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乌台诗案



01　神马都是浮云

王安石二次任相时间仅有一年又八月，接任宰相之位的是枢密使、工部侍郎吴充，吴充虽与王安石是儿女亲家，但二人政见不同。

史称‘充性谨密，在西府数乘间言安石政事不便。上以其中立无私，故相之。’

2010年，一句‘神马都是浮云’迅速窜红网络。浮躁的国人似乎一夜之间大彻大悟！

‘名利本为浮世重，古今能有几人抛’？现实生活中，又有几人能如浮云一样知道进退呢？真正懂得盈缩之道的，华夏数千年历史长河中也是屈指可数。王安石正是深谙‘冲虚’要旨之人，他终于明白神宗真正需要的是‘晓事’的臣子，而非‘办事’之臣。

‘得意浓时正好休’：在适当的时机选择离开，无疑是明智之举！

王安石离了汴梁，再次踏上返乡路程。对于他的离开，神宗心中五味杂陈。对于王安石二次罢相的原因，正史、野史不约而同的玩起了文字游戏——

《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中，李焘直接将王安石罢相的原因记为咎由自取：

王安石与吕惠卿二人相互倾轧，吕惠卿使发撒手锏——‘发其私书’！王安石书中有‘无使齐年知’之语，齐年者冯京也，神宗‘犹薄其罪’。惠卿复发其一曰‘无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

此说，已为专家学者考证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另据宋人吕本中《杂说》记载：

一天，嘉问因对，上问：“曾得安石书否？”

嘉问自然希望君王回心转意，再次起用王安石，所以婉转回道：“近亦得安石书，闻陛下不许安石久去，亦不敢作安居计。”

上曰：“是则为吕惠卿所卖，有何面目复见朕耶？”

相信去职后的王安石与吕嘉问保持着书信来往的，对于神宗在朝堂上的举动，应该可以很快得悉。

在明白神宗无意再次起用自己之后，王安石彻底心灰意冷了。回到江宁之后，到任，即纳节让同平章事，恳请赐允，改左仆射。未几，又求宫观，累表得会灵观使。筑第于南门外七里，去蒋山亦七里。（故后世称‘半山堂’）平日骑一驴，从数僮游诸山寺。（王安石罢相之初，神宗皇帝特赐良马一匹。不久‘宝马’就因不服水土而死。王安石索性改用‘宝驴’代步）

王安石‘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宅仅蔽风雨，又不设垣墙，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劝筑垣墙，辄不答’。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既然悟到了‘神马都是浮云’，王安石自然也明白‘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的道理。远离了朝堂的隐居生活，安之若素好了！没有垣墙，正是他心底坦荡的最好写照！

王安石从此不再过问政治，过起优游林下的退隐生活。

王安石早年曾登上飞来峰，写下了：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如果说这首《登飞来峰》是他对变法前景的向往与憧憬的话，那么《雨过偶书》就是他在经历了无数波谲云诡的政治风浪之后，终于体悟到‘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的无比悲凉了。谁似浮云知进退？才成霖雨便归山，王安石这次真的厌倦了纷纷扰扰的浊世红尘。

雨过偶书

霈然甘泽洗尘寰，南亩东郊共慰颜。

地望岁功还物外，天将生意与人间。

霁分星斗风雷静，凉入轩窗枕簞闲。

谁似浮云知进退，才成霖雨便归山。

在执政期间，王安石竭力推行新法，希望摧抑兼并，减轻普通百姓的重负。正因为如此，许多海外学者都称王安石为国家社会主义改革家，一个希望通过官僚政策达到社会公平的理想主义者。然而，王安石试图在传统儒家道德社会中，建立一个训练有素、行政管理高效的现代官僚体制的尝试只能是种一厢情愿。变法虽然失败，但这种有益的尝试却正是他留与国人丰厚的政治遗产。从这一点看，将变法简单的说成失败似乎太过武断。

