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之治——完颜雍和赵眘治下的盛世和阴影

历史大观园历史故事 2020-06-11 21:32:01 0

对于完颜雍和赵眘先后接掌金、宋两大帝国的君主，后世对其的整体评价都不算太低。史学家甚至将他们在位的28年以其年号和庙号分别称为“大定之治”和“孝宗中兴”。而横行比较两人的施政手段，更不难发现许多相似之处。如“勤政”：完颜雍“孳孳为治，夜以继日”、赵眘则“躬揽权纲，不以责任臣下”。如“治吏”：完颜雍“慎守令之选，严廉察之责”、赵眘则“严赃吏禁”。如“理民”：完颜雍“躬节俭，崇孝悌，信赏罚，重农桑”、赵眘则“均役法，严限田，抑游手，务农桑”。在两人的治理下，金、宋两国的社会治安也呈现了急剧改善的现象，在“家给人足，仓廪有余”的情况下，金帝国“刑部岁断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而南宋政府甚至多次出现“大理寺狱空”的现象。

按照封建时代对明君的要求，完颜雍和赵眘可谓都远超及格线。因此编撰《金史》、《宋史》的元相脱脱曾盖棺定论的评价说：“（完颜雍）号称“小尧舜”，此其效验也”、“宋之庙号，若仁宗之为‘仁’，孝宗之为‘孝’，其无愧焉！”但在给予高度评价的同时，脱脱也指出这两位统治者所取得的政绩主要还是缘于“南北讲好，与民休息”。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除了“天厌南北之兵，欲休民生”之外，还得益于金、宋两国之间的战略平衡。“隆兴北伐”的失败，固然让赵眘认识到了“金国奔驰，无衅可乘，然易表称书，改臣称侄，减去岁币，以定邻好”。但完颜雍同样清楚的看到“宋人之和，终不可恃”，因此“每戒群臣积钱谷，谨边备”。正是金、宋之间这种微妙的力量均衡，使得两国边境地区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和平时光。

而外部环境的相对缓和也给了宋、金两国统治者梳理政权内部矛盾的时间窗口。自“靖康之难”以来，赵宋皇室赖以巩固政权的文、武两大支柱——士大夫政治和禁军系统均在南迁的过程中归于瓦解。宋高宗赵构执政时期虽然通过重用秦桧及其党羽压制了岳飞、韩世忠等“中兴名将”，收回了对军队的控制权。但权臣集团却尾大不掉，相权对君权的冲击日益显著。为了缓解这一局面，赵眘一方面频繁更换内阁班子，其在位28年，先后出任宰相的有17人，参知政事更达34人之多。而这还没有计算这些宰相、参知政事们被免职、外放又最终被召回中枢的反复。即便是战功卓著的虞允文、深受宠幸的史浩也都不免几起几落。

^{宋孝宗赵眘}

而除了频繁更相之外，赵眘还有意恢复了宋代立国以来“异论相搅”的祖宗家法，提倡宰臣之间存在不同的政见，以此来让他们互相牵制。而除了在内阁中刻意制造对立之外，赵眘还大量启用自己的“潜邸旧人” 参与军机大政。而对于这股被士大夫指斥为“近习”集团的政治势力，赵眘在利用其完成其制衡相权的目的后，竟也已被赵眘以结党营私之名赶出中枢。可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在反复敲打士大夫集团的同时，赵眘也着手整肃军中宿将。长期把持川陕军政大权的吴玠、吴璘家族，最为“中兴名将”中硕果仅存的一支。吴氏一族统率蜀兵已达二十多年之久，而在抵御完颜亮的南侵的过程。吴玠之子吴拱还统兵出峡、东戍襄阳，一度升任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兼任湖北、京西制置使，其军中的地位不弱于“绍兴和议”前的岳飞。面对吴氏一族纵连蜀、荆，尾大不掉的态势，赵眘自然不免有芒刺在背之感。因此在其上台伊始，首先便下诏要求正在北伐途中的吴璘班师。此后又发动臣僚制造舆论，弹劾吴璘。无法自辩的吴璘只能在1165年自请入朝，面对赵眘、赵构两代国君假惺惺的安抚，吴璘用手中的兵权换取了“新安郡王”的封号和兴元一府的职权。与此同时，其侄吴拱也被召入中枢，授予了安远军承宣使、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的职务。

