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丹青难写是精神

历史大观园历史故事 2020-06-08 10:05:13 0

01　相逢一笑泯恩仇

二人之间虽政见不同，但彼此之间对对方的文学造诣都是十分的仰慕。

熙宁年间二人之间还发生过一桩文学公案：

王安石曾有咏菊诗一首：

黄昏风雨过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

擸得一枝犹好在，可怜公子惜花心。

苏轼看了之后，心下不以为然，想起前人有诗句写道‘宁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苏轼拿起笔来嘲讽王安石道：秋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吟。

哪知道在十年之后，苏轼因‘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到了黄州不久，苏轼才知道自己糗大了——‘菊惟黄州落瓣’。

‘子瞻见之，始愧服’。

苏轼虽通脱不羁，但见年长自己16岁的王安石‘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不敢托大，急忙起身相迎。手忙脚乱之余帽子也忘记戴了，（不冠而迎）。作揖道：“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

见苏轼这样讲，王安石不以为意大笑道：“礼岂为我辈设哉？”

苏轼一时不知如何作答，脱口道：“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

朝云调侃苏轼有‘一肚子的不合时宜’确是一针见血的指出了苏轼性格中的弱点，苏轼到老这种心直口快的毛病都没有改，这时候讲这种话实在是大煞风景。

见苏轼把话题扯回到政治之上，王安石只好微笑、保持了沉默。

苏轼也自知语失，急忙转移话题。

二人相逢一笑泯恩仇，尽释前嫌。

苏轼在江陵‘日与公游，尽论古昔文字，闲即俱味禅悦’。当王安石读到苏轼写的‘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之句时候，王安石赞叹不已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苏轼也恭维王安石所写的‘积李兮滴夜，崇桃兮炫昼’二句为‘自屈（屈原）、宋（宋玉）没世，旷千余年，无复离骚句法，乃今见之’。但他却对王安石晚年力作《字说》时有揶揄：王安石谓坡，土之皮也。苏轼以‘滑者，水之骨也’相讥。

然而这并不影响二人之间的友谊，经过了十余年的风风雨雨，苏轼对王安石的道德人品有了新的认识。这时王安石大病初愈，舍宅为寺，真诚的邀请苏轼定居于秦淮河畔与自己相邻。

苏轼对此提议不无感激，并提诗一首相赠：

骑驴渺渺入荒岐，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径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王、苏二人皆是心性豁达之人，明白人生长恨水长东的道理。苏轼盘桓数日后，二人挥手作别。离开之后，苏轼曾作书问候，王安石也回信劝勉苏轼‘跋涉自爱’！

元丰年间，神宗并没有怠慢王安石。元丰元年，诏王安石以集禧观使居钟山，特授开府仪同三司，封舒国公；元丰三年，授特进，改封荆国公，从此王安石被人称为荆公。

在王安石罢相之后，神宗一面反思了变法中的弊端，一方面起用了一些变法派官员继续深入改革。为了达到政治力量的制衡，以将一些保守派官员安排在了重要职位上：在重新起用冯京为枢密使之后，元丰三年吕公著也重回朝堂出任了枢密副使之职。

熙宁年间推行的新法虽然为王安石招致了无数的谩骂与非议，但改革成就斐然，宋廷的财政状况得到改观，成为赵宋王朝立国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王安石在收获板砖无数之后，神宗成了一个‘不差钱’的皇帝。

神宗在修改了富国与敛民之间尺度后，又协调了新旧二党之间的矛盾。当做完这一切之后，他开始着手对官制进行了改革。元丰年间神宗主政时期的各种改革，史称‘元丰改制’。

宋代职官制度十分混乱，元丰改制之前尤其如此。赵匡胤立国之后，在建设自己新的官制同时，并没有完全取消旧的官制。（许多时候，破比立更具可操作性。所谓的‘不破不立’那只是想当然耳！）如此一来，新旧混杂，名实混淆，机构重叠，职权不明就成了有宋一代官制的一大特色。