02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有野史称王安石反复吟咏‘诸葛一生成何事，只合当初作卧龙’，似乎在说王安石对此前推行变法颇有悔意，显然是在讥讽荆公。而真正小觑诸葛亮的却是司马光，司马光在《从始平公城西大阅》一诗中写道：坐镇四夷真汉相，武侯空复道英才！王安石却对诸葛亮十分推崇，在他写的《诸葛武侯》一诗中颂扬诸葛亮道——

晖晖如长庚，孤出照一方。

势欲起六龙，东回出扶桑。

惜哉沦中路，怨者为悲伤。

竖子祖余策，犹能走强梁。

物伤其类，对‘得君行道’的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人生际遇，王安石感慨再三。

王安石的功过是非，是一个永远无法说清的事情，变法结果固然重要，其过程同样值得我们后人深思！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数十年的宦海沉浮，王安石不再是从前那个豪情壮志在胸的热血青年。既然冷酷的政治现实已经无法让他实现自己‘立功’的伟大抱负，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将精力转移在‘立言’之上了。

王安石晚喜《字说》，野史称‘王荆公作《字说》时，用意良苦，置石莲百许枚几案，咀嚼以运其思。遇尽未及益，即啮其指，至流血不觉。’

在读书著述的同时，王安石也喜欢上了佛、老之学。

据《冷斋夜话》记载：

王安石的一个女儿嫁与吴安持（吴充之子）为妻，被宋廷封为蓬莱县君。受父亲影响，工诗、多佳句。

王安石贬谪回到江宁，她写诗宽慰道：

西风不入小窗纱，秋气应怜我忆家。

极目江山千里远，依然和泪看黄花。

王安石收到《一封家书》之后，‘以《楞严经》新译本付之，’并且和诗一首——

青灯一点照窗纱，好读楞严莫忆家。

能了诸缘如梦幻，世间惟有妙莲花。

逐渐勘破红尘的王安石，慢慢开悟。他曾于蒋山一座寺院的门扉上题诗一道：

口含天宪手持钧，已是龙墀第一人。

回首三千大世界，此身犹是一微尘。

游于释、老之学多年，暮年的王安石放下了从前的荣辱得失，已经变的豁达、恬淡，深得禅宗真趣。

裸退之后的王安石不理俗事，过起了隐逸的闲散日子。退出政坛的他不再过问政事，很快‘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变的门庭冷落。

王安石并没有因此而感慨世风偷薄、人心不古，他作词一首明志——

揉蓝一水萦花草，寂寞小桥千峰（嶂）抱。人不到，柴门自有清风扫。

元丰七年（1084年）的夏天，忽然有客到访他的小桥流水人家。王安石得知来人是苏轼之后，不禁喜出望外。一度有人传言苏轼已死（其实是得了红眼病，躲在家中治病无法出来会客），得知故人无恙，王安石丢下手中的书卷，骑了驴亲自赶往江边迎接。

王安石罢相一年后，宋神宗从幕后走向前台，亲自主持新法。并且特地改年号为‘元丰’！

神宗向天下臣民宣告，他才是改革的主持人。即日起，继往开来的大宋子民，‘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

元丰二年（1079年），就在王安石于江宁闭门读书参禅的时候，继庆历年间发生的‘进奏院案’文字狱三十多年后，宋廷再次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文字狱。这个针对苏轼的文字狱，史称‘乌台诗案’！宋王朝统治者对士人的优容是有口皆碑的事情，所以，宋的文字狱也有着与其它王朝截然不同的特色。

（所谓乌台者，据《汉书-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有许多柏树，经常有数千只乌鸦栖息在柏树之上，晨来暮去，号为‘朝夕鸟’。因此，后世称御史台为‘乌台’。由御史发起的这次诏狱也被称为‘乌台诗案’）

宋实施的是文官政治，文人的政治斗争虽然远不及武夫之间‘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那样血腥、恐怖，但文人之间的斗争却远较武夫来的惊心动魄！

03　文字狱

乌台诗案又是神宗发起的一个诏狱！

王安石教会了神宗皇帝独断，在王安石离开朝堂之后，神宗的这种独断专行变本加厉。吴充在接替王安石出任宰相之职后，请求神宗如回司马光、吕公著、韩维等旧臣，司马光在洛阳得知消息兴奋异常，致信吴充历数了废除新法的必要性与迫切性。然而变法派蔡确搬出‘萧规曹随’的典故劝谏神宗：新法乃是陛下所创，前相助成，后相废除，会令百姓无所适从。

