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正统之辩

“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法养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也。”康熙三十年（1691年）五月，皇帝率诸王公大臣约蒙古各部落首领会盟多伦诺尔归来，古北口总兵官蔡元报告其管辖的那一带长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工部拟批准，怎料康熙以此谕驳回。

世人皆认为康熙之所以不再修筑长城，是因其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祖辈入关的经历中认识到：长城并不是防患固国的屏障，真正的长城在人民的心中，在富民强国，凝聚民族精神里。这断章取义丢了前文：“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那才是康熙心里盘算着的另一种政治策略：长城内外都是他的天下，今有提议修缮八旗子弟铁血破残垣的长城，是要防患北国冰天雪域再起龙吟气，还是指桑骂槐称其外族主政的不合正统？他岂能“兴工劳役”再修一道土工长城，重筑分割关内多民族与“三北”游牧民族的隔离墙，来时刻提醒自己来自关外，是强抢过来的“帝王治天下”之“本原”，而非由来有“自”。

满清自关外入主中原，以满族这一人数较少的统治民族高居中国顶层。康熙将从皇太极、顺治处继承的“满汉一家”民族思想，做了深化。他要做“中外一视”“天下一家”的共主，证明自家皇权体系是“大一统”的正脉。从其亲政以来的诸多大事：平叛三藩、收服台湾、兴废太子、以治兼道、出兵准部等来看，其都是谨终如始地精心构建“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康熙盛世。康熙帝主导的核心政治问题，即为满人“治天下”的合法性寻找“自有本原”正统的依据，不惜一切王霸政策法制，在武力征服到文治的转化过程中，既维系满族独尊的地位不致衰颓崩坏，又拒绝本民族与被统治民族的真实融合，强迫被统治民族承认和接受满清正统的合理性。姚念慈在《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8月版）中，不惜笔墨，爬梳满汉文字史料，揭示所谓盛世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把康熙标成了批判之的。

在中国成功皇帝的特色品质和独立人格中，历史背景的时代凿痕，传统文化的教养烙印，出身民族的性格陶铸，使他们具有雄才大略的伟美形象时，又有着不一样的事功悲剧：秦始皇统一六国，然没能改变二世而亡，亡秦必楚的血色宿命；汉武帝实现东西文化大融合，但没能避免继承者大权旁落；唐太宗谱就一曲贞观长歌，而晚年昏聩选择了孱弱幼主；宋太祖有陈桥兵变和杯酒收权的佳绩，也无法改变天下纷争的局面。元太祖的铁骑踏出最辽阔的版图，却留给后世无休止的民族争斗。较之于秦皇的威、汉武的烈、唐宗的智、宋祖的坚与成吉思汗的勇，康熙帝更多的是在大一统的实现上有着与众不同的帝王术。他于康熙五十六年首倡“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则直欲居历代正统之最，承前启后，实为有清一代最为重要之政治纲领。康雍乾三帝，皆不惜天子之尊，口诛笔伐，连篇累牍，蔚为奇观。姚念慈虽未否认康熙推行的各项政策摆脱了清初统治者赤裸裸的民族征服的遗轨，却有效批判了康熙肇始盛世强调满人“治天下，自有本原”的资本和荣耀。他所持的批判尺度，在书中分五篇逐层析理满清争正统的利与弊。

顺治中途逊位，玄烨以非太子承继大统，属临危受命。康熙冲龄践祚，虽有祖母孝庄支撑，但索尼、鳌拜等四大辅臣，或为三朝元老，或救过先皇，各成朋党，相互掣肘，自不会格外忠诚地侍奉孤儿寡母的尊荣。武将出身的鳌拜自恃功高，不将幼主放在眼里，却不料想少年天子坚忍而富于谋略，借力打力，终于独断乾坤。三藩为前朝叛臣，虽不敢公然对抗，但也在封地妄自尊大，时时叫板大清的外族统治。郑氏盘踞台海诸岛反清复明，藏疆蒙地居偏远世袭统治。这让以少数民族身份登极的满洲统治者甚是忌惮，忌惮他们质疑、效仿、反抗和冷战。他们在加强文治的同时，不排斥武力征服，哪怕是穷兵黩武多年征战，也不足惜。

