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天灾？人祸？



01　郑侠《游民图》（上）

就在王安石准备大刀阔斧的继续深入变法的时候，一场百年不遇的旱灾不期而至。从熙宁六年（1073年）开始，先是各地出现蝗灾，好不容易度过蝗灾，哪知道从下半年起河北路、京西路、京东路、河东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等广大地区，滴雨未落。大河小溪都干的河床龟裂，草木枯黄，庄稼旱死，墒情如此，春播等农事根本无法继续进行。

大灾之后，许多地方青黄不接，人们不得已之下离乡背井，开始携儿挈女的逃亡。一群群面黄肌瘦的难民，汇成一股股逃难的洪流，向汴梁城涌来。

各地报灾的奏章雪片一样飞来，神宗御案上每天都是这种申请赈济的奏疏。神宗与王安石为此忧心不已，安排各地积极赈灾，展开生产自救。然而，或因地方官员办事效率低下，或因政府赈灾的存粮有限，赈灾工作只能是杯水车薪，难民仍如潮一样涌入汴梁城。繁华似锦的御街之上，满眼皆是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灾民。

面对百年一遇的灾情，宋廷君臣束手无策，只能徒唤奈何。神宗皇帝心下郁闷，自己即位以来，旰衣宵食孜孜求治，国计民生稍见起色，上天就降下如此大灾。如今民不聊生，自己大赦天下、祈雨、避殿减膳、平抑米价，能想到的办法都想到了，可是仍不见上苍垂怜，天降甘霖，难道自己哪里做错了吗？

俗语有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熙宁年间的宋廷却是既有近忧，亦有远忧。面对天旱不雨和辽廷的政治讹诈，王安石竭力支撑危局，协助神宗皇帝共度时艰。就在他身心俱疲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之事，使王安石在变法的关键时刻，不得已请辞相职。一幅史称《流民图》的小画作，成了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的导火索。

开封监安上门郑侠，把一些饥民流亡的情形，绘成了一幅《流民图》，假称紧急公文，呈送神宗。在这幅图中，郑侠倾尽其能，如实地描绘出饥民扶携塞道、质妻鬻女之状，这些惨状，铁石心肠的人见了也会动容、洒一掬同情之泪。

令所有人诧异的是，郑侠却与王安石大有渊源。

郑侠、字介夫，福建人，生于庆历元年（1041年）。嘉佑四年（1059年）郑侠父亲任江宁酒税监，数年之后郑侠到父亲任所附近的清凉寺‘闭户苦学’。对郑侠好学不倦的精神，因母丧回籍讲学的王安石‘每称之’。郑侠因此也有幸成为王安石的弟子，（王安石自言‘尝从臣学’）二人有师生之谊。

治平四年（1067年）郑侠中进士第，授职为将作郎、秘书省校书郎。熙宁初年，王安石执政后开始推行新法，擢郑侠为河南光州（河南潢川）司法参军，主管地方民、刑案件。熙宁五年，郑侠任期满之后进京述职拜见恩师。熙宁四年开始，王安石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立新科明法，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所以待诸科之不能业进士者’。于是朝野上下出现了‘天下争诵律令’的普法热潮。王安石的法制建设也是在为推行新法夯实基础，不但可以提高官员的执法水平，还可以推广普及法律文化。王安石希望郑侠参加这个考试，如此一来，可以不次提拔成为京官，做自己改革的重要助手。

然而，郑侠在地方任上却亲眼目睹了许多新法在实施中的种种弊端，无意参加这种考试，谢绝了王安石的好意。郑侠虽对新法持有异议，但却以为‘安石知己、思欲尽忠’所以将自己在地方的见闻一五一十的告诉王安石，希望可以引起王安石的注意。师生二人话不投机，见王安石沉默不语，郑侠立刻知趣的告退。

此后，郑侠数次上书王安石，议论新法害民之事，王安石只是不答。不久，郑侠改任京师监安上门之职。王安石虽不满郑侠不附已，却派儿子王雱经常探望他。

02　郑侠《游民图》（下）

道不同不相为谋——王安石提举经义局修撰《三经新义》，请郑侠参加协助，郑侠又以‘读书无几，不足以辱检讨’为由婉拒。王安石尊重郑侠的选择，对此一笑置之。师生二人因为政治理念的不同，日渐疏远。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郑侠终于领教了恩师王安石的执拗。

王安石性格中的‘吝’也是尽人皆知之事：

曾巩，王安石从前的好友，‘及安石得志，遂与之异’。

神宗有一次问曾巩：“安石何如人？”