听了蔡确的劝谏，神宗保持了沉默。王安石虽然离开了朝堂，但并不代表人去政息，富国强兵的梦想仍萦绕在神宗的脑海中。见神宗无意废除新法，吴充只好打消了念头，司马光空欢喜了一场。此后蔡确出任参知政事一职，次年吴充罢相，王珪独相。王珪虽是首相，却尸位素餐，人称‘三旨相公’（上朝进奏名为‘取圣旨’；接受批阅，名为‘领圣旨’；归见僚属，名为‘已得圣旨’。这才是神宗真正需要的臣子！）

李定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变法派官员，元丰二年五月，神宗任命他为御史中丞兼判司农寺，御史中丞是高检检察长，而司农寺又是实施变法的主要机关。神宗把李定提拔在如此重要的位置，正是希望他感君王知遇之恩，推行新法、打击反新法势力。

蔡确在担任御史中丞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之后，就升任为参知政事。神宗这样的人事安排，显然是对李定极大的信任了。李定感恩戴德之余自然希望步前者后尘，政治上要求进步了。

李定上任月余，正打算‘新官上任三把火’在任上作出成绩时候，苏轼撞到了枪口之上。

‘熙宁二年五月，群臣准诏议学校贡举，力欲变改旧法，独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奏云云。’朝野之人，只有苏轼一人反对新法改革科举制。因为他一贯抵制新法，王安石在神宗面前极力排挤。苏轼无奈只好自请外放，神宗命他通判杭州。

苏轼离开是非之地，此后辗转徙于徐州、密州。元丰二年，苏轼再徙知湖州。到了湖州任上，苏轼按例上表谢恩。

本来苏轼做这种应用文，应该是小菜一碟的，只须拣皇恩浩荡、生民如沐春风，形势一片大好，微臣愿在新的岗位上努力为共同构建和谐社会贡献犬马之劳的字眼堆砌就足矣，他偏偏为了对仗工整，写出了‘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的排比句。

福祸无门、惟人自招，苏轼真是何苦来哉？（还说自己‘老不生事’？他是老生事才对，不老生事就阿弥陀佛了！）

文人心性害人不浅，有御史官员机智勇敢的从他感恩的心中发现了新的政治斗争动向：

李定还没有到任，就有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上奏，指出苏轼《湖州谢上表》‘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的句中有‘谤讪讥骂’攻击新政之嫌！

七月二日，李定和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国子博士李宜之一同上奏，列举苏轼历年来所作诗文‘讪上骂下’、‘指斥乘舆’，是可忍，孰不可忍？强烈要求圣明天子‘断自天衷，特行典宪’。神宗皇帝接过几个大臣精心编撰的苏轼诗摘集句，立即眉头紧锁——

咏青苗：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咏水利：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咏盐禁：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咏课吏：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

神宗读的怒往上撞，立即颁旨：送御史台根勘闻奏！

神宗龙颜大怒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熙宁年间的变法，反对声浪此起彼伏，而且言辞激烈异常。神宗也不为所动，对反对派官员至多是贬官了事；现在苏轼只是写点小诗讥讽一下，神宗就如坐针毡，怒不可遏？仔细分析就明白原委了，从前所有的攻击与非议全部是冲着王安石去的；元丰年间，神宗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在主持变法工作。此时的朝堂重臣，清一色的变法派官员，即使是反对变法的官员，也明智了保持了沉默。

当所有人‘敢怒不敢言’的时候，偏偏就有苏轼不信这个邪跳将出来反对新法，对新法冷嘲热讽。因为苏轼文名远播，所以他的影响力极大。苏轼的举止，在神宗眼中看来不是简单的‘不识相’，而是对他君权的一种挑衅！神宗决定枪打出头鸟，必须采取非常措施，将苏轼的这种嚣张气焰压下去，这样做可以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

