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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新传——叹暴政赋伤《卖炭翁》 刺新贵诗讽“看桃花”

历史大观园 历史启蒙 2020-07-07 16:32:00 0


隋唐新传——叹暴政赋伤《卖炭翁》 刺新贵诗讽“看桃花”

德宗皇帝李适跟他父亲没有什么两样,他不但用太监窦文场和霍仙鸣掌握禁军,还听任太监们横行,不加约束。那时长安的“甲舍名园”和“上腴之田”有一半到了太监们的手中。太监们还兴起了一种“宫市”制度,以替皇“宫”“市”买物品的名义,低价强买,只付给十分之一的代价。而到后来,索性连这低微的代价也不给了,反而要向“卖主”勒索什么“进奉门户”和“脚价银”。

德宗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二十八岁的诗人白居易考中了进士,他心得意满地在长安街头上游逛。那是个严冬,北风呼呼吹着,行人都耸肩缩背地匆匆来去。这时,他看到一辆装满木炭的牛车缓缓驶来,卖炭的是个两鬓苍苍的老翁,虽然穿着单薄的衣裳,但满面企望的神色。白居易想:天气这样冷,老人的这车炭肯定能卖上好价钱吧!

就在这时,两个骑马的太监走来了,手里拿着“宫市”的文书,强迫卖炭的老人驱车向北朝皇宫走去。过了一会儿,白居易又看见那辆炭车,车上的上千斤木炭没了,只在拉车的牛的角上拴着一段红纱和几尺白绫。难道这就是一车炭的价值?

诗人的心激动了,他写下了他的《新乐府》组诗中的一首——《卖炭翁》。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灰尘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作者满怀同情地描写了这个艰辛的劳动者的形象。“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炭就是卖炭人度日活命的本钱呀!尽管“可怜身上衣正单”,也还是“心忧炭贱愿天寒”。幸而“夜来城外一尺雪”,赶忙一清早就装上炭车进城里来,“晓驾炭车碾冰辙”。辛苦跋涉了半天,来到城里时“牛困人饥日已高”,只好先在“市南门外泥中歇”。而这时“翩翩两骑来是谁”?原来是“黄衣使者白衫儿”的太监。他们“手把文书口称敕”,说这是皇帝的命令,于是“回车叱牛牵向北”。北是什么地方?不正是金碧辉煌的皇宫所在处吗?“一车炭,千余斤”,卖炭人不敢违抗,因为“宫使驱将”是“惜不得”的。最后是“半匹红纱一丈绫,系上牛头充炭值”。红纱白绫可以点缀皇宫,但它既不能果腹,又不能用来做衣服,卖炭翁的“身上衣裳口中食”又向哪里去寻呢?——这就是“宫市”带给人民灾难的具体写照。

还有一伙叫做“五坊小儿”的小太监,是专门给皇帝捕鸟的,因为德宗喜欢养鸟儿。“五坊”是雕坊、鹘(hú胡,是一种能捉小雀儿的鸟)坊、鹞坊、鹰坊、狗坊的总称。小太监到酒肆吃酒,把一张捕鸟的网张在店门口,说是替皇帝捉鸟儿的,谁也不能从网下走,以免惊了鸟儿。这样一来,别的顾客都不敢进门了。店主人不得不摆出好酒好菜来让这些太监白吃,还要拿出钱来给太监作辛苦钱,请太监们把网揭去。太监们还往店家送一筐蛇,说这蛇也是会捉鸟的,让店家喂蛇,还要按时缴上鸟儿。当然这也是一种敲诈勒索的方式。就这样,太监们借着皇帝的名义,大太监专政篡权,把持朝纲;小太监骚扰地方,横行霸道。长安城里成了太监们可以为所欲为的世界。

但皇宫中的太监并不都是这样,东宫里就因为有太子李诵的约束,太监们还是循规蹈矩的。李诵是德宗的长子,他为人宽厚,尤其礼重师傅,见了老师总是先行礼。他还爱好文艺,喜欢作诗写字,棋也下得不错。有个集贤院侍读王叔文,善于下棋,李诵把他召到东宫。还有个待诏翰林王伾(pī批),书法很好,李诵请他到宫中,跟他学写隶书。王叔文思想先进,对当时朝廷内外的一些弊端能够在太子面前议论得头头是道,因此,李诵很器重他。