对曰：“安石文学行义，不减扬雄，以吝故不及。”

神宗听到曾巩的回答，深感不解，问道：“安石轻富贵，何吝也？”

曾巩答道：“臣所谓吝者，谓其勇于有为，吝于改过耳！”

诚哉斯言，王安石确实是一个不善于作自我批评与反思的人！他性格中的缺憾也是变法最终黯淡收场的重要原因。

郑侠每天眼中见到的全是那些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灾民，本来天灾已经让他们流离失所，背井离乡了，然而一些开封府的官员却仍以影响市容为名驱之如豖羊。郑侠看的流民悲号啼哭之声惨烈，心中更是悲愤不已，由此更坚定了反新法的信念。他知道讽劝王安石无用，决心要冒死为民请命。郑侠情知文字不足以打动神宗，于是发挥所长，眼含热泪，心情复杂地用丹青妙手绘就了一幅惟妙惟肖的《流民图》。同时郑侠写了一道上神宗疏，自己越职言事是‘上畏天命、中忧君国、下忧生民’请求天子将‘诸有司掊敛不道之政，一切罢去’。

郑侠担心自己人微言轻，上疏根本交不到神宗手中。于是将奏疏和画假称紧急公文，私自发‘马递’送到银司台。有宋一代，只有紧急军情与突发事件才可以发‘马递’。郑侠一个城门守的芝麻官，擅自发‘马递’直通银台司，向天子上奏，属于严重违法违制。

收到‘马递’相关人员不敢耽搁，立即在第一时间交到了圣明天子手中。《流民图》画面上流民卖妻鬻子、辗转挣扎的惨象强烈的震憾了神宗，他根本没有想到就在自己眼皮下的首善之区居然会有如此令人心酸的场景。诚如郑侠疏中所言：‘谨以安上门逐日所见绘为一图，百不及一。但经圣明眼目，不必多见，已可咨嗟涕泣，使人伤心，而况于千万里之外哉？’

首善之区如此，其它地方情形如何可想而知！

郑侠指出：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并且赌咒发誓‘如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自今已往，至于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

史载，‘神宗反覆观图，长吁数四，袖以入。是夕寝不能寐’。

第二天，神宗出侠疏及图以示辅臣，问王安石曰：“识侠否？”

神宗这样做，本身就是一种态度的表明。王安石看了此图也是极为震惊，当时心潮澎湃，既没有想到城中流民如此艰辛，另外根本没有料到郑侠会有此一举，当时应该是大脑一片空白。

怔忡片刻，省过神来的王安石才想起‘因乞避位’。

神宗却另有计较，只因为一幅画就罢了王安石的相位，太过骇人听闻。‘上不许，乃诏开封府劾侠擅发马递之罪。’

只追究郑侠的‘擅发马递’之罪，本身就是耐人寻味之事。

郑侠，也是“荆公门人”，他上《流民图》为民请命，率先攻击新法的行为在一些人的眼中看来无异是种欺师灭祖的背叛行为。但郑侠心系天下，不以私情害公义，为天下苍生鼓与呼，这样的背叛只能令人肃然起敬。郑侠的背叛，也与王安石拒谏有一定关系。当反对新法的声音甚嚣尘上之时，他更应该保护戒惧之心，多听取不同的声音，及时修正各项变法条例，求得更多人的谅解与支持。

一意孤行，虽千万人吾亦往矣勇则勇矣，但丝毫无益于世，绝非大智！

是非功过，世人自有评说。后人有诗赞曰：“空怀忧国长沙泪，难绘流民郑侠图”，郑侠身后谥为‘介’，果是名至实归！

就在神宗为天旱不雨而心下纠结不已时候，北邻辽王朝也来趁火打劫：熙宁六年冬，契丹遣使至汴梁，说宋廷边防军的口铺（边防哨所）侵占了蔚、应、朔三州地境土。宋廷的行为是在对契丹政府的挑衅，辽廷提出严正交涉，要求重新划分疆界。

一时间内外交困，王安石一边据理力争、小心应对契丹人的政治讹诈，一而还需为天灾流民之事而焦虑。好在他从来认为‘天变不足畏’，对这种极端天象只当作是突发之事，并没有对天象过多的萦怀，他心中担心的是反对派官员趁机而起攻击新法。

