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息影山林



01　才成霖雨便归山

随着年龄与政治经验的增长，神宗的帝王心机也变的日益深沉。相权的扩大，与君权的消弱相对。神宗逐渐纠结于‘君臣相与、遂失威福之柄’的烦恼。各项新政实施以来，政权已趋稳定，财政状况一改从前捉襟见肘的拮据，神宗也开始难以接受王安石对君权的钳制与干涉，无法容忍大权旁落。

从对司马光上书、郑侠献《流民图》等人的处置来看，王安石敏锐的感觉到了神宗心底对他的不信任。王安石知道自己必须要离开是非之地了：圣明天子都降罪已诏向天下臣民认错了，如果自己选择继续留在朝堂之上，不但会被人讥为恋栈，而且是自取其辱。

王安石上表求去，神宗一如从前挽留。但王安石明白，这次神宗的挽留只是例会公事，所以立即再上表章恳请，‘疏凡六上，言词哀恻’。神宗皇帝也明白君臣二人心中已存芥蒂，知道王安石去意已决，只好退而求其次，请王安石为国荐贤。王安石离开之后，千头万絮的朝政还需要有人来帮助神宗处理。王安石也担心因为自己的离去，而断送此前的变法绩效。于是为国荐贤——旧友韩绛、变法得力干将吕惠卿！

神宗暂时叫停变法，并不是就此真的放弃富国强兵的理想。

得知王安石自请罢相的消息，吕嘉问、张谔等人担心王安石的离去而使改革夭折，守着王安石哀哀哭泣，王安石心乱如麻，只好故作好整以暇状安慰二人道：“已推荐吕惠卿了！”

几人这才收住眼泪，他们心底也清楚，神宗皇帝不相信眼泪！

数日之后，礼部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王安石罢为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观文殿大学士、吏部侍郎、知大名府韩绛依前官平章事、监修国史，翰林学士、右正言、兼侍讲吕惠卿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史载：安石荐绛代已，仍以惠卿佐之。于安石所为，遵守不变也。时号绛为‘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善神’。

在交接完工作之后，王安石乘舟而下，飘然离开了汴梁城。王安石七年前踌躇满志的离开江宁北上，如今黯然而别，数年弹指一挥间，‘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王安石的心底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去职而丧失对变法的信心，他曾于《乞解机务札子》中与神宗约定：

陛下付托，既已得人，推诚委任，足以成圣治，臣义难以更留京师以速官谤。若陛下付臣便郡，臣不敢不勉。至于异时，或赐驱策，即臣已尝面奏，所不敢辞。

朝堂之上每天为应付朝政纷争而殚精竭虑，令时年54岁的王安石身心俱疲。舟行至瓜洲，满眼绿色春意盎然。王安石一扫连日来的颓唐，欣然命笔，写下了千古佳构《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观此诗格调清新、意境幽远，尤其是其中‘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之句更是千古绝唱。一个生动形象的‘绿’字更是将无形的春风跃然纸间，成了该诗作的诗眼。（王安石的诗以工取胜：据载，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

但这样一首好诗因为对写作时间的争议，直到今天仍未有定论。其中有熙宁七年（1074年）五月说，又有熙宁八年二月说。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言为心声、王安石的诗词多是有感而发的政治诗。

02　明月何时照我还

当代科教书中虽然收录了王安石的这首《泊船瓜洲》，但都将此诗的写作时间记为熙宁八年的二月。这样写正是因为有意突出作者的写作背景，教科书中故意将这首诗说成是王安石二次拜相北上时所作，意在突出作者的思乡之情。

对此说，慕雨不敢表示苟同——王安石的第二次复出仍然有勇为天下先、舍我其谁的精神，不可能刚刚离开江宁就思乡！很难想象一个心系天下的伟丈夫，甫出家门就思乡。

笔者妄自忖度：此诗应写于熙宁七年，王安石在第一次罢相赴江宁任上的途中！

王安石近乡情更怯，泊舟瓜洲，距离江宁旧居已经‘只隔数重山’。春风拂来，满眼皆绿，王安石对改革变法重燃激情，遂发出‘明月何时照我还’之感叹！此句既有故乡遥望数重山，返乡心切之意，更有何时重回朝堂，将变法进行到底的期盼。至于何以有五月瓜洲水两岸方绿之事，熙宁七年春的大旱便是最好的诠释！

王安石的另一首咏怀诗《君难托》可以作为笔者此说的佐证：

槿花朝开暮还坠，妾身与花宁独异？

忆昔相逢俱少年，两情未许谁最先。

感君绸缪逐君去，成君家计良辛苦。

人事反复那能知，谗言入耳须臾离。

嫁时罗衣羞更著，如今始悟君难托。

君难托，妾亦不忘旧时约！

王安石的咏怀诗多是抒发其抱负及出处进退之间矛盾心理，格高韵远，既彰显其大政治家的风度，又有诗人浪漫洒脱的不羁气质。这首《君难托》看似以一个女子的口气对爱人负心薄幸的谴责，其实是婉转的表达自己的政治胸襟。即使是‘君难托’，而我仍然是信守当初的承诺。显然，王安石是告诉世人，不管怎么样，自己虽是所适非人，但对变法大业仍是要不抛弃、不放弃的坚持到底！

时隔多年之后，王安石再回江宁故地重游心中自是感慨万千。这里的一草一木都留下了他行吟的足迹，国计民生在他的脑海挥之不去，他难以做到‘心如秋水静’，王安石身处江湖之远却仍心系天下苍生。

‘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在知江宁任上，王安石虽暂时离开了权力中枢，没有了日理万机的繁忙公务，他更可以在寂静的时候对改革与变法做反思与回顾。他仍无时不在关注着朝堂上政治的变化，当得知新法并没有因为他的离开而罢废，在韩绛与吕惠卿二人的共同努力下，新法重新回到原有的轨道继续实施。

王安石欣慰之余，却没有想到自己寄予厚望的吕惠卿非但是令他大失所望，吕惠卿已非吴下阿蒙，更不是那个频繁出入自己府第的后生晚辈了。

作为王安石制定、推行新法的最重要助手，吕惠卿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吕惠卿、字吉甫，福建泉州晋江人。小王安石十一岁，却以王安石弟子自居。与一些江湖从学者不同，在荆公门下，吕惠卿的经术、才干与文学是王安石最为赏识与器重的一位。正是因为有了王安石的器重与提携，加上吕惠卿在变法初期表现出来的异常坚定与积极，吕惠卿得以在政治上迅速发迹。

史载，王安石罢相之时‘惠卿使其党变姓名，日投匦上书留之。安石力谏惠卿为参知政事，惠卿惧安石去，新法必摇，作书遍遗监司、郡守，使陈利害。’

从史料记载中分析，王安石荐举吕惠卿担任参知政事，似乎是一种政治交易。《宋史》中的记载虽不可尽信，但也可以略窥王安石对吕惠卿信任之笃与吕惠卿对变法事业用情之专。

吕惠卿人品虽不足称道，但却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吕惠卿以文学先后见知于欧阳修、沈遘（沈括从侄，以文学知名于世）、王安石，欧阳修称他‘材识敏明、文艺优通，好古饬躬’。沈遘说他‘修身高材，好学不倦，其议论文章，皆足以过人’。

如果说欧阳修为国荐才是因近视，那么王安石荐举吕惠卿则是短视。治平四年（1067年），吕惠卿时任著作佐郎、三司检法官，王安石‘荐其才于曾公亮，公亮遂举惠卿馆职’。此时的王安石只是想着为国荐贤，并没有个人好恶。

03　贤人吕惠卿

熙宁二年（1069年）之时，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开始制定新法急需助手，这时想到了与他‘雅相好’的吕惠卿。

史称：惠卿最为安石所贤，初，至自江宁，即屡荐于上，事与大小，必与之谋，时人号安石为‘孔子’，惠卿为‘颜子’。时论以吕惠卿为‘贤哉回也’，并非是王安石一人。

王安石认为‘欲治法度，宜莫如中书最急。必先择人，令编修条例’。于是荐举吕惠卿担任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开始了各项新法的制定与调研工作。

神宗与王安石君臣二人对吕惠卿信之不疑，翰林学士司马光却目光如炬的向神宗指出：‘惠卿憸巧，非佳士。’

见神宗默然，司马光不忘旧谊，作书提醒王安石：吕惠卿乃是‘谄谀之士，于公今日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将必卖公自售矣。’（司马光不但是眼光‘毒’到，而且话也‘毒’，居然真的是一语成谶！）

在王安石罢相之后，因王安石的极力推荐，吕惠卿出任参知政事之职。吕惠卿履新之后极力劝说神宗重行新法，韩绛任宰相，对王安石所行新政亦是‘萧规曹随’。这时候见吕惠卿提议，自然是极力赞同。神宗本无意尽废旧法，君臣几人一拍即合，变法之事继续进行。

与韩绛、王珪、冯京等人相比，吕惠卿城府更深。他摸准神宗‘励精图治’之志犹存，所以率先倡议恢复新法；王安石罢相，正好可以将变法中的种种‘失误’尽数推卸在这个‘替罪羊’身上。他决定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尽快树立起自己在朝堂上的权势。

