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师熊赐履惨遭学生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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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于成龙》临近结尾却是高潮，两江总督于成龙怒斩江宁将军赫里。康熙帝说于成龙胆大包天，竟杀了皇帝的亲外甥，让朝中大臣陈廷敬捏了一把汗，就连于成龙自己也后怕不已。

但有一人很平静！他一语惊醒惶恐的于成龙：皇帝没有回复就是回复。

此人便是熊赐履。赫里是虚构的一品大员、皇亲国戚，但熊赐履却是真切切的朝廷重臣、康熙帝师。

熊氏，湖北孝感人，顺治十五年（1658年）进士，入翰林院考试优等，由庶吉士授检讨，两年后出任顺天乡试副考官。

历史记住了熊赐履是一位理学名臣。康熙六年（1667年），他完成了人生第一部理学名作《闲道录》，向康熙进呈了在清初政治史上深具影响的《应诏万言疏》。

洋洋洒洒数万言，熊赐履敢对擅权自专的鳌拜说不！

他对尚未正式掌权的康熙帝报告，说内大臣鳌拜不能做“内臣者，外臣之表而也”（《清史列传·熊赐履传》），不整顿国家章程法度，纵容急功喜事之徒。

他指出，部院臣工大多缄默阿附鳌拜，托词为老成持重，其实尸位素餐不作为。

他怂恿康熙帝“申饬满、汉诸臣虚衷酌理，实心任事，化情面为肝胆，转推诿为担当”，要“汉官勿阿附满官，堂官勿偏任官司”。这，无疑是警告满朝文武不要以鳌拜为中心，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袒护懒政。

他强调：治国要领在于皇帝的治国理念，治国理念是政者处理各种重要事务的关键，是万事的起始。政府公务人员必须心正，心术不正是万万不能进入政府的。

这些胆大包天的话，虽不会句句致命，却也是招招诛心，在鳌拜集团崇满抑汉的疯狂时期，提出汉官独立、堂官自主，说到了正在同鳌拜争权的康熙帝心坎里。康熙皇帝正在为怎样壮大自己、削弱鳌拜，处心积虑，寻求合作。

于是，康熙帝重新祭起了貌似崇汉抑满的利器，对汉臣黄锡衮、王弘祚等给予重任，下令升熊赐履为秘书院侍读学士。

熊赐履受宠若惊，士为知己者死，再次上疏：“朝政积习未除，国计隐忧可虑。”

此时四辅臣，苏克萨哈被杀，索尼已死。康熙帝岳父之一遏必隆，是一个趋利附势的骑墙派，拍鳌拜马屁。鳌拜一家独大，威逼幼主。

法国来的传教士白晋曾说：“在康熙皇帝十五六岁的时候，也就是这些大臣辅政近十年之后，其中一位大臣（鳌拜）的势力开始膨胀起来。他把持了六部和议政王大臣会议，只手遮天，十分嚣张。大臣们都不敢与他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熊赐履虽只是弘文院侍读，人微言却不轻，直陈朝政得失，说天下人都在期待聪明睿智的皇帝，重用儒臣，推行教化，改变鳌拜独掌朝政以来连年的“灾异频仍，饥荒迭见”，气得鳌拜嗷嗷地叫，假传圣旨，诘问熊赐履什么是“积习隐忧”。

熊赐履答道：实现太平则不乱，保护国家则无危。

鳌拜下令，熊赐履不是如实弹劾，而是夸大其词，沽名钓誉，降二级调用。

鳌拜的命令遭遇康熙的上谕，皇帝还是老大，熊赐履被免除处分。

康熙不露声色，挑选一批身强力壮的亲贵子弟练打架，以沉迷嬉乐麻痹鳌拜，又将鳌拜的亲信派出京城，以自己的亲信掌握京师卫戍权。他大网张开，一鼓作气拿下鳌拜，然后命议政王大臣快速审讯，给鳌拜弄了三十条罪状。

