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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禧北伐——韩侂胄的“进取之道”和悲剧命运

历史大观园 历史故事 2020-06-11 21:31:30 0

1205年,南宋政府改元“开禧”。这一看似寻常的举动很快便引起了金帝国上层人士的注意。深谙儒家文化、曾担任过完颜璟汉文老师的宗室成员完颜匡在朝野上下一片“宋败衄之馀,自救不暇,恐不敢叛盟”的鸽派言论中,忧心忡忡地表示:“彼置忠义保捷军,取先世开宝、天禧纪元,岂忘中国者哉”。完颜匡口中的所谓“忠义保捷军”其实指的是最早设立于南宋荆湖军区的两支部队——孟宗政的保捷军和陈祥的忠义军。虽然均为不属于南宋政府军系统的民兵武装,但由于其成员多为侨居南方的中原百姓,因此光复国土的战斗热情空前高涨。

事实上南宋政府的战争准备最迟不远于1203年便已悄然展开。这一年主持四川军区的兴州都统郭杲病死任上,作为南宋郭氏军事集团的代表人物之一,郭杲与其兄郭棣、其弟郭果均不曾建功于沙场,但长期担任禁卫军指挥官——殿前副都指挥使的要缺依旧给了这个家族极大的政治红利。特别是郭杲在逼迫宋光宗赵惇退位的“绍熙内禅”中的表现,更无形之中促成了赵汝愚、韩侂胄两位权臣的崛起。

最早提出由时任嘉王的赵扩代替自己的父亲宋光宗赵惇执政的是左丞相留正,作为深受宋孝宗、宋光宗两代君皇所信任的老臣子,留正并没有想要以剧烈的政变手段来逼迫赵惇退位,只是希望赵惇能立赵扩为皇太子监国,主持孝宗丧礼,终丧以后仍由光宗主政,此后光宗如想退位,才由太子赵扩即位。但身为留正副手的赵汝愚则主张,不管光宗是否愿意立赵扩为太子,都请太皇太后直接主持孝宗丧礼,直接推举嘉王赵扩即位。这种形同政变的行为当然需要禁卫军的武力支持。于是在留正装病、乘肩舆出城避祸的情况下,赵汝愚连续派人与殿帅郭杲串联。同时密会与太皇太后吴芍芬关系密切的外戚韩侂胄请其下懿旨,赋予此次政变以合法性。

开禧北伐——韩侂胄的“进取之道”和悲剧命运

权倾一时的赵汝愚

可以说赵汝愚策划的宫廷政变,是通过郭杲、韩侂胄两人的鼎力支持才能完成的,因此两人都希望以“定策”之功得以晋升。而政变顺利完成后,郭杲虽然以拥戴功,先后除武康军节度使、最终升任太尉。但赵汝愚对韩侂胄却只给了一个遥郡防御使的外职。对于自己这种卸磨杀驴的做法,赵汝愚竟然还能恬不知耻地对韩侂胄表示:“吾宗室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如果赵汝愚自己也急流勇退的话,韩侂胄或许还无话可说,但偏偏在演足了三辞而受的戏码之后,赵汝愚成功地从枢密院知事爬上了右丞相的高位,由于位居其上的左丞相依旧是“绍熙内禅”中临阵脱逃的留正,因此赵汝愚在南宋政府中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度乾纲独断,大肆招揽与之关系不错的理学大儒朱熹、黄裳、彭龟年等人为羽翼,隐然有架空新君赵扩的趋势。

赵扩虽然年轻,但却城府极深、少年老成,按照负责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舍人卫泾的说法,赵扩每次面见群臣,无论群臣所奏连篇累牍,时间多长,他都和颜悦色,耐心听取,没有一点厌倦的样子,但却从不咨访询问,无非听听而已。但如果就此认为赵扩安于做一个“橡皮图章”却大错特错了。面对赵汝愚一党独大的局面,赵扩早已开始暗中部署反击。他首先册立韩侂胄的侄女为后,进一步巩固了韩侂胄的外戚地位。面对韩侂胄逐渐重返中枢的种种迹象,显然引起了赵汝愚的警惕,皇帝召见自己的亲戚本就无可厚非,但是其试图通过朱熹、彭龟年等弹劾韩侂胄的努力,却被对方轻松的化解了。抓住朱熹等人好面子的特点,韩侂胄故意安排优伶穿着峨冠阔袖,扮演儒生在皇帝面前表现喜剧,不堪其辱的朱熹和彭龟年随即先后请辞,被外放为地方官。