吕惠卿经深思熟虑之后，在政坛之上开始了一系列的闪转腾挪：他决定先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曾布沮害市易案’、‘吕嘉问市易违法案’！

恰在此时，章惇从西南回京（关于王安石知人善任，章惇经略西南，为国拓边之事不在文章探讨范围），吕惠卿即刻委派章惇主持这两个案件的勘查工作。

仔细分析吕惠卿用章惇之意，便知吕惠卿是个政治智商极高的狠角。章惇虽是变法派人物，但多年不在汴梁，对朝堂之事、党争更是不甚明了，这样一来，吕惠卿既可避免被人攻击用人惟亲，二来事情办的漂亮，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如果办砸了，错误自然是全是章惇一人。而且章惇这个人选也容易为变法派、保守派官员所接受。

曾布对市易法有疑议，并非是空穴来风：

吕嘉问等人在市易务的运作过程中，多收利息以图奖赏，确实存在违背市易法的立法原意的事情。市易司为了完成经济指标，偶尔会动用政府力量，垄断市场，强迫商人卖货给市易务。吕嘉问在打击旧的兼并同时，又形成 了新的垄断！

正如郑侠在向神宗上的《流民图》中所指出的：‘新制使选人监京城门，民所赍物，无细大，皆征之，使贫民怨望’。人祸更加重了天灾对百姓的损害，这就使得神宗对市易务的活动产生了怀疑。

熙宁七年（1074年）三月二十日夜，神宗降手札给市易务的主管机构三司使曾布，令他对市易务的活动进行调查。吕嘉问没有料到市易司违法成了政坛焦点事件，对曾布、魏继宗的调查不免心中打鼓：‘中书每以不便事诘嘉问，未尝不巧为蔽欺，至于案牍往往藏匿改易’，调查遇到阻挠。

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发动群众，曾布经神宗同意，以三司名义出榜募人告发吕嘉问藏匿和涂改市易司案牍的不法行为。

王安石做为变法的领军人物，对新法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可能不知晓一二。此时王安石的心情非常复杂，他深知一旦问题的盖子被揭开，势必遭到反对派对新法更加猛烈的抨击，他极力淡化此事的恶劣影响，想在改革中不断完善制度，纠正失误，于是打算连夜收缴文榜，但见榜上盖有神宗御宝，才只好罢手。

王安石弥合变法派内部分裂的努力因罢相而失败，在他离京之后，神宗催促根究市易问题赶快作出结论。

吕惠卿因自己已升任参知政事，要求辞免与曾布同根究市易司事的任务，并建议此事交由章惇勘查，同时提议将有关此案的材料上缴中书，以便逐一比对情节的异同。

五月二十四日，神宗下诏，令章惇、曾孝宽就军械监置司立专案审查曾布所究市易事。吕惠卿又令中书户房统计治平、熙宁财赋收支之数，统计结果与曾布所说皆不同。数日后，曾布向神宗说明了他与户房所统计数字不同的缘故，神宗同意曾布的说法。虽然曾布极力为自己辩诬：认为自己身为翰林学士、三司使‘地亲职重’，‘所陈之事，皎如日月’。但他也明白吕惠卿此人睚眦必报，这时既‘秉政，势倾中外’，再任命了与自己有矛盾的章惇来办理此案，事情绝对没有好结果，因此明智了保持了沉默。

熙宁七年八月，军器监审查曾布所究市易事终于结案，权三司使曾布落职知饶州（今江西上饶），罪名是：‘坐不觉吏人教令行户添饰词理，不应奏而奏’。曾布最终因失职、渎职的罪名，被吕惠卿如愿以偿的排挤出了朝堂！

04　放郑声与远佞人

曾布被贬，案件的另一个主角吕嘉问也因‘不觉察杂买务多纳月息钱’为名，被罢去市易司提举之职贬知常州。二人并没有同病相怜，此后吕嘉问对曾布子孙大打出手，冤冤相报何时了？

吕惠卿施展手段，既打击了‘沮害市易’的政敌曾布，又罢免了民怨沸腾的‘市易违法’主要负责人吕嘉问。此举，既赢得了圣明天子的赞扬，也收获了百官的称颂，吕惠卿在朝堂之上树立起了公正无私的光辉形象。

一时间吕惠卿权倾天下，奔竞之徒纷纷投附，以吕惠卿马首是瞻。

吕惠卿为了排斥异己，旧事重提郑侠《流民图》一案，挑拔神宗道：“侠书言青苗、免役、流民等事，此众所共知也。若言禁中有人被甲登殿诟骂（慕雨注：郑侠二次上疏中所言），此禁中事，侠安从知？此盖侠前后所言，皆京使安国导之！”

前些时候，神宗忙的昏头涨脑，并没有想到这一层。此时听吕惠卿提起，不由也心生疑惑。

数日之后，神宗装作不经意地问冯京道：“卿识郑侠否？”

冯京矢口否认道：“臣素不识侠！”侍御史张琥闻风而动（极可能是出自吕惠卿的授意），‘阴访求京与侠交通状’。功夫不负有心人，事情并不象冯京说的那样，有人反映‘京尝从侠借书，遗之钱米’。神宗下旨彻查，郑侠一案牵连进来许多官员。在吕惠卿示意之下，最后居然将王安石的大弟弟王安国也牵连其中。

王安国情怀耿直、嫉恶如仇，曾于无意间得罪了吕惠卿。据《东轩笔录》载：

王荆公初为参政，间日阅晏元献（晏殊）小词而笑曰：“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

平甫（王安国字）曰：“彼亦偶然自喜而为耳，顾其事业岂止如是耶！”

时吕惠卿在侧曰：“为政必先放郑声，况自为之乎？”

平甫正色曰：“放郑声，不若远佞人！”

吕以为讥已，自是与平甫相失。在吕惠卿的不懈努力之下，冯京被贬知毫州，王安国追毁出身以来文字，放归田里。（熙宁七年八月病卒，时年47）忧国忧民的郑侠最后被编管英州居住。

吕惠卿的一些行为不但赢得了神宗的高度赞扬，也赢得了市井商贾小民的衷心拥护。随着新法在各地的重新实施，跻身政治权力中心的吕惠卿心理也发生了巨变：他一面排斥异己，不将宰相韩绛放在眼中。一面培植个人政治势力，举贤不避半的将亲族吕升卿、吕和卿、方希觉等人荐引入朝。

熙宁七年七月，‘护法善神’吕惠卿为了显现自己的高明，听从了其弟吕和卿的提议，创立了‘手实法’。

手实法规定：每一户农民按官府确定的价格衡量自己的家产，由户主自报家业，官府折合成钱，以定户等高低。普通农户的家业包括农舍、田产、牲畜、家禽、和其它一些浮财。各地政府根据申报的价值按五分之一征收税钱，地方官吏据丁口、财产总数和役钱总额，分摊各户的应纳役钱额，公之于众两个月，如果没有异议就照此实行。

为了防止小民作弊，手实法规定，如有隐瞒谎报，许人户告发，官府没收其所有财产，并以三分之一赏告发者。

相信吕惠卿的这个办法如果用之于当世的官员财产申报，所有普通百姓将会拍手称快。然而他这手实法却是冲着中低收入的寻常百姓而设，而且有意的许人户相互告发。政府故意发人性之恶，实在是混账的可以。

手实法在各地一推行，立即引的鸡飞狗跳，怨声载道。

第一个上疏反对‘手实法’的地方官是苏轼。熙宁七年十一月，苏轼以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州治在今山东诸州）事。一入境，他面对的是一个非常严峻的局面。密州治下自秋入冬，方圆千里久旱未雨，荒歉之年已成定局。‘民以蒿蔓裹蝗虫而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捕杀之数，闻之官者几三万斛’，灾情触目惊心。

到任上不久，苏轼一而积极组织生产自救，力求将灾害的损失减少取最低。同时向神宗上《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如实反映旱蝗交加造成的严重灾情和百姓朝不保夕的苦难处境。疏中指出——‘京东（密州属京东路）之贫富，系河北之休戚；河北之治乱，系天下之安危。’密州已经到了‘公私匮乏，民不堪命’的地步。因此，苏轼请求朝廷派官员视察灾情，并酌情减少税赋差役。

天灾，已使密州民不聊生，再推行吕惠卿新创立的‘手实法’无疑对民生是雪上加霜。苏轼认为，‘手实法’是奖励告密的，而悬赏奖励告密者则是败坏社会风气，危害极大。于是，他在到任二十几天，便向韩绛递交了《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书中责备韩绛渐开告讦之门‘岂吾君教化，相公行道之本意哉’？并且以‘手实法’非朝廷创立，而是出于司农寺‘擅造律’为由，表示在密州地方坚决抵制‘手实法’的决心。