辽廷的无理取闹，在神宗眼中看来却以为契丹人是有备而来。年轻的天子每日又在为万一外交交涉不成，如何应付契丹人的南侵而心惊胆颤。

史载，‘上忧契丹’，王安石为神宗剖析道：“岂有万里而畏人者哉？如不免畏人，必是事尚有可思处！”

继而开导天子曰：“以今日土地、人民、财力、无畏契丹之理！”

一天，忧心忡忡的神宗对王安石道：“卿向不以天象为忧，然此次旱灾凶恶，不比往常，你我君臣都当反身自省……”

王安石并没有察觉异样，依然宽慰神宗道：“水旱常数，尧舜所不免。陛下即位以来，连年丰收，今年偶遇灾旱，也非异数。但尽力救助而已，不必过于忧虑！”

见王安石仍是用这些老生常谈来搪塞自己，神宗心下不快，反驳道：“此事岂小事？朕恐灾害如此严重，正为人事有所未修也！”

王安石正要争辩，见神宗神色憔悴、心绪不宁，知道他最近因国事懊恼，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03　神宗皇帝的检讨书

熙宁七年三月的一天，神宗在延和殿忍不住对翰林学士韩维（韩绛胞弟）大倒苦水：“久不雨，朕夙夜焦劳，奈何？”

韩维食君之禄、为君解忧道：“陛下忧悯旱灾，损膳避殿，此乃举行故事，恐不足以应天变。《书》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愿陛下痛自责已，下诏广求直言，以开壅蔽；大发恩命，有所蠲放，以和人情。”

韩维婉转地在批评圣明天子，损膳避殿这些办法只是流于形势而已，于事无补。只有拿出诚意来，才能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之道就是在于诚恳地承认错误，下诏广求直言。（要求倾听朝野的呼声，多听批评意见）

神宗认为韩维所言在理，数日之后颁下罪已诏：

朕涉道日浅，晻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阴阳之和。乃至冬迄今，旱暵为虐，四海之内，被灾者广。间诏有司，损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责消变，历月滋久，未蒙休应。嗷嗷下民，大命近止，中夜以兴，震悸靡宁，永惟其咎，未知攸出。

意者朕之听纳不得于理欤？狱讼非其情欤？赋敛失其节欤？忠谋谠言郁于上闻，而阿谀壅蔽以成其私者众欤？何嘉气之久不效也？应中外文武臣僚，并许实封言朝政缺失，朕将亲览，考求其当，以辅正理。三事大夫，其务悉交儆，成朕志焉。

神宗下诏书广求直言，消息很快传至大江南北。远在洛阳著书的司马光再也坐不住了，饥民遍野的惨象比空洞的文字更有震撼效果。现在天子主动作了自我批评，不趁机指摘新政，岂非不智？

数日之后，司马光绞尽脑汁拟就的奏疏放在了神宗御案——

臣伏读诏书，喜极以泣。（等了数年，终于等到了一个闰月年）

……今陛下以四事求谏，圣人所为，异世同符。（必须要肯定神宗作法的正确性，先扬后抑，做文章需要章法）

凡诏书所言，皆即日之深患，陛下既已知之，群臣夫复何云。（司马光有时也非常的虚伪，既说‘夫复何云’，何必啰嗦数千字攻击新法？）

……陛下诚知其如是，复能断志无疑，不为左右所移，则安知今日之灾异……更为宗庙生民之福乎？（从文字中流露出来一种幸灾乐祸的意思，令人汗颜啊！）

然自诏下以来，臣不知中外之臣，亦有以当今之急务，生民之疾苦，力为陛下别白言之者乎？（司马光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担心神宗下诏流于形势，没有人真的站出来为民鼓与呼！）

盖必有之矣，而臣未得闻也。臣窃不自揆，伏念父子受国厚恩，备位侍从……不敢予国家之议，四年于兹矣。（司马光自问自答，而且对自己的上书寻找更多的理由。没有攻击新法已经四年了，在他的心中无一日不在惦记尽废新法之事）

幸遇陛下发不世之诏，问以朝政缺失，斯实千载一时，古人虽在吠亩，犹不忘君，况居位食禄者乎？（千载一时，机会难得）

是以不敢畏当途，避众怒，爱微躯，保妻子，心知时事之可忧，而塞默不言也。（这话欠商量，其间的四年哪里去了？难道不是畏当途，避众怒吗？）

……然六年之间，百度分扰，四民失业，怨愤之声，听不忍闻，灾异之大，古今罕比，其故何哉？（委婉的责备圣明天子）

岂非执政之臣，所以辅陛下者，未得其道欤？（开始切入正题）所谓未得其道者，在于好人同已，而恶人异己也。（司马光攻击王安石，怎知这批评用在自己身上也最是合适不过。）

……于是天下之士，躁于富贵者，翕然附之，争劝陛下益加委信，顺从其言，严断刑罚，以绝异议；如是者往往立取美官，比年以来，中外执事权者，皆此属矣。其怀忠直守廉耻者，皆摈斥废弃，或罹罪谴，无所容立。（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言之太过）