04　有罪推定

见到圣谕，李定立即提出了自己的三点建议：“乞选官参洽，及罢轼湖州，差职员追摄”。

神宗见李定如此知情识趣，很快做出重要指示：此案由御史中丞李定、知谏院张璪二人负责审讯，同时‘令御史台选牒朝臣一员乘驿追摄。’，‘其罢湖州朝旨，令差去官赉往’。

神宗皇帝这一次又做出了‘有罪推定’！苏轼的问题还没有调查清楚，就已经由伟大领袖定下了调子。这种权大于法的事情直到今天仍在我们生活中时有发生，在专制历史中更是太过寻常，不过发生在宋王朝相对少一些而已。即使这样，后世文人都在哭着喊着要求穿越回宋做赵官家子民！

得到最高当局的首肯，领导的重要指示，李定等人迅速展开了缜密的刑侦工作。天子的意志就是最高意志，苏轼很快就从湖州被押解入京。史称专案组倍道疾驰到了湖州，‘二狱卒就絷之，即时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这时候的苏轼虽然心中忐忑，但当看到妻子哭哭啼啼哀伤的样子，装出好整以暇的样子，在世人面前秀了一次他的名士风度——

他回头对妻子王闰之（此时王弗已逝多年，苏轼续娶王弗堂妹王闰之为妻，王闰之时年31，苏轼43岁。这时候的朝云12岁就追随苏轼左右，时年17，苏学士是真名士自风流！羡慕嫉妒恨啊！）笑道：“子独不能如杨处士妻，作一诗送我乎？”王闰之正在悲不自胜之际，忽然听苏轼此言，不禁破涕为笑。苏轼见她正哭的梨花带雨忽然忍俊不禁的盈盈笑脸，想起自己此去凶多吉少，不由地痴了……

【据《东坡志林》载：昔年过洛见李公简，言真宗东封，访天下隐士，得杞人杨朴。上问曰：“卿临行有人赠诗否？”

朴对曰：“臣妻一首云‘更休落拓耽杯酒，且莫猖狂爱詠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余在湖州，坐作诗追赴诏狱，妻子送余，出门皆哭。无以语之，顾谓妻曰：“子独不能如杨处士妻，作一诗送我乎？”

妻子不觉失笑，余乃出。】

（王闰之自然知道这诗的典故，故此破啼为笑。）

八月十八日，御史台开庭审理苏轼一案，此时，方通知苏轼：奉圣旨根勘！

苏轼一听，有最高指示，自己的案子乃是诏狱，属于‘两特一极’的大、要案，当时就明白了抵赖将是徒劳的。宋虽然是个法制国家，但彼时没有律师可以为苏轼做无罪辩护。即便是真的有，又有哪个律师敢和圣明天子的皇权公然叫板呢？

此后，案件的审讯取得阶段性成果：苏轼承认曾写过讽刺性诗文送给朋友！

案件有了新的变化，李定等人立即上奏，要求扩大取证范围。只有这样，才能挖出隐藏在深处的反对变法者。

十月十八日，神宗墨宝批复：见勘治苏轼公事，应内外文武官，曾与苏轼交往，以文字讽刺政事，该取问看若干人闻奏。有了神宗御批，就等于手中有了尚方宝剑。

所以拖延了这样久，是因为在此期间，专案组的工作遭遇了来自各方的阻力。首先是宰相吴充婉转的表达了自己的对此事的不满——

一天，吴充忽然没头没脑的问神宗：“魏武帝（曹操）何如人也？”

神宗被问的莫名其妙，随口道：“何足道！”

吴充趁机讽谏道：“陛下动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以尧舜为法，而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神宗闻言，佯作吃惊道：“朕无它意，止欲召他对狱考核是非尔，（有这么考核人的吗？）行将放出也。”