其它地方自推行‘手实法’之后，人伦人情不再，邻里之间相互提防，相互猜忌，和谐社会彻底失去了往日的安宁。民众相互告讦农事无心理会，地方讼事不绝，地方官叫苦不迭。反对、置疑‘手实法’的奏疏雪片般飞向神宗御案，众语纷纷，皆言‘手实法’虐民害政。

究吕惠卿本意，推行‘手实法’是对王安石新法的补充与发展，是在‘丰富’新法内容。事实却是，‘手实法’是对变法的巨大破坏。此举，既加重了广大农民的负担，亦令新法在民间人心尽失。变法走向扰民的极端，逐渐失去了底层民众的拥护。

吕惠卿的倒行逆施，令朝野士民又回忆起了王安石主政的好来：王安石虽然性格有严重缺陷，但他的‘狂狷少容’与‘刚愎自用’是性情使然，与吕惠卿的弄权揽权有质的不同。

‘护法善神’成了‘害法急先锋’，引起了‘传法沙门’韩绛的极度不安。鉴于吕惠卿一贯表现出来的强势，韩绛自忖不是他的对手，于是密奏神宗，请求复用王安石以安政局。

05　权力是春药

神宗对吕惠卿结党营私的事情也是深恶痛绝，韩绛的请求立即允从。

权力是春药，吕惠卿自大权在握之后，在朝堂之上兴风作浪。那种一呼百喏的快感令他陶醉不已，很快就沉湎于权力的快感之中难以自拔。

吕惠卿最担心的就是王安石的复出，史称：

‘恐安石复入，遂欲逆闭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用其智’。

吕惠卿想方设法封杀王安石，得知神宗准备复相王安石的消息之后‘闻命愕然’。此前借郑侠一案，吕惠卿将王安国逐出朝堂，神宗对此深感愧疚，派遣使者前往江宁慰抚王安石，王安石对使者泣。等到年底郊礼时候，吕惠卿‘虑荆公复进’，趁机向神宗提议‘进荆公为节度使、平章事’。

哪知道神宗洞察了吕惠卿的小九九，遽问曰：“王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复官？”

被圣明天子识破用心，吕惠卿无言以对，只好选择了沉默。

神宗既决意再度起用王安石，主意既定立刻雷厉风行，‘翼日，上遣勾当御药院刘有方賷诏往江宁召安石’。

王安石并未推辞，立刻收拾行囊重返汴梁。于熙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朝见神宗。

熙宁八年二月癸酉（2月11日），‘观文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府王安石依前官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编者注：北宋沿袭唐五代之制，宰相常兼三馆馆职。如果三人为相，则上相兼昭文馆大学士，简称‘昭文相’；次相兼监修国史，简称‘史馆相’；第三相兼集贤殿大学士，简称‘集贤相’。如果二相并置，则上相兼昭文馆大学士并兼修国史，次相则领集贤殿大学士，显示二相的高低差别。）

在离开政治权力中心近一年之后，王安石‘前度刘郎今又回’！

邵氏对此事记载为‘公不辞，自金陵泝流七日至阙，复拜昭文相’。将王安石重返汴梁说成是‘千里江宁一日还’，显然是暗讥王安石热中权力。查江宁至开封府界共计二十二程，宋制‘六十里有驿’，两地相距一千三百余里。（2月11日至3月27日中间相距几天，小学生就可以算的出来。邵氏此说，明显有污辱后人智商之嫌！）

邵伯温埋汰荆公无所不用其极，实在是有失厚道！

君臣二人一别经年、再度重逢自是唏嘘不已。

神宗对王安石的复出仍寄予厚望，殷切期盼道：“小人渐定，卿且可以有为。”

又曰：“自卿去后，小人极纷纭，独赖吕惠卿主张而已。”（仔细剖析神宗此语，似有撇清自己之意。）

王安石并没有多想，向圣明天子坦露心曲道：“今陛下复召用臣，所以不敢固辞者，诚欲粗有所效以报陛下知遇，以助陛下盛德大业而已。然投老余年，岂能久事左右？欲及时粗有所效，愿陛下察臣用心。”

虽然明知‘君难托’，但王安石仍愿意助君大有为、粗有所效！

王安石甫回京师政事千头万絮，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处置契丹于年前提出的边境纠纷一事！

熙宁七年三月，神宗在延和殿接见了辽使萧禧。对他道：“三州地界事小，边疆守臣即可办理，何必专派贵使不远千里亲至。朕即刻派一职官前去当地察看，你朝也派一职官前去商谈，如何？”

萧禧一看赵官家如此知冷知热，岂有不从之理？辽使在汴梁城中逗留了半月，带了宋廷的国书回国复命。萧禧北归不久，王安石也离开朝堂至江宁任知州。在此期间，神宗派出刘忱、吕大忠到代北与契丹人交涉国界一事。双方各执一词，直到年末也未能就此事达成共识。

辽人回国中向辽道宗请示，宋廷也召回了刘、吕二人，另外委派了韩缜前往代北全权负责与契丹边界一事。

熙宁八年，就在王安石尚在进京途中时候，北使萧禧重新来到汴梁城，递交了辽主的国书。

辽人信中道：“近览所司之奏陈，载详兹事之缕细。谓刘忱等虽曾会议，未见准依。自夏及冬，以日逮月，或假他故，或饰虚言。殊无了绝之期，止有迁延之意。若非再凭缄幅，更遣使人，实虞诡曲以相蒙，罔罄端倪而具达。”

06　忘战必危

见辽廷对外交途径解决边境争端的事情失去了耐心，神宗慌了手脚。立即下诏给元老重臣韩琦、富弼、曾公亮、文彥博等人，要他们就此事发表意见，提供对策。

就在此时，王安石也赶回朝中，重登相位。

王安石就契丹人对地土需索不已之事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契丹无足忧者！

王安石激励神宗：陛下非睡王（指辽穆宗），契丹主非柴世宗，则陛下何为忧之太过？忧之太过，则沮怯之形见于外，是沮中国而生外敌之气也！

王安石认为‘忧之太过’就是灭自己威风，长契丹人志气。‘示弱太甚，召兵之道也’！

王安石苦口婆心地劝谏神宗，希望神宗鼓起勇气，勇敢面对契丹人的政治讹诈。怎知百余年的恐辽心理深植神宗心底，他力求息事宁人，在好不容易打发走辽使之后，‘御笔’督责韩缜：

疆界事，朕访问文彥博、曾公亮，皆以为南北通好百年，两地生灵得以休息。有所求请，当且随宜应酬。朝廷已许，而卿犹固执不可，万一北人生事，卿家族可保否？

在神宗恐辽心理作祟之下，宋廷最终选择了委曲求全，‘命缜往河东割新疆与之，凡东西失地七百里’。

新任知代州周永清一同与韩缜分划地界，周永清表示‘疆境不可轻以予人，臣职守土，不愿行。’

神宗固遣之！

韩缜、周永清就算在心底有十二万分的不情愿，但也只能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是以知清末李鸿章卖国之说大可商榷。

韩缜为了国家的领土主权与契丹人据理力争，神宗皇帝却威胁他‘卿家族可保乎？’。为这样的老大做事，既是韩缜的悲哀，也是中国人的悲哀！在九百余年后，当从慈禧的口中说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话来，实在是其由来也渐矣！

后世学者有为慈禧辩诬者称老佛爷此举是‘减损’，而非卖国。从‘满招损’的道理来理解，此说成立无疑，但国人作此想，可知西人是否也人同此心呢？

当列强用国人的忍辱负重来挑战我们的忍耐底线之时，再说‘减损’岂能自圆其说？

神宗崽卖爷田不心疼，正是因为韩琦、富弼等辈的主张与王安石截然不同的原因。

神宗认为这几人皆是三朝老臣，‘虽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所以特意下旨垂询如何应付契丹人领土要求，要他们建言献策，‘待遇之要，御备之方’。

韩琦积极响应神宗的号召，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不该整军备战，从事武备；要求将边境之上的防守武备自动撤除，将内地州郡练兵教战之事一律叫停。‘尽改前所为，契丹自然无事’。

无独有偶，富弼的建议与韩琦所言仿佛：这位老臣居然认为‘不可一向独谓虏人造衅背盟’，契丹人重划地界的要求绝非有意挑衅，而是因为宋廷‘修完器甲，简练卒伍，增筑城垒，积聚刍粮’所致。只有‘纳污含垢，且求安静’，‘推诚以待’辽人，才能化解这一政治危机。

然而，最后见诸于史籍的记载之中，事情有了戏剧性的变化——

邵伯温在他的《邵氏闻见录》当中记载为：

……文潞公（文彥博）、曾鲁公（曾公亮）疏，皆主不与之论，皆乞选将帅，利甲兵以待敌。

时王荆公再入相，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也。”

以笔画其地图，命天章阁待制韩公缜奉使，举与之。盖东西弃地五百里云。

邵伯温因为父亲邵雍与司马光等人交好的原因，不顾历史真实的颠倒黑白，把坚持寸土必争的王安石说成了出场国家地土的卖国贼。不但不顾文彥博、曾公亮‘有所求请，当且随宜应副’的事实，污蔑王安石提议‘以与为取’，实主弃地。

