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崇汉之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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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九年八月，圣祖“命改内三院为内阁，其大学士、学士官衔，及设立翰林院衙门等官，俱著察顺治十五年例议奏”（《清圣祖实录》卷三十三）。这是康熙帝清除四辅臣摄政痕迹的一个印记，他要恢复顺治从汉人那里学来的殿阁制内阁。

康熙冲龄践祚，顺治给他留下了四位爷爷级的辅政大臣。他们在大行皇帝灵柩前盟誓，竭诚辅佐幼主，报效先帝知遇，但上任伊始，就推翻了顺治的政体改革。

他们以顺治帝的口气，给他弄了一份罪己诏和十四条罪状，称他背叛了满洲。

《清史稿·世祖本纪二》记载，四辅臣给顺治帝裁定的首罪是：“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崇汉抑满，对于一个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主体民族汉族的皇帝而言，无疑是对祖宗的背叛。四辅臣不敢给故主定一条叛族罪，但继续说顺治帝对于明末重用文臣导致亡国“不以为戒，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

四辅臣之所以如此为之，荦荦大端，就是宣泄太宗以降，满洲保守势力对皇帝打压满洲亲贵、貌似崇汉抑满的改制的强烈不满。

康熙帝恢复了殿阁大学士，又牢牢地掌控着权力，事无巨细一人说了算。大学士们除了承旨书谕外，就是同翰林为康熙帝“论纂文史”，争天下最正的满洲正统。

康熙的血管里，有着满、蒙、汉三族血缘。他的生母佟氏，本是隶汉军正蓝旗的辽东汉人，母凭子贵，被康熙大张旗鼓抬旗入满，成为满洲镶黄旗冒牌的佟佳氏。

传言康熙祖母孝庄“太后甚厌汉语，或有儿孙习汉俗者，则以为汉俗盛而胡运衰，辄加禁抑云矣”（《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更有甚者，认为清宫对汉人女子严防死守，要遵祖制，不蓄汉女，孝庄为罪魁祸首。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汉人降将孔有德死于非命，孝庄特将其女孔四贞接进宫，称“定南武壮王女孔氏，忠勋嫡裔，淑顺端庄，堪翊壸范”（《清世祖实录》），准备指婚给顺治帝为妃。

汉女所生的玄烨，在顺治帝有多个儿子的情势下，承继大统，不但得到了孝庄的认可和支持，而且在孝庄的竭力抚育辅佐下，斗罢鳌拜后撤三藩。康熙说：“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有今日成立。”（《清史稿·后妃传·孝庄文皇后传》）足以说明，作为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深谋远虑，绝非狭隘的民族主义者。

孝庄要倚重四辅臣，作为抵御皇室宗亲对孤儿寡母虎视眈眈的屏障，故同崇满抑汉的四辅臣达成政治妥协，无奈地默认保守势力全盘否定独子顺治的政治功绩。

所谓顺治罪己诏，未必是孝庄对儿子不满的证据。但康熙外表张狂、独专、跋扈得很，内心却对满洲入主中原显得非常的不自信，于是任命大批量翰林汉臣到内阁、南书房做顾问、编史书、争正统；同时又将四辅臣崇满抑汉的国策进行到底，在所谓遗诏里宣扬“自古得天下之正莫若我朝”（《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五）。

有人认为，康熙帝像四辅臣一样，背叛了顺治崇汉的民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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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帝重视汉臣，是从乃父皇太极那里沿袭来的。

皇太极积极培养少壮派贝勒抗击不顺服的大贝勒，充分重用辽东汉人独当一面。

范文程为皇太极提出入主中原“定国策”，最得信任。崇德元年五月，已称帝的皇太极，将文馆改内三院，仿明朝内阁制优化皇权系统的决策参议机关。范文程、鲍承先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职掌撰拟与外国往来书札，掌录各衙门奏疏及辩冤词状、敕谕文武各官敕书，告祭文庙、谕祭文武官员文。

范、鲍与内国史院大学士希福、内弘文院大学士刚林，组成了皇太极的皇权内阁，参议政事，虽权力不及议政王大臣会议，但他们是每天活动在皇帝身边的人。

皇太极还经常向参将宁完我求教，接受他推荐的“四书”、《孙子兵法》和《资治通鉴》，以及明朝六部制度。宁完我参预机务，颇得圣心。若非喜好赌博，在天聪十年二月与大凌河降将刘士英赌博，遭举报，削世职，尽夺所赐，判给萨哈廉家为奴，皇太极组建内阁时，必然有他的一席之地。

