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新传——命途坎坷十年困守　传播友谊六渡东瀛

杜甫来到长安是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但那时李林甫做宰相，他百般给正规的常科考试设置障碍，一次一次地取消。杜甫一直得不到应考的机会。直到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做了三十五年皇帝的唐玄宗忽然想起要举行一次特考，下诏征集天下凡对文学艺术有一技之长的人来京考试。他举办这次考试的目的，也还是想为自己的“帮闲”队伍输送点儿新鲜血液。杜甫高兴地应考了，同时来京参加考试的还有诗人元结。然而李林甫却是不喜欢新进人物的，他害怕一些有才能的年轻人进入朝廷，因此叮嘱主考官，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试题，让谁也回答不上；而阅卷时又吹毛求疵，结果应考的几百人，竟没有一人得中。对这种反常的现象，李林甫还要给皇帝上表祝贺，说“野无遗贤”——天下有才识的人士都已经聚集到朝廷里来了。年过花甲的皇帝竟然信以为真。结果这次考试便成了对杜甫的第一个打击，他多年的幻想破灭了。

对杜甫的第二个打击是他的父亲杜闲的病故。杜闲在长安以西的奉天（今陕西乾县）做县令，杜家的经济担子由这个县官挑着。如今他去世了，本来就比较贫困的杜家的生活，只能是更加贫困，而今后这一切都要由杜甫来承担了。但杜甫一介书生，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他怎样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呢？说来可怜，杜甫过的竟是半乞讨的生活。那时的王公贵族，靠着父祖的余荫，承袭了爵位官俸，拿着现成的薪禄。虽然这些人在政治、军事上无所作为，却偏要附庸风雅，交往一些有名气的文人、画家、乐师，给这些名人一点点小恩小惠，来点缀和丰富他们那闲散无聊的岁月。他们对这类人表面上是当做“朋友”看待的，名之为“宾客”。杜甫那时已有诗名，所以他常常出入于贵族们的府邸，做了好几家的“宾客”。但他内心里是很痛苦的。他曾在一首诗里写下这样的句子：

朝扣富儿门（早晨敲扣富儿家的门环），

暮随肥马尘（晚上随着马扬起的尘土归来）。

残杯与冷炙（分得人家的一杯残肴冷酒），

到处潜悲辛（生活中到处是辛酸和悲哀）。

吃着这种“嗟（jiē阶）来之食”，杜甫心中不安，他便抽出时间来上山采一点儿草药，炮制出来，送给那些“主人”，算是把“赏赐”变成了“药价”。他曾自己说这是“卖药都市，寄食友朋”。所以说他过的是半乞讨的生活。

时光一天天流逝，国事却越来越糟。那时杨国忠的地位更加显赫了，杨家姊妹们也一个个成了新兴的贵族，她们有钱有势，不但卖官鬻爵，还能干预朝政，因为老皇帝事实上是听命于杨贵妃和她的姐姐们的。“开元之治”取得的成就早已经消耗尽了，现在李家朝廷走的是下坡路。

杜甫在长安的穷困生活竟一过十年。他的身体消瘦了，染上了肺病和疟疾。然而这种不幸的境遇，却使他有机会接触到社会的底层，使他深刻地了解、体会到人民群众的疾苦，写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诗句。那时统治者穷兵黩武，一队队被征来的壮丁通过长安城西的咸阳桥开赴西线战场。杜甫站在桥边，亲眼目睹了那种亲人送别、哭声震天的情景。诗人的心颤抖了，如果说在这以前，杜甫的诗作里也不乏佳作，但他那些震撼人心的作品却是从这首《兵车行》开始的，你听：“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这是一种多么悲凄的场面！壮丁们走了，家中只剩下妇女，农活忙不过来，结果是“千村万落生荆杞”，“禾生陇亩无东西”。而官家却并不因这家有壮丁出征而减免租税，依然是“县官急索租”，那么请问“租税从何出”？人们叹息着说：“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是呀，那些出征的壮丁又有几人能回来呢？“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只是到了天宝十一年，杜甫的老朋友高适来到长安，才使杜甫的生活中增加了一点儿乐趣。高适在古吹台跟李白、杜甫分手之后，又浪游了一个时期，才担任了封丘（今河南封丘）县尉。县尉是县令的属官，官阶从九品下，是官吏中最低的一级。但却要上拜长官，下压庶民。他在《封丘作》里说：“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终于辞职不干了。后来到了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麾下，任左骁卫兵曹参军，执掌书记的职务。此期间，他到过边塞，写了不少边塞诗，很有价值，跟另一个擅长写边塞诗的岑参齐名，人们称之为“高、岑”。