在文中，邵氏大发感慨：

呜呼，祖宗故地，孰敢以尺土不入王会图哉！荆公轻以畀邻国，又建‘以与为取’之论，使帝忽韩、富二公之言不用。至后世奸臣，以代燕为神宗遗意，卒致天下之乱。荆公之罪，可胜数哉？具载之以为世戒！

即便退一万步讲，未得神宗首肯，王安石岂有权力为此卖国之行径？

说王安石是‘猪’是严重违背历史事实的不实之辞，王安石是只羊，标标准准的一只‘替罪羊’！

呜呼，王安石之冤远过窦娥，荆公之冤，岂可胜数哉？邵氏如此春秋刀法，后世读者不可不知！

07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韩绛任相，因为不满吕惠卿擅权，所以力主王安石早日复职。哪知道，王安石并没有因为短暂的离开性格有丝毫的改变。重返朝堂的王安石仍一如从前强势独断，很快与韩绛二人之间的旧谊也荡然无存。

熙宁八年五月，王安石提议刘佐提举市易司。韩绛认为刘佐此前在市易司坐法贬职，所以不再适合担任此职。而王安石却认为现任官员‘不知买卖次第’，不及刘佐长袖善舞。

两人意见相左，发生了争执：

王安石振振有词道：“市易务自来举官不拘条制，且七八万贯场务，须付之能者。”

韩绛对王安石这种‘带病提拔干部’颇有微词，认为王安石这样做是对国法的破坏。（绛固争，以为如此则为废法。）

神宗见两个重臣，在自己面前争的面红耳赤。和稀泥道：“且令勾当，候合受差遣，方许理住，如何？”神宗这样做，表面上是两不偏袒，其实仍是支持王安石之议。

韩绛见争不过王安石，犟脾气发作，‘再拜乞辞位’，悲愤不已道：“如此，则宰相不可为。”

神宗没有料到韩绛一言不合，反应如此过激，愕然道：“兹小事，何必尔！”

韩绛倔强道：“小事尚弗能争，况大事乎？”

等到韩绛真的称疾不出，王安石这才省悟到‘致绛去位，臣所不敢安也’的道理。他竭力请求‘上宜罢刘佐，勉慰绛就位’。

王安石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韩绛虽勉强复出，但不久之后‘数称疾固求罢’。最终出知许州，离开了朝堂，与昔日的好友王安石分道扬镳。

性格决定命运！做为政治人物王安石吝于改过，更遑论‘闻过则喜’？执拗性格是他人生致命的缺憾。

如果在这个时候王安石主动作一些退让，事情就会皆大欢喜、得到圆满解决。可惜的是，王安石的执拗远过韩绛，只要是他认定对的，就是所有人反对，他仍然会固执己见。王安石与神宗一言不合，往往‘必面折之，反覆诘难’直到争的神宗做出让步才罢休。与韩绛争执，也不会因为旧谊同僚而做出丝毫退缩。

王安石此时心态：争不过圣明天子，还争不过同僚吗？固执已见，也是在流露自己对神宗独断专行的不满。神宗偏向王安石，也是对他复出之后心存歉疚的原因。

做为人臣，王安石在神宗面前‘必面折之，反覆诘难’的行为，在清高宗乾隆眼中看来简直就是一种叛逆。在他的《御批通鉴》一文中，乾隆从封建帝王的角度出发，对王安石做了公开批判：

安石抗章，神宗巽谢，成何政体？

即安石果正人，犹尚不可，而况不正乎？

被当代人奉为明君圣主的乾隆在位期间大兴文字狱，政治的黑暗乃是不争的事实，做为最高统治者，乾隆自然无法理解宋王朝实施的政治是士大夫与天子共天下的‘民主’政治。他心中的臣子应该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奴才，而王安石‘要君’与‘不恭’的行为在他看来无疑是对皇权的亵渎与挑衅。自然是要切齿痛恨的了！

在‘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历史时期，孟子提出了震铄古今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思想，史载，当朱元璋读到孟子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时候勃然大怒，立即将孟子逐出孔庙。

乾隆不可能实施分权制衡的开明政治，心底也不可能产生宋人的自由之精神、平等之观念。把家天下政治推向极致的统治者又有什么资格对宋人政治说三道四？

明、清因为统治者个人对王安石的态度，而直接影响了世人对王安石这位历史人物的正确评判。今天，宋政体中的民主光芒只能引后人遐思回味了。

08　谋逆大案

南宋统治者可以将北宋的覆亡归咎于王安石，近现代的积贫积弱又不知归咎于何人？

直到今天在人才的使用方面仍有争论，韩绛坚持原则并没有错，但任用一个资质平庸的官员去做敛财的事情，确实是太过勉为其难；而任用德不胜才者去为政府行聚敛之事，往往会立竿见影、收事倍功半之效。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对道德、世风影响破坏巨大。

王安石变法最终失之燥急，正是因为王安石对人的使用上无法听取不同意见。王安石为后人诟病，既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宋人的悲哀，同时也是国人的悲哀。

就在王安石为与契丹人领土争端焦头烂额之际，却没有想到一场针对他的诏狱正在悄然而生，而且愈演愈烈。熙宁二年，王安石变法逐步开始推行，为了减少来自各方的压力，王安石劝神宗加强皇权、鼓吹独断。

王安石的这些作法，引起了苏轼的注意。熙宁二年，苏轼任国子监考试官，他发策云：

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蔡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威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灭，事同功异，何也？

王安石饱读诗书，不可能不了解这些史实，只是他一意推行新法，只有借强化君权来推行新法。见苏轼有意讥讽自己，心中很是不爽，极力撺掇神宗贬谪苏轼。

神宗君权的加强，使得从仁宗朝以来形成的士大夫与天子共天下的政治格局被打破。从政治制度层面上讲，这无疑是一种大倒退。岁月无情，很快就证实了苏轼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

在王安石的教育与鼓励之下，神宗随着年龄的增长，政治经验的积累，人也变的自负起来，感觉良好的他甚至有些飘飘然，当真以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圣人了。处理事情不但越来越主观独断，而且变的疑神疑鬼。神宗开始不经过政府、不经过监督，以御笔手诏的方式随便下达旨意，神宗在位期间，大量诏狱出现。王安石开始品尝自己种下的恶果！

一件宗室造反的大要案，居然是从一件看似再简单不过的民告官案件所引发：

熙宁八年（1075年）正月，沂州民朱唐告余姚县主簿李逢谋逆。

朱唐只是沂州的一介草民，但他却‘素与逢游’。

李逢祖父李昌言曾做过参知政事之显职，李逢自己也曾中过进士，但此后仕途不畅，只当过余姚县主簿之职，案发时候正在徐州家中闲居。事业不顺，家庭婚姻也不和谐。李逢夫妻关系紧张，其妻被他‘久弃出外’。事业、婚姻不顺遂的男人难免会借酒浇愁，喝多了发发牢骚、感慨一番世人‘不识男儿未济时’更是应有之义。只是李逢交游甚广，身在江湖，却心存魏阙，好言‘天文休咎’。

如果李逢只是与二三好友私下里谈天说地，也并没有大碍。但他却经常与朱唐讲这些，朱唐听的多了，觉得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于是向彭城县、徐州地方官员检举告发。（李逢交友不慎，后果很严重！）

朱唐满怀希望的前往衙门以民告官，哪知道地方官员官官相护，根本不予受理。朱唐开弓没有回头箭，索性返回沂州向京西东路、西路的监司告发。

谋逆乃是大逆不道的重罪，提点刑狱王庭筠不敢耽误，立即前往调查。经过调查取证，最后结论是察无实据：‘无结构之迹，谤讟朝政，或有指斥这语及妄说休咎’，李逢虽有谤讪朝政之语，却无谋反之实迹。朱唐‘妄希赏’、所以才来告发李逢谋反，最终判李逢流放编管。对此，刑部与大理寺官员也无疑议。

统治者对治下的官员贪腐之事可以选择睁只眼、闭只眼，但对妄图颠覆政权的事情却极为重视。神宗皇帝见奏疏中有‘指斥之语、妄说休咎’等敏感字眼，立即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奏状中轻描淡写，神宗怀疑地方官吏有意为之。（治下出了谋逆的大案，地方官员自然难逃责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是应有之义！）谋逆属于在要案，神宗不敢掉以轻心，于是另外派出权御史台推直官蹇周辅前往徐州核实。

蹇周辅‘善于讯鞫，钩索微隐，皆用智得情’，是个酷吏。经过他‘不懈’地努力工作，案情出现重大转机：李逢一案背后另有隐情，居然事涉太祖皇帝赵匡胤四世孙、宗室赵世居！（宋太祖赵匡胤后世子孙用字为：德、惟、从、世、令、子、伯、师、希、与、孟、由；太宗赵光义子孙为：元、允、宗、仲、士、不、善、汝、崇、必、良、友。从宗室名字中，就可以知道他的世次，是太祖还是太宗的子孙。）