皇太极占领永平后，以愿意为满洲政权效力的汉族士兵组建独立的汉军，起用为后金效命了十四年的明朝降将佟养性统领，并训练了一支装备了崭新的欧式大炮的炮兵。皇太极下令：“汉人军民诸政，命额驸佟养性总理，各官受节制。其有势豪嫉妒不从命者，非特藐养性，是轻国体、亵法令也，必谴毋赦！如能谨守约束，先公后私，壹意为国，则尔曹令名亦永垂后世矣。”（《清史稿·佟养性传》）佟养性成了后金所属汉人的首领，汉官们对他的指示必须像法令一样执行。

让皇太极没有想到的是，若干年后，顺治帝娶了佟养性大哥佟养真（后避玄外孙雍正胤禛名讳被改为佟养正）的孙女为庶妃，于顺治十一年三月生下玄烨，即后来的康熙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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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元年，摄政睿亲王统兵入关，定鼎燕京，同时承袭了明朝旧制，建立起包括翰林院、通政使司等在内的一批官僚机构，并下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清世祖实录》卷五）。

大规模地吸收汉族政权先进的政体，引进前明降官投效新朝，就是要给汉人尤其前明官员、士大夫一个印象：朝代和皇帝变了，但国家机构职官与基本官员都未曾改变。这样的设置，有利于清朝在全国迅速地建立起稳固而有效的政权统治。

多尔衮学习明朝内阁大学士兼尚书衔提升品秩的做法，又新创了独具民族特色的满汉复职制度，以内三院“置满汉大学士，不备官，兼各部尚书衔”（《清史稿·职官志一》）。此时的大学士，还是正五品，而且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而擅权自专的多尔衮只将一些无关痛痒的普通事务，交给了汉臣主要站岗的内阁票拟。信义辅政叔王济尔哈朗也早早地发出了命令：“政事先白睿亲王，列衔亦先之。”（《清史稿·济尔哈朗传》）军政要务，都必须先报给多尔衮审批。

新建的内阁，权力操控在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洲亲贵的手上，完全不像明末的内阁及首辅那般具有足以侵犯皇权的相权。这，引起了明朝投降过来的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的不甘心。他们向顺治帝（实为摄政的多尔衮）提出反对意见：“国家要务，莫大于用人行政。臣等备员内院，凡事皆当与闻。今各部题奏，俱未悉知。”（《清世祖实录》卷五）他们不想做冗员和闲曹，不情愿干些“所票拟者，不过官民奏闻之事而已”。他们希望“按明时旧例，凡内外文武官民条奏，并部院复奏本章，皆下内阁票拟，已经批红者，仍由内阁分下六科，所以防微杜渐，意至深远。以后用人行政要务，乞发内阁拟票，奏请裁定”。

多尔衮接受了冯铨等人的建议，扩大了内阁票拟的范围，但他很快借口部门周转太多、效率不高，规定“与各部无涉，或条陈政事，或外国机密，或奇特谋略”，才转到内阁走程序。汉臣享受了大学士的荣耀，但没有名副其实的大学士职权。

顺治帝亲政后，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忙于南北之争的汉人宠臣，他将信任的都拉入内阁，但又下严令，今后凡机密及参奏本章，都必须“实封进呈”，不得先报内阁知晓。曾任道光朝四川总督、云贵总督的吴振棫在《养吉斋丛录》卷二十三中追忆旧事：清初“内阁大学士沿明制主票拟，然一一皆秉上裁，大学士无权也”。

看似尊荣却无实权的汉臣大学士，在顺治后期越来越多，甚至在顺治十五年超过了十人。是年，顺治帝改内三院为六殿阁，大学士中有九人为汉臣，仅巴哈纳、额色黑两名满臣作为点缀。看似顺治帝尊崇汉人，但参预重要机务的权力仍在以顺治帝和议政王大臣会议那里。大多数汉臣的内阁，只是处理日常事务的官署。

顺治十五年九月初七，顺治帝将内三院改设为殿阁大学士，以中和殿、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系衔。这样的内阁结构改革，沿袭了明朝内阁制度。但，有汉官助力的完善者顺治帝，始终牢牢把内阁票拟大权操控在自己手上。汉人大学士在他的眼里，都是忙碌琐务的秘书，只能听命于皇帝做票拟记录者。

故，顺治帝曾说，大学士们职事票拟，却不过是照例拟旨，他们都不能获得尽情展示才华和谋略的机会。满人还有议政王大臣会议可以发声，汉臣仍是点缀附庸。

顺治帝驾崩前，内阁有八名汉臣，但他指定侍卫处四位满洲内大臣辅佐幼主。人数众多的汉人大学士，又俨然成了四辅臣与诸部院间有职无权的摆设。

质言之，康熙帝后来表现出强烈而不无狭隘的满汉情结厚此薄彼，不但受了四辅臣改制的影响，而且直接根源于顺治帝本身重用汉臣的别有用心。只是康熙帝旗帜鲜明地争天下最正，更偏激，但绝不是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