玄烨一再强调“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最为关切如何维持祖宗家业不堕。他政治活动的全部内涵归结到极致，即保持满洲贵族在政治上的绝对支配地位。姚念慈视角独特，研究扎实，结论深刻，开卷以言官魏象枢独对与玄烨的心理阴影释例满汉关系，考辨魏氏密奏请杀索额图的真相与康熙的反应，揭开康熙隐秘在盛世光彩下的帝王心术。魏以敢讲真话、整肃纲纪而著称，被史家誉为清初直臣之冠。其两度为官二十余年，所上奏疏一百多章，言之有据，行之有效，堪称典范，乾隆曾下令“言官奏事当如魏象枢奏疏”。其整饬吏治的思想、刚直不阿的作风，影响康熙敢对叔丈、首辅索额图下手，推动吏治清明、廉吏踵起。此汉人还对戡定三藩立下大功。然三藩被平定，却使康熙不安：虚弱的汉人阵营相互利用、矛盾重重，京师大地震带动政局波澜，入关已久的八旗兵力日见颓废。八旗兵早期骁勇善战，从创制初的开疆拓土，到反明入关征战，到康熙前期对沙俄等几度用兵，都表现卓著。但在满洲种族等级思想影响下，养尊处优，沾染恶习，腐化沉沦，则纪律败坏，日趋柔弱，战斗力降低。三藩乱起，八旗军中竟无一人敢讨吴三桂，以至康熙不得不施激将法以励绿营：“自古汉人之叛乱，俱以汉兵剿平，岂待满兵之助耶？”平定三藩主要由绿营来完成，是归降的明兵消灭了降了又叛的明兵。此时去满清入关不足三十载，八旗兵竟不堪若此，自让康熙心影重重，盘算机关，思量如何利用汉人而仍尊崇满族，捍卫满人的绝对权利。

满洲权贵与八旗子弟的种种作为，让康熙对接班人的正统性、高标性都有了更多的考虑。他有慈父的一面，但对孩子的教育是严厉的，告诫不能学做无赖小人动辄恶语相向，训令须戒色、戒斗、戒奢华，让他们从小熟习骑射武功，长大后修学士农工商。他请亲近大臣视养皇子，且亲自抚养皇二子胤礽。胤礽为皇后赫舍里氏难产遗子，被封为太子，被寄予了很多殷望和挚爱，而集万般疼爱一身的同时，难脱权臣索额图之流拉帮结派导致的堕落厄运。康熙把对亡妻的恩爱与追忆，悉数寄寓此子，一再立废，至后来不论臣下如何谏议，亦不再重设新储，足见其对儿子不争气、参与党争、阴谋皇权的隐痛和无奈，感伤和苍凉。康熙对胤礽的三番立废，其实也是出于守卫血脉正统的考量，胤礽虽是皇二子，却是嫡长子，是宗法意识的唯一嫡子，故康熙在立废问题上甚是痛心。姚念慈依据皇太子出阁读书姗姗来迟的很多情景，及闹剧般地立废太子的上谕解读，考察康熙的情感变化，由最初的苍凉与感伤，到后来的内怯与猜疑，到晚年窘境的孤独与惶惑。

