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兴北伐——完颜亮死后的宋、金战局

公元1179年，农历四月。对于属暖温带季风气候河北平原而言。正是草长莺飞、春意盎然的时节。在昔日海陵王完颜亮役使民夫八十万，兵士四十万，所营建的金中都燕京的宫闱之中。作为完颜亮政治遗产的直接继承人，被后世称为金世宗的完颜雍心中是否对那位堂兄抱有一丝亏欠，世人或许永远没有准确的答案。但回首完颜雍执政以来的岁月，不得不说他从完颜亮手中所接收的并非只有财富。

完颜亮所发动的南征虽然最终以一场身败名裂的军中哗变而收场。但战争的机器一旦发动，从不可能因为一两个人生命的终结便戛然而止。在金帝国远征军偃旗而退的背后，是士气高昂的南宋政府军。而山东、陕西、河南等地的汉族健儿也纷纷奋袂而起，加上西北路愈演愈烈的契丹族大起义。金帝国的统治一度出现摇摇欲坠的迹象。

面对空前的危局，完颜雍一方面安抚率军回师的耶律元宜等人，不仅赦免其兵变弑君之罪。更加封其为平章政事、冀国公，赐姓完颜。当然这些恩赏并非是没有代价的。改名为完颜元宜必须马不停蹄地奔向前线，将自己的刀刃对准昔日同胞——契丹族起义军。而此时契丹族起义军已经由于内部的分歧由西北路（今内蒙古正蓝旗）转战至辽东。最早领导契丹族义军的是曾在金西北路招讨司担任译史的契丹官吏撒八。而促使广大契丹族群牧民众起抗暴的，除了完颜亮为了南征所进行的横征暴敛之外，另一个主要因素便是迫于蒙古诸部的威胁。早在完颜亮筹备南征之初，契丹牧民便派人请愿：“西北路接近邻国，世世征伐，相为仇怨。若男丁尽从军，彼以兵来，则老弱必尽系累矣。”但在完颜亮的高压政策下，金西北路的地方官员“畏罪不敢言”，最终导致契丹民众由恐惧所点燃的星星之火，形成了燎原之势。撒八及其追随者刺杀了金西北路招讨使完颜沃侧，随后“山后四群牧、山前诸群牧皆应之”。

^{率领契丹族西迁的耶律大石}

应该说对起义军未来的发展，撒八本人有着相对清晰的认识。在他看来单纯依靠契丹牧民的力量无法与金帝国长期抗衡。怀着“大军必相继而至，势不可支”的忧虑，撒八决定带领契丹牧民远走西域，投奔已经建立西辽帝国的耶律大石。可惜的是撒八正确的战略选择并不能得到起义军中大多数人的认同。在故土难离的情绪冲击下，契丹起义军中自封“六院节度使”的移剌窝斡清洗了撒八等早期领导人，随后选择了与西迁背道而驰的东进。移剌窝斡的初衷是希望能在契丹的龙兴之地复兴故国辉煌，但无奈时移世易。在移剌窝斡的带领之下，契丹起义军先是顿兵临潢府，随后攻泰州不克。而面对金帝国优势兵力的围剿，移剌窝斡又不敢坚持初衷，再度选择西迁。最终在地处今内蒙古喀喇沁旗境内的袅岭西陷泉为金帝国野战军主力所击败。此后移剌窝斡虽然带领残部继续于燕山一线游击，但终究大势已去。公元1162年农历九月七日，移剌窝斡及其家眷被起义军内部的叛徒所擒，十日之后问斩于金帝国中都。

