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勿谈国是



01　翰林学士

王安石极力反对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正是他深知司马光拥有的翰林学士职务在朝堂之上身份地位特殊的原因。

我国两千余年的专制历史长河中，只有在宋王朝之时，士大夫才真正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强大阶层崛起。而且蓬勃发展，在北宋仁宗年间终于形成了‘士大夫与天子共天下’权力共享的政治格局。翰林学士之制，始创于李唐。李唐之时的翰林学士如李白者，只不过是皇帝身边的高级清客而已。翰林学士制度真正有所发展、完善是在赵宋时期。

笼统地讲来，翰林学士也可以称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凡是从宫中发出的大大小小文件，大都由其草拟。与寻常人理解中的秘书不同，翰林学士并非是被动的起草文件，接受的最高指示如果有不是不足之处，翰林学士可以‘论奏贴正’，提出不同意见。同时，翰林学士之职还兼有天子顾问之责，享有无须排除等候直接加塞儿面见君王的特权。根据史料记载可知，翰林学士之职的担任者，不是知名于世的大文人，就多是与皇帝有一定特殊关系。（如藩邸旧臣）

担任翰林学士的必定是士大夫中的翘楚，士林楷模，为士大夫所倾慕崇拜。他们之中的多数，也积极奖掖后进，拥有许多门生。宋王朝历代统治者任用这些文坛达人掌机要，不但可以博取惜才爱人，尊重知识分子的美名，而且也有笼络、引诱士大夫合作的良苦用心；反过来，一旦担任了翰林学士之职，位于清贵显要之地，则意味着文坛地位得到主流社会的肯定，更易为士大夫所景仰。

翰林学士另有一项光荣艰巨的任务，就是主持参与科举考试。统治者选择翰林学士主持礼部贡举，既是考虑到文坛翘楚的鉴赏力，足以服众；二者用天子秘书来选拔人才，如此灌输‘天子门生’的观念可收事半功倍之利。凡事有利皆有弊，这种以翰林学士主持科举的做法，客观上为翰林学士借机扩大势力与影响提供了便利。

有人就会有江湖，有政治就有派系之争。这种情形在党争特征明显的北宋年间更是如此。不但是同榜进士大都结为一体荣辱与共，互称同年，在政界互相提携，而且对擢拔其科举及第的主持贡举官员，终身奉为座主，在政治斗争中往往保持坚定的一致性。

翰林学士既有这样的势力背景，以及本来就拥有的文坛地位，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了士大夫阶层中的精神代表。对他们的言论，无论是皇帝，还是宰执大臣都不敢小觑。

对翰林学士的重要性，开创一代煌煌文治的宋太宗曾感慨道：“学士之职，清要贵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为之。”如果说宰相是位极人臣的话，那么翰林学士则可以称为文人之极。

有学者将皇权、相权、与台谏官员称为权力博弈的三角形。其实在宋时台谏官员名义上仍是以宰相为首的中央政府官员中的一分子。其实台谏官员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无法与皇权、相权构成三角形的，而介于皇帝、宰相之间的翰林学士，却可以与皇权、相权形成一个三角形。仔细分析，台谏官员不过是反映勾通舆情的绿色通道，而翰林学士却是连接深居九重的天子与外界政府之间的管道。

翰林学士虽是个无实职有实权的职务，却因为它具备了天子耳目喉舌的功用，所以在朝中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在翰林学士设置之初的李唐之时，就已经有了皇帝将翰林学士之任多委私人，有意架空宰相的情形。

翰林学士表现出来的强势，实际上削弱了宰相的权力，等于是皇权的延伸。翰林学士既可兼任其它要职，而且还会临时请他们与其他政府高官一同议政和推荐官员。翰林学士的吏事，除了主持科举考试外，管理、推荐、选拔有才能的官员也是其中一项重要职责。如判吏部流内铨、知审官院等。另有领通进银台司，掌管文件的上通下达，这正是朝廷中一个重要的喉舌位置。（如范镇以翰林学士兼知通进银台司之职，所以史料中对他事迹的记载就会出现忽而是知通进银台司范镇、翰林学士范镇这样的记载。）

翰林学士之职因为身份地位特殊，所以在政治上具有多重取向。在需要维护士大夫道统时候，他们就会选择与宰相朝臣站在一起抗拒皇权；（因为同属一个阶级阵营）而在抵制臣权膨胀的时候，就会与皇帝站在一起，极力维护皇权。

做为政治动物，翰林学士也是积极要求进步的。入主中书作宰相，这正是每一个翰林学士在政界终身奋斗的人生理想。从翰林学士进入执政集团，完成的不过是从士大夫精神领袖向权力代表的角色转换而已。正是因此，王安石惟恐司马光出任枢密副使之职，为改革设立更多的人障，所以才会竭力阻挠。