尽管三省、六部、二十四司都有正式官员，但性质却与前进截然不同。譬如：户部尚书，如果没有特旨，他就无权管理户部的事务，而只能按户部尚书这个级别领取俸禄和享受该级别的特殊待遇。这种官职系统称为‘寄禄官’，简称‘官’；至于在各省、部、司担任实际职务的职事官，宋代有一个特殊称为为‘差遣’。仍以户部为例，其实际职能由三司负责，三司使才是当时相当于户部尚书的实职差遣；

02　元丰改制

除了寄禄官与差遣之外，宋廷中央和地方的部分官员还带有三馆、秘阁的馆阁贴职。除部分带贴职的中央官员确实兼有馆阁实务之外，大部分的贴职只是荣誉性的职衔。这种情形通称为‘贴职’，也称‘职名’，简称‘职’。如此，就形成了宋廷官制的官、职、差遣三大系统。

在熙宁变法年间，神宗深刻地体会到了政治机器效率的低下，对官员的杂冗有了清醒的认识。为了减少冗官，省并机构，明确职权，提高政治效率，他决心对官制进行改革。元丰官制改革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以阶易官，减少等第。

二、三省六部，循名责实。

元丰改制恢复了中书省主决策、门下省主封驳、尚书省主执行的三省旧制。宰相的办公机构虽仍设于原来的政事堂，但名称却改称为都堂。新制取消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参知政事，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首相，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次相。

不管如何改制，神宗仍沿袭了祖宗旧制，都堂与枢密院分掌文武大权的二府制并没有改变。当有官员主张废除枢密院之时，神宗立即表示明确反对。文武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是官制改革的红线！任何尝试改变制衡政治的努力只能是种枉然。

新的官制职责分明、系统清晰，不但一改从前的人浮于事的弊端，而且还为财政支出节约了大笔费用。作为一次官制改革，元丰改制虽然有生搬硬套《唐六典》之嫌，但元丰改制无疑是次成功的官制改革。

元丰四年（1081年），西夏梁太后反对夏惠宗欲将河、洮等州黄河以南地土还给宋朝的建议，囚禁了惠宗。西夏统治阶层发生内讧，一时间谣言四起。宋边臣鄜延路沈括、权鄜延路军马副总管兼第一将种谔等人认为乘其君长未定，应当以讨伐问罪为名，发大兵直捣兴灵，覆其巢穴。

种谔还认为辽廷对西夏觊觎已久，现在西夏内乱，恐辽人先发制人。如果契丹兼并西夏，则对宋有极大的威胁。‘故今此事系朝廷为与不为，决不决耳，所谓楚得之则楚胜，汉得之汉胜。今西夏疆场若归中国，则契丹孤绝，彼势既孤，则徐为我图矣。’种谔的建议与神宗吞并西夏之志不谋而合，宋廷遂决计兴师讨伐西夏。

为了毕其功于一役，神宗发动了五路大军‘分进合击’，数十万兵马从三个方向发动攻击，希望会师于灵州（今宁夏青铜峡东）城下。是役史称‘灵州之战’。宋廷一改从前的被动挨打，主动出击西夏正是因为改革成就斐然，国力大增的原因。王韶熙河拓地千里，不但有力的打击了西夏政权的嚣张气焰，而且极大的鼓舞了神宗收复失地，重震国威的信心。

面对来势汹汹的宋军，西夏军先是沿途依险设阻，全面防御，但因兵少力弱很快被宋军突破防线，西夏损失惨重。西夏朝廷立即修正作战计划，及时接受教训。转而采取了坚壁清野、纵其深入，断敌粮道、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正确方针，终于转劣为优，在战争中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转败为胜，大败宋军。

是役，神宗仍沿袭着祖宗旧制‘将从中驭’，不停的从汴梁城发往前线上谕，遥控指挥作战。未战之前就下手诏约束诸路将士‘听节制立功者重奖，不用命连坐全家’。如此大规模的作战，却并没有任命富有军事才能的将领统一指挥，而是任命宦官李宪为五路统帅，另外任命外戚高遵裕为北路军统帅，节制泾原路副总管刘昌祚部。另一个太监王中正出河东路，种谔出鄜延路，听王中正节制。

五路大军三个主帅，两个是太监，一个是外戚。

神宗重用的不是太监、就是外戚，还有就是如‘三旨相公’之类的庸才。王安石被罢免，正是因为神宗用人思想所致。三人中除李宪表现尚可之外，其他皆无将兵之材。（李宪虽是个太监中的极品，但继承他衣钵的义子童贯更是极品中的极品了！童贯相关事迹详见笔者《覆辙》一文）