开禧北伐——韩侂胄的“进取之道”和悲剧命运

宋宁宗赵扩

赵汝愚和韩侂胄势不两立的局面,被名为刘弼的一位南宋政府官员看在眼里,他向韩侂胄进言说:“赵相欲专大功,君岂惟不得节度,将恐不免岭海之行矣。”这话的意思是说如果韩侂胄不能掌握军权,那么早晚会被政敌流放。韩侂胄虽然身为武职,但在军中并无根基,于是只能询问刘弼有无破解的方法。刘弼此时才缓缓说出自己的腹案:“惟有用台谏尔。”的确朝堂相争本来就是舆论战,谁掌握了言官系统谁便可能成为胜利者。按照刘弼的思路,韩侂胄很快便通过赵扩在御史系统中安插自己的心腹。

抓住得意忘形的赵汝愚,曾在“绍熙内禅”后散布自己曾经“梦孝宗授以汤鼎,背负白龙升天”的把柄,1195年韩侂胄在朝野之上部署了对赵汝愚的全线弹劾,以“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唱引伪徒,谋为不轨,乘龙授鼎,假梦为符”等罪名罢免了赵汝愚。一年之后被一路降职的赵汝愚病死于贬途之中。而秉着除恶务尽的态度,韩侂胄还利用儒生内部对朱熹学术系统的不满,对其人格进行诋毁,将其所创建的“理学”定为伪学,其门生弟子系数不能参与公务员考试,史称“庆元党禁”。

开禧北伐——韩侂胄的“进取之道”和悲剧命运

“低头认罪”的教育家——朱熹

此时已经身为平章政事的韩侂胄自然不会亲自出动打击朱熹,对朱熹的全面讨伐由监察御史沈继祖来全力推行,沈继祖罗列了朱熹的“十罪”请求政府判处朱熹死刑。不过沈继祖虽然来势汹汹,但其罗织罪名的能力却实在太差。他所列的朱熹第一大罪是“不孝”,但理由是朱熹作为儿子,父母还在的时候,福建建宁的米白,是全省最好的大米,而朱熹却不用最好的大米来供养母亲,每天用仓米,也就是普通大米食之。以这样的罪名开场,剩下的也就真的没什么好说的。随后说朱熹“不忠于国”,是因为宋孝宗死了,有人说应葬于会稽,朱熹却说应改卜他处。朱熹“玩侮朝廷”是因为他老是辞职。

沈继祖十大罪中最为劲爆的就是对朱熹“糜烂”私生活的“无情揭露”。朱熹不仅“娶刘珙之女,得身后巨万之财”。更“引诱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最为八卦的则是“冢妇不夫而自孕”。“冢妇不夫而自孕”说得是朱熹的儿子死了之后,他的媳妇竟然怀上了身孕。这种别人家的私事本不能作为罪名。但是由于朱熹这位老夫子向来道貌岸然,之前还在台州整肃官场时逮捕过名妓严蕊,于是乎朱熹“爬灰”之说也就甚嚣尘上了。

对于以上的种种指控,朱熹的态度竟然是照单全收,表示上表认罪说“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且还承认自己“私故人财”“纳其尼女”等数条,并说要“深省昨非,细寻今是”,表示要悔过自新。俨然一幅低头认罪的“臭老九”形象。有意思的是据说沈继祖攻击朱熹的文字是由朱熹曾经的学生胡纮操刀的。胡纮在正史中的描述是“博学强记,才华出众”。但是他拜在朱熹门下之后却很快便逃学了,而理由不是不接受朱熹的理学,而是因为朱熹对他和其他学生一样只给一碗“脱粟饭”。胡纮于是便对别人说:“买只鸡再打点酒,就算是山里也不难办到吧!朱老头不讲人情啊!”他追随韩侂胄后得以进升,任监察御史、吏部侍郎等职。