天宝十一年，哥舒翰入朝，高适随他来到长安。恰巧岑参也在这里，他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的幕府里做书记的，上一年就随高仙芝到长安来了。高、岑相约去拜访杜甫。旧友新朋的到来使杜甫喜不自胜。他还认识一个叫郑虔的诗人，当时任广文馆学士。又去约了储光羲和薛据，大家一起去慈恩寺的大雁塔游览。他们鉴赏了褚遂良书写的太宗撰《大唐三藏圣教序》和高宗撰的《大唐三藏述圣记》二通石碑。又登上塔顶，浏览周围的景色。诗人聚会，自然少不了写诗。后来除了薛据的诗失传之外，其余几人当时写的诗都传留下来了。这些诗大多是写景的，如岑参的诗写着：“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濛濛。”便是他们在秋日登高时望到的情景。

然而如今的杜甫与众不同了，他看到的不只是景色，而是从中又深入了一层，看到了人。这儿有两种人：一种是高高在上吸吮着民脂民膏的统治者；一种是压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他在塔上，遥遥望着太宗皇帝的昭陵，缅想着前人们口碑载道的“贞观之治”，再看看如今的皇帝和贵妃，他用讽喻的手法，把这些也写进《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的诗里：

回首叫虞舜（借指唐太宗），

苍梧（舜的葬地，借指太宗墓）云正愁。

惜哉瑶池饮（借指玄宗与杨贵妃在骊山温泉的游宴），

日晏昆仑丘（借指唐朝将像日将落那样陷入危乱）。

如果说他这时用的还是借喻的手法，那么到第二年春天，他在曲江看到杨家兄妹游春的那种骄奢淫侈，便直截了当地在《丽人行》中表述出来了。那时，李林甫已经于前一年死了，杨国忠担任了宰相。杨家兄妹实际上垄断了朝政和宫廷。每年十月，玄宗和杨贵妃便住到骊山华清宫里去，把国家的事情都交给杨国忠去管。杜甫也曾见过那声势浩大的皇帝出幸华清宫的队伍，除了皇家的羽林军和仪仗队外，杨家五兄妹的扈从，每家也组成一个大队。而且各家都分别穿着一色的衣服，五家便是五色，走起来色彩斑斓，前后交错，好像朵朵鲜花组成的长队。一路行来，音乐细细吹打，女侍们的脂粉放散着浓香，似乎这里已不是人间世界。队伍过后，小孩子们常常会拾到一些遗落的钗簪环珥，有些还是夫人们显大方故意扔下来的呢！

杜甫在《丽人行》中，只是直接铺叙杨家兄妹在曲江游宴的场面，从他们身上的穿戴打扮到吃的珍馐美味，都给予了如实的描写，既不露油腔滑调，也不作漫画式的刻画。然而这种一本正经的描写却让读者更充分地感受到统治者是多么丑恶！后人评论《丽人行》时曾说：“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

在悲愤与忧愁中的杜甫，怀念他跟李白同游的那段日子。他们分手后杜甫回长安不久，便写过一首《春日忆李白》，向往着“何时一樽（zūn尊，酒器）酒，重与细论文？”的日子。李白是“饮中八仙”之一。这些人聚会时杜甫还在洛阳。其中有的人他认识，有的没见过面。但他从李白口中了解了他们，于是便写了一首《饮中八仙歌》，生动有趣地对“八仙”个个加以描绘。他写贺知章是：“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说贺知章喝醉酒骑在马上，竟像乘船那样摇摇晃晃；一不小心从马上掉下来，落到井里，还在水底呼呼地睡大觉。说张旭是：“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把张旭称为“草圣”——草书的圣手，充分表露了张旭癫狂不羁的神态。而对李白的描写则是人们久久传诵的：“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李白对杜甫也很想念，曾写过一首《沙丘城下寄杜甫》。他还写了一首跟杜甫开玩笑的诗，题目叫《戏赠杜甫》：

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

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诗里说他在饭颗山看到杜甫戴着竹笠站在日光下。他问：“分别以来你怎么这样瘦呀？”杜甫回答：“就为从前做诗太辛苦啦！”饭颗山是长安附近的一座山。李白跟杜甫不曾在长安相会过，因此这首诗写的并非实事，如果不是开玩笑便只能是梦中相会了。

李白这几年基本上是在游历中度过的。他到过扬州、苏州、淮安、会稽（今浙江绍兴）、金陵（今南京）等地。又曾北上边塞，亲眼见到安禄山的跋扈，然而皇帝对安禄山倒越加宠信。他预见到国家危急，却又无能为力，只好在战国时燕昭王招贤纳士的黄金台旧址，仰天痛哭。天宝十年，他又来到扬州。有一天，他来到运河边上，见两岸挤满了人，其中不少是和尚。不一会儿，一条大船沿运河从南边长江方向开来。大船泊岸，两个和尚搀着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和尚从船里走出来，顺着跳板登岸。人群里爆发出念佛号的声音，欢迎的人群敲起了锣鼓。老和尚双手合十，向人们频频答礼。李白问身旁的一个人：“这老法师是谁？”那人似乎很惊奇：“连他也不认识？他就是我们扬州的鉴真长老嘛！”李白又问：“他这是从哪儿来！”那人回答：“来处远啦，在崖州（今海南岛北部）哪！他这是第五次去日本，咳，又没去成！”