吴充问及，神宗才迫不得已做出表态。饶过宰相直接兴起诏狱，首先就是对国家法制的破坏。神宗皇帝虽知法犯法，却还多少知道要有所顾忌！

法制建设的重点并不是在于普法教育广大群众，而是在于纯洁执法队伍。因执法而犯法的事情，在我国家屡见不鲜，建立法制容易，健全法制工作却任重道远。

05　浅尝辄止

苏轼明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只能靠自己！诏狱开始之初，他就打算绝食自求了断。

恰在此时，因为吴充表现出的关切，神宗不得不做出些许让步：‘遣使就狱有所约敕’。

神宗发了话，‘故狱吏不敢别加非横’。神宗明白，苏轼只是反对新法，而不是反皇帝！（这话听着好像和那个‘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相同，梁山泊的好汉不能对政治体制提出改良，即使是真的反了皇帝，最多也只是另外推举‘公明哥哥’做皇帝罢了！）因此，神宗改变了初衷，从‘杀一儆百’改为了浅尝辄止。打骡子惊马，只要借苏轼文字案刹住朝野间涌现反新法风，达到目的就可以了。吓唬一下苏轼，让他知道如何夹紧尾巴作人。如果苏轼真的死在监狱之中，神宗就会蒙上无法容才的恶名。

神宗派人到狱中传达最高指示，李定等人略一思忖，便领悟了领导的意图。许多的事情是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政治尤其如此！神宗这样做，审判官员自然心中明白其中厉害，所以对苏轼不敢动刑。

出了意外，审判官就是替罪羊。

一些文学作品中，居然有对苏轼刑讯逼供、无所不用其极之说，不知据何记载？

李定等人在不违背最高指示政策范围内绞尽脑汁想要使案件得到突破性进展，也只有改为谩骂与侮辱了。

与此同时，犯官苏轼在交待了一些审案官员已经掌握的材料之后，也开始了与专案组成员斗智斗勇。他只承认自己学唐人白居易作讽喻诗，表示对新法的不满，有讥讽之实，却绝不无限上纲上线的恶毒攻击圣明天子；对于审案官员已经掌握的材料，只要证据确凿，他也并不讳言。对于拿不出根据的，他矢口否认。

坦白从宽这种真实的谎言，千余年前的古人也明白，听听则可，相信的话，那就是脑袋进水了！

见苏轼摆出了‘肉头阵’一副周旋到底的样子，李定等人也无计可施。除了侮辱苏轼的人格，搞搞疲劳战术，老虎凳与辣椒水他们不敢乱用。在苏轼身上难以有重大突破，只好多做外调工作，在收集物证上多下功夫。

有志者、事竟成，在李定等人不抛弃、不放弃的不懈努力下，从全国各地收集上来的苏轼专案资料源源不断地向汴梁汇总。

功夫不负有心专案组，经过数月的内查外调，诏狱工作人员共收集到苏轼创作的有讥讽内容的诗52首、文10篇、赋一篇。

十一月三十日，御史台结案奏闻，为示慎重，神宗委派权发运三司度支副使陈睦复核，苏轼供认不讳，洋洋洒洒写了二万余言的‘供状’，并表示‘甘服朝典’。

最终专案组向神宗建议：判处苏轼两年徒刑，以观后效！

神宗对如何处置苏轼一事也颇感踌躇，因为事情震动朝野，居然传到了后宫之中的太皇太后曹后的耳中。

一天神宗去给曹后请安，曹太皇语上曰：“官家何事数日不懌？”

对曰：“更张数事未就，有苏轼者，辄加谤讪，至形于文字。”

太皇曰：“得非轼、辙乎？”

上惊曰：“娘娘何以闻之？”

曰：吾尝记仁宗皇帝策试制举人罢，归喜而言曰：“朕今日得二文士，谓轼、辙也。然吾老矣，虑不能用，将以遗后人，不亦可乎？”

因泣曰：“二人安在？”上对以轼方系狱，则又泣下。

上亦感动，始有贷轼意。

不久曹太皇太后病情沉重，神宗皇帝打算大赦天下为她祈福。曹后阻止道：“不须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足矣。”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太皇太后的意见神宗必须尊重，所以对苏轼最后处置必须慎之又慎。

在苏轼一案审讯期间，朝野上下臣工也展开了营救工作：

远在江宁的王安石也得知了消息，上疏神宗指出——岂有盛世杀文士之事乎？

杀苏轼，就等于自承治下非‘盛世’，王安石知道神宗此人‘好名畏义’，故有此说！

张方平、范镇等人‘皆上书救之，不报’。

直舍人院王安礼（王安石的弟弟）也为苏轼求情，向神宗进言道：“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谪人……今一旦致于法，恕后世谓不能容才。愿陛下无庸竟其狱。”