贞元二十一年,德宗皇帝李适病死了,太子李诵即位,史书上根据他的庙号称之为顺宗。

顺宗登基的第一件事便是把王叔文和王伾封为翰林学士,让他们革新朝政。他原来是想派“二王”当宰相的,但考虑他们以前的官阶太低,一下子提拔那么高,怕别人不服,所以让他们当翰林学士,而让声望较高的韦执谊当宰相。

王叔文等既得新皇帝的信任,便把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柳宗元、刘禹锡、韩晔、韩泰、程异、陈谏、凌准等安排了重要职位,以便实行他们的革新计划。他们先来解决宦官的问题,首先是取消“宫市”,不准太监们自己到外边买东西,宫中用东西交殿中省统一购置。把“五坊”也解散了,让那些横行街市的“五坊小儿”统统当宫中的杂役。又把久闭深宫的年长的宫女和教坊女妓六百人释放回家。

王叔文等知道,要想使革新有保障,就必须有军队作后盾。那时长安的防务是由神策军负责的。神策军的总部设在奉天,称为神策军京西行营,由太监杨志廉、孙荣义分任左、右中尉。王叔文建议顺宗派宿将范希朝为神策军京西兵马节度使,派韩泰作副使,想使军队脱离宦官统辖。太监头儿俱文珍知道新朝要夺宦官的兵权,吩咐神策军的将领拒绝服从朝廷命令。待到范希朝和韩泰来到奉天行营,召见诸将时,将领们竟一个也不来报到。范、韩只好回去告诉王叔文。王叔文也没有办法。

太监们已经意识到革新将带给他们的危险,便去跟那些看不起王叔文的大官僚杜黄裳、袁滋等人联合,共同来对付革新派。那时顺宗患了风疾,说不出话来。而王叔文因为母亲死了,按例要告假回家守丧,王伾也突然患了中风,革新派失去了中坚力量。太监们便在当年七月,逼着顺宗让太子李纯代理朝政;八月,更下诏让位给太子,李诵自己退作太上皇,并改元“永贞”。下一年的正月,顺宗李诵便因病去世了。这位四十六岁的皇帝在位仅仅八个月。

李纯是顺宗的长子,史书上称为“宪宗”。他是在太监和大官僚的拥戴下当皇帝的,还没等正式登基,便下令贬王伾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司马,王叔文为渝州(今四川重庆)司户。王伾是病着的,勉强挣扎着到了贬所,不久便死了。过了一年,太监们对王叔文不放心,又让宪宗下一道诏书,把王叔文在渝州杀害了。

柳宗元、刘禹锡、韦执谊等八人原先是贬谪为边远州郡刺史的,还没到任,就又再贬为州司马。一场革新运动只进行了一百四十六天,就昙花一现般地夭折了。史书上把这件事称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柳宗元的贬所是永州(今湖南零陵,现为永州市)。他没有兄弟姊妹,老母无人奉养,只好带着母亲到永州上任。《旧唐书·地理志》上说:“在永州,京师南三千二百七十四里。”他雇了一辆马车,一路颠簸,走了三个多月才到了永州。“司马”本是军职,唐朝时才开始在州里设司马官,设官目的就是专用来安置贬斥的官员的。州司马只领薪俸,不能予闻公事,等于闲住一样。而州的主官刺史对这种司马则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因为这些人是贬官,如果优待了他们,怕朝中权贵不高兴;但贬官们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回到朝廷,因此,州官却也不敢得罪,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对他们不问不闻。柳宗元到永州后,刺史就是这样对他的。柳宗元找不到住处,只好在一座庙里租了一间房子居住。永州当时还是一个荒凉偏僻的地区,人民的生活极为贫困。第二年的五月,柳宗元的母亲便含恨去世了。

