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何故放纵几个汉臣践踏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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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王熙传》中有一段文字，间接提及康熙帝给汉臣强加了“误国”和“背主”的两大罪名：

“平定三藩后，开方略馆。一日，上谕阁臣：‘当三桂反时，汉官有言不必发兵，七旬有苗格者。’又其时汉官多移妻子回家，顾学士韩菼曰：‘汝为朕载之！’菼退而皇恐。熙乃昌言阁中曰：‘有苗格乃会议时魏象枢语。告者截去首尾，遂失其本意。然如其言，岂非误国？移家偶然耳，日久何从分别，其移者岂非背主？汉官负此两大罪，何颜立朝？’”

康熙帝为标榜平藩居功厥伟，特设史馆撰《平定三逆方略》，详细记述他费时八年，平定吴三桂、尚之信、耿精忠“三藩之乱”，“逆寇荡平，诏赦天下”。

史官谀颂“圣祖仁皇帝特简八旗劲旅，迅扫欃枪。相度机宜，指授方略，剿抚并用，以次戡平”，让世人“既欣睹圣祖仁皇帝实兼守成创业之隆，亦弥仰我皇上觐扬光烈之盛云”。（《四库提要·平定三逆方略序》）

韩菼是撰述者之一。他于康熙二十四年二月任侍讲学士，一月后擢内阁学士，二十六年二月托病辞归乡里。圣祖污蔑汉臣绥靖强敌、举家逃跑，说于康熙二十四五年间。

圣祖说此话的诱因，为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京师发生大地震，左都御史（后任刑部尚书）魏象枢密奏要杀罪犯。古人按“天人合一”的观点，认为发生地震、大旱、暴雨等自然灾害，都是上天意志的体现。天子管理众生，如果失调出现人祸，上天就通过天灾给予警告。《国语》记载，公元前780年，岐山地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一语成谶，九年后，西周幽王被申侯和犬戎所杀而亡国。

地震引发朝廷剧震。释大汕《离六堂集》记载，“万七千人”丧失，北京城内死亡四百八十五人。清人董含《三岗识略·京师地震》说：“官民震伤不可胜计，至有全家覆没者……内外官民，日则暴处，夜则露宿，不敢入室，昼夜不分，犹如混沌。朝士压死者有学士王敷治、员外王开运、总河王光裕、通冀道郝炳等。积尸如山，莫可辨认……有李总兵者携眷八十七口进都，宿馆驿，俱陷没，只存三口……三海关、三河地方平沉为河。环绕帝都连震一月，举朝震惊。”

正为平藩大反攻运筹帷幄的康熙帝，赶忙下罪己诏，说：“朕躬不德，政治未协，致兹地震示警。悚息靡宁，勤求致灾之由。”（《清史稿·圣祖本纪一》）他以此警告官员不得对百姓苛取以行媚君王，大臣不得结党营私，领兵大将不得放纵焚掠，蠲租不得不落实政策，刑狱不得冤枉平头百姓，王公大臣要约束属下不得侵害百姓。

康熙帝警示天下官员“在大法而小廉，政平而讼理”，本是道统和治统的根本，不料却成了非常时期的非常之法。待其打赢了平藩大战，却反过来要对付，甚至栽赃曾帮助过他的魏象枢等人。

康熙三十三年闰五月，圣祖给大学士们作出特别批示，说魏象枢曾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反对对吴三桂用兵，“乌合之众，何须发兵”，“不烦用兵，抚之自定”（《清圣祖实录》）。康熙帝决意发兵时，魏象枢还只是一个普通的高干（户部侍郎），没有资格出席议政王大臣会议。

有资格出席的武英殿大学士王熙，说：“‘有苗格’乃会议时魏象枢语。告者截去首尾，遂失其本意。”魏象枢不是当场谏阻康熙，被告密者掐头去尾改变了原意。

后来，韩菼写《文靖王公熙行状》再一次证实：“有苗格，乃会议时魏蔚州语，告者截去首尾，遂失其本意。”（《碑传集》卷十二）康熙帝命韩菼撰《平定三逆方略》时，写进魏象枢反对对吴发兵，还说有汉官转移妻儿老小回家。韩菼很惶恐，问王熙是否属实，王熙力证康熙帝说了假话：“待缚我之东市，君乃载耳。”

康熙帝污蔑魏象枢，要让汉官背负“误国”“背主”两大罪名，无颜立于朝堂之上。王熙甚为忧虑，他找到了大学士明珠向康熙帝申辩。康熙帝承认他说魏象枢反对出兵，有汉官转移家人，并无真凭实据，而是得自传言。