‘烛影斧声’属于宋初三大迷案之一，一直以来坊间就有宋太宗赵光义得位不正的传闻。赵世居是赵匡胤的后裔，真正的天潢贵冑。不但喜好文学，广交天下士大夫，而且在宗室中颇具影响力。听到案情居然与赵世居有关，神宗皇帝立即警觉起来。

09　道可道、非常道

神宗皇帝首先就对赵世居做了有罪推定，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赵世居长的象一个人——宋太祖赵匡胤！

三月时候，神宗另外派出知制诰沈括、知谏院范百禄二人同赴御史台彻查此案。案件既成圣明天子亲自督办的大要案，各有关单位立即展开了缜密紧张的侦破工作。此前负责此案的提举刑狱王庭筠畏罪自缢而死，（估计被专案组上了‘手段’）赵世居与他的医官刘育锒铛入狱。

案情很快又有了重大突破：专案组成员很快在赵、刘二人家中起获了重要罪证——大量的书简与图谶！

谶纬之说，其由来也久矣：专制统治者往往利用图谶之说力证自己‘君权神授’，而寻常百姓私藏与私造图谶都属于严打范围。

关于天文图谶之禁，赵宋草创之际相当严厉。此后逐渐法令松驰，嘉祐年间编敕规定‘流三千里’。北宋年间相术流行，自宰相至平民，信者其众。致使‘法令徒设，人不知畏，士庶之家亦或收藏传说，不以为怪’。赵世居私藏图谶之事，既可以无限上纲上线，又可以一笑置之、不足为怪。

然而，在彼时，统治者可以根据自己需要随时修改法律、制定、颁布新法，邓绾领会了圣明天子的意图，立即上疏神宗，建议修改相关法律‘乞下诸路晓告收传图谶文书者，立烧毁，或首纳入言，官为焚弃，过两月许人告，重赏之，犯人处死。’（邓绾这厮成君之恶，可恶！）

有了法律依据，杀起人来也变得理直气壮了许多！

真相大白，案件侦破工作本来已经进入尾声，哪知道吕惠卿却从此案中发现了机会，他决定火上加油，把案情扩大。于是案情横生枝节，调查转变了方向，重点调查赵世居与刘育二人的人际关系与交游圈子。

赵世居喜好文学，交际广泛，在士林中很有声誉。案发之际，赵世居官职为右羽林大将军，秀州团练使，虽然有将军的名号，其实都是虚职，光杆司令一个而已。

随着调查范围的扩大，朝野中与他有过交往的人人自危。没有人愿意和谋逆这种案犯扯上干系，很快，知瀛州刘瑾（父刘沆、仁宗朝宰相）、知明州滕甫（李逢妹夫）被发现与李世居曾有过书信来往。吕惠卿有意将案件放大，真正的用心不过是要将谋逆案攀扯上一个叫李士宁的道士。

这个牛鼻子是真的牛——‘先亦私入睦亲宅（宗室聚居地），与之（赵世居）游’。

李士宁、蜀地人（蜀地多道流人物，是否与地域相关待考！），司马光《涑水记闻》一书中记为‘自言学道，多诡数，善为巧发奇中。目不识书，而能口占作诗，颇有才思，而词理迂誔，有类谶语，专以妖妄惑人’。

李士宁既是方外之人，自然属于资深驴友了。

他喜欢云游四方，足迹曾至汴梁城。不只是吕惠卿，许多人都知道李士宁曾是王安石府上的座上客：‘熙宁中，介甫为相，馆士宁于东府且半岁，日与其子弟游’。

其实，早在王安石江宁居丧期间，二人就已经相识。李士宁曾精准的预言了王安石‘逾二纪为宰相’，王安石亦有《寄李士宁先生》诗相赠：

楼台高耸间晴霞，松桧阴森夹柳斜。

渴愁如箭去年华，陶情满满倾榴花。

自嗟不及门前水，流到先生云外家。

王安石对李士宁倾慕之情跃然纸间！

现在赵世居谋逆诏狱已成诏狱，李士宁曾先后与赵世居、王安石二人过从甚密，王安石亦难逃干系。

李士宁曾经赠赵世居一把钑龙宝刀，恭维他道：“非公不可当此！”而且信口胡柴‘以为太祖肇造，宗室子孙当享其祚’。（李士宁果然有些法术，赵匡胤后世子孙果然在事隔百年后重享其祚！）

十七、八年前，李士宁为赵世居母亲祝寿，献诗云：‘耿邓忠勋后，门连坤日荣’。（语出《仁宗御集》，司马光说李士宁目不识书，怕是另有所指。）李逢对赵世居解释这两句诗时，认为诗句暗示赵世居当受天命，贵不可言。赵世居闻言大喜，对李士宁‘赂遗甚厚’。

王安石虽与赵世居之间没有任何的瓜葛，但事情传至圣明天子耳中，他即便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神宗皇帝不产生丰富之联想也难。

10　当着和尚骂秃子

最终，赵世居因谋逆而被赐死，其子孙除籍为民，终生监禁；妻女、子妇、孙女度为尼姑，交寺院监管；赵世居兄弟降官两级，叔伯兄弟孙子降官一级。同案犯李逢、刘育陵迟处死，刘育妻子分配广南，为军员奴婢。刘瑾、滕甫二人夺官，大宗正司宗旦等人劾罪以闻。

令吕惠卿深感失望的是，赵世居谋逆一案的相关人员都得到了严肃处理，而案件中的主要人物李士宁却只是杖脊，湖南编管的轻微处罚。圣明天子及时洞悉了吕惠卿的险恶用心，御史范百禄因在此案中的表现太过抢眼，贬为宿州监酒税。

神宗担心王安石因自己兴起诏狱而不安于位，主动对王安石解释道：“士宁更有罪，于卿何损？况今所坐，并无他！”

王安石绵里藏针答道：“士宁纵谋反，陛下以为臣罪，臣敢不伏辜！然内省实无由知？亦无可悔恨。然初闻士宁坐狱，臣实恐惧。自陛下即位以来，未尝勘得一狱正当，臣言非诬，皆可验覆也。”

王安石虽然君子坦荡荡，但事关谋逆亦难免心生‘恐惧’。神宗兴起的诏狱涉及面广，相关人员更是心下惴惴。所以王安石毫不客气地对神宗作了批评，神宗虽然王顾左右，心底却不以为然。此后元丰年间再兴‘乌台诗案’便是明证！（事情详见后文）

宗室赵世居谋逆一案在朝野引起了轩然大波，凡是与赵世居有交谊的、来往的相关人员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与牵连。更多置身事外的人将眼光聚焦到了王安石、吕惠卿二人的身上！

王安石对吕惠卿十分器重，也十分的信任，‘有卵翼之恩、父师之义’（苏辙语）。但吕惠卿在王安石的提携之下跻身政治权力中心之后，却做出了落井下石、欲置王安石于死地的事情。

保守派虽然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他们在王安石个人私德方面，从来没有找到任何的把柄。反观吕惠卿的道德人品却根本不敢让人恭维。吕惠卿落所作所为激起了士林的公愤，神宗皇帝也对他朋比为奸之事亦有所发觉。吕惠卿本想借赵世居一案将王安石排挤出朝堂，一党独大。然而，他却对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估计不足，结果弄巧成拙，自己成了众矢之的。

很快，就有御史蔡承禧弹劾‘吕升卿招权慢上、并及吕惠卿’。吕惠卿执政之后，援引私人，将他的两个弟弟从地方调入中央任高官显职。其中吕升卿更荐引为崇政殿说书之职，成为安置在神宗身边的耳报神。

经筵既是皇帝学习的地方，也常常变成议政的场所。经筵上的议论往往会对时政产生重大影响，甚至会影响到最高当局对大政方针的最终决策。崇政殿说书之职可以直接接近神宗，有了这个展示才华的舞台，吕升卿就能得到较快的提升机会。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原因，经筵是许多官员希望得到重用的跳板。吕惠卿将他的弟弟充任崇政殿说书之职，正是希望他也步自己后尘，成为吕党在朝中的重要人物。

然而，吕升卿此人与吕惠卿不同，是个不学无术的家伙。每次在为神宗讲学时候，被天子问的瞠目结舌。只好目视旁边的沈季长（王安石妹婿），请他解围代答。经筵严肃之地，却成了吕升卿耍宝的舞台。

御史的弹劾引起了吕惠卿的警觉，他决定以退为进向神宗主动请辞道：朝廷可以无臣，而不可以无安石，此臣所以求去也。

吕惠卿要挟神宗在他与王安石二人之间做一个最终的选择，无奈神宗只是不允。

政治手段日渐老练成熟的神宗在朝堂之上打起了太极拳：

安石时与惠卿俱对，上顾安石，称其独无私。前此亦屡有此言，盖为惠卿发也。

神宗当着和尚骂秃子，显然是有意令吕惠卿难堪。神宗有意无意的举止，却令吕惠卿在悲愤之余，更加迁怒于王安石，吕惠卿恼羞成怒之余，亲自走向前台直接攻击起了昔日的恩师。

神宗对吕惠卿的作法非常反感，有意提醒王安石：“惠卿不济事，非助卿者也。”