正是因为这个高遵裕嫉贤妒能，导致了宋军作战失利：泾原路副总管刘昌祚受高遵裕节制，刘昌祚攻占鸣沙川之后，挥师疾进逼近灵州城。当时夏军大败，宋军兵临城下，城门未及关闭，宋先锋几乎夺门而入。高遵裕‘驰遣使止之……命按甲勿攻’坐失战机。宋军围灵州城十八日，不但没有攻克，反而被夏人控开七级渠水所灌，夏军又分后断了宋军粮道，士卒冻溺而死不计其数，溃不成军。西夏乘机在后掩杀，高遵裕所部蕃汉部骑八万七千人，民夫九万五千人，只余13000败归。

03　损人不利己

高遵裕的机要秘书、主掌机宜文字的张舜民作《灵武诗》其中有‘青铜峡西韦州路，十去从军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雪，将军休上望乡台。’之句，正是说的这种惨景。张舜民因诗中语含讥讽而被贬为监彬州酒税，说真话有罪无功。

宋廷在错误的地点，发动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以损人开始，却以害已告终。

神宗对灵州之役寄予厚望，半夜时分接到宋军失利的消息，起绕床榻而行，彻夜不能入寢，因此也落下了病根。战后，神宗一方面悔恨不已，表示‘不复议再举事’。一方面却姑息败军之将，将高遵裕、刘昌祚、王中正贬官了事，更是拒绝要求处死主帅李宪的建议。（没有办法不姑息，真正的责任人是神宗自己）不但没有处置李宪，反而将其擢升为泾原路经略安抚制置使。

灵州之战，虽然宋军损失惨重，其实双方主力并没有大的交锋。所以对这次战败，李宪心有不甘。元丰五年（1082年），李宪向神宗‘上再举之策’。

神宗对灵州之战的失利一直以来无法释怀，他一直寻觅战机，准备洗雪前耻。鉴于灵州之战时攻克西夏诸州却无法固守的经验教训，鄜延路经略安抚使沈括与副使种谔建议在横山一代筑城，作为进瞰西夏的桥头堡。神宗立即派给事中徐禧与宦官李舜举前往边境经营其事。

关于沈括其人其事，不在本文述事范围，故不载，但后世有人说苏轼狱案是因为沈括的诬陷，那实在是无稽之谈。更有人想当然的认为沈括入昭文馆，苏轼入史馆，二人先后曾是两院院士，因此是同事，据此得出结论二人私交甚笃。熙宁年间，苏轼任杭州通判，而沈括却已经是太子中允、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刑房公事沈括相度两浙路农田水利差役等事兼察访。沈括在两浙路的主要职责是农田水利建设的监督与差役灾荒等事，并不是代表中组部到地方考察官员政绩。

至于野史中‘括至杭，与轼论旧，求手录近诗一通，归则箴贴以进，云：词皆讪怼。’事情发生在熙宁六年，距离乌台诗案的元丰二年长达六七年之久，神宗皇帝不但没有处罚苏轼，反而在沈括回京之后将他由通判升为知密州。

因此说沈括是科学巨匠、道德小人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有一些文章中将沈括说成是王安石的妹夫，更是错的离谱太多了。

徐禧行边之后，却担心沈括、种谔二人分功，提议先于永乐地方建城。永乐（今陕西米脂西北）地势险峻，在此筑城可以控扼横山，长驱直捣西夏都城兴庆府。

然而，在永乐筑城却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永乐接宥州，附横山，距银州故城25里，北倚山，南临无定河，三面皆峭壁悬崖。地势虽险峻，但却没有水源。

对徐禧的主张，种谔极力反对，指出这样做的后果是‘城之必败’。

然而，沈括却改变了初衷，转而附和徐禧，神宗很快采纳了徐禧的建议。七月，神宗诏令泾原、环庆、熙河兰会路诸路兵马声援鄜延路进筑横山。八月，徐禧、李舜举、沈括等率蕃汉兵十余军，八万余人，役夫荷粮者十六万，从延州出发开始筑城。