朱熹在被沈继祖弹劾之后不久便去世了,享年七十一岁。据说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虽然此时正值“庆元党禁”的高潮期,但依旧有诸多朱门弟子争相前往奔丧。面对“伪学逆党”利用朱熹之死所展开的示威活动,韩侂胄不得不以“真伪已别,人心归正”的名义上奏赵扩请其放松党禁。当然韩侂胄此举并非是怕了那些击登闻鼓上书请杀他以谢天下的布衣儒生,而是因为1200年其身为皇后的侄女死后,他和皇帝赵扩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

身为太皇太后的吴芍芬不仅斗败了强势的孙媳妇——李凤娘,还为自己的曾孙子——宋宁宗赵扩早早地培养了一个贤内助——杨桂枝。杨桂枝出身卑微,据说家族是淳安县辽源十五里坑的一家农户。如果不是母亲张氏擅长音乐,杨桂枝有幸跟随母亲进了德寿宫乐部,作一个杂剧孩儿的话。杨桂枝可能一生都无缘走进宫闱。有趣的是杨桂枝本不姓杨,她在宫廷之中偶然结识了一个名为杨次山的老乡,随即认为兄妹。杨次山是将门之子,他的曾祖父杨全曾经参加过靖康年间的汴梁保卫战,因此其家族世代受到政治上的优待。杨桂枝认杨次山为兄之时并改姓为杨时,据说仪状瑰伟,能文能武的杨次山已经是近卫军指挥官——宫中武德郎了。

杨桂枝的母亲生病回乡之后,她被留在了宫中以侍女的身份侍候皇太后吴芍芬的起居。吴芍芬本人能诗擅画,颇有文化修养。在发现杨桂枝聪明伶俐之后,不免产生怜爱之心,对她加以指点和培养。而杨桂枝也颇为好学,一生诗词、绘画、书法皆有作品留传于世,堪称全能的宫廷艺术家。不过吴芍芬的照顾和指点却引来了其他宫女的不平,有一次乘吴芍芬沐浴之时,有人鼓动杨桂枝穿戴太后的衣冠,随后便大造舆论,没想到吴芍芬并不以为意,反而说:“你们这些人不要小觑了她,或许有一天她会穿上皇后的凤冠霞帔的!”

在吴芍芬的教诲之下,杨桂枝最终以姿容选入宫中,侍奉当时身为太子的赵扩。据说赵扩每次到吴芍芬宫中请安都要偷偷地盯着杨桂枝。吴芍芬随即在一次家宴上将杨桂枝赏赐给了自己的曾孙子。还对杨桂枝说:“看在我的面子上,好好看着他!”不过此时赵扩的身边已经有了权臣韩侂胄的侄女韩氏。因此杨桂枝虽然在赵扩即位为宋宁宗之后,被册封为平乐郡夫人,又晋封为婕妤、婉仪。但是贵妃却似乎已经是她后宫事业的巅峰了。

1202年,皇后韩氏病故之后,韩侂胄又和赵扩的另两个妃子——曹氏姊妹结成政治联盟。在这样的情况下韩侂胄支持赵扩立曹氏姊妹其中之一为后的态度自然坚决。而理由是杨桂枝擅长权术。女人才学高、知古今、性机警不是好事,而曹氏姊妹性情柔顺。杨桂枝为人机警,随即先发制人,她利用赵扩临幸之机,在自己寝宫内盛筵款待,频频劝酒,待到赵扩倦眼微醉、余情缱绻之际,乘势乞求为后。赵扩不加思索,即命人取来纸笔,写下立杨氏为后的手诏。杨桂枝怕大臣生变,随即又请宋宁宗赵扩重写一纸,当晚即将一纸交近侍按常例颁发,另一纸速交给自己认的义兄杨次山。第二天早朝,杨次山匆匆登殿,从袖中取出御笔,当众宣布立杨桂枝为皇后。韩侂胄虽然觉得不妥,但是皇命难违,也只好听命认输。在酒后册立杨桂枝为皇后赵扩似乎也认识到了喝酒误事,此后在后宫走动,总是命令两个太监背着写有“少吃酒,怕吐”“少食生冷,怕痛”两架小屏风作为前导。遇到妃子们劝他吃生冷食物和饮酒时,他就指指屏风以拒绝。