完颜雍之所以能够迅速扑灭撒八、移剌窝斡所领导的契丹牧民起义，除了对手内部不和、举棋不定之外，还得益于完颜亮为了南征所调集和储备的强大物质基础。正是有了雄厚的物资为后盾，一方面完颜雍可以不断以罢免关税、田赋，赈济灾民来收买人心，另一方面仍能不断向各条战线源源不断的输送兵员和武器。在南线与宋军的战场上，只是因为“夏久雨，胶解，弓不可用”，完颜雍就一口气调拨了汴库所贮的上万张劲弓支援前线。而对于尚书省要求征发奴隶从征的建议，完颜雍以“四方甫定，民意稍苏，而复签军，非长策”而予以驳回，可见即便是两线作战，金帝国的兵员仍是相当的富裕。

应该说在南宋政府所发动的历次对金战争之中，于公元1163年发动的“隆兴北伐”可以说是开局最好的一次。完颜亮的南征失败不仅极大地鼓舞了南宋军民的复兴热情。更在宋金边境上留下了三个重要的战略突出部：东线，南宋军队紧随完颜亮所部金军撤退的脚步，攻占了淮北重镇——泗州，向东与此前突袭拿下的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连成一片，向西则收复寿、亳州。而在战线的中部，金帝国军队在贪污无度的汉将刘萼的指挥下本就进展不大。完颜亮死后更是一溃千里。南宋军队轻松地收复中原重镇——蔡、唐、邓、陈、汝、许六州，将战线向北推进了上百公里。在以川陕为核心的西线战场上，宋军宿将吴璘不仅一度收复了扼关中通往中原要道的商、虢、陕、巩四州，更将战线延伸至甘肃南部，夺取秦州（今甘肃天水）和河州（今甘肃临夏）等地。

南宋方面之所以能够在完颜亮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除了金帝国在南征部署中存在着强干弱枝，兵力过于集中于完颜亮亲自负责的两淮一线之外，还得益于岳飞、韩世忠等一代“中兴名将”的军队建设。如带领300名志愿者收复海州的“忠义军”将领魏胜便曾是韩世忠麾下的一名“弓手”。而于唐家岛重创金帝国舰队的南宋海军指挥官李宝则是岳飞的昔日部署。但与中下层军官的战斗热情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南宋统治者的悲观预期。在完颜亮麾下大军北归的同时，宋高宗赵构便再度准备派遣洪迈、张抡以接伴使的名义北上与金帝国新任掌门人完颜雍接触，甚至还颇为自得的对臣僚们表示：“朕料此事终归于和。”当然他后面所说的“以小事大，朕所不耻”经常为世人所曲解，其实赵构的原意是说和谈工作“当以土地、人民为上，若名分则非所先也”。

^{晚年的宋高宗赵构}

正是赵构一心只想着以“和谈”保持偏安的指导宗旨。使得南宋政府在形势大好的局面之下，错失了最为关键的战略机遇期。随着完颜雍逐步巩固自身政权和北方契丹牧民起义转入低潮，金帝国大批精兵良将迅速南调，南宋方面战略反击阶段所积累的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丧失。而与完颜雍大手大脚的挥霍相比，南宋政府在军费开支方面显得格外吝啬。在清代学者毕沅所著的《续资治通鉴》中便记录川陕军区和后方主管财政的户部侍郎王之望之间的一场口水战。

针对前线“诸军斗志不锐，战心不壮”的情况，川陕军区希望“多与准备赏给钱物近一两百万，自总所移文诸帅，多出晓示，号令诸军，各使立功以就见赏”。但是这一看似合理的要求，却被王之望以一句“国家息兵二十年，将士不战，竭西川之资以奉之。一旦临敌，更须堆垛银绢而后可用，则军政可知矣”给顶了回去。

王之望可以说是有宋一代职业官僚的代表，他不仅“博学无所不通，谈论英发，听者忘倦”，写文章更是“下笔立成，豪赡宏博，切于事理”。但却偏偏分不清理想和现实的距离。自宋室南迁以来，原有禁军、厢军、乡兵三级动员制度便归于破产。宋高宗赵构一方面需要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对抗“亡我之心不死”的金帝国，一方面却又时刻担心会出现尾大不掉、太阿倒持的局面。因此军队几经整编，最终形成了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步军司所谓的“三衙”诸军拱卫中枢，屯驻军戍守前线的格局。“三衙”诸军长期驻守后方，待遇自然优厚。而屯驻军则需分兵戍守辖区州县，每年春夏秋冬还要带着家眷换防，对于采取招募制而加入军队的职业士兵而言，经济压力可想而知。“进而胜捷，能破关险，则有重赏”便成为其奋勇作战的原始动力。