徐禧再一次创下了一个大宋建筑史上的速度：

八月十五日开始筑城，历时十四日即大功告成，神宗皇帝赐名为‘银川寨’！神宗以为徐禧有诸葛之亮，哪知道徐禧却是个只知‘纸上谈兵’的庸才。

对西夏人来说，横山是其腹心之地，当然无法坐视宋人的这种筑城行为。永乐城筑成仅十日，西夏便倾全国精兵前来攻夺。

永乐城筑毕，徐禧只留下大将曲珍率领士兵800戍守，自己却率众返回了米脂驻防。闻知西夏前来攻夺永乐城，徐禧居然大言不惭道：“贼若大至，是吾立功之秋也。”担心沈括与自己争功，所以留了沈括守米脂，亲自率领军马赴援。

西夏军隔了无定河排兵布阵与宋军对峙，军情紧急，曲珍派人急报徐禧，徐禧却好整以暇道：“黠羌取送死乎？”徐禧以兵万人，列阵于永乐城下。部将高永能请乘西夏军列阵未稳之时出击，徐禧不听。见夏军精锐铁鹞子军开始渡河，曲珍提议‘半济击之’徐禧又不听。夏军渡河之后，发动了攻击，宋军大败。

徐禧登城西望，只见城外漫山遍野皆是西夏兵马，这才知道大事不妙。

屡失战机，眼见的情势危急，永乐城小人众，粮草供应不足，水源也被西夏人切断。曲珍再次建议绕道袭击西夏军最后面的薄弱环节，向那些老弱病残孕发动攻击。这样做既可以摆脱不利困境，同时可以扰乱西夏军心。

04　纸上谈兵

无奈徐禧只是不听！很快永乐城就成了‘上甘岭’，开始有宋军绞马粪解渴，宋军中出现非战斗减员，军卒渴死大半。沈括闻知消息，率众来援，受到夏军阻击，沈括无奈只得率军退保绥德城。

九月二十日，终于苍天开眼，是夜大雨如注，电闪雷鸣。宋军终于可以有水喝了，夏军却趁机发起了攻城作战。宋军拼命抵挡，战况惨烈异常。西夏军‘蚁附而进，死者列布城下，皆不掩尸，昼夜急攻’。面对夏军怒潮般的攻势，宋军左支右绌，却仍难抵挡。多日饥渴，大半的宋军精疲力竭，丧失了作战能力，根本无力形成对攻城夏军的有效杀伤，夜半时分永乐城终告陷落。

徐禧、李舜举与高永能被乱兵所杀，守城士兵与役夫几乎全军覆没。‘是役也，死者将校数百人，士卒、役夫二十余万’。只有曲珍等数人逃过一劫！

十月一日，神宗接到宋军战败的消息，悲愤涕泣，不思饮食。早朝之时面对辅臣忽然感情失控，哭的山河变色、日月无光。

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就是再强的人也有权利说疲惫。见圣明天子哭成泪人，朝堂之上所有臣子都不敢仰视。

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这时候就是再没心没肺的臣子也必须要装出一副如丧考妣的痛不欲生的神色来。

永乐之败极深地刺激了神宗脆弱的神经，从此‘知用兵之难，于是亦息意征伐’。

宋廷损兵折将，而作为战胜国的西夏也并没有占到多少的便宜：因连年用兵，战争导致‘岁赐’与‘和市’两绝，物价飞涨，普通百姓因负担无休止的兵役和徭役而无法进行正常生产，生活饥寒交迫、国内怨声载道。夏统治者不得不再次与宋廷媾和，重新遣使通好，称臣纳贡。宋廷也恢复了对西夏的岁赐。

因为宋军将士的不给力，神宗皇帝的强军梦想彻底破灭。人所以坚强，就是因为在心底有这样那样的理想与信念在支撑。此后不久，梦想破灭的神宗不仅是精神萎靡不振，而且灵州之战落下的疾病日渐沉重。

年纪轻轻的神宗身体每况愈下，元丰七年（1084年）秋，神宗大宴群臣时候‘忽暴得风疾，手弱觞侧，余酒沾污御袍’。病痛折磨的神宗免疫力低下，大殿之上居然出现中风症状。朝臣惊的目瞪口呆、乱作一团。

