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新传——治柳州刺史行德政　征淮西官军屡无功

柳宗元和刘禹锡是同科进士，志趣相投，以前同时贬官，这当儿又再次被谪出京南下了。他两人结伴同行，一直走到衡州（今湖南衡阳），才依依不舍地洒泪分手。他们互相赋诗赠别，柳宗元在诗里说：“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他希望将来能够告老还乡，跟刘禹锡作一个田舍的邻居，这可真称得起是终生的友谊了。刘禹锡则在诗里说：“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桂江”指柳州所在地；“连山”则指连州。其实桂江并不流过连山，作者这样写还是为了下一句的“相望长吟”作寄托。“有所思”是古乐府篇名，这里是作为双关的词语来使用的。

当年六月，柳宗元到达柳州。这儿虽然比永州更远，但他却已不是“闲官”，而是一位有职有权的刺史了。那时长江以南还属不大开化的地区，他的上级岭南节度使也不大管僻远地区的事情，所以柳宗元还可以有所作为。他见当地的迷信活动盛行，生产落后，居民不懂文化，便制定了一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政策法令和实施措施，破除迷信，举办学校。而他在柳州最卓著的政绩则是对奴婢的解放。他下令废除了当地的人身抵押制度，订出了一项准许奴婢赎身的法令，只实行了一年时间，便有约一千个奴婢恢复了自由。

然而长期的边州谪居的生活严重地摧残了柳宗元的心身健康。他在永州时就有病，到柳州后又夜以继日地工作，终于在元和十四年一病不起，与世长辞，终年四十七岁。两年后，当地人民在罗池边上建了一座祠庙来纪念他，并请他的朋友韩愈为庙碑著文。韩愈在柳州罗池庙碑碑文里代表柳州人民赞颂了这位文人政治家。碑文大意说：经过柳宗元三年的努力，柳州出现了居民乐业，公家没有欠租，流亡的人从四方归来，人人安居乐业的局面。人们居住有了新居，行路有了新船，家家庭院洁净，猪牛鸭鸡肥大蕃息。儿子孝敬父母，夫妇关系和顺……而柳宗元自己却是在贫困中死去的。他死前给刘禹锡写了一封信，请这位老朋友替他料理后事。刘禹锡把柳宗元的书稿诗文编成一部文集，以他的故乡河东（今山西永济）为名，叫做《柳河东集》。全集四十五卷，集中还有刘禹锡写的序言。柳宗元的四个遗孤也由刘禹锡代为抚养。

刘禹锡在连州任上五年，以后又改任夔（kuí葵）州（今重庆奉节）刺史、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刘禹锡罢和州刺史，回洛阳老家去；恰巧白居易因病免苏州刺史，也要回东都。两人在扬州相遇。旧友重逢，自是十分欢畅。白居易虽然不是“八司马”中人，但他的政治观点也比较进步，曾因谏阻宪宗委任太监吐突承璀为神策都统遭到排斥。以后又因上疏惹起权贵不满，被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写下了著名的长诗《琵琶行》。后来他在杭州、苏州刺史任上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这次在扬州跟刘禹锡相逢，觉得刘禹锡的遭遇比自己又坎坷多了。他俩在一次酒宴上互相写诗相赠，倾吐了各自的衷肠。白居易看到刘禹锡带病的憔悴面容，想到他遭受的那些磨难，情不自禁地写出了“亦知合被才名误，二十三年折太多”这样满怀同情的诗句。

是的，二十三年的折磨，如今的刘禹锡，身体消瘦，疾病缠身，他自己也有许多感慨。但他并不消沉，他在答诗里写出了那脍炙人口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名句。他是用“沉舟”“病树”来譬喻自己的。舟沉了，树病了，固然令人惆怅，但他想到沉舟侧畔的千帆竞发，病树前头的万木欣欣向荣，人类总是要前进发展的，个人的蹉跎又算得了什么！他在诗的末句中说：“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他还是要“长精神”的，并不因自己是“沉舟”“病树”而自甘没落。

刘禹锡和白居易同庚，那年都已经五十五岁。而且在诗坛上齐名，人们把他俩并称为“刘、白”。扬州一会，两人更成为知己。后来白居易任河南尹，治所就在洛阳；而刘禹锡则被任命为主客郎中（礼部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分司东都。两人同居一地，常常见面，互相写诗唱和，连同以前以后在外地通信的唱和诗收集到一起，竟有数百首之多，定名为《刘白唱和集》。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比较罕见的。