两年之后吴璘病逝，吴拱离开中枢，接管家族在兴元府的政治地盘。吴氏一族在军中虽然依旧有一定的势力，吴璘之子吴挺为赵眘所重用，在中枢和蜀、荆军区都担任过要职，但其影响力大不如前。而在全力打压吴氏一族的同时，赵眘也主动拉拢南宋军中的其他派系。在太上皇赵构的做媒之下，赵眘聘娶庆远军节度使李道之女李凤娘为自己三子恭王赵惇之妃。算是在军中打入了一个自己的楔子。李道虽然战功寥寥，但资格颇老。早年便跟随宗泽抗金，随后隶属岳飞麾下，担任选锋军统制，参与了岳飞的历次北伐作战。可惜的是李道的这个女儿李凤娘个性强悍，日后在宋室的后宫之中兴风作浪。令太上皇赵构和宋孝宗赵眘都颇为头痛。

除了为自己找了一个难以驾驭的儿媳，为自己将来的退休生活埋下祸根之外。赵眘对待宗室和权臣之后的态度更可谓遗祸无穷。在宋人周密的笔记《齐东野语》中所曾记载了赵眘对自己兄长赵伯圭的纵容。在明明知道自己的这个哥哥“不甚教子”、“若皆作郡，则近地州郡皆自家占了”的情况下，仍对其家族委以重任。而对此的解释，用赵眘的话说：“何以用人？莫若以高爵厚禄，使之就闲可也。”正在秉承着这种“以高爵厚禄之惠，购上下勋贵之忠”的指导思想。南宋宗室、士大夫、军中宿将暮气日重，又陶醉在了“中外无事”、偏安一隅的升平景象之中。

如果赵眘的施政是有意压制南宋政府内锐气进取精神的话，那么完颜雍则始终在努力革除金帝国内部的女真贵族及汉族精英阶层的保守思潮。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庞大的契丹和汉人族群无疑是金帝国内部最大的不安定因素。为解决这一问题，金帝国历代统治者曾做出过许多努力，但效果似乎并不显著。完颜亮大举南征之际，契丹牧民纷纷举义、中原地区的汉族精英投衅而起便是这一矛盾长期积累之下的总爆发。完颜雍虽然成功的凭借武装镇压度过了危机，但仍不得不在国家政策领域做出全面的调整。

在完颜亮统治时期，吸收渤海、契丹和汉族精英为官，打破女真族宗室贵族对政府职权垄断的改革便已经悄然启动。但由于完颜亮个人性格的缺陷，这项改革操之过急，各方利益集团相互碾轧，最终导致连场血腥的政治清洗。完颜雍虽然继承了这一政策，但在政府内阁改组却遵循了循序渐进的原则，为兼顾各政治集团的利益。其在位期间，历任宰执官中宗室完颜贵族7人，非宗室女真15人，汉族14 人，契丹、渤海2 人。基本形成了女真、汉族精英共治，渤海、契丹参政议政的局面。

而针对完颜亮激进的全盘汉化举措，完颜雍虽然也倾心于汉文化，但深知女真文化和猛安谋克制度才是完颜政权的立国之本。因此在其任内大力倡导女真文字。令女真人毋得译为汉姓，改汉姓或穿汉服。而在大力弘扬女真文化，勿忘旧俗的同时，完颜雍真正期望的还是恢复和强化猛安谋克的“战斗堡垒”作用。