06　吃错了药

当所有人在积极营救苏轼的时候，‘三旨相公’却表现的吃错了药一样，令所有人大跌眼镜——史载：

宰臣王珪进呈，忽言：“苏轼于陛下有不臣意。”

上改容曰：“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

珪因举轼《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之句对曰：“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已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

上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珪语塞。

所谓文字狱，必须要由文人来锻炼。读书之人伤不起，伤不起！

这时候苏轼的好友章惇在一边乘机进言，反驳王珪道：“龙者，非独人君，人臣俱可以言龙也。”

神宗见章惇帮腔，点头道：“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汉末三国初年人物，其中尤以荀爽、荀攸、荀彧知名于世）、孔明卧龙，岂人君也？”

当所有关心苏轼狱案的人在努力营救时候，苏轼在狱中度日如年。

一次偶然，苏轼差点自寻短见！

苏轼因为走的太过匆忙，只有长子苏迈跟随父亲入京。（他想填首《声声慢》亦不可得矣！历史告诉我们，发牢骚不但要看对象，更要掌握时间。）

苏轼情知此一去凶险，所以与苏迈约定：送食惟菜与肉，有不测，则撤二物而送鱼。提前通知他，也好让他有心理准备。

苏迈在外面一边为父亲鸣冤奔走，一边悉心照顾苏轼的饮食。

世间之事，从来都是锦上添花居多，雪中送炭者少。苏轼本宦囊羞涩，更加上身陷不测之渊，在汴梁城中‘居大不易’。

‘踰月，忽粮尽’，苏迈‘出谋于陈留’，临走之前，委托亲戚代自己送饭，心烦意乱之际忘记告诉亲戚自己与父亲之间的约定！这亲戚也是好心，知道苏轼在杭州作通判喜欢吃鱼，特意为他烹了一条鱼送到了御史台。

苏轼自然不知其中缘故，当他看到‘最后的晚餐’时候，当时就精神崩溃了。

苏轼无心饮食，开始为自己准备后事了。习惯使然，苏轼仍秉性难移，作《寄子由》（苏轼字子瞻、苏辙字子由）二首托付后事。

其第二首诗写道：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更何况是生离死别？

苏轼兄弟手足之深情跃然纸间，读来使人心酸。当苏轼的绝别诗送呈御览之后，神宗读后也为苏轼的过人才情所折服，心底顿生恻隐之情。

十二月二十六日，历时数月之久的‘乌台诗案’终于尘埃落定——在综合各方意见之后，神宗最后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对苏轼做出了宽大处理：苏轼可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对于苏轼被贬谪黄州，也有一种说法流传于世：苏轼曾经得罪过《河东狮吼》主人公陈季常的父亲，所以把他打发到黄州，是方便黄州大户陈季常报复。哪知道陈季常怕老婆是真，但却与苏轼臭味相投，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一天，陈季常正招待苏轼吃‘花酒’，忽然陈季常的老婆闻讯醋海翻波，打上门来。陈季常大惊失色，骇的失魂落魄。苏轼作诗一首调侃道：

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

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陈妻柳氏郡望为河东，故此苏轼写为‘河东狮吼’。此后‘河东狮吼’就成了讥讽悍妇撒泼无理取闹的代名词。

在贬谪了苏轼之后，神宗对案件相关人员也做了严肃处理：

绛州团练使、驸马都尉王诜追两官停勒。

王诜、字晋卿，工词善画，与苏轼、黄庭坚、米芾、李公麟等人为友。王诜的画格调高雅，自成一家，如果有作品现世，再破华夏古人画作拍卖纪录，应该不成问题。其人亦放浪形骸，不拘小节，颇具魏晋风度，是个蔑视皇权之人。《水浒传》中，高俅便是进入他的府中才得以发迹。而高俅之前正是苏轼的书童。（王诜相关事迹详见拙作《覆辙》）