方今朝政缺失，其大者有六而已：

一曰广散青苗钱，使民负债日重，而县官无所得；

二曰免上户之役，敛下户之钱，以养浮浪之人；

三曰置市易司，与细民争利，而实耗散官物；

四曰中国未治而侵扰四夷，得少失多；

五曰团结保甲，教习凶器以疲扰农民；

六曰信狂狡之人，妄兴水利，劳民费财。（司马光对王安石推行的新法一直在心中无法释怀，所说新法弊端既有实情，也多有不实之言）

……凡此六者之为害，人无贵贱愚智，莫不知之，乃至陛下左右前后之臣，日誉新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欲希合圣意，附会执政，盗富贵耳。（地球人都知道新法不好，只瞒着圣明天子一人。这话让神宗皇帝情何以堪？）

……窃观陛下诏书，寅畏天灾，深自咎责，丁宁恳切，欲有所改为也……陛下诚能垂日月之明，奋乾刚之断，放远阿谀，勿使壅蔽，自择忠谠，为台谏官……如此则中外欢呼，上下感悦，和气薰蒸，雨必霑洽矣。（把天象与人事扯在一起说事，这是司马光惯用的伎俩，不如此，无足以打动神宗。）

04　压力山大

如果说韩维只是隐讳的提示神宗皇帝，那么司马光干脆就是将天旱不雨的灾害完全归咎于新法的推行了。神宗‘避殿减膳’，只是自责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有罢去王安石、尽废新法，才能感动上苍，普降甘霖。（司马光此疏具体上于何日，已不可考。按内容推断，应在郑侠上《流民图》之后）

司马光之后，知青州滕甫也相继上疏称‘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诏，应熙宁二年以来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罢，则民气和而天意解矣。’

神宗虽敬畏上天，但司马光攻击的新法一无是处，他也无法尽信。自继位以来，他自认为旰衣宵食，所行政事无不是利国利民之举，新法的实施无不是为了富国强兵。司马光对新法的否定，神宗从心理上也无法接受。如果听从司马光的建议，就意味着推行新法六年来自己所作的所有努力全是无用功！

但司马光披肝沥胆之语，又令他悚然动容。神宗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一日侍太后同祁王（御弟赵颢）至太皇太后宫’。

仁宗曹皇后年纪渐长，体弱多病，在后宫调理静养。

见到神宗，太皇太后强打精神陪着叙话。神宗小心伺奉，哪料的曹后忽然话锋一转道：“吾闻民间甚苦青苗、助役钱！”

话从深居九重的太皇太后口中说出来，神宗略一怔忡，心下不快。但老太太既然提及，只好含糊其辞道：“以利民，非苦之也。”

曹后岂能看不穿神宗的小九九，不以为然地建议道：“王安石诚有才学，然怨之者甚众，欲爱惜保全，不若暂出之于外，岁余复召用可也。”

神宗无奈，只好实言以对，回道：“群臣惟安石能横身为国家当事耳！”

神宗明白，王安石在朝一日不可或缺。

曹后听了正在沉吟之际，一旁陪话的祁王却突然开口道：“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陛下不可不思！”

宋‘祖宗家法’规定：对待宗室‘优之以爵禄’，但‘不责以事权’。对宗室只是加以尊崇，授以无实权之显职，有意不与插手朝政的机会。这样做，基本上排除了他们权力无限膨胀的可能性，也是对宗室的一种保全，对统治者与宗室都有好处。赵构曾经不无得意地对宰相道：“本朝宗室，虽有贤才，不过侍从而止，乃所以安全之也。”贤才如此，其他不问可知。亲情在权力面前黯然失色，权力不但使人泯灭良知，还与亲情绝缘。

祁王现在所能做的事情不过是‘请安问膳’而已，对国事根本无权置喙！

祁王的话，惹的神宗龙颜大怒，当场发作道：“是我败坏天下耶？汝自为之！”

