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榜仁孝却不许大臣葬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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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标榜仁孝治天下，却在晚年干了一件不许大臣尽孝的傻事。

康熙六十年三月十九日，左都御史朱轼收到父亲亡故的讣闻，不知所措。因为前一日为康熙帝六十八岁寿诞，满朝文武正在庆贺万寿圣节。

群臣为了将万寿节办得热闹点，联名要为康熙弄一个尊号。康熙说：“加上尊号，乃相沿旧习，不过将字面上下转换，以欺不学之君耳。本朝家法，惟以爱民为事，不以景星、庆云、芝草、甘露为瑞，亦无封禅改元之举。现今西陲用兵，兵久暴露，民苦转输。朕方修省经营之不暇，何贺之有？”（《清史稿·世祖本纪三》）

皇十四子、大将军王胤祯统帅驻防新疆、甘肃和青海等省的八旗、绿营十多万人马，讨伐攻打西藏的准噶尔蒙古大汗策妄阿拉布坦，已一年有余，此时正准备乘胜追击，直捣策妄阿拉布坦的巢穴伊犁。但因运输困难，迟迟不能发起总攻。

大臣们要上尊号，也是为了反哺君父的孝道。康熙说过：“凡人尽孝道，欲得父母之欢心者，不在衣食奉养也，惟持善心，行合道路，以慰父母，而得其欢心，斯可谓真孝者矣。”（《庭训格言》）皇帝要大家对父母尽孝，群臣也得为君父尽孝。

康熙帝驳了群臣的谀颂，称自己是爱民皇帝，不是不学之君，心里还是喜滋滋的。

朱轼的丁忧疏，拖到十天后才报给吏部。左都御史的老爹过世，吏部尚书安慰完几句节哀的话，赶紧向内阁请示，建议按制度让朱大人解任丁忧。

内阁票拟，按吏部的意见办。大家满以为康熙帝会批准，因为他曾强调：“人孰无祖父母、父母，为子孙皆当尽孝，何分贵贱？朕孝治天下，思以表率臣民，垂则后裔。”（《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三）但没想到康熙帝迟迟不下朱批，也不在朝会上表态，直到四月初五日，内阁才传出话来：奉上谕，著朱轼在京守制。

康熙推崇朱熹学说，朱轼为程朱学派的重要代表，对皇上不准他回家守孝、安葬父亲，非常苦闷。他秉承“皇权专制加道德教化”为政治主张和为官之道，出任潜江知县时，便认为教民易俗莫如圣谕十六条，强调教育的重要，办书院崇尚儒学。

无故被皇帝夺情，无疑损害了他坚守儒家孝道的礼教观念。他忧急如焚，病倒，日益加重。他在初九日、十九日又两次上疏请求终制，通过通政司送到内阁，但内阁不再上报康熙帝，坚持最初旨意，将报告打回，不许他赴江西老家奔丧。

朱轼想了另一个办法：请求赴军前效力，想以置身险境换得机会绕道回家葬父。嵩祝、马齐等内阁大学士，怕触犯天颜，不顺水推舟，带话给朱轼说：要从军投效，可以，但要写专门的报告。皇帝要你在任守制，就是不许回家尽孝！

康熙帝不许朱轼尽人子礼，还给忧愤成疾、日渐加重的朱轼下旨：山西、陕西发生旱灾，朝廷发放五十万公款，你去山西赈灾。

朱轼是从基层走上来的官员，清正廉洁，关心民生，临危受命，强忍着丧父之痛去山西劝粜给赈。他严惩贪官污吏，奖励富户、绅士捐献粮钱，救济灾民。他还组织劳力整治漕河水道，停收米船课税，以利粮食流通，责任地方官设厂医治患病灾民。他疏请山西建立社仓以备荒歉；大兴水利，引泉灌田，民受其利。

刚把山西的事情处理好，康熙帝又送来谕旨，要朱轼赶赴陕西会同审查川陕总督年羹尧参劾的西安知府徐容、凤翔知府甘文煊亏空银米案。康熙六十一年二月，已查清陕西亏空案的朱轼再次上疏，请假葬父，才被批准回籍。

父死一年未葬，孝子不能尽孝所致。这让理学名臣朱轼强忍剧痛，不无悲哀。而导致他有违伦常的巨痛，却是宣扬孝道的康熙帝强悍促成的。内阁不敢请奏，有责任。康熙帝逼朱轼夺情，貌似重用其才，但他摆布大臣的孝道，又不失为一个强化满人习俗而不惜破坏汉官坚守的儒家孝道的“不学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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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轼是康熙三十三年进士，历任潜江知县、刑部郎中、陕西学政、奉天府尹、浙江巡抚、左都御史等，有着长达十年的基层工作经验，也在中央部门多个职位历练过，并做过几年封疆大吏，颇有政绩，很有大局观念和掌控能力。