王安石却并没有听出神宗弦外之音，问道：“不知惠卿有何事不可于意？”

11　含沙射影

神宗索性直言相告：“忌能、好胜、不公，如沈括、李承之，虽非佳士，如卿则不废其所长，惠卿则每事必言其非。”

王安石仍极力回护吕惠卿，劝神宗用人但用所长，讽谏道：“人材如惠卿，陛下不宜以纤介见于辞色，使其不安。”

神宗却不这样认为，要王安石举例说明：‘上曰：何事？’

王安石见神宗装糊涂，只得实话实说：“如对惠卿数称臣独无适，莫独无私，则惠卿何敢安位？国家所赖，恐不宜如此遇之！”

王安石为了朝政的稳定，极力为吕惠卿辩诬。吕惠卿却与之截然不同，在神宗面前含沙射影的诬蔑王安石。

吕惠卿再次请辞，逼迫神宗在他与王安石之间做选择道：“不若遂臣之去，陛下一听安石，天下之治可成也。”

虽然一山不容二虎，眼见的王安石与吕惠卿之间的误会越来越深，已经是势同水火。但神宗为了政治力量的制衡，仍明确告诉吕惠卿：‘终不令卿去。’

吕惠卿见无法达到个人目的，干脆直接挑拔起了神宗与王安石的君臣关系——

装疯卖傻问神宗道：“陛下数宣谕臣以参贰安石，不识何也？参知政事，莫参知陛下之政事否？”

见吕惠卿越说越露骨，神宗仍不为所动，斩钉截铁道：“安石政事，即朕之政事也。”

熙宁八年十月，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崇政殿说书吕升卿权发遣江南西路转运副使。

王安石虽然极力回护吕惠卿兄弟，吕升卿却利用各种机会攻讦王安石。一次，吕升卿‘于上前言练亨甫以秽德为王雱所昵’，为了让天子相信他所言非虚，居然用自己的老母亲赌咒发誓：‘陛下不信臣言，臣有老母，敢以为誓。’（吕升卿此举，确实是混账的可以。名教罪人！）

消息传至台谏官员耳中，很快就有人上疏弹劾吕升卿‘对陛下亲诅其母’。见吕升卿触了众怒，神宗终于下定决心要‘罢惠卿政事，故先出升卿’。

数日之后又有御史上疏弹劾吕惠卿‘奸邪不法、威福赏刑、天下共愤’，请求神宗乾纲独断，予以处置。

神宗览奏，即日传旨：

给事中、参知政事吕惠卿，朕不次拔擢，俾预政机。而乃不能以灭私，为国司直，呵蔽所与，屈扰典刑。言者交攻，深骇朕听。可守本官，出知陈州。

吕惠卿终于如愿以偿，被逐出朝堂，贬知陈州。随着吕惠卿政治势力的倒台，手实法也因‘公私烦扰、怨声载道’而被罢废。

吕惠卿被贬谪之后，吕升卿也落职，降授太常寺太祝，监无为军酒税。

吕惠卿是一个极具才干的变法中坚，王安石对他期许甚高。熙宁初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之职，向神宗荐举道：‘惠卿之贤，岂特今人，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

贬谪吕惠卿无疑是会挫伤变法派官员的积极性，忧惧之下，王安石真的病倒了。‘上遣使劳问，自朝至暮十七反。医官脉状，皆使驶行亲事赉奏。既愈，复给假十日将安，又给三日，又命辅臣即其家议事’。

朝中有王安石，神宗无需日理万机、事必躬亲。

墙倒众人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时候御史中丞邓绾转而投靠吕惠卿，成了吕惠卿攻击政敌的马前卒。这时见吕惠卿失势，担心因吕惠卿下台影响了自己的政治前程，立即跳出来反戈一击，揭发华亭知县张若济党附吕惠卿，为他在地方与民争利、抢夺民田，证据确凿，民愤极大，强烈要求神宗追查吕惠卿及张若济贪赃枉法事。

邓绾为了表明自己与吕惠卿划清界线的立场，不忘上疏提醒神宗：“惠卿执政逾年，所立朋党不一，然与惠卿同恶相济，无如章惇。今惠卿虽已黜逐，而尚留惇在朝廷，亦犹疗病四体而止治其一边，粪除一堂而尚存秽之半也。”神宗从谏如流，‘于是罢惇三司使，以本官出知湖州’。

其他官员也群起而攻之，弹劾吕惠卿在任上荐引亲族、弄权贪污——其弟吕升卿、吕和卿、吕温卿等人勾结地方官贪赃枉法，侵占民等事被揭发；吕惠卿的舅舅郑膺横行两浙，人称‘郑六舅’，他强借民钱、低价侵夺民田；吕惠卿自己出资七百贯，交由一个商人为他理财。商人交还一千贯利钱之后，吕惠卿仍需索不已，商人被逼无奈自缢而死。

身为堂堂帝国宰执，却做求田问舍之事？吕惠卿借变法谋一已私利，确实是伤害了所有支持变法者的感情。

12　贼咬一口、入木三分

与吕惠卿的贪赃枉法、以权谋私不同，王安石在私德方面无懈可击、近乎完美。他不愿意做那些蝇营狗苟之事，更不愿意以权谋私。据宋人吴坰《五总志》载——

有献砚于王荆公者云：“呵之可得水！”（好砚！）

公笑而却之曰：“纵得一担水，能直几何？”（说的极是！）

另据《萍州可谈》记载了一则王安石清廉朴素的故事：

王荆公在相位，子妇之亲萧氏子至京师，因谒公，公约之饭。（待客之道！）

翌日，萧氏子盛服而往，意谓荆公必盛馔。（准备着大快朵颐了）

日过午，觉饥甚而不敢去。（估计早点也没有吃，只等着吃大餐呢！）

又久之，方命坐，果蔬皆不具，其人已心怪之。（以为满汉全席做起来颇费功夫）

酒三行，初供胡饼两枚，次供彘脔数四，顷即供饭，傍置菜羹而已。（大失所望了！）

萧氏子颇骄纵，不复下箸，唯啖胡饼中间少许，留其四傍。（由奢返俭难！）

公顾取自食之，其人愧甚而退。（身教重于说教！）

人言公在相位，自奉类不过如此。

吕惠卿与王安石相较，品德高下立判！

吕惠卿作茧自缚，政治生命戛然而止。然而他在陈州并不是闭门思过，反而更加疯狂地攻击王安石。上表自诉‘观宰臣气焰，必欲致臣于死’！他认为王安石兴起‘华亭之狱’公报私仇，要求神宗还他公道，王安石只得‘请改差人’。

王安石之子王雱‘犹恐不得，切责练亨甫、吕嘉问（王安石复相之后，再次启用了吕嘉问，这时吕任权检正中书五房公事）。’

王雱没有父亲那样多的顾忌，他担心打蛇不死、反遭其噬，所以私下与练亨甫、吕嘉问等人商量，希望把华亭之狱办成铁案，令吕惠卿永世不得超生。练、吕二人也没有什么高明之处，想来想去，最后决定‘取邓绾所条惠卿事，杂他书下制狱’。

哪知道急于求成、百密一疏，被‘惠卿素结台吏遽告惠卿于陈’。吕惠卿抓住了救命稻草，立即绝地反击上疏神宗‘前后凡数十纸，其略曰：绾等入奏，中书出敕，如出一口。’

另有‘夕出于权势之口，朝书于言者之奏’之言。

吕惠卿贼咬一口，入木三分的污蔑王安石‘尽弃素学，而隆尚纵横之末数，以为奇术，以至谮愬胁持，蔽贤党奸，移怒行狠，方使矫令，罔上要君。’而且危言耸听的指出，王安石如此行事，‘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迨不如此’。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吕惠卿不忘提醒神宗‘陛下既令安石任政，若出于此而不稍裁抑，犹恐非长久之道。’

并且断言‘安石必不敢以此为名而求去。若以此求去，是也以不义要陛下也，其可从乎？’

奏疏最后，忧国忧民的吕惠卿极尽挑拔离间之能事，大义灭师道：‘君臣妨嫌，岂可为安石废也。’同时不忘记标榜自己‘臣之所论，皆中其肺肝之隐’。

神宗知道事情无法瞒过王安石的耳目，索性‘以惠卿所诉事示安石’。（神宗帝王术越来越炉火纯青，断不会错过这种敲山震虎的良机）王安石没有料到吕惠卿贬谪之后如此的丧心病狂，心中五味杂陈。自己问心无愧，只得‘谢无有’。

说起政治之道，其实国人完全可以骄傲地说‘中国的月亮比外国的圆’！

为了保证巩固政权，政令畅达，数千年的专制官僚体制中，在宋王朝之前就已经有了职事回避制度。北宋的职事回避虽然不仅仅只限于台谏官员为主体的中央监察部门，但关于台谏官员的职事回避不但较前代更趋制度化，而且远比宋廷其它政府部门更为严格。宋台谏选任制度明确规定：现任宰执的亲戚、子弟不得荐充为台谏官。所以，即使是知谏院吴充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但在王安石被擢为参知政事之后，立即上疏主动请辞。（许多政治制度的制定、实施，宋人做的非常到位。一些制度直至今天仍有借鉴作用！）

