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识人难！

01　先作人、后作官

而另一位被保守派攻击的人物邓绾的所作所为就更是不敢令人恭维了。他的一句‘笑骂从汝笑骂，好官须我为之’将他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之上，王安石因此也吃了挂落，被人讥讽为亲其党类、用其私人，真是比窦娥还要冤上数分了。

邓绾，故名维清，双流人，举进士高第，为礼部第一，因此迁宁州（今甘肃宁县）通判。邓绾的出发点，在重科举取士的北宋年间可谓不低，只要努力，假以时日，做到地方大员和京官不是什么难事。只是邓绾是个耐不得寂寞的人，新法在全国各地开始轰轰烈烈推行，从中嗅出味道的他立即上疏神宗，马屁拍的山响道——

陛下得伊、吕之佐，作青苗、免役钱等法，百姓无不鼓舞圣泽。臣以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以一路观之，见天下皆然，此诚百世之良法。愿陛下坚守行之，勿移于浮议。拍了神宗皇帝马屁之后，邓绾再接再厉作书给王安石，史称‘贻以书颂，极其佞谀’。

王安石得书大喜，‘白于上，使乘驿诣阙，又累诏趣之。’新法自推行以来，朝野引来反对声浪一片。此时的王安石刚愎自用，已经听不进任何反对声音，对于称颂新法的声音，不论是出自哪个社会阶层，无不是破格提拔。邓绾正是瞅准了这一点儿，投其所好。

果不出邓绾所料这一招收得奇效，他得以跑步进京面圣。

神宗心情大好，朝堂之上问邓绾道：“识王安石否？”

邓绾老老实实回答道：“不识！”

上曰：“今之古人也！”

又问：“识吕惠卿否？”

邓绾仍是大摇其头：“不识！”（吃上摇头丸了）

上曰：“今之贤人也。”

等到退朝之后，邓绾前来拜见王安石。对于邓绾，王安石也寄予厚望。宾主一见如故，史称‘欣然如旧交’。王安石关切地问他道：“家属俱来乎？”

绾曰：“承急如未知所使，不敢俱来。”

王安石诧异道：“何不俱来？君不归故官也！”王安石直接将有意大用他的意思告诉了邓绾，君臣二人对之期许甚高。

邓绾听的心花怒放，只是好事多磨。事情出现了反复：‘后数日，值安石致斋，陈升之与冯京以绾知边事，奏呈知宁州。’陈升之和冯京自然不愿意将支持变法的人放在朝堂之上，增加变法者的力量，所以趁机从中作梗阻挠。

邓绾一听自己跋涉千里，居然落得只是空欢喜一场，还要从哪里来再回哪里去，不过是升任知宁州之职。距离他自己心中预期的官职太远。公然发泄不满道：“急召我来，乃使我还知宁州也？我已语介甫，甚不平！”

有人见他连升两级却仍是满腹牢骚，故意问邓绾道：“君今当作何官？”（这一问显然是包藏祸心的）

绾曰：“我不失作馆职。”（赤裸裸地向组织伸手要官，无耻之尤！）

旁边人听了，不觉哑然失笑，故意揶揄他道：“君得无为谏官乎？”

明眼人都知道是在挖苦邓绾，哪知道他却一本正经回答道：“正自可以为之！”哪知道，第二天，朝堂之上任命邓绾为‘集贤校理（次等馆职）、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熙宁三年九月一日创置，应为改革需要而特设之职。孔目房专管文书档案之事，类似于今日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做为宰相属吏，事烦权重。王安石为变法储才，很注意从官阶不高的年轻人中选拔人才，所以中书检正官大多官职卑微，为了能让这些年轻人进入中枢机构干事，以锻炼其吏才，专门设立了‘中书诸房习学公事’一职。北宋末年政坛上的一些显要人物有许多皆出自检正官，如章惇、曾布、张商英、安焘、李清臣、吕大防、许将、蔡京等人！）之职，邓绾居然一步登天，不但成为天子身边的近臣，而且更是宰相王安石的重要助手之一，隶属中书掌孔目房记录功过簿。众人闻讯无不吃惊。