皇家少壮派、康亲王杰书执行清算鳌拜行动，以熊赐履智斗鳌拜事，给鳌拜弄了一款大罪：鳌拜因熊赐履弹劾，阴谋报复。

熊赐履成为了康熙帝的重臣，政治地位迅速上升，先提升至国史院学士，继而任恢复内阁制的翰林院掌院学士。

康熙十二年，圣祖决定撤藩，熊赐履告诫撤藩必引起反叛。果然，“三藩之乱”爆发，熊赐履积极协助平叛，代拟《宣谕云贵等处官民敕》，宣布削除吴三桂平西王爵，要求云贵民众“各按职业，并不株连”，“其有能擒斩吴三桂头献军前者，即以其爵爵之。有能诛缚其下渠魁及以兵马、城池归命自效者，论功从优叙录，朕不食言”（《清圣祖实录》卷四十四），以收拢人心，孤立吴三桂叛乱势力。

继铲除鳌拜之后，熊赐履再次为康熙帝战吴三桂，打响诛心战。康熙帝下谕，熊老师素有才能，居官清慎，升为武英殿大学士。

康熙帝对熊老师是非常信任的，请他出任整理皇家档案的总裁官，负责编撰太祖、太宗圣训和孝经衍义，重修太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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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沿明拟票制，各处奏本送达内阁后，由阁员用墨笔预拟批答于浮票，再送呈皇帝朱批。

康熙十五年（1676年）六月，朝廷发生了一件拟票出错的嚼签案。主犯即熊赐履。

陕西总督哈占上报的抓获盗犯、引出渎职官员的报告，被误票“三法司核议具奏”，被人举报，康熙帝宽免处分。

某日，保和殿两大学士闲谈，杜立德对索额图说，此票原已拟签，有人舞弊改写。

索额图要查阅草签原件，杜立德说被人偷走。

于是，索额图联合中和殿大学士巴泰请旨，由吏部向内阁大学士、学士和中书等，严查拟票的改写偷窃舞弊案。吏部尚书明珠、郝惟讷报告，武英殿大学士熊赐履票拟错误，想诿过杜立德改写草签，后又偷走咀嚼而毁。

这还了得！票拟是阁员必须谨慎对待、不能出错的政治工作。一向谨慎的熊赐履错拟不说，还擅改诿过同僚，怕留把柄便销毁证据，失去了一个重臣该有的礼数。

康熙帝只能接受大臣们的建议，将熊赐履革职，送回江宁家居。故而，康熙二十年，于成龙奉命调任两江总督，正好遇到了熊前中堂被罢在家。

只是熊赐履生于前明大户人家，但乃父熊祚延在乡里组织团练守御农民军，耗资巨大，死于非命，其母以织布为生将他抚养成人，成了贫寒之家，加之他为官清廉，家里没有积蓄，在江宁也是几次搬家，过得很艰难。不料电视剧《于成龙》却给他安排了一个高门大户、亭台楼阁的奢华宅院，与史实严重不符。

他是前宰相不假，但日子苦却是真。康熙二十三年，圣祖南巡，见到奉命接驾的熊老师，“召对良久”，送了他一些御书和食物，给他写了一块“经义斋”的匾额。

四年后，康熙帝命熊赐履为礼部尚书，后任经筵讲官及武会试正考官、吏部尚书。不巧，熊赐履碰到了河道总督靳辅和另一位于成龙的水利大争论，被御史弹劾“窃道学虚名”不作为，险些被吏部降三级调用，直至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才重新入阁，为东阁大学士，总裁编撰《平定朔漠方略》和《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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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康熙朝做过刑部尚书的王士祯在《池北偶谈》卷四中记载：“今上亲政后，选翰林官直讲禁中，先在弘德殿，后移于乾清宫。讲官始则熊赐履，继为史鹤龄、孙在丰、张英、徐元文、叶方霭、张玉书、汤斌、归允肃。”熊赐履是康熙朝最早直讲禁中的经筵讲官翰林官，他有心将康熙帝教育成合乎儒家理学的理想帝王，“上陈道德，下达民隐，上每虚己以听”（《清史稿·熊赐履传》）。