事实上随着女真族封建化的日益发展，猛安谋克组织已经极为混乱。完颜亮罢免女真族世袭万户，废除上京路下的女真万户路，改置节度使的举措更进一步弱化了其作用。因此完颜雍执政伊始便重新推行猛安谋克的世袭制度，此后多次新授猛安谋克，并一再拘括汉人田地，分配给女真猛安谋克所属民户耕种或租佃，在确保女真族人经济地位的同时，还要求各猛安谋克官于农闲时督部人习武备、练骑射。

完颜雍之所以如此急于恢复猛安谋克系统的战斗力，除了出于应对与南宋对峙和冷战的需要之外，很大程度上还缘于北方蒙古诸部的军事压力。根据郑所南所著的《心史》中“金酋雍（完颜雍）立，仁慈，恕鞑旧罪，免征徙蒿指之法。时思乃祖旧恨，但望北射三箭泄余愤。如是十九年，鞑人孳育丁壮甚盛”的记载，完颜雍执政时期，金帝国似乎基本停止了对蒙古诸部的军事征讨。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并非是因为完颜雍的所谓“仁慈”，而是在金帝国武装力量的全面衰败之下的无奈之举。在镇压撒八、移剌窝斡所领导的契丹牧民起义之中，金帝国的骑兵部队已经无力与对手长期周璇，出现了“贼中马肥健，官军马疲弱，此去贼八十里，比遇贼马已惫”的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显然不能再指望金帝国远征军可以深入大漠草原对蒙古诸部实行“减丁”政策。

作为一个务实的帝国元首，完颜雍当然知道那所谓的“泄愤之箭”不可能阻挡蒙古诸部的滋扰。在竭力恢复女真族人战斗力的同时，一项声势浩大的国防工程在金帝国的北方全线开工。1165年农历正月，完颜雍下诏在泰州、临潢等边境地区修筑边堡60座，增派边防部队13000人。此后又多次下令增筑边堡、配置守备部队。关于这道防线，史学家有人称之为金长城，但更多的时候，相关的研究者们还是习惯称其为“金界壕”。由于大多兴筑于较为平缓的草原地带，因此金帝国的边防系统，无法像传统的长城那般依山而建，只能掘地为壕。而宽达30—60米的界壕之后再修筑5—6米的边墙，而在界壕和边界的基础之上，再隔5—10千米筑一边堡，用于驻兵屯粮。

对于金界壕的修筑，长期以来史学界的非议都大于肯定，甚至在完颜雍在位期间，丞相李石和纥石烈良弼便联名反对。认为“北俗无定居，出没不常，惟当以德柔之。若徒深堑，必当置戍，而塞北多风沙，曾未期年，堑已平矣。不可疲中国有用之力，为此无益”。迫于官僚系统的压力，完颜雍亲自主导的金界壕工程最终草草下马。直到1197年，在金帝国西北路招讨使独吉思忠的主持之下，才将这项“中间堡障，工役促迫，虽有墙隍，无女墙副堤”的半吊子工程进一步修缮完成。

必须指出的是，“金界壕”的修筑并非始于完颜雍，而在其身后金帝国统治者也不得不在争议声中重新上马该项工程。而“金界壕”所起到的作用，更不能单纯的从军事角度予以考量。长期以来，中原政权抵御游牧民族入侵，最佳的防线莫过于燕山——阴山山脉，历代长城也大多依托于此。但金帝国所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却迫使其必须控制蒙古草原，以保障己方战马供应。因此不得不以界壕保护其牧群和草场。而金界壕的建立，除了可以有效地抵御蒙古诸部的袭扰之外，更成为了金帝国招揽草原民族内附的最佳国力展示。

在完颜雍执政时期，1175年隶属于乃蛮系统的“粘拔恩”部3万余户的内附，何尝不是艳羡于金界壕之内的安定。而蒙古诸部的领袖如克烈部部长脱斡邻勒、汪古部白厮波及未来的成吉思汗铁木真，之所以都曾一度接受过金帝国的册封，循例缴纳岁贡，又何尝不是缘于无力攻破界壕，只能以朝贡贸易获得所需物资的理性选择。当然另一方面金界壕的建立在堵塞蒙古诸部原本南下劫掠的同时，也加速了其内部的矛盾。蒙古草原之上原本群雄并立的局面，正是在金界壕建立之后逐渐演化为了诸部争雄，最终孕育出了强大到足以摧毁金帝国边防系统的蒙古帝国。