见兄长说出如此诛心之语，祁王当时目瞪口呆，哭诉道：“何至是也！”

一场团聚最终不欢而散。

其实，神宗并非是恼怒祁王干政。而是心底的愤怒与忧郁无法宣泄，恰好祁王撞到枪口上而已。

王安石和变法派制定推行的市易法，大致是以西汉中叶桑弘羊所推行的平准法为借鉴而建立的。立法的初衷是‘直以细民久困于官中需索，又为兼并所苦，帮为立法耳’。摧抑兼并，就是要政府分享从前一向由豪商大户所独享的利权。如此一来，市易务的运行势必要损害大贵族和大商人的利益。

北宋对皇亲国戚执行‘崇爵厚禄’、‘不畀事权’的特殊政策，不让他们过问政治，但鼓励他们兼并土地、经商谋利。外戚向经是京城有名的‘影占行人’，他与宫中内侍勾结每年从专供皇室的交易中获得令人咋舌的巨额回扣（直到今天，政府购买仍是黑幕重重。国家的钱，不赚白不赚！白赚谁不赚？）；太皇曹太后的弟弟曹佾是有名的大商人，欺行霸市，贱买贵卖（史称，曹佾‘得外戚之体’，在神宗朝之进更是夹紧了尾巴作人：‘佾口不敢荐一人，佾门不敢接一人，日饮醇酒，以自娱乐而已’元丰年间被封为济阳郡王，成为宋代外戚中的第一位封王者。尽信书不如无书：不差钱的外戚，仍不忘记与民争利，实在是无耻之尤。）；特别是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她的家人在京城里参与众多生意，受到的打击和损害最大，高太后对变法派和王安石恨之入骨；文彦博的家人更是把生意做到了全国各地。王安石推行的市易法，无疑是断了他们的财路。熙宁五年华山悬崩，文彥博居然将此归咎为市易司在汴梁城卖水果造成的。（多亏他也想的出来这大宋朝的蝴蝶效应）所有皇亲国戚、太监大臣、富人大商团结起来，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王安石，指向变法派。

05　曾布倒戈

时间不久，‘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又流涕为上言新法不便者，且曰：“王安石变乱天下！”上流涕，退，命安石议裁损之。’王安石再三坚持，神宗‘乃已’。

哪知道神宗口中答应着，却暗度陈仓在背后搞起了小动作。

吕嘉问在掌管市易司的时候，立功心切，背着王安石违反法令、多取利息的事情也没少做。随着市易务业务范围的不断扩大，富商大户在商业方面的垄断活动空间越来越逼仄。一些富商干脆转行去开设质库（当铺），转而在资本运营领域寻找新机会了。更多的人却在积极寻找各种机会攻击市易法，市易司这个天字第一号国企日进斗金，无疑是在虎口夺食。

对于一些中小商人来说，市易法也从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他们的商业机会，他们除了叫苦连天之外，只有更加恶毒的攻击市易法了。这些‘群众呼声’也在一定范围内造成了社会混乱，与外戚、皇亲、朝臣们反对市易法的声音混杂在一起，更让熙宁七年的政坛如同乱麻。

神宗本来对市易法从开始就持怀疑态度，当初吕嘉问在市易法实施之前，上疏神宗关于市易法三十条建议中，曾经明确提出：‘兼并之家，较固取利，令市易务觉察，申三司按置以法。’

吕嘉问主张对豪商大户垄断市场和价格的行为，按律治罪。希望新法的实施有法可依，用法律去规范大商人的行为，为市易法保驾护航，提供法律依据。

这样做，虽会对市易法的顺利推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因此引起的反对声浪也将是前所未有的。神宗皇帝看到这个建议后，几乎毫不犹豫地就用朱笔划去了此条，使之未见于颁布的市易法之中。他心底非常明白这些‘兼并之家’到底是些什么人了！当太皇太后、太后、祁王，包括他身周的内侍都在众口一词的反对新法时候，神宗终于明白，改革是真的触了众怒了。对祁王神宗皇帝可以厉声的呵斥，但太皇太后的忠告他必须斟酌再三了。

郑侠上《游民图》之后的一天夜晚，神宗命左右交给三司使曾布一个手札，其中有‘闻市易务日近收买货物，有违朝廷元初立法本意，颇妨细民经营。众言喧哗，不以为便，致有出不逊之语者。卿必知之，可详具奏’之语，密命曾布查明市易司‘妨细民经营’的实际情况，如实上奏朝廷。