鉴于曾公亮只谙兵家要旨、不懂为政之道，显然已不再适合宰辅之任。此事后不久，神宗打发他出知永兴军，眼不见心不烦了事。

02　狂犬病患者

复出视事的王安石一时间风头甚健，无人敢撄其锋。就在所有人三缄其口的时候，却有一伶官对新法出言冷嘲热讽，充当了反对改革的急先锋。此人正是名垂青史的历神宗、哲宗、徽宗三朝的教坊使丁仙现。丁仙现任宫廷教坊使数十年，声名远播，时人称之为‘丁使’。据《铁围山丛谈》载：‘丁使遇介甫法制一行，必因燕设于戏场（汴京东南角楼街巷诸瓦肆勾栏）作为嘲诨，肆其诮难，介甫不堪，遂发怒欲斩之。’见丁使触怒了王安石，神宗急忙‘密诏二王，取丁仙现匿诸王府’。在神宗皇帝的保护下，丁仙现逃过一劫。但他以一介伶官讥讽政治的勇气却感动了无数世人。因此，当时有‘台官不如伶官’的俗谚流传。

为了革新政治，王安石逐步控制了台谏，掌控了舆论阵地。反对变法的重臣被排挤出了朝堂，改革在王安石推动之下大刀阔斧继续进行。

然而，个人品德崇高并不能弥补专制政治的缺憾！

许多朝臣的不合作，迫使王安石不得不引用一些年轻新晋之辈助已。尽管他明白人才对于新法推行的重要性，但却在选拔任命官员的同时遭遇重重阻力。

王安石不善交际，更不善于利用反对阵营的内部矛盾，做好分化瓦解工作，从中争取拉拢中间势力为我所用。在整个变法时期，从中央到地方，人才缺乏始终是困扰变法的一个大问题，严重影响了熙宁变法的顺利开展。

王安石当局者迷，而他的学生陆佃却旁观者清，明白新法实施过程中的弊病。不无担忧地进言道：“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还为扰民，如青苗是也。”（慕雨按，国人知道陆佃生平的不多，然而他的孙子陆游却是尽人皆知，名垂千古。陆游的散文‘专尚风骨、雄浑沉着’堪称南宋一大学，他取得的文学成就既与家学相关，也应与王安石新学有关。）

听了陆佃的话，王安石震惊不已，他【惊曰：“何乃尔？事与惠卿议之！”】

王安石‘又访外议’，陆佃实言以告：“公乐闻善，古所未有，然外间颇以为拒谏。”

王安石强颜欢笑，为自己辩解道：“吾岂拒谏者，但邪说营营，顾无足听。”

陆佃叹惜道：“是乃所以致人言也。”（这正是王安石招致谗言的重要原因）……

陆佃没有卷入变法是非之争，而是选择了做一个消遥派。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旁观者清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变法的症结所在——

吏非其人，纵然再有良法美意，最后也只能变成弊法害民！

任何时期，人才难得亦难知。要把真正德才兼备的人选拔出来，成为有益社会的官员，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不乏投机钻营、首鼠两端之辈。如唐垌，此人原为‘三朝社稷臣’韩琦所赏识。熙宁间，韩琦辞去相位，他转而投靠了王安石，以积极拥护变法的崭新面目出现在朝堂之上。为了取得变法派的信任，甚至公然提出‘青苗法不行，宜斩大臣异议如韩琦者数人’的过激言论。（据此看来，不识人者并非王安石一人！）

唐垌的付出很快就得到了高额回报，不久，变法派人物邓绾就推荐他出任侍御史，很快再升任同知谏院。但唐垌并不希望只是做变法派摇旗呐喊的马前卒，他觊觎的职务是馆职，求之不得后‘怒安石易已’。竟然当着神宗皇帝咆哮朝堂，公然对王安石进行恶意中伤。

——一口气罗列了王安石及变法派官员六十余罪名，说他‘专作威福’，‘至诋为李林甫、卢杞’；再骂曾布‘擅权’；攻击文彥博、冯京‘知而不敢言’；又骂王珪‘曲事王安石，无异厮仆。’继而是元绛、薛向等官员‘无异家奴’；张商英为‘安石鹰犬’。唐垌就象吃过了疯狗肉，在朝堂之上慷慨陈辞，所有的朝臣都是他的攻击对象。