这种谪居的生活使柳宗元十分痛苦,但也给了他接触社会的机会。他既然无公事缠身,便每天外出游历。他最喜欢到一座叫绿天庵的小庙里去,因为这里有八座石碑,上面镌刻着前辈书法家怀素和尚书写的《千字文》。这座小庙,也就是怀素生前居住的地方。庙里种了许多芭蕉。相传怀素练字的时候,没钱买纸,就用芭蕉叶子来代替,因而把小庙命名为绿天庵。那时距怀素去世只有二十年,绿天庵里基本保持着原貌。柳宗元有时徘徊在芭蕉丛中,有时去揣摩石碑上怀素狂草的笔意,心神全部倾注在艺术里,却也是另一种精神享受。

永州虽然荒凉,但却更富有大自然的原始情趣。柳宗元常常到城外去游览,写下了有名的“永州八记”。这些游记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它们除了文笔优美之外,主要的便是文中描写的山水风景的引人入胜。而且作者在写山水的同时,也把自己的情感揉于描写之中,使读者深深地受到感染。

后来柳宗元在永州一个叫愚溪的地方建了座草屋,一住十年。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突然从长安发来了赦令,要他回长安去。柳宗元怀着既激动又流连的心情告别了永州山水,回到了京师。老朋友刘禹锡也从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任上被赦回来了。十年的分别,他们人虽然老了许多,但风采却还依旧。两人促膝谈心,好像这十年的遭遇有很多话要说,却又觉得似乎无从说起。但有一点是他们共同的认识,那就是十年来朝政并没有什么改善,太监们依然专权,大臣们依然颟顸(mán hān蛮酣),而藩镇依然跋扈。就在那一年,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又反了,他纵兵抢掠,竟然侵到东都洛阳的郊外。朝廷不得不调集十六道的兵力去讨伐他。

柳宗元和刘禹锡在京里等候分配新职。闲着无事,两人去游玄都观。那正是阳春三月,玄都观里桃花盛开,从长安来看花的游人络绎不绝。刘禹锡见景生情,想起当初反对革新的武元衡等人,如今又据高位。这些新朝贵们,政治上越来越得意,而一些趋炎附势的小人,纷纷奔走于权门。有人就曾劝他,要他到武元衡那里走走门路,便会得到高官厚禄。这个建议被刘禹锡愤怒地拒绝了。想到这些,他便写了一首诗来对新贵和投靠他们的人加以讽刺。诗的题目叫《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紫色的陌上踏起红色的尘埃),

无人不道看花回(人人都说他们是看花回来)。

玄都观里桃千树(玄都观里的千树桃花),

尽是刘郎去后栽(却都是刘郎走后所栽)。

这首诗里,作者把桃花比作新权贵,看花人比作奔走于权门的那些人。刘郎是他自称。末句的意思是说:这些了不起的新贵们不过是我被排挤出外以后被提拔起来的罢了。

这首诗很快地便在长安的旗亭传唱起来。宰相武元衡很恼火,便建议宪宗再把刘禹锡和柳宗元等人贬出去。一些新贵们也纷纷表示同意,于是柳宗元被派作柳州(今广西柳州)刺史,刘禹锡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刺史。那时播州还荒无人烟,到处是原始森林和虎豹豺狼。把刘禹锡贬到这样的地方,正说明新权贵们对他仇恨的程度。

柳宗元的母亲已经死了,而刘禹锡的老母还在。于是柳宗元要求跟刘禹锡对调。御史中丞裴度也以刘禹锡母老为理由,请皇帝给另调一个地方。宪宗考虑半天,才决定改派刘禹锡到连州(今广东连县)作刺史,算是对刘禹锡老母亲的一点儿照顾。

“八司马”同时被召回的韩泰,派作漳州(今福建漳浦)刺史,韩晔为汀州(今福建长汀)刺史,陈谏作封州(今广东封开)刺史。而韦执谊和凌准则早已死于司马贬所。只有程异比较幸运,因为他懂经济,被提前召回,安排作了盐铁转运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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