神宗绕过王安石直接向三司发号施令，而且旨意与王安石的意见相左。事情太过突然，不能不令曾布寻思其中缘由：显然，这是一个宋神宗对市易法产生动摇的危险信号。

作为改革主力、王安石高级助手的曾布，敏锐地感到了帝、相之间产生的微小罅隙。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夜静更深，曾布却辗转反侧无法入眠。他必须作出一个异常艰难的选择：跟定神宗皇帝，按最高指示办，这无疑是一条风险为零、最为稳妥的路，但势必将与变法派反目成仇；坚定地站在王安石与市易司一边，联合变法力量共度时艰。坚定赵顼信心，打击反对力量，使新法得以继续，这样做政治生命有戛然而止的可能。

现在，年轻的神宗皇帝撇开王安石，直接向他这位宋帝国最高财政机构的长官下达指令，这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经过慎重考虑，一向以变法大业为己任的曾布，决定与从前的自己分道扬镳。

他虽是吕嘉问的顶头上司，但二人之间早有龃龉：

市易法开始实施之初，吕嘉问以户部判官提举市易务，他既得神宗皇帝的青睐，又有王安石的支持，根本不将三司使薛向放在眼里。屡次攻击薛向阻挠市易法的实施，王安石并没有深入调查，听了吕嘉问的一面之词，罢了薛向的官，另外推荐了曾布为三司使。如此一来，更助长了吕嘉问的气焰，薛向前车之鉴不远，曾布心中恨极，也只好极力容忍这个部下的蛮横无理。

现在神宗既有意整顿市易司，他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公报私仇。此前，曾布受命察访河北，他征辟魏继宗为察访司指使调查市易司存在的问题。作为市易法的建议者，魏继宗实监市易务，对吕嘉问‘自初建议以至其后增损措置，莫不与闻’。

神宗既然定了调子，曾布决定顺风承旨。

06　有经济头脑不等于有政治头脑

市易法开始实施之后，魏继宗以布衣之身跻身朝堂，担任了市易司中重要的职务。在众人齐心协力之下，开封市易务的试点取得巨大成功，京城市场空前繁荣。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市易务很快扩展到了十几个大中城市，并颁布了系统完整的市易法，北宋政府从商税与赊销等方面都得到了巨大的收益。魏继宗并没有为取得的成绩而沾沾自喜，他在暗中考察汴京实行市易法后的实际效果，力争使市易法更加完善、更趋合理。他把自己的调查结果写成分析报告，准备再次上书，建议将市易法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加以整改。

正在此时，三司使曾布让他把市易法实施以来，市易务的一些做法欠妥当及需要改进的意见整理出来，以便下一步充实提高。这正与魏继宗的想法相同，他也没加考虑便把自己对市易法的看法说了出来。史载：‘继宗愤惋自陈，以谓市易主者榷固掊克，皆不如初议，都邑之人不胜其怨。’

市易法确实在许多地方背离了立法的初衷！

魏继宗对吕嘉问的不满溢于言表，曾布灵机一动‘遂携继宗见安石，具言曲折’。

听了魏继宗的话，王安石不由大吃一惊。责备魏继宗道：“事诚如此，何故未尝以告安石？”

魏继宗实言以告：“提举（吕嘉问）日在相公左右，何敢及此？”

王安石听了心中波澜起伏，只好默然不语。

曾布见状，问王安石：“布翌日当对，欲悉以此白上。”安石诺之。

王安石百密一疏，乍闻魏继宗之言，他心烦意乱之余，并没有慎重考虑如何善后。更没有料到曾布并不是如实向神宗汇报工作，而是加了不少自己的‘猛料’：

崇政殿上，曾布以反对派口吻加进自己的主观推测全盘否定了市易司的成绩，无限夸大了市易司工作中出现的弊端。诋毁市易司提举吕嘉问，堂而皇之的指责吕在执行市易法过程中‘务多收息以干赏’，并诬蔑市易司垄断各种商品‘贱买贵卖，重入轻出，广收赢余’，吕嘉问是在‘挟官府而为兼并之事’。

曾布将市易法攻击的一无是处，吕嘉问就是最大投机商、官倒、新的兼并者。

尤其可恶的是，他居然恭维神宗：‘陛下以久旱焦劳，诚垂意于此（市易法），足以致雨。’

这简直跟朝野之间反对派一个论调了！曾布的努力付出立刻就有了回报。神宗对他的工作表示非常满意，要他再立新功，‘必欲考见实状，非卿莫可！’