可惜的是主持南宋政府的大多是王之望这样的官僚，在他们死死捂着“钱袋子”不肯拨款的情况下，一线士兵的战斗热情自然直线下降。例如，南宋政府军收复河州之时，士兵们纷纷要求犒赏，最终却只得到了十几文钱。而战区物价飞涨，这点钱只够买个烧饼。于是将士们纷纷把钱丢在地上，吐槽道：“我等捐躯下河州，今性命之贱，乃不值一炊饼也。”正是在这种不满情绪的弥漫下，到公元1162年农历三月，南宋在东线和中线所控制的海、泗、唐、邓、陈、蔡、许、汝、亳、寿十州，已经在金帝国的攻势下仅存海、泗、唐、邓四州而已。而在西线好不容易收复的河州也被金军所破，城中数万百姓被屠戮。经济损失远非王之望所节约的那一两百万钱物所能比拟的。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如果南宋政府能够理性的权衡利弊，集中力量巩固已收复的领土的话，仍有可能争取一个有利的和谈局面。但偏偏此时南宋政府高层却又盲目乐观起来。在长江防线阻击完颜亮得手的虞允文奉旨宣谕川陕，抵达前线之后随即与吴璘拟定了一个颇为宏大的“夏季攻势”——“令董庠守淮东，郭振守淮西，赵撙次信阳，李道进新野，吴拱与王彦合军于商州，吴璘、姚仲以大军出关辅”。而比起纸面上所动用的庞大兵力之外，这次寄希望于一举收复中原的军事行动竟毫无后勤支持，一切都寄希望于“因粮于敌”——“因长安之粮以取河南，因河南之粮而会诸军以取汴”。而之前一直拒绝拨款的王之望更是打着“军兴费广”，要求百姓“踊跃捐款”以支援前线。

就在前线宋军谋划启动全线攻势的同时，在远离战场的临安，宋高宗赵构却正自编自导着一场禅让大典。赵构早年育有一子，但不幸早夭。迫于宗室的力量，赵构收养了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宋太祖赵匡胤八世孙赵眘为养子。但公元1162年7月24日，年仅55岁的赵构却突然宣布“倦政”，传位于太子，多少还是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之外。虽然后世从健康、伦理等多方面分析赵构退位的原因，但却往往忽视了其背后复杂的政治谋划。

长期以来史学家都认为赵构在其执政后期，面对朝野之上秦桧及其党羽的大权独揽始终处于尴尬的地位。元人所著《宋史》更宣称秦桧“劫制君父、包藏祸心”，其淫威甚至到了“桧死，帝方与人言之”的地步。但这一说法显然与秦桧死后，赵构对其的一系列评价相冲突。如果说公元1155年11月19日，秦桧死后次日赵构对其“力赞和议，天下安宁。自中兴以来，百度废而复备，皆其辅相之力，诚有功于国”的评价还可能是违心之言的话，那么一年之后赵构还公开对臣僚们表示：“两国和议，秦桧中间主之甚坚，卿等皆预有力”，就显然是盖棺定论了。

事实上赵构和秦桧固然存在着君权和相权之争，但两人的施政理念却是相近的。这一点清康熙帝玄烨可谓洞若观火，他在《宋高宗父母之仇终身不雪论》中说：“偏安社稷，犹存一线之脉络，若为雪耻复仇，同死于国难者，尤不知于明末同乎？异乎？”因此为了压制朝野的主战派，赵构需要秦桧这样的政治打手和代理人，而秦桧同样需要赵构的支持和认可。但无论是赵构和秦桧都很清楚，南宋朝野的“复兴”热情并不是靠强力打压便能瓦解的。而其最终的反弹也必将吞噬这对君臣，正因为如此，秦桧在其临终前上《遗表》中还希望赵构能“谨国是之摇动，杜邪党之窥觎”。所谓“邪党”自然指的就是秦桧长期打压的“主战派”。