元丰八年，见神宗病情略微有所好转，辅政大臣王珪等人开始劝说他早立太子。神宗也自知不起，无奈点头同意。二月，神宗病情日趋恶化，已经无法处理朝政。于是传旨立延安郡王赵慵为皇储，由皇太后高氏暂时听政。

赵慵是神宗第六子，时年十岁。史载‘元丰间屡失皇子’赵慵前面的五个哥哥全部夭折，本是行六的他成了帝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眼见神宗不起，朝臣蔡确与邢恕四下活动，打算拥立神宗的弟弟雍王赵颢或者曹王赵頵为帝。不但朝臣另有打算，就连赵颢与赵頵二王也极为关心选立太子之事。他们二人经常借口探望神宗病情入宫，实则觊觎帝位。神宗虽在病中，但仍洞察了两个弟弟的居心，只可惜这时的他病体支离，只能对二人‘怒目而视’。到了神宗病重之际，赵颢甚至提议由自己侍寢。

高太后曾经历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发生的所有政治风波，如何会看不出其中蹊跷。为了防止发生不测，她命人关闭宫门，禁止二王出入神宗寢宫。同时，加快了立赵慵为储的步伐。三月时候，高太后向朝臣宣读神宗圣旨，立赵慵为太子，改名为赵煦。数日之后，38岁的神宗皇帝龙游大海，皇太子赵煦柩前即位，是为宋哲宗！（相关之事，请参阅拙作《覆辙》一书！）

垂帘听政的高太后虽然被后世称为‘女中尧舜’，但她却是个坚定的反对新法者。在神宗执政时期，囿于祖宗家法，她不敢过多干政。

高太后这时大权在握便‘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垂帘听政后第一件事就是召回反对变法最力的老臣司马光。司马光在神宗在位期间被雪藏十五年，从熙宁六年（1073年）至元丰八年（1085年）的十余年间做了五任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在此期间司马光不但埋首编撰完成了煌煌巨著《资治通鉴》，更创造了官员任官观使时间最久的北宋纪录。

司马光入朝之后，连上数道表疏，指出熙丰年间的变法全是‘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忧民，实为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到底‘姜还是老的辣’司马光以门下侍郎之职重返朝堂之后，立即打出‘以母改子’的旗号，全面废除新法。

05　司马光重返朝堂

司马光主政之后，北宋历史进入‘元祐更化’时代！神宗去世不久，禁看《字说》。是年七月，首先废除保甲法；十一月罢方田均税法；十二月，市易法与保马法也相继废罢。次年改元为‘元祐’，废除新法的工作雷厉风行的继续开展。

三月，司马光要求全国各州县五日之内罢免役法。消息一出，远在江宁闲居的王安石不禁愕然失声道：“连这也要废除吗？”良久，自言自语道：“此法终不可罢！我与先帝讨论了两年才实行的，连细节都曾考虑到的。”

司马光废除新法之彻底，一者是他十多年政治不得意，郁郁不得志有关；二者是因为重出江湖的他已是风烛残年之人，在他心底弥漫着一种时不我待、舍我其谁的强烈责任感与使命感。青苗、免役、将官之法与西夏的和解仍没有完成，司马光将此四事称为‘四患’，他感叹道：“四患未除，我死不瞑目啊！”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司马光提出的‘五日尽罢免役法’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一个官员奇迹般的做到了。这人就是时任知开封府的蔡京，司马光称赞他道：“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为之有？”蔡京因此荣膺元祐元年大宋帝国杰出官员之首。

对于司马光废除免役法，许多官员表示了明确反对。但司马光表现出来的执拗竟然远过王安石，根本听不进丝毫的反对声音！

司马光本来是要‘拨乱反正’，结果却是矫枉过正！

此前王安石息影山林，他所制定的新法神宗虽做了修订但大部分仍保持不变、继续推行。所以王安石可以过‘先生在野固不穷，击壤至老歌元丰’的散淡隐逸生活。

神宗的死讯传至江宁，王安石无法再淡定。人道迩、天道远，他没有料到励精图治、雄心勃勃的神宗壮志未酬就英年早逝。想起从前神宗皇帝对自己的知遇之恩，王安石就不禁悲从中来、涕下沾襟。自从他归隐之后，神宗一身系新法存废。如今神宗归天，新法还会继续推行吗？