他在潜江，下车伊始，即下免粍之令，以民为本，正供之外无丝毫多取。他关心民生，对于营田水利各节，筹划举措，事必躬亲。他在浙江督修海塘，多所创造，采用木柜法作堤基，从而堤塘坚固，潮患免除，民则安之，故人言“朱轼所修不塌”。他治官严明，对于懒政无为、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给予严厉的打击。

他做过一年通政使，熟悉联系内阁的通政使司“掌受天下奏章，校阅送阁、稽其程限，而按其违失，有不如式者劾论之”（《历代职官表》卷二十一），清楚上疏的程序而按制度办事。康熙帝赏识他，但与内阁合起手来，让他成为孝子不得。

康熙帝不松口，让朱父暂厝一年不得葬。这让忠诚的朱轼伤透了心！就连他请几天假回去处理丧事，都不给。康熙晚年的非理性强横，就连掌“议天下之政”“赞理机务，表率百僚”（《历代职官表》卷二）的内阁，也不敢质疑。文渊阁大学士兼经筵讲官王掞，见皇上已老，太子被废，想趁着康熙过万寿的开心劲，建议复储，陶彝等十二位御史也疏请建储，康熙怒斥王掞植党虚荣，下令将年近八旬的王掞和诸御史发配西北军前效力。王掞老迈，其子奕清代往，为父赎罪。

王掞被罚，朝野惶惶。内阁忧虑事态扩大，于是帮助康熙剥夺了朱轼的伦常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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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上台后，进一步对朱轼委以重任，安排他总裁修撰圣祖实录，赐府第及千两白银。雍正元年正月，朱轼入值南书房，并给诸皇子当师傅，两月后加吏部尚书、太子太保，晋太子太傅，此后三任会试正考官。三年，朱轼拜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跻身相位。六年，朱轼以病请求解任，不准。怡亲王允祥去世后，雍正帝命朱轼接手总理京畿水利营田事务，并兼兵部尚书，署翰林院掌院学士。

朱轼给储君当师傅，雍正帝设席懋德殿，命弘历行拜师礼。

雍正帝改元，特地诏封朱母冷氏一品夫人，并给银二千两养老。朱母八十大寿，雍正帝送去了御书“淑范崇年”牌匾和“柏府清风贻令子，萱堂煦日庆遐龄”对联致贺，还赐银千两兼珍御上药、绢帛等。

这，似乎是替父还债。这，正是捡漏拉拢人心。

雍正四年二月，朱母病逝，朱轼正在外地视察水利。雍正帝下谕：“大学士朱轼之母冷氏，壶仪淑慎，训子成名。今闻在籍病故，深可轸恻。朕优礼大臣，推恩贤母，用颁异数，以示眷怀。著江西巡抚动支司库银两千两赏给。俟朱轼抵家，读文致祭一次。朱轼查勘水利事竣到京后，著驰驿回籍。”（《清史列传·朱轼传》）

虽说朱母是诰封一品，但让朝乾夕惕的皇帝花费心思地做出诸多安排，着实罕见。他不但没命正忙于水利大计的朱轼夺情，还令他回京后，走官道快点回家。

治河患、兴水利，是历代皇帝都十分重视的国家大计之一。雍正帝说：“朱轼事母至孝，今伊母病故，哀痛必切。但伊母年已八十余，禄养显扬，俱无余憾，正当节哀抑恸，护惜此身，为国家出力，尽忠正可以尽孝。著再赏银二千两，为伊奔丧回籍费用，守孝百日后，即来京办事。”

雍正体恤之至，完全不像康熙那般罔顾大臣的人伦常礼，而是显出格外体恤下属的人情味。或许是父丧的遗憾，让孝子朱轼大胆地请求终制，雍正帝没有刁难，而是批准解任，让他管理畿辅水利事务，给了他半年假。

朱轼推迟了一月回京，雍正帝又派学士何国宗、副都统永福“迎劳赐食”，还给朱轼下了一道特别的指示，即让他工作时，“素服终丧”（《清史稿·朱轼传》）。

雍正帝对朱轼非常重用，称“朝堂良佐”，也极尽宽容，不仅成就了他对长辈的孝道，而且感染了他对晚辈的仁爱之情。

雍正四年八九月间，被拘禁在宗人府的允禩、允禟，死于非命。他们都是同雍正争夺帝位的政敌，生事被定罪下狱后，允禩成了“塞思黑”，允禟改名“阿其那”。

他们死后，有大臣建议将他们的子女贬黜为奴。刚回京的朱轼，提出反对意见说：他们都是圣祖的孙辈，谁敢将其奴役？

雍正帝闻言，十分感动。“谅哉，古大臣不是过也！”（《清史稿》卷二百八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