这个时候，正是新法饱受非议的非常时期。邓绾来到汴梁城中，不敢与乡人相见。他也担心自己投入改革阵营，会引来嘘声一片。但消息仍如插上翅膀一样，在京师中传的尽人皆知。‘乡人皆相笑骂’！邓绾不得已，只好自我解嘲道：“笑骂从汝笑骂，好官须我为之！”

其实邓绾完全可以挺直胸膛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好了。只是他做贼心虚，以为别人窥知了他的内心世界，政治投机毕竟是种令人不齿的行径。

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时候的邓绾还没有完全暴露出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丑恶面目，邓绾好运连连，没有几天，又传来消息：‘命绾兼编修中书户房条例’！

02　谁也有打眼的时候

从邓绾所言的‘笑骂从汝’中可以知道这话讲来十分之勉强，与言为心声一点干系也不会有。这时的邓绾内心深处还有礼义廉耻的道德约束，而后世的一些政府官员无耻行径就更是令人咋舌了。与其说这是人性丑陋的一面，不如多从用人机制方面去做探讨。

在剥削阶级与私有观念占统治地位的专制历史时期，完全是出自公心的为国荐贤寥若星辰。即使偶然有一二完全出于公议的荐举，也不能保证会百分百的‘不走眼’。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不能量化的模糊概念，‘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斯之谓也。利之所趋，假象往往比真相装得还像，举人难免会出偏差。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对此，苏轼有清醒的认识：若欲高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弊车、羸（LEI）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无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于此乎！

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就连司马光也有走眼的时候。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举荐‘十科’人孙准，称其‘行义无阙、堪充馆阁’，哪知道话音刚落不几日，就爆出此人‘闺门不睦、妻妾交争、是行义有阙’的消息。司马光自感无趣，只得向朝廷谢罪。此事，对竭力吹捧以荐举取人的司马光来说，实在是辛辣的讽刺。

司马光如此，苏轼兄弟也好不到哪里去。知易行难！苏氏父子三人当初曾受知于张方平（张方平过目不忘，‘凡书皆一阅，终生不再读’大宋奇才！），投桃报李，他们也必须要对张方平的后人亲故加以提携。在宋时，有一个流弊，就是得举者因为依靠举主的推荐才踏上仕途，所以他们必然对举主感恩戴德，相互之间容易结成宗派，成为朋党。而朋党对宋政治的严重危害之大亦是不容回避之事。

哲宗朝时，王巩宦海沉浮就体现了这种政治弊端。王巩是张方平的女婿，而且曾从苏轼学。如此一来，二人之间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同样是在元祐元年，苏轼以宗正寺丞王巩‘好学有文、强力敢言、不畏强御’为由，举其‘十科’中的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十科——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YAN）科。）

苏轼举荐王巩之事一出，立即招致洛、朔两党台谏官的激烈反对，有的攻击王巩‘奸邪及离间宗室’；有的指责苏轼‘专务引纳轻薄虚诞有如市井俳优之人，以在门下’；王巩‘轻薄无行、少有其比’，这样的人如何可以称的上节操方正？

以苏轼、苏辙为首的蜀党怒不可遏奋起反击，苏轼认为台谏官员对王巩的弹劾是‘诬以过恶、了无事实’无中生有之事；苏辙则针锋相对，认为王巩‘生于宝贵，志节甚坚，好学力文、练达世务’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力挺王巩出任差遣。

洛党台谏官员不甘示弱，固执已见，或言王巩‘资禀憸邪、行迹污下’，有的旧账重提苏辙‘曾受张方平赠遗’现在这样做不过是‘报其私恩’罢了。一时间，围绕王巩蜀、洛、朔三党争吵的不可开交，此时的党争已经完全丧失了评价人物好坏的客观标准。举荐知人之难，据此可知一斑。

北宋之亡，正是因为宋士人的这种意气之争。

北宋之亡，司马光、苏轼等人亦不得辞其咎！

天下国家之事误于奸慝之手者，十之二三；误于不通世务‘君子’者十之七八。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