1179年农历四月，对于坐落于华北平原之上的金帝国首都燕京而言，已是柳丝芳菲，桃飘李飞的暮春时节。56岁的完颜雍按照惯例，向各政府机关下达了准备北巡的诏令。“春水秋山、夏冬捺钵”本是契丹、女真这样的游牧、渔猎部落的本色。何况要去的地方也并不算太远，一想到位于西京路桓州（今河北省沽源县）的金莲川此时水草丰美的景象。虽然已经不再年轻，但完颜雍的心中依旧难以遏制那策马奔腾的冲动。

完颜雍第一次前往金莲川是在11年前的1168年。面对着这片昔日契丹达官贵族的游猎避暑之地，完颜雍兴致颇高的亲自将其原名“曷里浒东川”改为“金莲川”。完颜雍此举固然是因为当地遍布着一种花大色黄的金莲野花。更是取“莲者连也，金枝玉叶相连之义”。将这片草场作为沟通金帝国燕山南北的纽带。此后完颜雍每隔数年必将巡幸当地，史料中虽然没有详细记载其在巡幸过程中的政治活动，但依照封建帝王的行为惯例，少不得要召见一些当地文武官员、内附的游牧部族首脑。但是这一次完颜雍的诏令刚刚下达，便收到了一封劝谏表疏。

写这张谏表的人名叫梁襄，来自山西绛州（山西省新绛县）。大定三年进士出身，此时担任完颜雍第七子薛王完颜允济的王府秘书（掾吏）。从梁襄的从政经历和此时所担任的职务来看，金帝国对其还是颇为信任和重用的。他如果能够安心本分的工作，日后完颜永济登基为帝之时，梁襄未必不能捞个六部主事甚至左丞右相的高位。但此时的他不知道是耐不住寂寞还是的确不吐不快。洋洋洒洒的写了一篇《谏北幸》递了上去。

从《谏北幸》开篇部分所谓“金莲川在重山之北，地积阴冷”的表述来看，梁襄应该没有去过那里。但这并不影响其大发宏论。认为完颜雍的北幸之举不仅皇帝自己“离弃宫阙，远事巡征，其祸遂速”，而即便皇帝没有危险，随行的百官禁军“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一夫致疾，染及众人，夭伤无辜，何异刃杀”。即便随行人员没有危险，“辎重浩穰，随驾生聚，殆逾于百万”的巨大财政开支也实属没有必要。最后还高屋建瓴的将完颜雍的北巡比作隋炀帝下扬州和完颜亮南征。将自己说成是阻止唐太宗行关南、汉文帝驰霸陵的魏征和袁盎。面对这样一篇雄文，完颜雍也只能叫停了北巡的工程，同时不得不以敢于直谏的名义，升任梁襄为礼部主事。不过完颜雍还是委婉地提出了自己对巡幸的看法：“治乱无常，顾所行何如耳。岂必深处九重便谓无虞，巡游以时即兆祸乱者哉！”

类似梁襄这样的举动，其实在汉族士大夫的历史中并不罕见。在无法以政绩求表现的时候，以直谏搏闻达可谓是最常用的求官手段。事实证明梁襄的政治才干实在一般，其后其在监察御史、地方刺史、节度使的岗位表现都不过平平。但他的名字和《谏北幸》的文章却最终为《金史》所载，甚至被认为是“大定间人才辈出，文义蔚然”的论据。但恰恰就是在这种所谓的“君明臣直，不以言为忌”的政治氛围之中，金帝国统治者的手脚被逐渐束缚。梁襄《谏北幸》之后的十年里，完颜雍虽然依旧多次出巡。但随着1187年完颜雍出巡金莲川时，首都燕京发生地震之后。金莲川这个地名彻底消失在金帝国统治者出巡的名单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