07　劫后余生

对于自己这个亲妹夫，神宗下不去黑手。数年前，王诜就卷入了赵世居谋逆一案中，神宗并没有对他如何，只是罚铜30斤了事。现在，王诜再次卷入苏轼诗案之中。闻知御史台立案，王诜得知消息之后，在第一时间通知了苏辙，有意让苏轼有所准备，消灭罪证。因为与苏轼关系最亲密，来往书信最多，因此对王诜的处罚也仅次于苏轼。

对这个豆腐掉进灰堆的妹夫，神宗皇帝是既打不得、也拍不得：王诜数次欺侮妻子，如果不是蜀国公主久病，神宗念在兄妹情深，王诜这次‘原情议罪，实不容诛’。

著作佐郎、签书应天府判官苏辙监筠州盐酒税务。苏辙为了营救兄长，上疏神宗恳请免苏轼一死，自己乞纳在身官职，以赎兄之罪。神宗索性成全他们兄弟二人的这份情谊！

太子少师致仕张方平、知制诰李清臣罚铜30斤；

端明殿学士司马光、户部侍郎致仕范镇、知开封府钱藻、知审官东院陈襄、京东转运使刘攽、淮南西路提点刑狱李常、知福州孙觉、知毫州曾巩、知河中府王汾、知宗正丞刘挚、著作郎黄庭坚、卫尉寺丞戚秉道、正字吴管，知考城县盛侨、知滕县王安上，乐清县令周邠、监仁和县盐税杜子方、监澶州酒税颜复、选人陈珪、钱世雄、各罚铜20斤。

喧嚣一时的‘乌台诗案’终于以苏轼的贬官而划上了句号。劫后余生的苏轼来到黄州，请得城东荒地数十亩，耕读度日。因地处城东，皆为坡地，故名‘东坡’。苏轼在此修建了雪堂，从此自号‘东坡居士’！

苏轼躲过一劫，侥幸之余却更焕发出了创作激情，迎来了生命中文学创作的高潮。在仕途上经此打击之后，苏轼文学创作中释、道的出世和超世思想愈发严重，文风也发生了变化，许多文章与词作也表现了其性格中通脱、放达的一面。如果说《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只是他对词内容上的突破的话，那么《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他在写作风格上的大胆突破。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苏轼创作的许多词作、文章脍炙人口，人们争相抄录，广为流传。一天，当神宗读到苏轼《水调歌头》‘琼楼玉宇’之句时，吟咏再三，感慨道：“苏轼终是爱君的！”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针对苏轼的这次文字狱，其实只是宋人台谏制度的惯性作用使然。后人只看到了狱案是李定等台谏官员‘小人得志之秋，率意径行’，却忽略了神宗在其中的主导作用，更没有想到苏轼的个人悲剧正是宋台谏制度在士人党争中的必然产物。

官场箴言：领导、只有领导才是永远正确的！

后世有人认为，苏轼是被屈打成招的，他的本意并不如台谏官员构陷的谤讪。其实仔细分析就明白，讽刺与谤讪二者之间又如何分辨的清呢？后人这种想法完全是出于纯粹的爱屋及乌罢了！数年之后的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苏轼在自己写的《乞郡札子》中直承其事：

昔先帝召臣上殿，访问古今勅臣，今后遇事即言，其后臣屡论事未蒙施行，乃复作为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诽谤，遂得罪，然犹有近似者，以讽谏为诽谤也。

苏轼自己也承认诗文中确实有语涉讽谏之语，正是因为他创作的许多词作、文章脍炙人口，人们争相抄录，广为流传，所以他才希望通过诗文来‘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的。

史实证明了苏轼所言非虚：

一天，当神宗读到苏轼《水调歌头》中‘琼楼玉宇’之句时，吟咏再三，感慨道：“苏轼终是爱君的！”

感动之余，神宗立即传诏将苏轼从黄州移至汝州。因赴汝州必须途经金陵，故此苏轼特意前往蒋山拜访王安石。

得知苏轼过访的消息，大病初愈的王安石激动异常，他第二天一早就亲自骑了驴赶往江边等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