大和二年（公元828年），刘禹锡有事再到长安，这距他二次被贬又过去十四年了。他却还要到玄都观去，看看那桃花又是怎样。不料桃树却一株也没了，游人更是绝迹，在一片改种兔葵、燕麦的庭园里，只有他一人在那里拈须凭吊。他又写诗了，题目叫《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百亩大的庭园里一半是青苔），

桃花净尽菜花开（桃花全没了，只有菜花在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种桃的道士到哪儿去了呢）？

前度刘郎今又来（前次的那个刘郎如今又来啦）！

刘禹锡在这首诗的前面还写了个小序：“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工部官员）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指《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惟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时大和二年三月。”

这首诗跟它的前篇一样，还是讽刺权贵的。当初他们显赫一时，如今却又到哪里去了呢？而末句的“前度刘郎今又来”，更是再向权贵们挑战，“我又来啦”！看你又能把我怎样？这诗充分表现了刘禹锡的不肯屈服的性格。

那么，究竟“种桃道士归何处”了呢？说起来，这十四年的变化是够大的了，让我们就从那个一力主张把“八司马”再度贬谴的宰相武元衡讲起吧！

武元衡和刘禹锡等政见不合，所以才极力排斥他们，倒不仅仅为了一首讽刺诗。但在对待藩镇的叛乱上，他还是主张讨伐的，从这一点来说，他做得并不错。那时，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纵兵抢掠，宪宗不断派遣军队，分成几路去征讨他。在几个北方大镇的节度使中，态度也有了变化，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站在朝廷一边，派他的儿子田布率三千人助战。但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和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却帮着吴元济。不过他俩还不曾公然出兵，只是分别上表，替吴元济说情。王承宗曾派遣他的牙将尹少卿上京奏事。尹少卿在中书省跟武元衡顶撞起来，要官军停止征讨，被武元衡严厉斥责，驱逐出去。王承宗又上书诋毁武元衡，也被皇帝驳回。于是人们都知道武元衡是主战派。

六月癸卯那天，武元衡天不亮就骑马上朝。刚走出他住的靖安坊东门，突然从暗处飞箭像急雨一般射来。武元衡的随从有的被射倒，有的四散而逃。武元衡驱马只跑出十几步，便被贼人赶上，用刀割去首级带走了。在另一处通化坊外面，一力主战的御史中丞裴度也遇到贼人的袭击。那天裴度得了感冒，有些发冷，便在冠上罩了一顶毡帽。贼人挥刀向裴度头上砍去，把裴度从马上砍下来，跌进路旁的泄水沟中。裴度的仆人王义抱住贼人的后腰，大喊“捉贼”！贼人砍下了王义的胳膊，仓促逃走了。这时街坊的居民闻声赶了出来，守城的金吾军也骑马赶到，只见两处血泊里，宰相武元衡只剩下身子，脑袋没有了；而裴度却因有毡帽挡了一下，贼人的刀砍得不深，但后颅也割了一条长口子。人们把裴度和王义抬回裴府。这时刺客行凶的消息已经传遍长安。大臣们个个提心吊胆，朝廷发出命令，派金吾骑士张刀露刃保护大臣上朝。那一天，宪宗来到殿堂，而大臣们一个一个直到快晌午了还没到齐。

这时，掌管捕盗和维护治安的金吾卫衙门以及京兆府和两赤县都出现了贼人留下的揭帖，上面写着“毋急捕我，我先杀汝。”八个大字，使一些捕吏产生了顾虑。因此三天过去了，捕捉凶手的事毫无进展。兵部侍郎许孟容去见皇帝，说：“从古以来，没听说宰相横尸路旁而不急于捉贼的，这真是我朝的耻辱！”说着气得哭起来。他又建议即刻任命裴中丞为宰相，大索贼党，以振朝纲。

成德节度使驻京的进奏院（相当于驻京办事处，又称留后院），有张晏等几个卫兵，行动诡秘，人们对他们产生了怀疑。神策将军王士则便去告发。宪宗命令京兆尹裴武和监察御史陈中师把张晏等八个人捉来审问。由于王承宗曾三次上表替吴元济说情，更成了他派部下杀人的佐证。张晏等忍受不了酷刑的折磨，只好承认武元衡是他们杀的。刑部尚书张弘靖认为这样问案容易屈打成招，几次建议皇帝慎重。但宪宗却急于惩办凶手，以挽回面子，竟下令将张晏等八人杀了，又牵连上十一人，共有十九个人为这件案子丧失了性命。

裴度在家里养伤。宪宗派禁军保卫他的府第，探视伤情的中使络绎不绝。等到裴度的伤势好转，宪宗便下诏拜裴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执行了宰相的职权。裴度上朝的第一件奏报，便是征讨淮西的战事不可中止。