是的，这就是鉴真长老第五次东渡失败。鉴真俗家姓淳于，扬州人，生于武则天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十四岁时在扬州大云寺出家，是智满禅师的弟子。后来他随著名法师道岸去长安、洛阳等地，从佛教的名师学习佛学经典。后来回到扬州做龙兴寺、大明寺的寺主。

隋唐时期，中国和东邻日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日本经常派出“遣唐使”团到中国来。在使团中还有一些留学生，包括佛教僧人。由于佛教是从印度传入中国，再由中国传入日本的，所以隋唐年间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中，佛教也是一座桥梁。日本国的统治者很重视佛教，他们派遣了日本兴福寺的荣睿和大安寺的普照两名年轻僧人到中国来修习佛学，同时也想从中国聘请高僧到日本去传教。

荣睿和普照随第九次遣唐使来到中国，在长安的大安国寺学习，认识了鉴真的徒弟道航。他们从道航那里知道鉴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僧，已经给几万名僧徒授戒（即剃度为僧人）。便在他们学习十年期满的时候，顺路到扬州去，邀请鉴真东渡日本，到那儿去把佛教发扬光大，并传播中日人民友好的种子。鉴真答应了，他于天宝二年，准备带几名弟子随荣睿和普照乘船到日本去。这是他第一次东渡，那年他五十五岁。

但这时海上发生了海盗，有人诬告道航造船是和海盗联络，官府将道航和荣睿等逮捕。后来虽然查明是诬告，但仍然没收了船只，鉴真的第一次东渡便这样夭折了。

第二次出海，他们在海上遇到了风浪，船触礁沉没，他们困在荒岛上，后来被渔船发现救了回来。第三次、第四次也都没成功。这第五次是天宝七年出发的，为了躲避官府的干涉，他们一船三十五人，在扬州新河上船，东下至狼山（今江苏南通狼山镇），还没出海，便遇上风浪。只好到一个叫三塔山的小岛避风，停泊了一个月。起航后在署风山（今舟山群岛附近）又停泊了一个月。直到十月才又起航。结果偏又碰上风浪作对。他们的船失去控制，只好在海上随风漂流。那时正刮着东北方向的季候风，船在海上漂了十四天，竟然刮到了海南岛的振州（今海南岛崖县）。

鉴真一行在海南岛住了一年，然后登上雷州半岛，沿着陆路返回扬州。由于鉴真法师在僧侣中有很高的名气，沿途许多寺院和地方官员都热烈地接待他，在许多地方逗留下来。不幸的是，鉴真因受南方暑热侵袭得了眼疾，竟致双目失明。而日本僧人荣睿也在端州（今广东肇庆）因病去世了。他为了中日文化交流献出了生命。

鉴真第五次东渡是天宝七年，直到天宝十年才回到扬州。李白在运河边看到他的时候，他不但眼睛瞎了，身体也不好，而且已是六十三岁的老人了。

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日本又派来了第十一次遣唐使。日本使臣在晁衡的陪同下，到扬州拜会了鉴真，再次发出邀请。晁衡是日本派来中国的留学生，本名叫阿倍仲麻吕。他学成后留在中国做官，任唐朝的秘书监兼卫尉少卿。这次有他这样一位从四品的京官来邀请，地方官不好再拦阻，鉴真终于在当年搭乘一艘遣唐使的大船，在他第六次东渡时到达了日本。他在日本受到王室和僧俗人等的热烈欢迎，为他在奈良新建了一座唐招提寺，请他做住持。他还为当时日本国最高统治者圣武上皇和孝谦天皇传了戒律。至于晁衡，在鉴真东渡后不久，也以唐朝使者的身份随遣唐使回访日本。不料传来消息，他乘的那条船海上遇险，人们都以为晁衡淹死了。他的朋友李白写诗追悼他，诗的题目叫《哭晁卿衡》（“卿”字是李白对晁衡亲密的称呼）：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不过当时晁衡并没死，他乘的船跟鉴真五次东渡一样，也随风向南海漂去，而且比鉴真漂的还远，竟到了安南的州（今越南荣市）。他从陆上返回，又赶上“安史之乱”，他辗转流离，两年多以后才回到长安。肃宗任命他为左散骑常侍。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他以七十高龄殁于中国。公元1979年是晁衡留唐一千两百周年，我国政府在唐兴庆宫遗址建了“阿倍仲麻吕纪念碑”和纪念堂纪念这位中日友好的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