大学者熊赐履成了康熙帝满意的师傅。经筵制度被正式确立，康熙帝又以“经筵体严时暂，工夫切实在日讲”，令熊为起居注日讲官，进讲于弘德殿，恢复起居注制度。一批信奉儒学的官僚，获得了与皇帝接触交流的相对固定的合法机会。

熊赐履鼓励皇帝多读书，多读汉人的儒家典籍、理学理论。他指出教育皇帝是建国之本，“皇上生长深宫，春秋方富，正宜慎选左右，辅导圣躬，熏陶德性。又妙选天下英俊，使之陪侍读书。不徒然从事讲读之虚文，不徒然虚应经筵之故事，不以天气寒暑而有停辍，不以日夜晨夕而有间断”（《清史稿·熊赐履传》）。

先帝顺治亲政后，表现出崇汉抑满，导致满洲亲贵大不满。后来四辅臣秉承孝庄懿旨弄的顺治罪己诏，第一条写道：“朕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漠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本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第二条为：“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而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问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这是公开向天下表明顺治帝未遵祖制渐染汉俗，重用汉官致使满臣无心任事。

冲龄继位的康熙，还未亲政时，对熊赐履的课很感兴趣，但权力掌握在四辅臣和太皇太后孝庄手中。四辅臣和议政王大臣，都是原来拼军功上来的武将变文臣，大多对汉儒文化不以为然。

孝庄虽喜欢汉学，但她骨子里偏爱满蒙文化。康熙五年九月，朝鲜使臣许积回国，向李朝显宗汇报。显宗问：“顺治好汉语，慕华制云，今则如何？”许积回答说：“闻其太后甚厌汉语。或有儿辈习汉俗者，则以为汉俗盛则胡运衰，辄加禁抑云矣。”（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如此可见，孝庄是不赞成顺治帝和康熙帝深入学习儒家文化的。

康熙帝是深受祖母孝庄深度影响的成熟的政治家，敬终如始，在康熙五十六年特地颁布一份长篇“面谕”，宣示“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直接影响到后继之君雍正、乾隆秉承所谓的圣祖遗训，标榜清朝得天下之正。

一生倚重汉臣张廷玉的雍正帝，在著名的《大义觉迷录》中说：“本朝之得天下，较之成汤之放桀、周武之伐纣王，更为名正言顺。”乾隆帝更是在序《世祖章皇帝实录》中说：“自古得天下之正，未之有比也。”

正不正，顺不顺，不是哪个皇帝说怎样就怎样。历史的评判，是唯一的标尺。清军入关之初，如果不是统治者主动接受汉儒文化礼制观念，如果不是汉儒士大夫们本着建功立业的心态愿意合作，那么清初未必能从全球经济危机中率先鼎盛。

作为从明朝走进清朝宫廷的儒士熊赐履，对康熙教学的，是掺杂了理学思想的儒家文化。以程朱理学为清廷布政施行教化的根本，影响了康熙帝尊重汉儒文化，却未改变他灵魂深处的崇满抑汉，坚守一个一切为政治统治服务的帝王心术。

康熙帝对熊赐履以年近古稀为理由请求退休，命令停职留薪，留在京师以备顾问。熊赐履死后，康熙帝赠太子太保，谥文端，还多次对吏部和内阁说，已故大学士熊赐履居官清正，学问优赡，让他很想念，不忘初心。

康熙帝不忘熊赐履的好处很多，如利用汉儒文化、理学思想成就帝王术，如为他与鳌拜、吴三桂政治博弈出谋划策，但忘记了如何消弭影响后世的满汉族群冲突与权力争斗。这是学生康熙帝的不足与背叛，也是老师熊赐履的不幸和悲哀。章太炎在《自述学术次第》中愤言：“自汤斌、二魏、熊赐履、张伯行之徒……诚谓媚于胡族，得登腆仕者，不足与于理学之林也。”

在强势的康熙帝面前，杰出的儒士熊赐履也是无可奈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