成周安顿下来后，就曾赐命嘉奖立有拥立、护送大功的方伯晋文侯，为晋国后来攻灭周边小国、开疆拓土提供了依据（见页5）。

上面我们已经回顾了从商朝晚期到西周时期的“方伯”。《史记·周本纪》里这样概述平王东迁后的天下形势：“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也就是说，司马迁认为春秋时期的“侯伯”与之前的“方伯”是一脉相承的。对照本书详细叙述的春秋时期“侯伯”，我们的确可以看出这两者之间清晰的传承脉络：

第一，商、周王室任命方伯、赋予他们特权，成为春秋时期周王室任命侯伯／霸主、赋予他们特权的礼法依据。以方伯／侯伯拥有的最核心特权——武力征伐和刑杀权为例：商朝晚期，商纣在任命周君昌为西伯的仪式上，赐给周君昌弓、箭，赋予他征伐权，赐给他斧、钺，赋予他刑杀权（参见页305）。春秋初年，周平王在答谢方伯晋文侯拥立大功的赐命仪式上，赐给晋文侯红弓一张、红箭一百支，黑弓一张、黑箭一百支，重申他的征伐权（参见页6）。前六三二年城濮之战后，周襄王在任命晋文公为侯伯的仪式上，赐给晋文公红弓一张、红箭一百支，黑弓十张、黑箭一千支，赋予他征伐权；赠给他鏚钺，赋予他刑杀权（参见页242）。前六五六年齐桓公率领诸侯征伐楚国时，管仲援引西周初年周王室赋予齐太公方伯征伐权的策命，来作为齐桓公作为霸主攻伐楚国的礼法依据（参见《齐桓篇》页247）。

第二，春秋早中期周王室任命的正式侯伯／霸主国，都是从西周时期的方伯国发展而来。齐、晋、鲁、卫四个主要西周方伯国中，齐国、晋国在齐桓公、晋文公的领导下先后称霸，都成为了春秋四大国之一；鲁国虽然没有成为霸主国，但鲁桓公、鲁庄公也曾经试图与齐襄公、齐桓公竞争，此后鲁国一直是中原主要诸侯国之一；只有卫国境遇最为凄凉，外部有赤狄长期侵袭，内部公室祸乱不断，沦为四国中实力最弱的一个。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还有四个重要的春秋诸侯国并不是西周方伯国，一个是楚国，它长期在南方发展、春秋早期开始大肆侵略扩张、在齐桓公去世后几乎成就中原霸业、终成春秋四大国之一；一个是秦国，它在占据宗周旧地的过程中不断壮大、秦穆公争霸失败后遂霸西戎、终成春秋四大国之一；一个是郑国，它在春秋早期异军突起、郑庄公时期曾小霸中原；还有一个是宋国，齐桓公去世后，它在宋襄公领导下曾试图称霸。上述四个“先发”诸侯国和四个“后发”诸侯国一起，共同构成了春秋早中期地缘政治大戏的“主演阵容”。

第三，春秋早中期齐桓公、晋文公这两位侯伯／霸主试图僭越周王的“一闪念”（参见《齐桓篇》页263），其实可以从西伯昌／周文王“由伯而王”故事中找到思想根源。前六五一年齐桓公在葵丘之盟期间就认为，自己的侯伯／霸主功业与夏、商、周三代承受天命为王的夏禹、商汤、周文王相比已经毫不逊色（这当中最贴切的肯定是曾为西伯、后来称王的周文王），因此可以坦然接受周王主动奉送的僭越机会而不下拜。前六三五年晋文公成功挫败王子带叛乱后，请求周襄王赐予自己去世后使用天子规格葬礼的待遇，恐怕也是基于类似的思路，因为周襄王驳斥晋文公时使用的理由就是“晋国还没有足以取代周王室的大德”，而具备“足以取代前朝王室大德”的标杆人物也非西伯昌／周文王莫属。

《史记·周本纪》《史记·殷本纪》所记载的西伯昌“由伯而王”故事应该是周代广泛流传的官方版本，因为里面特别强调以下两点：一，西伯昌已经具备了足以取代商王的大德；二，天命已经抛弃商王室而选择西伯昌。官方版本强调“代德”和“天命”非常重要，因为这样一方面将西伯昌故事定位于证明周取代商的终极合理性，另一方面也为试图援引此事作为僭越依据的野心家设置了几乎高不可攀的门槛：若要觊觎王权，代德、天命缺一不可。这也就是为什么管仲用祥瑞不至、“天命”未改来劝阻齐桓公，而周襄王则用晋文公尚未具备“代德”来驳斥晋文公。

总之，平王东迁后的周王室和主要诸侯国在为天下秩序乱局寻求解决方案时，并不是从头创造出一个无所依凭的全新制度，而是将自商朝以来就已经存在的方伯制度加以扩大升级，从而建立起侯伯／霸主制度。方伯是一方诸侯之长，是管控能力有限的商、周王室在王畿外的大区代理人；而侯伯／霸主则是天下诸侯之长，是春秋时期丧失管控能力的周王室的全权代理人。

周王室也意识到，任命大国英主为侯伯／霸主只是权宜之计，仍然不能满足大国英主的终极政治理想。因此，周襄王在面对主动求索天子待遇的晋文公时，说了这么一段“摊底牌”的话：“先民有言道：‘改变佩玉就要改变行为。’叔父如果能光扬伟大的美德，变更姬姓周朝而改换服物，来创造新制度在天下推行，自己宣布大功告成，从而收取周王生前死后享用的所有待遇用来安定抚养百姓，我一人即使被流放居住到边远荒地，又能有什么话可说？”

周襄王知道周王室已经没有任何硬实力可以阻止晋文公觊觎王权，于是表示：晋文公若是能具备足以“变更姬姓周朝而改换服物，来创造新制度在天下推行”的大德，那自己愿意让出王位给晋文公坐。可是，直到前五三三年的晋平公／周景王时期，当晋人与周王室爆发领土纠纷之时，晋大夫叔向对执政卿韩宣子说：“我国即使在晋文公称霸的巅峰时期，又怎能改变根本政治制度，还是继续辅佐拥戴周天子，并且更加恭敬。自晋文公以来，世代晋君德行衰败，而残暴蔑视周王室，以宣扬展示自己的骄横。诸侯对晋国离心离德，不也是很合适的么？”

也就是说，作为大国霸主的晋国始终没能达到当年周襄王开出的“天价”，没能像西伯昌／周文王那样实现“由伯而王”的历史性突破。成为一统天下的新王者，这个萦绕在争霸大国英主心目中的终极政治理想，将由春秋时期最为低调的西土大国——秦国在前二二一年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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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季历并未称王，“周王”为后世作者所加。

(2)　丰见地图一。

(3)　参见常耀华：《是商卜辞，还是周卜辞？——关于周原H: 11四片字甲的性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1期；曹定云：《周原甲骨“二王”同猎与“文王囚羑里”——兼论周原卜辞族属》，《甲骨文与殷商史》第3辑，

(4)　参见王坤鹏：《由伯而王：论周代政治秩序的建立》，《石家庄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5)　参见杜勇：《清华简〈程寤〉与文王受命综考》，《叩问三代文明——中国出土文献与上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6)　关于西周方伯国的概况，参见王健：《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邵蓓：《西周伯制考索》，《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

(7)　参见葛志毅：《周代分封制度研究（修订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