13　弄巧成拙

除避亲之外，宋台谏官员的选任还有避嫌的制度：一、现任宰执曾经担任过举主的人不能出任台谏官；二、台谏的兼权职事不能是宰执属官；三、台谏非公事不得与宰执私相往来。

御史中丞邓绾虽然没有直接与王安石来往，但他与中书习学公事练亨甫交通，也是犯了大忌。吕惠卿正是抓住了这一点而大做文章！宋廷的台谏回避制度，确保了监察部门的相对独立性，台谏官员可以畅所欲言，基本上做到了对相权的分权、制衡，有力的保证了中央集权政治的运转。

熙宁变法期间，王安石为了新法顺利的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逐渐罢黜了占据舆论高地的旧党台谏官员，而任命了一批支持变法的官员担任台谏之职。此后，神宗在元丰年间做出的改制工作，其中也有部分是针对遭到王安石破坏的台谏制度的修复。

王安石怏怏不乐回到府上，越琢磨越觉得其中定有蹊跷，向儿子王雱追问情由，王雱见父亲神色冷峻，不敢隐瞒，只得一五一十的告以实情。

素来行事光明磊落的王安石见儿子背着自己做出这种事来，忍不住责备了儿子几句。哪知道王雱本来就‘先病疽’被父亲说了几句之后，‘忿恚增剧’。

王雱早慧，年未冠时就已经著书数万言。治平四年（1067年）24岁的王雱进士及第，任为旌德尉。在此期间，王雱写下了《老子训传》及《佛书义解》等著述。太学正范镗曾经献诗恭维王安石、王雱父子二人：文章双孔子，术业两周公。虽然这马屁拍的言过其实，却也可知王雱学术文章确有过人之处。

熙宁四年，邓绾、曾布荐，神宗授以崇政殿说书之职。此后，王雱受诏注《诗》《书》，不久擢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书成，迁官为龙图阁学士。《诗》、《书》、《周礼》修成之后，神宗对王安石、王雱、吕惠卿、吕升卿等人推恩升职，本来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吕惠卿却认为王雱生病，参预经局之事甚少，认为王雱加此官职‘极为无名’，提出了反对意见。沉疴缠身的王雱得知消息，又羞又怒，赌气不受，‘引疾避宠’。从此王雱在心底深恨吕惠卿！

另有一说：此时王雱已经病重，‘不及告谢，而从其父出金陵。’

据野史记载，依现代医学理论解释，王雱显然有些性格缺陷，属于偏执狂类精神疾病。史载：

雱娶同郡庞氏女，逾年生一子。雱以貌不类已，百计欲杀之，竟以悸死。（王雱结婚初就有了精神病的初发征兆，婚检的重要性据此可见一斑！）又与其妻日相斗閧，荆公知其失心，念其妇无罪，欲离异之，则恐其误被恶声，遂与择婿而嫁之。

是时工部员外侯叔献者，荆公门人也，娶魏氏女，少悍，叔献死而帏薄不肃。（死了丈夫之后如此，强过扇坟妇人多矣。）荆公奏逐魏氏妇，归本家。京师有谚语曰：“王太祝生前嫁妇，侯工部死后休妻”！

在如何对待吕惠卿一事上，王雱与父亲的意见相反，据宋人廮晦叟《珍席放谈》一书记载——

荆公、吕吉甫同在下令，势燄相轧，遂致嫌隙。吕不安，谓人曰：“惠卿读儒书，只知仲尼之可尊；读外典，只知佛之可贵；今之世，只知介甫之可师。不意为人谗，失平日之欢，且容惠卿善去。”

人有达其言于荆公，公闻之，谓其子雱曰：“吕六却如此使人不忍！”其子答曰：“公不忍人，人将忍公矣。”

虽然此说真实与否，已不可尽知，但王雱在对待吕惠卿一事上，是力主痛打落水狗的，操妇人之仁，反而会受制于人。王安石虽然无意与吕惠卿倾轧，但人在朝堂，身不由己。对待已经成为政敌的吕惠卿绝对不能心慈手软，而是要如秋风扫落叶一样的无情。

历史告诉我们：农夫和蛇的故事在不断的发生，或者就在你我身边！

政治不是温良恭俭让，而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斗智、斗勇、斗狠，和吕惠卿这样无道德操守可言的人无需按常理出牌。

王雱本来是要帮忙，哪知道事与愿违，结果却变成了添乱。吕惠卿的恶毒中伤与离间，终于在神宗心底留下了阴影。王安石也因内疚，‘数求去’，从此之后，‘上待安石，自是意亦稍衰矣’！

‘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阿二不曾偷’是一则人们耳熟能详的笑话，在笑过之后，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思考——

为什么把财富埋于地下才觉得安全？

一直以来，东西方文化差异之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对待货币的态度问题。西方人愿意消费而不愿意储蓄，多数中国人则喜欢省吃俭，哪怕是一年只有极少的利息也愿意放在银行生息。仔细忖度人们的心理，就会明白：积谷防饥、养儿防老，是我国人民日常生活中最质朴的智慧。我们大可不必嘲笑讥讽，普通百姓把钱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这并不是他们不知道享受人生，而是我国福利政治制度的缺失严重所导致。

14　宋廷的钱荒

从宋代货币流通的渠道看，货币的集中是有其历史特点的。北宋年间，货币总是不断向商人、地主手中集中，形成流通中货币的集中与积累。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宋代的商业尽管与前代相比已经有了较高较快的增长，但是商品生产还不发达，商业的发展仍然独立于生产之外，货币还没有与生产相结合而转化为生产资本，货币就只是单纯的购买手段，是单纯的财富象征。在商人、地主手中积累起来的货币，除部分用于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继续流通，或用于购买土地之外，大部分是被作为积累财富的方式加以贮藏的。（有钱人是‘守财奴’，穷人更是如此。直到今天这样的情形在我国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仍是如此）

北宋时期，货币贮存在富人圈中是种风尚，许多富人有个人库藏，称为‘镇库钱’。这些货币一旦被贮存就永无见天日，或者是累世不用。如咸平县张士宁‘尝畜皇祐钱万贯，谓之镇库钱’，青州麻员外‘至富，号麻十万……其富三世，算其祖以钱十万镇库，而未尝用。’这些大户财力雄厚，甚至连政府也要向他们借贷：‘方关陕用兵，朝议贷在京民钱’，北宋政府曾向永兴大姓李氏借钱二十万贯，最后‘与数人京官名目以偿之’。

宋人这种喜欢贮存货币的风尚，直接导致了钱荒的形成。

熙宁年间，神宗与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由于推行了农田水利法，鼓励农民开荒、淤田、兴修水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实实在在的增加了国家赋税的收入另外，多项抑制兼并的新法也成效初显著，原来流入商人、地主的部分社会财富，转到了国家手中。变法短短十余年，至元丰年间，国家财政已经大为改观。从过去入不敷出变为‘中外府库，无不充衍’的大好局面。王安石的理财大获成功！

虽然变法的积极性毋庸置疑，但新法的实施，也直接导致了赋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司马光上疏反对新法，也是与此有关。神宗皇帝也并不讳言，曾对大臣吕陶道：“现钱大半入官，市井少有转用。”苏辙也指出其中的弊端：“官库之钱，贯朽而不可校；民间官钱，搜索殆尽。市井所用，多私铸小钱，有无不交，田夫蚕妇，力作而无所售”。

从理论上来讲，政府将赋税收上来之后，再通过各种渠道返回民间，推动货币的流通，减少钱荒的压力。

然而，神宗皇帝却只许天子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他不愿意臣民贮存货币，他却是个敛财的高手。神宗不但为宋太祖赵匡胤创立的‘封桩库’重新命名，而且至即位以来积蓄了大量资金，增建了二十间库房，神宗为此另外作诗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神宗在元丰年间加快了强军建设的步伐，希望一洗前朝之耻。攒钱正是为了对西夏、辽廷用兵。

在王安石的鼎力支持下，新法将天下臣民囊中的钱集中到了赵官家手中。

神宗转而把这些钱放入了自己的小金库，自然这些钱也退出了流通领域。如此一来，变法更加重了钱荒。另外，宋钱的面值小于其币材值，这种情形更导致了民间‘多销铜钱为器’的事情发生。如果能获取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家都会践踏世间的一切道德与法律去追逐它。更何况宋人销钱铸器可以‘获利五倍’！法禁再严，都难以完全禁止人们铤而走险。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在后世人眼中为‘积贫、积弱’的宋王朝货币，却是当时国际间的通用货币。‘一国所铸、四朝共用’，宋钱乃是辽、夏、等并立政权的通用钱。如果只是从货币角度看，宋、辽、夏（包括后来的女真政权金）俨然处在一个货币体系之中，宋廷所铸的巨额铜钱为这个货币体系构筑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宋廷的商业繁荣、海外贸易的拓展，宋钱大量流向东亚地区的高丽、日本，东南亚等地的交趾等国，以及印度半岛和波斯湾阿拉伯地区。把宋廷说成是内陆国家显然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迟至北宋中期，从北到南分布着二十余个港口城市，泉州甚至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城市。令人遗憾的是，宋人的面向海洋发展路向在明清时期戛然而止。在世人眼中古代航海事业达到巅峰的郑和七下西洋，也是我国海洋发展遭受重挫的标志性事件。（让明粉情何以堪）