曾布的表现，令朝堂之上所有人目瞪口呆。不但变法派不解和愕然，就连反对派心下对他的行为也十分的不齿。

魏继宗作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懵懵懂懂之间坠入了政治漩涡之中。满腔热忱的报国之心，竟然成了政客们相互攻讦的工具。曾布为了迎合神宗，竟然将自己的工作报告肆意修改，他对市易法的一些反思也成了反对派攻击新法的口实，魏继宗终于领教了政治的险恶，光有经济头脑没有政治头脑只会撞的头破血流。

无端卷入政治斗争的魏继宗不久后被关入开封府狱中，‘夺秩勒停’，沦为变法派内讧的牺牲品。

07　改革的阻力来自哪里？

为了消弭因曾布的倒戈而给市易法带来的恶劣影响，王安石在神宗面前极力辩白，同时推荐吕惠卿与曾布一同追查事件真相。

直到王安石罢相之后，这件所谓‘市易司违法’案才查了个水落石出：

初市易之建，布实同之，至是揣知上意，疑市易有弊，遂急治嘉问。而惠卿与布有隙，乘此挤布，然议者亦不以布为直。

曾布的政治投机，最终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然而，整个事件的恶果却是导致了变法派内部的分裂。曾布在这场赌博中并没有取胜，摇摇摆摆的宋神宗经变法集团的打气，又恢复了对市易法的信心，于是该法稍经变更后，继续发挥作用，而野心勃勃的吕惠卿也辜负了王安石的殷切嘱托，不但沉重打击了曾布，而且也把忠于新法、却不附已的吕嘉问排挤出了朝堂。

此次事件，是以皇太后及诸王为首的守旧派，掀起的又一次反变法的高潮。宋神宗意志的动摇，导致曾布倒戈，曾布的倒戈导致变法派内部严重的分裂。从此，曾经屡次成功地挫败反对派进攻的变法派，由于内部的分裂而开始走向衰败。

曾布是变法派中功勋卓著的人物，是王安石的两大得力助手之一，一直主管新法的推行工作，曾与吕惠卿共同制订免役、保甲等法，卓有成效。他还与反对派及其反变法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打退守旧派对免役诸法的反对高潮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王安石曾经说过“法之初行，议论纷纷，独惠卿与布终始不易，余人则一出焉一入焉尔！”可见曾布在王安石心目中的位置，他的反戈一击，正赶上神宗皇帝的动摇、旧党力量不断强大，变法极度困难的时候，给新法的推行带来的灾难可想而知。

识人难，正是因为世间德不胜才者居多。一个人的道德品质需日月的磨砺才知，一个官员的政治品德，需在危难之际才能知道！

神宗对市易司的质疑，令王安石悲愤莫名。他敏锐地感到了反对派要趁此机会致吕嘉问于死地的险恶用心，市易法如果被紧急叫停，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就有可能前功尽弃。关键时刻，他必须力挺吕嘉问，为此不惜与神宗争辩：‘非嘉问孰敢不避左右近习？非臣孰敢为嘉问辩’。

在事关祖宗家法的一些地方，神宗表现的寸步不让。更不会理会王安石的反对意见。历史证明，当改革革到既得利益集团的身上之际，总会遭遇强大的阻力。王安石的改革必须要在神宗设置的框架之内进行，改革并没有达到王安石预期的效果，在专制体制下的改革不可能走的更远。神宗皇帝的直接干预与宸纲独断，不仅妨碍了王安石具体改革法令的执行，更是推行新法的最大障碍。

荆公变法，殚精竭虑，其过程之艰难，其遭反对之激烈，为史所罕见。王安石坚忍不拔的个性使得他能够顶住一切反对、保守的巨大压力，推动改革的大舟前进。他有勇气和信心粉碎反对派的进攻，却无力阻止皇权的最后决断。

令人扼腕的是——造成神宗皇权的无限膨胀，也有王安石自身的原因。

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亦不为过！

自熙宁六年以来，王安石屡次上表章主动请辞，都被神宗皇帝驳回。熙宁年间的改革，神宗离不开王安石的鼎力支持。

史载，王安石请并京师行陕西所铸折二钱（一枚当二，如后世钱之当十、当二十、当百者），既而宗室及诸军不乐，有怨言。神宗见反对者众‘欲罢之’。

王安石见神宗总是不调查、不问情由的政策反复，怒曰：“朝廷每举一事，定为浮言所移，如此何事可为？”退遂移疾卧不出。

见王安石称疾不出，神宗只好主动承认错误，上使人谕之曰：“朕无间于卿，天日可鉴，何遽如此？”