开禧北伐——韩侂胄的“进取之道”和悲剧命运

一度深得人望的韩侂胄

失去了后宫依托的韩侂胄不得不寻求其他途经来强化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一方面以退为进向赵扩请求辞职,获得主导朝政的特权。另一方面暗中联络陆游、辛弃疾等朝野主战派文人制造战争舆论,重用郭杲之侄郭倪、郭倬,吴璘之孙吴曦等宿将子弟,试图“立盖世功名以自固”。而当时金帝国连年用兵蒙古,国民经济运转失灵,出现“府仓空匮,赋敛日烦”的局面,更给了韩侂胄以莫大的鼓励。在他的授意之下,辛弃疾写下了“君不见,韩献子,晋将军,赵孤存。千载传忠献,两定策,纪元勋。孙又子,方谈笑,整乾坤”的肉麻词句,更亲自觐见赵扩,吹嘘“金必乱亡”。陆游也不遑多让的鼓动说:“中原蝗旱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

为了证明金帝国的虚弱,1205年韩侂胄在己方战争准备尚未完成之时,便不断的派小股部队袭扰敌境。这些边境冲突能拿出手的只有镇江都统戚拱派遣号称“李铁枪”的特工李全焚烧金帝国涟水县城。甚至于左丞相崇浩和参知政事贾铉都觉得:“宋边卒狗盗鼠窃,非举兵也。”幸好有左丞布萨端和参知政事独吉思忠及时指出:“小股部队肆扰应该是昼伏夜出,又怎么可能白天列阵。况且在灵壁、涡口、寿春同时发动进攻?这是宋军的战术欺骗,不早做准备的话,一旦大举进攻,将陷入完全的被动。”因此韩侂胄的所谓“先发制人”除了引起完颜璟的警觉,进一步加强金宋边境的防御外可谓得不偿失。

南宋政府的大规模北伐从1206年春季正式展开。韩侂胄的整体部署是由殿帅郭倪指挥两淮的战事,继任郭杲负责四川军区的吴曦进屯川陕前线。赵淳、皇甫斌从荆、襄一线分兵向北推进。而为凝聚将士的爱国热情,抵制国内的反战言论,韩侂胄还特意追封岳飞为鄂王、剥夺秦桧的王爵、改其谥号为“缪丑”,认为秦桧当年主导的“绍兴和议”是“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理应被揪出来承担责任。可惜对岳飞的平反和追赠似乎并不能得到这位冤死名将的庇佑。就在五月六日南宋政府正式以“伐金”之名宣战后不久,两淮前线的宋军竟出现了全线崩溃的迹象。

有人将“开禧北伐”的失利归咎于南宋方面缺乏将才,南宋末年的诗词大家刘克庄便曾在其撰写的辛弃疾作品集《序言》中写道:“机会一差,至于开禧,则向之文武名臣欲尽,而公亦老矣。”但客观地说“江山代有才人出”,南宋军队在战役初期,昔日“岳家军”的后裔如毕再遇、孟宗政等人均有出彩的表现。完颜璟也曾担心南宋攻势强劲,河南地区将悉数沦入北进的宋军之手,而在西起今石家庄北,东至今天津南的几百里长地区集结重兵,以拱卫首都燕京。之所以出现多数南宋军队不堪一战的原因,则更多的归咎于南宋政府长期以来在军队建设方面的缺位。

自1165年宋金订立“乾道之盟”以来,南宋军队已有近半个世纪未曾有过大规模的战争历练。宋孝宗赵眘及其继任者宋光宗赵惇虽然重视对士大夫和宿将集团的控制,但无非是在维持高官厚禄的同时频繁更迭其职务而已。在长治久安的和平态势之下,南宋军队逐渐出现了形成诸多如吴氏、郭氏般的既得利益集团。