直至今日，仍不时有宋钱在世界各地出土的新闻报导见诸于世。其中在日本发现的大量中国钱币中，约有70%～80%属于宋钱，尤以北宋钱居多。（认为宋‘积贫’的筒子们要认真思考一下是否转变对宋的误读了！）

王安石如何能料到改革会出现钱荒的严重后果？

15　王雱之死

相信类似的情形即使是发生在当今之世界，也没有任何一个高明的经济学家找出解决之道。王安石对此也并没有好的对策，群策群力之下，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折二钱’。

神宗却顾虑重重，对王安石道：“恐四方闻中国行两等钱，以为贫窘，乃伤国体，如何？”

王安石对此有自己的认识，他劝谏神宗道：“钱有二品，自周已然，何系贫富？且自古兴王，唐太宗、周世宗时极贫，然何足为耻……将不能立国是，又何能安天下国家也？”

神宗自己也想不出比王安石更高明的办法，只好‘令复行之’。宋廷行折二钱并没有引来邻国的说三道四，首先不乐意使用的正是京畿小民。当他们拿着折二钱购物时候，却发生了‘以用折二钱不售’的咄咄怪事。接下来拒绝折二钱的是神宗自家人：‘然两宫旋不欲用折二钱，故折二钱未尝进入禁中’。

寻常百姓不用折二钱可以大板伺候，‘两宫不欲用’，神宗也束手无策。

折二钱在流通中首先遭到了后宫的抵制。王安石担心如此一来上行下效，折二钱不能收到解决钱荒的效果。于是据理力争，‘争不能得，退遂移疾不出。’

吕惠卿叛出师门，导致变法派内部严重分裂，变法力量大为削弱。此举，不但对变法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而且对王安石的个人声誉带来了极为恶劣的负面效应。

王安石重新拜相，仍一如从前‘得君之初，与人主若朋友，一言不合已志，必面折之，反覆诘难，使人主伏弱乃已。’

再次拜相，王安石悲哀的发现，重新回到朝堂的他，已经是圣眷不再。‘上意多厌之，事多不从’！

早已经过了青春叛逆期的神宗变的比从前难伺奉不说，还时不时地不加掩饰的在王安石面前流露出一种厌恶与不耐烦。从以前的言听计从到现在情形，神宗变化反差太大。对此，王安石无可奈何感慨道：“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

王安石再次称疾不出，神宗见他故技重施，心中很是不满，使人谕之曰：“朕无间于卿，天日可鉴，何遽如此？”神宗也知道王安石与自己之间产生了不可弥合的裂缝，所以不惜对天盟誓来表明心迹。王安石见神宗这样赌咒发誓，‘乃出’。再称疾不出，那摆明就是不给圣明天子脸了。

伟大领袖被驳了面子，龙颜震怒之下会夷人九族！

熙宁九年（1076年）六月，王安石复出视事不久，王雱病情转重，眼见不起。

神宗表现出了他的领袖人文关怀——‘以王雱病，特给王安石假，令在家抚视’。

天妒英才，两天后王雱终告不治，卒年33。为了抚慰王安石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神宗特旨赠王雱谏议大夫，‘手诏即其家上雱所撰《论语》、《孟子》义’。

神宗对王雱身后给予尊荣，同时传诏王安石‘候王雱终七供职，令太子右赞善大夫王安上护雱丧归葬江宁’。

王雱的英年早逝，令年过半百的王安石悲痛不已。王雱与王安石既为父子，又是王安石制定、推行新政的重要助手。王安石闲暇之余，不是与王雱做学术探讨，就是听取儿子对新政的意见与建议。王安石对王雱寄予厚望，王雱既是事业上的帮手，也是王安石的精神支柱。

王雱的死，对王安石的打击巨大，舐犊情深的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无法面对这个现实。王安石陷入了深深地自责当中：因为公务繁忙疎于对儿子的关爱已是不该，更不应该在儿子病重的时候责骂他……

哀悔过甚的王安石在短短数十日内人变的形销骨立，从此心性大变、重回朝堂之后沉默寡言。王安石从来就不是一个贪恋权势之人，‘何须更待黄梁熟，如觉人间是梦间’，他知道是到了他应该离去的时候了：

富弼、曾公亮、文彥博、司马光、吕公著、吕惠卿、曾布、章惇、冯京、韩绛，不管是对手，还是助手，这些人都相继离开了朝堂，王安国、王雱先后弃世……

想起自己一片丹心为国为民，大公无私，却不被所有人理解。现如今落的众叛亲离、更加天子无端猜忌，王安石厌倦了官场上无休止的尔虞我诈。坚请辞职，几乎中断了所有的公私往来。

17　激流勇退

恰在此时，发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意外事，神宗皇帝表现出来的不信任，终于令他心底残存的期望化为泡影，王安石坚定决心要激流勇退——

原来，练亨甫在得知王安石有意请辞之后，担心自己从此在朝堂上失去政治靠山，于是决定‘复为谀媚以自安’。

他自知人微言轻，于是怂恿御史中丞邓绾：“公何不言于上，以殊礼待丞相，则庶几可留也。”

邓绾与练亨甫一样心思，二人一拍即合。只是这二人太过横竖都有点‘二’，他们议定为王安石争取的‘殊礼’是：

以丞相子雱位枢密使，诸弟皆为两制，婿、侄皆馆职，京师赐地宅田邸，则为礼备矣。

邓绾的上疏呈交御览，神宗对此不置可否，‘亦颔之而已’。

又一日，王安石再次向神宗请辞。上曰：“卿勉为朕留，朕当一一如卿所欲，但未得一稳便第宅耳”。

王安石听的一头雾水，不知神宗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问道：“臣有何欲，何为赐第？”

神宗故作高深地笑而不语。（估计眼神中流露出了那种‘小样，忽悠，接着忽悠！’的神情）

神宗笑的极暧昧！

回家府中，王安石越琢磨越感觉其中必有缘故。（应该是一晚上也没有休息好）

‘翌日，荆公请其由。’

上出绾章，荆公即乞推劾。为了消除负面影响，王安石自己上疏抗辩称：

臣久以疾病忧伤，不接人事，以故众人所传议论多所不知……绾为国司直，职当纠察官邪，使知分守，不相干越，乃与宰臣乞恩，极为伤辱国体……绾听亨甫游说，故乞别举官，亨甫身在中书习学公事，兼臣屡尝说与须避嫌疑，勿与言事官子弟交通，今审知所闻，即岂可令执法在论思之地，亨甫亦不当留备宰属。乞以臣所奏付外，处以典刑。

很快，真相大白。熙宁九年（1076年）冬十月，神宗做出最高指示——

翰林学士、权御史中丞邓绾操心颇僻，赋性奸回，论事荐人，不循分守，可落学士、中丞，以兵部郎中知虢州；

横海军节度推官、崇文院校书、兼中书户房习学公事练亨甫身备宰属，与言事官交通，罢为漳州军事判官。

反对变法的官员基本上被排挤出了朝堂，因吕惠卿的倾轧，变法派势力也大为消弱。

王安石不得已之下向神宗推荐陈襄与吕嘉问二人，神宗对陈襄出任龙图阁直学士并无异议，但否定了吕嘉问，推脱道：“陈襄甚好，嘉问更候少时。”

俗语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没有得力助手襄助，偌大帝国的繁重政务全部压在王安石一人身上，毕竟五十多岁的人了，王安石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过了半个月，王安石旧话重提。

神宗王顾左右，忽然话锋一转问王安石：“闻相公欲去多时？”

王安石没有料到神宗有此一问，仓皇对曰：“欲去久矣，陛下坚留，所以不敢遂去。”

王安石并不是傻子，岂能听不出神宗的言外之意？‘既下殿，即还家乞去。’

数日之后，传来神宗诏旨：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王安石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此前，王安石数次请辞，但神宗都没有同意，并传令各文书通进部门，不得接受王安石辞职的奏疏。无计可施之下，王安石作书同年王珪：‘惟明公方佐佑大政，上为朝廷公论，下及僚友私计，谓宜少垂念虑，特赐敷陈。某既不获通章表，所恃在明公一言而已。心之精微，书不能传，惟加悯察，幸甚。’希望王珪看在二人既是同年、且是同僚的份上，替自己在神宗面前美言几句，批准自己的辞呈。

现在神宗厌烦了君臣之间的这种推推让让，王安石的政治生涯和他的‘得君行道’梦想一同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