王安石心底希望神宗后继有人，新法可以继续推行。但他也清楚，自己的愿望只能是种一厢情愿。忧愤之下，王安石开始借酒消愁。

据野史《研北杂志》记载：

有王荆公处老兵时来沽酒，部公之动止，兵云：“相公每日只在书院读书，时以手抚床而叹。人莫喻其意。”老兵自然无法体会到王安石对新法的感情，各项新法倾注了王安石毕生的心血。此前他虽然远离了政坛，但新法仍在继续。如今神宗驾崩，依目前情形，极可能会‘人亡政息’。王安石虽身处江湖之远，但一直以来无法忘怀他的熙宁变法，他仍在时刻关注着政坛风云变幻。

据《邵氏闻见录》载：公既病，和甫以邸吏状视公，廷报司马温公拜相，公怅然曰：“司马十二作相矣！”他对司马光上台主政，心底充满了担忧。

坏消息接踵而至，一连窜的打击之下，王安石崩溃了。眼瞅着自己新手建立起来的新法被一一罢废，人生悲哀以此为甚。

66岁的王安石心底惟有无限的悲凉，终于一病不起！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初六，在神宗去世一年之后，王安石病逝于金陵。

王安石死后，除了安礼、安上兄弟外，其它的门生故吏避之惟恐不及，竟然无一人赶来吊唁。张舜民对他生后的凄凉，寄予深深地同情。以《哀王荆公》诗吊之——

门前无爵罢张罗，元酒生刍亦不多。

恸哭一声唯有弟，故时宾客合如何？

乡闾匍匐苟相哀，得路青云更肯来？

若使风光解流转，莫将桃李等闲栽！

支来夫子本无情，奇字新经志不成。

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

江水悠悠去不远，长悲事业典型间。

浮云却是坚牢物，千古依栖是蒋山。

世风浇薄、世态炎凉，今人亦如是！

王安石的死讯传至汴梁，同样是风烛残年的司马光也已经病入膏肓。司马光挣扎着作书于吕公著：

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败坏百度，以致于此。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苟有所得，辄以上闻。不识晦叔（吕公著字）以为如何？

尽管司马光与王安石的政见不同，但他并没有因为王安石的政治主张而彻底否定王安石，反而是对其道德文章做了肯定。司马光建议朝廷厚恤王安石，以振起浮薄之风。

06　千载一人

司马光为人方正、道德高尚，学术文章亦足以为后世法，然而他却不是一个政治家。朱熹对以司马光为首的元祐诸臣有切中肯綮的评判，他认为‘元祐诸贤，多是闭着门说道理底’。司马光确实是道德有余而才智不足之人，做台谏官员格君心之非最是称职。后世有偏激者甚至认为北宋的覆亡与司马光有关，也是有它一定道理的。选择司马光作宰相，是宋廷在错误的时间选择了一个错误的人！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对于司马光的意见，高太皇太后也只有尊重。时任翰林学士的苏轼代表哲宗撰《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对王安石的一生官方有了盖棺定论。

其文如下：

朕式观古初，灼见天命：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于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引其言；瑰纬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翟、聃；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已意；粮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迫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屐如遗。屡争席于樵，不乱群于虞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

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模，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暗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

呜呼！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

苏轼写的制词巧妙的躲开了关于熙宁年间的变法之事，着重从文学道德、经学才识方面对王安石做出了高度肯定。南宋年间有人据此认为苏轼对王安石变法一事不置一词，正是他对变法颇有微词的原因。

对于后世腐儒的认识，笔者实在不敢苟同。苏轼任地方官多年，使他对变法的认识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元祐更化’全盘否定新法的时候，再跳出来为王安石大唱赞歌，那他也实在是愚不可及了。相信‘乌台诗案’使他仍心有余悸的，公道自在人心，不说并不代表他是非不明。

对于北宋年间变法的是与非，对与错争论仍将继续存在。见仁见智好了！

兹录王安石《读史》诗一首，以飨读者作为文章结束语：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黮闇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