这些宿将门阀在军中结党营私,作威作福。如郭杲主政四川军区时便因为“刻剥军士”,导致大批逃兵聚集为盗。直到郭杲死后才由其副手王大节通过招安的方式平定。吴曦虽然一度在蜀中声望颇高,但他抵达四川之后,随即花费巨资为自己的爷爷吴璘建庙,随后“又命士卒负土筑江滨地,际山为园,广袤数里,日役数千人”,转瞬间便尽失军心。而除了剥削、奴役士族之外,吴氏、郭氏将门更在四川大面积的圈占土地,以至于出现“四川关外四州营田,半为吴、郭诸家所据,租入甚轻,计司知之而不敢问”的局面。吴曦接手之后,更为自己的叔叔吴怱谋取了茶马贸易特使的职务,叔侄两人沆瀣一气,从中渔利,最终导致“茶马司所发纲马,全不及格”。如此严重的“军中腐败”,自然令南宋政府军的战斗力大打折扣。在战场上一战即溃,甚至不战而溃。

开禧北伐——韩侂胄的“进取之道”和悲剧命运

晚年的杨桂枝

深得韩侂胄重用的郭倪是一个毫无尺寸军功的纨绔子弟,但这并不影响他自比诸葛孔明,整天摇着一把写有“三顾频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的扇子,终日在军中纸上谈兵。依靠毕再遇等前线将士初战得胜,收复泗州之后,郭倪便喜不自胜要加封毕再遇为刺史。这种轻佻的做法,令毕再遇以“国家河南八十一州,今下泗州两城,即得一刺史,继此何以赏之”予以拒绝了。而此后战事不利,郭倪又表现的极度沮丧,经常对着自己的幕僚哭泣,因此得了一个“带汁诸葛亮”的外号。

郭倪虽然能力不强,但比起主政四川却接受金帝国的诱降,公然建行宫,称蜀王,置百官,请金兵进入凤州,献出四郡,准备向金称臣的吴曦来却还算尽心尽责。吴曦踞蜀称王、联金叛宋的图谋,虽然仅仅维持了41天便为军民所阻止,但其对整个战局所造成的影响却可谓深远。在西线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金帝国集中兵力攻击南宋两淮和荆襄战区。南宋军中的毕再遇等新生代将领虽然在六合、庐州、襄阳等地阻击了金军的进攻,但金军抵达长江北岸的消息,还是促使南宋政府决定主动向金求和。1207年农历十一月初,礼部侍郎史弥远在与皇后杨桂枝密谋下,伪称赵扩密旨,伙同参知政事李壁,命殿前司夏震秘密于玉津园暗杀了韩侂胄。

后世很多史料都宣称赵扩对韩侂胄的死并不知情。但坊间却传闻其一度得知了史弥远将在玉津园对韩侂胄下手的消息,试图将韩侂胄叫回来。但是杨桂枝却说:“若欲追回他,我请先死!”无奈之下赵扩只能放弃了已经孤立无援的韩侂胄。韩侂胄执政前后十四年,一度权势显赫。虽然其发动北伐的目的并不单纯,但多数迎合了南宋军民光复中原的热情。因此在其死后南宋朝野随即将杨桂枝比喻成唐代祸国殃民的杨贵妃。将以“杨安史”比喻她和史弥远的政治同盟。

随着韩侂胄的失势被杀,南宋政府的“开禧北伐”也草草告终。1208年农历三月南宋政府以增岁币为三十万,犒师银(赔款)三百万两换取了金军从占领区撤回。史称“嘉定和议”。而对于完颜璟特别提出要求南宋政府将韩侂胄的首级送来以换取淮南、陕西之地的要求,南宋政府竟也照单全收。当时南宋的太学生们特意作诗讽刺说:“自古和戎有大仅,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不过完颜璟对韩侂胄却似乎还怀着一份敬意,在得到了其首级后,并未公然羞辱。而是诏谥其为忠缪侯,以礼葬于曾祖父韩琦的墓侧。

完颜璟此举固然是为了体现自己的胸襟,但另一方面虽然成功击退了南宋政府的北伐,但这场规模空前的战争也耗尽了完颜雍以来金帝国国力最后的积累。在战争过后,完颜璟曾经忧心忡忡的询问大臣南宋的议和可不可靠。有政治远见的大臣王维翰说:“宋主怠于政事,南兵佻弱,两淮兵后千里萧条,其臣惩韩侂胄、苏师旦,无复敢执其咎者,不足忧也。唯北方当劳圣虑耳。”但此时的完颜璟和金帝国均已有心无力,他们虽然意识到了危机,却已经无法阻挡数年后即将破关南下的蒙古铁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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