康熙帝妄图把他的狭隘民族论强加给汉人，不料遇到了不怕死的王熙，不好意思地说：“朕固知此两事载不得也。”他言而无信，还是不断地说，关于他的起居注和实录，多次记录在案！

一个皇帝，拿着虚假的风闻奏事，反复污蔑已死多年的重臣魏象枢，说他为泄私愤密奏请杀满人大学士索额图，牵扯到整个汉官集团，激化满汉大臣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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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不露声色地为满清入主中原的正统论、合理性做准备。为了做成此事，他借了魏象枢一次密奏、死无对证来敲打举朝汉臣。他在驾崩前，还给后世君王留下遗诏：“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康熙为了给自己的出身贴金，特地将其本属汉军的生母佟氏抬旗入满！他在朝堂上挂了一块“正大光明”的大匾，标榜自己的公正，却为了满清统治的中华帝国正统论，阴险地以污蔑大忠臣魏象枢去污损未同他争权的汉官群体，又别有用心地、大规模地引进很有才情的汉官名士秉承圣意修史唱赞歌。

康熙帝大肆干预《明史》的编写工作，花大气力地编纂《大清一统志》等官修史书。

为康熙帝的政治理想修史者，主要是两批人，前有熊赐履、叶方蔼、张玉书、孙在丰、王士祯、朱彝尊等，后有陈廷敬、徐乾学、高士奇、王鸿绪、张英、励杜讷等。为了使这些人心甘情愿地为他的政治需要信笔纪述，他不惜给高官厚禄，在他们垂垂老矣时解决宰相待遇，位极人臣，官至极品，题词赋诗不无肉麻。

康熙三十一年，圣祖恢复被连降三级的张英的礼部尚书职务，命其仍兼管翰林院、詹事府，先后充任纂修《国史》《一统志》《政治典训》等总裁官。五年后，年逾花甲的张英，以年老上疏辞去兼管翰林院、詹事府事务。不久，康熙将张英提拔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精力并不好，以衰病再次乞休致，被允准以原官致仕。陈廷敬、李光地被授予文渊阁大学士时，都是花甲老人了。

康熙帝正值壮年，为何对这些老人和文人特别感兴趣呢？

一、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入值南书房出谋划策，成为新的权力中心，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及外朝内阁的权力，强化皇权。

二、借助汉人为自己重建儒家道统观和治统观，形成裁断学术的最高权威，在话语权上钳制天下人，使他们在思想意识上承认满清统治得“天下之正”。

昭梿在《啸亭杂录》给出的答案冠冕堂皇：“仁皇天资纯厚，遇事优容，每以宽大为政，不事溪刻。”他却不敢提及康熙帝对魏象枢，生前优容尊崇，待其死后则极尽恶毒地污蔑，穷追猛打。

这只能说明一点，魏象枢耿直，不像那些能“朝夕谈论，无异友生”且唯命是从的儒臣，忠实地完成给他们布置的特殊政治任务。康熙帝不自信地修特殊的历史，以满足满清政权正统论，让主体民族汉族以为满洲统治，为天命所归，为德治天下，从而使当时人及后世对清朝的政治统治，从民族征服和民族屠杀的血色战争的印象中走出，淡化满汉之间的族群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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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朝战事频仍、国力虚耗，产生了新的矛盾。他以修史玩障眼法，让天下人在一个夸诞和矫饰的谀颂风气中，看到貌似“万民康乐安宁，天下兴盛”的盛世。

为此，“枉法诸臣，苟可宥者必宽纵之”（《啸亭杂录》），不但能宽恕的被饶过，而且像徐乾学、高士奇、王鸿绪之类，不断触犯甚至践踏国法，监察部门和地方官员多次举报，称他们“表里为奸，恣肆于光天化日之下，罪有可诛，罄竹难悉”，“欺君灭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诛”，“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蜮其形”（《清史列传·高士奇传》），所犯的罪过足以杀几次头的，也都作罢！

康熙帝对他们搞团团伙伙心知肚明，却只暂时性地罢免他们的实职，而不进行实质性的惩处，还容许他们随意出入禁廷，甚至想方设法为他们的复出找理由。

康熙帝对这些不断违法的汉臣采取放任的态度，近乎理解地为他们的招摇纳贿找借口，说他们原是靠步行、穿粗布的秀才，一朝得道高升，住进锦绣华堂、坐上驷马车子，不贪污受贿怎能实现这等奢华的享受？为此，他强调这是不能深究的！

康熙帝为证明大清国立国即正，不惜以修史遮掩民族征服和部落造反，以破坏国家吏治作为代价，毫无底线地豢养以修史为名、暗生祸胎的御用文人。他在给后继之君留下继续为正统论进行保卫战的遗命时，也留下了一个吏治废弛、官场浑浊而国力空虚、外强中干的虚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