与其说康熙的帝王心术是在为盛世建设排除障碍，还不如说是他为争夺满清正统的政治心机。他建造孝陵神功圣德碑将顺治罪己诏上的罪行改为功德，他构建清太祖立国与起兵反明逐利政权的正义性，他粉饰明朝覆灭和清兵入关的传承性，他重建满洲传统融入历代帝王庙的合理性，他特尊辽金塑造满族统一中华的新格局……一切的举措，包括其身兼治道地驾驭群臣与天下，都是不遗余力地营造“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康熙盛世”，或“满清圣朝”。他不疑地启用降将施琅收复孤悬海疆的台湾岛，不倦地用兵准噶尔迫使噶尔丹放弃裂地称王。哪怕是那协助满人入关的前明帮手吴三桂、尚之信、耿精忠，在索额图等人看来，是大清的恩人，不宜削权而应封赏的，康熙也执意削藩。用一场延续多年、民不聊生的铁血征程，覆灭了意图翻覆的三藩势力。此举险些葬送了满清皇权，但对康熙寻求的满洲统治“天下一统”来说，确是一次良机。他派出户部侍郎赫寿进驻西藏，协理拉藏汗的西藏政务，相与为用，始建驻藏大臣。著名的仓央嘉措为摄政桑结嘉措寻立，但成了康熙利用西藏内斗惩处对手的牺牲品。康熙常以射猎为名，调兵遣将，行营立帐，策马布阵，巡幸四方。游移暧昧的青海蒙古与里塘胡必尔汗的争夺战中，康熙依旧是绝对的胜利者。虽然战争带给了百姓灾难和疾苦，康熙也曾自责率尔决定，以此为殷鉴，然他又不得不翦除内忧，长期征战形形色色的他族军事对抗阵营，对漫长历史、沧桑国家，何尝不是痛苦抉择中的理性取向。他惩治战乱的肇始者，而对被胁从者的处置，始终坚持律例裁夺。他自始至终捍卫着满清开国“得天下之正”，绝不容许其他政权游离于他的势力范围内。

姚念慈以“太后之丧与玄烨的道德诉求”为是书结语，佐证盛世心态与康熙内心的博弈与平衡，佐证他待满汉阁臣表里不一、厚此薄彼的弄权现实，试图重构康熙雄心壮志又不无压抑隐晦的心灵笔记，揣摩这位大帝心路历程的良苦用心，对于我们真实了解、把握康熙的谋略人生、历史作为，很有史学意义和学术价值。

《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是一本关于清前期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勾画了康熙作为铁腕专断的强权人物的政治形象。但不否认，康熙理政谋国，不分满汉，对民族互仇的言行，甚是痛恨。其视天下一家，唯才不避远，朝廷上下，不乏李光地、汤斌、熊赐履等道学之士，连西方传教士南怀仁、安多、徐日升等也位居要津，得到尊重和赏识。而当罗马教廷特使多罗欲设驻华代言人，拓展教宗的势力范围，约束传教士的行止，不让中国宗法制礼影响天主教仪式，使康熙意识到皇权受到了异域教权的挑战，他严词拒绝了。他要维护中国皇帝传统的权威和祭祖祀孔的仪轨，强令旅居的西洋人接受、服从中国的礼制。他洞察天下、思虑中国，却困囿于家天下或族天下的政治藩篱和王霸机心之内，作茧自缚，影响后世，长期闭关锁国，以“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的天朝自居，很快沦为了英国人马戛尔尼断言的“只是一座雄伟的废墟”，而贻误了与欧美相距甚远的现代化进程。

姚念慈反复论辩“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得失、利弊、残酷与惨厉，那是康熙毕生坚守且流传后世的政治追求和显耀。少数民族统治多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如南北朝，如辽金元，但真正少数民族实现大一统者，少之可怜，也短之可叹。即便最大的汉民族统治中国，如汉唐盛世，如朱明王朝，也多是没有实现大一统。清代的大一统远迈汉唐元明，而正统之争反较历代为烈。他们忽视了天下接纳他的统治时，其实也默认了他的正统，却不意他及其后人执政自危，危害了他们所爱的国家。此书全面解读康熙专制集权统治的数十年间，过多地为大一统和民族并吞而征伐八荒，并在打破民族、政治、社会、文化、宗教和现实的区隔，在生与死、血与火、爱与恨中饱含悲悯与狡诈、鼓角与钲鸣、机心与悲情，是一部耐人寻味而印证知见的史论专述。作者透视康熙盛世繁荣的背后，揭示帝王政争机心与人性欲望的此消彼长，各种诉求相互碰撞，各种情感博弈纠葛，折射了生于少数民族的封建帝王隐示杀戮却寻绎正统的复杂情态，及权力场上顽强博弈者的精神疲惫与心理危机。姚念慈以史料为据，重返历史现场来窥探封建宗法制社会与天下一统政治脉动，洞见症结，针砭时弊，是一种既有高度又有难度的历史写作。他诠释了政争与正统、民族与天下、人情与皇权、虚无与血腥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蕴含着质疑和批判康熙权力人性错位的深邃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