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在东都洛阳设了个留后院，里面杂乱人等进进出出，当地官员不敢过问。长安发生杀害宰相事件后两个月，洛阳的平卢留后院里聚集了一百多人。那时因为淮西兵在洛阳城东、城南一带纵横抢掠，东都防御使的军队大多集中在城南的伊阙防备他们入侵。李师道手下这伙人，为首的是中岳寺的圆净和尚。他想趁城中防御力量薄弱的机会，焚烧洛阳宫，大肆抢掠，制造混乱。八月初一那天，圆净杀了牛犒劳贼徒，准备第二天举事。一个小卒不愿跟随他们胡干，就偷偷去东都防御使衙门告发。防御使吕元膺连夜从伊阙把防御兵调回来，包围了平卢留后院。那圆净和尚已经八十岁了，他挥舞大刀，率领贼众突围出来。挡着他的防御兵被他砍伤好几个。其余贼众也是一些会武艺的好手，他们左冲右杀，防御兵抵挡不住，竟被他们冲出城南的长夏门，跑进山里去了。

洛阳南边是伏牛山脉，到处是高山密林。山民们不事耕种，而以打猎为生。他们为了围猎的需要，成立了一些名叫“山棚”的组织，有事时互相帮助照应。圆净等跑进山里，没东西吃，就去抢山棚的猎物。那时洛阳城里悬赏捉拿贼徒的消息已经传进山中。山棚的猎户们聚在一起商议，一边派人去洛阳官府报告，一边在一处深谷里设伏。一天早晨，几百名猎人手里拿着虎叉，呼喊着杀向贼众栖息的山上。圆净等不把这些猎人看在眼里，双方交起手来。猎人们边战边退，进了深谷，把贼众也引了进来。突然鹿角长鸣，猎人们攀山越岭，钻进密林中不见了。贼众四下里找不到道路，却又不断听到“咕咚”、“哎哟”的声音，原来是贼徒掉进陷阱里，被阱下的竹箭扎痛的叫声。这时候洛阳的官兵也赶来了，军民合力，终于将这伙贼徒全部捉获。

贼众押回洛阳，吕元膺经过审问，才知道在长安杀死武元衡、砍伤裴度的正是他们这伙人。吕元膺把圆净和尚和其余贼徒杀了，将长安杀人的主犯訾嘉珍和门察用囚车押送长安，请朝廷处理。宪宗倒为难了，如果公开处理这件事，那不就等于承认张晏等人是冤死的吗！这岂不更丢了皇家的脸面！于是他吩咐人把訾嘉珍二人杀了，却将这件事压了下来。

可是王承宗却不高兴了。他本来就袒护吴元济，这时便以屈杀他兵卒为借口，发兵骚扰邻近的沧州、定州等地。李师道也派出小股兵力，今天在这儿打一打，明天又到那儿扰乱一下，使朝廷难以兼顾。而征集来征讨淮西的官军，又没有一个统帅，几乎是各自为战。因此双方互有胜负，战事几乎成了胶着的状态。有时官军打了个胜仗，就虚张声势，上表请功，说杀了敌人多少。打了败仗则隐匿不报。所以宪宗皇帝一直以为战事顺利！却不想想既然打了如许胜仗，为什么叛乱未能平定呢？

元和十一年六月，右羽林大将军兼唐邓节度使高霞寓率兵进攻文城栅（在今河南遂平以西）。结果全军覆没，高霞寓自己带着几名亲兵逃了出来。这样的大败无法再隐匿了，只好上表请罪。宪宗这才大吃一惊。朝中的主和派又出来活动，建议朝廷罢兵。宰相裴度说：“胜负是兵家的常事，如今不是考虑是否罢兵的时候，而是要察究将帅们能不能胜任，如果有不胜任的就更换，兵食不足的加以补充，决不能因为一将的失利，就中途罢兵。”宪宗很赞同裴度的意见，把高霞寓贬为归州〔今湖北秭（zǐ姊）归〕刺史，让袁滋代替他为唐邓节度使。

战事进入第四个年头。另一名宰相李逢吉又倡议休战。宪宗征求裴度的意见，裴度说：“吴元济其实已经窘迫，只是诸将人心不一，不能够合作，所以才久久不下。臣请自往前线督兵，务擒元济平定淮西。”宪宗听了很高兴，封裴度为淮西宣慰招讨使，刑部侍郎马总为副使，右庶子韩愈为行军司马。宪宗亲自到通化门为他们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