秦桧死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赵构都试图延续其政策。而所谓“秦党”也继续在朝堂之上发挥着作用。但是完颜亮的南征彻底改变了南宋政府内的力量对比，为了充实抗金力量，赵构被迫启用和平反大批曾遭受秦桧迫害的“主战派”人士。以赵构的政治眼光自然不会不清楚随即而来将是一场对“主和派”的反攻倒算。“自打耳光”这种事情历代为最高统治者所忌讳，正因为如此，赵构才选择了在即便是今天仍不到男性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退居二线”。当然身为太上皇的他依旧有遥控政局的能力，但无论未来宋金战争如何走向，隐匿于幕后的赵构都要从容得多。

南宋两代领导人的政权交接虽然平稳，但极大地影响了前线宋军的进攻部署。被后世称为宋孝宗的赵眘，虽然表面上替岳飞、韩世忠等中兴名将平冤昭雪，但却第一时间要求正在川陕一线筹备收复中原的吴璘班师，对此吴璘的部下很不理解，纷纷高呼要“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对此吴璘本人倒是很平静，他说：“主上初政，璘握重兵在远，有诏，璘何敢违。”而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吴璘付出的代价不仅是丢失了此前收复的三路十三州，更在金军的追击中损失了数万人马。

^{今天吴玠、吴璘兄弟的塑像}

吴璘兵团突然撤出川陕战区的举动，令金帝国方面重新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集结于中原地区的金重兵集团开始重新向两淮地区进击。而南宋朝堂上此时却还在为应该先发制人还是被动防御而争执不休，之所以出现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不仅是传统“主战派”和“主和派”的分歧，更是新旧势力的政治碾轧。代表“主战派”是曾长期受到秦桧压制的三朝老臣张浚，而这一次站在他对立面的是深受宋高宗、宋孝宗父子器重的参知政事史浩。而两人的针锋相对，从一次朝堂争论便可管窥一二。张浚说：“中原久陷，今不取，豪杰必起而收之。”史浩则反驳说：“中原必无豪杰，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面对这种诡辩，张浚只能解释道：“彼民间无寸铁，不能自起，待我兵至为内应。”谁知道史浩继续无耻地回击说：“（陈）胜、（吴）广以锄櫌棘矜亡秦；必待我兵，非豪杰矣。”

正是在南宋政府内新晋“主和派”的掣肘之下，张浚于虹县、灵壁一线发动的小规模反击很快便因后援不续而败北。后撤的宋军在符离一线遭遇重创，除了兵员损失之外，更丢弃了大量装备和辎重，史称“符离之溃”。面对前线的败局，赵眘仍假惺惺的不许张浚辞职，摆出下诏亲征的姿态。无奈之下张浚只能改变立场，力主对金和议。经过近一年的外交磋商，宋金两国最终于1164年农历十二月正式签署和平协议，史称“隆兴和议”。由于协议正式生效时，南宋政府已经改元乾道，因此又被称为“乾道之盟”。

较之宋高宗赵构执政时代所签署的“绍兴和议”，南宋政府在“隆兴和议”唯一取得的实质性收益是将每年缴纳给金帝国的岁贡由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改为了各二十万两匹。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全线放弃此前收复的海、泗、唐、邓、商、秦六州。其余诸如南宋对金不再称臣，改称叔、侄关系以及“岁贡”改称“岁币”则不过是口头便宜。而就在中原的苍生仰望着和平再度降临的同时，在遥远的北方，蒙古草原之上正悄然孕育着新的战争阴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