面对唐垌的疯狂举动，王安石并没有因此而怒不可遏，淡定道：“此素狂，不足责。”事后却感慨再三：人才难得，亦难知！

历史告诉我们，有没有忠于变法事业的德才兼备人才，是改革成败的关键。人才的匮乏，注定了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终将会以失败而告终。王安石着眼点多在‘制度’，而司马光多注重的是‘人事’，倘若二人能尽释前嫌、通力合作，共同推动改革的深入开展，相信北宋这个专制王朝还可以攀上另外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高度。

只可惜，历史不容假设！

03　国是之争

‘国是’之说，始创于先秦。但其真正盛行却是始于两宋。作为最高国策或新型的专制模式，宋王朝‘国是’的确立与推行，始于熙宁！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熙宁三年四月，【上（神宗皇帝）曰：“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非）之所恶也’。”光（司马光）曰：“然。陛下当察其是非，然后守之，今条例司所为，独安石、韩绛、吕惠卿以为是，天下皆以为非也。陛下岂能独与三人共为天下耶？”】

富国强兵，是神宗皇帝的既定国策，所以他重用依赖王安石共定新法为‘国是’。只有这样，才能使新法制度化而赋予神圣不可动摇性。而司马光却认为神宗以新法为‘国是’，是独与‘王安石、吕惠卿等人以为是，天下皆以为非。’的‘国是’。在司马光眼中看来，神宗的‘国是’乃是‘国非’不足为‘国是’！

为此，王安石力排众议，支持神宗使用皇权将新法确立为‘国是’，正是为了抑制司马光等绝大多数‘守成’之人的反对意见。以新法为‘国是’，就是要通过高度一元化的专制模式，为推行新法保驾护航。熙宁变法之初变法派与保守派之争，从一开始只是‘国是’之争，而此后方与‘国是’之争渐行渐远，变质成为一种纯粹的意气之争。

纵览华夏历史，唐宋时期是社会生产力急剧发展的一个时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产品供给的增长，江南的开发，不仅促进了经济总量的增加，而且有力的推动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市场空间的快速扩大，使得商品经济得到进一步的长足发展。数千年来，我国一直是一个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大国。而商品经济是与自然经济相对立的一种经济形式，商品经济的发展，则意味着自然经济的影响力相对减弱。

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这种变化，是一种经济结构的变化。而经济结构的变化势必要引起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化！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直接导致了财富的两极分化，在汴梁城中‘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这种贫富的分化，进而导致了从前原有的‘士、农、工、商’社会结构解体。‘富人’阶层的快速崛起，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化和发展。

商品经济发展及其所引起的财富力量崛起是与传统思想观念格格不入的。然而这种发展是历史大势所趋，任何人也无法阻挡。因此，整个社会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必然要经历重大的变化。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与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正是这种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旧的保守思想势必要与新兴的商品经济思想发生龃龉，这种新旧文化冲突在专制历史时期有个专有称谓是‘义、利之辩’。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唐时就有人对传统的价值观念有了批判。如白居易的《早送举人入试》一诗中就写道：‘日出尘埃飞，群动互营营。营营各何求，无非利与名。’（名利本为俗世重，几人为此误平生？利与名仍是时下人追逐的东西，悲哉！）

中唐以来，言利思想与传统价值观的斗争一直在持续中，王安石对此的看法是：‘利者义之和，义固为利。’。王安石不但这样认为，而且以之作为变法的指导思想。简单的将义与利说成是水火不融，已经不能与时俱进。宋人对义、利相统一的认识已非王安石一人，价值观念的冲突与变化，最终导致了功利主义学派的兴起。（功利学派似与本文并无太大干系，故不在此赘言）

从整个唐宋思想史来看，义、利之辨始终据有重要的核心地位。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与王安石一样具有如此前瞻性的头脑，理学名臣程颐就有截然不同的认识，他以为：‘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象他这样有着非此即彼认识的人不在少数。南宋的理学大家朱熹也曾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

现在王安石推行变法，公然说出‘利者义之和，义固为利’惊世骇俗的话来，自然会引起朝野上下所有人的攻击了。做为与天子共天下的士大夫，几乎都是儒者，当改革改到他们头上时候，为了保有既得利益，他们也必须要与王安石放手一搏的。这也是王安石变法为什么会遭到人们群起而攻之的一个重要原因。

观念与行为的改变，必须要建立在思想改变的基础之上。

思想上拐不过来弯，行动上当然会与思想南辕北辙了！

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国是’。北宋熙宁年间的‘国是’表面上看是‘变与不变’的争论，实则仍是‘义、利之辨’！

历史的悲哀在于——当‘国是’之争沦为朋党间排斥异己、党同伐异、倾轧政敌的斗争工具之际，王朝亡国亦是祸不旋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