王安石动辄称疾不出视事，在神宗眼中看来就是以撂挑子威胁自己。但朝堂之上没有了王安石，改革之事就无法继续，改革夭折，富国强兵的理想就会成为空想。情急之下，神宗不惜以一国之尊赌咒发誓自己对王安石之情‘天日可鉴’。

话说到这个份上，王安石如果再固执已见，就是不识抬举了。伴君如伴虎，逆龙鳞的结果如何饱读读书的他岂能不知？

08　久旱逢甘霖

枢密使文彥博屡次反对新法的实施，因此成了变法派官员的眼中钉。监察御史张商英上疏弹劾，（事情亦有可能是出于王安石的授意，或者是张商英的个人行为。）不但未能动的文彥博分毫，反而‘坐不实贬’。

此后，文彥博出判大名府，在任上消极怠工，在地方有意不实施新法。转运判官汪辅之将情况据实上奏神宗，哪知道圣明天子居然做出了令人诧异的举止：

神宗‘批其奏以付彥博，曰：以侍中旧德，故烦卧护北门，细务不必劳心。辅之小臣，敢尔无礼，将别有处置。’神宗皇帝金口玉言，而且是雷厉风行，不久之后，果然将汪辅之免了官。天子将变法之事说成细务（小事），既是对反对变法派行为的鼓励，也令变法派官员沮丧不已。

另据《宋史-蒲宗孟传》记载：

帝尝语辅臣，有无人才之叹，宗孟率尔对曰：“人才半为司马光邪说所坏。”

帝不语，直视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马光邪？未论别事，只辞枢密一节，朕自即位以来，唯见此一人。他人，则虽迫之使去，亦不肯矣。”

宗孟惭惧，至无以为容。

神宗虽然是在反驳蒲宗孟之言，然而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王安石在一旁心中会作何想？

蒲宗孟既‘无以为容’，王安石当为‘无地自容’！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一书中将此事记载于王安礼任右丞之时，明显有为尊者讳之意。

宋人杨仲良将此事如实记录于《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一书之中，兹转录于此以证笔者所言不虚：

六年（熙宁六年、1073年）八月辛卯，诏中大夫、尚书左丞蒲孟宗守本官知汝州，坐违法缮治两府也。

先是，宰执同对，上有无人才之叹……余文同上！

可见，蒲宗孟此说明白无误是熙宁六年八月贬官之前，而《宋史》一书有意模糊，亦是如邵氏相同的心思使然。

读史至此，岂不令吾辈发一声浩叹？

神宗笼络在野的元老重臣无可厚非，但公然在朝堂之上长保守派威风，自然会使变法派官员感到寒心了。

神宗的草率，也挫伤了王安石变法的积极性。他曾不无委屈地辩白：

人才诚是少，然亦多观望不尽力。缘尽力则犯众，众怨则伤以法，而朝廷或不能察，不能察则反得罪，不如因循偷惰之可自安。

观王安石之意，也是在温婉的批评神宗。造成人才缺乏的局面，也要在自己身上多找原因。神宗的一些行为，伤害了广大变法派官员的感情，如果只求得相安无事，又何必自寻无趣呢？

神宗对保守派官员的包庇、纵容，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变法派阵营的分裂。一些意志不坚定者出现动摇，甚至对新法反戈一击，更令新法的推行举步维艰。

在神宗下罪已诏并广求直言后数日，再次下诏‘应灾伤路分，方田、保甲除已编排方量了毕，止是攒造文字处，许依条限了绝外，其见编排方量及造五等簿处，可速指挥，并权罢。’

神宗终于下定决心，紧急叫停了各项新法。诏出当天，一场期盼已久的甘霖终于姗姗而至。这场‘及时雨’更使天下臣民坚信了‘去安石、天乃雨’的传言，从来宣称‘天变不足畏’的王安石心情抑郁至极处。年青的神宗皇帝此前对自己言听计从，随着时日的推移，神宗越来越表现出来的强势令王安石如坐针毡。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势必要加强王安石的相权，而随着变法的深入开展，王安石的相权也进一步扩大。在保守派的眼中，王安石执政的一些行为，完全可以视为‘擅权’。但神宗明白，朝堂之上只有王安石一人是‘横身为国家当事’者。所以对王安石个人性格中的缺憾，神宗只好隐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