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一道德

01　百年大计

反对派对新法推行百般阻挠，而神宗皇帝态度不坚定，对保守派的姑息纵容，王安石看在眼中，急在心里。在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之后，决心再接再厉地对学校教育制度进行广泛深入的改革。他认为‘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于有为于世。’如果要将改革进行到底，势必要在‘一道德’统一认识方面下大力气。而改革教育不失为一种可行之道！

熙宁四年十月，王安石对原有的太学进行了改革，开始实行‘三舍法’。

新法规定：初入太学的为外舍生，熙宁年间不限名额，元丰年间限以2000名；外舍生在一年之后经考试可升为内舍生，熙宁年间名额为200人，元丰年增为300。内舍生再经考试升为上舍生，上舍生名额仅为百人。上舍生中上等者，可以不经考试而直接授官。而且规定，上舍学生的日常生活完全由国家负担。

在此之前，宋王朝的太学徒有其名，‘学舍虽存，生徒至寡’，已经无法满足时代的需要，不利于各种人才的培养。有鉴于此，新法规定，太学增设直讲十员，每两人主讲一经，根据所教学生三舍进退的人数我寡进行考评升黜。（高分低能的这种教育流弊直至今日，教育坑人啊。）

新法在整顿太学的同时，对太学之外的州县学也有一定的发展与补充。熙宁四年，下令京东、京西、河北、陕西、河东等五路置学，并配备教授，赐给学田。

做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王安石敏锐的察觉到了朝堂之上南北官员数量上的巨大差异。以南方士子形成的官僚集团，在朝堂之上已经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他们往往相互援引、奖掖，在朝中或明或暗的排斥异己，左右朝局。

长此以往，这种地域性的政治团体势必会影响到新法的推行，王安石的担心并非是杞人忧天。本来政治就是一种平衡术，任何试图打破这种平衡的人事变动，都耐人寻味。

为了打击、弱化朝堂之上南人的政治势力，有必要让更多的北方士子进入政治权力中心。他有意在改革科举、教育制度的时候，对北方士子做了政策倾斜。王安石规定：北方五路士子改进士科后，一律另场考试。适当放低录取门槛。特别给京东、陕西、河东、河北、京西五路考生优待，将‘旧合放解额，并还本路’，使‘东南士人不得侵夺’。而且在考试之前，特意为上述五路士子设置了学官，具体指导士子进士科考试训练，让他们尽快地适应新的考试章程，在最终的考试中占得先机，以消除因改革而带来的各种不便。

当一些政治势力逐渐成长为既得利益集体之后，它不由自主地会排挤和压制潜在的对手。从此为了巩固已有的政治果实，不再为社会、政府贡献智慧与力量，非但如此，甚至不思进取、形成痼疾，进而变质成为影响和阻挠社会进步的反对势力。与之衍生的还有不可根治的贪腐，如果不能消除于萌芽状态，后果不堪设想。

王安石主持的关于科举、教育制度的改革，继庆历新政之后，再次掀起了一个办学热潮，史物‘熙宁兴学’，其中得失成败值得后人深思。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司马光不问情由通通表示强烈之反对，而只有关于科举的改革正合他心意。所以，在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王安石死去之后，司马光上台执政，各项新法被废除，唯有科举改革的成果被基本予以保留。

王安石改革科举、教育的举措并非只是影响了有宋一代，而是一直影响到清末民初。

改革科举，也并非是件容易的事情。

众所周知，在有宋一代‘秉笔者如林、趋选者如云’的社会中想要出人头地，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应发解试的士人，有些州郡竟多达万余人，应省试者也动辄四五千人，要在成千上万的举人中，仅录取数百名进士和明经诸科，（慕雨按——可叹的是，千余年前的王安石虽有远过侪辈的不凡见识，但仍没有琢磨出高校扩招的妙计。没有将高等教育当成一种赢利模式来国家生财，令当代国人专美于后世，实在是件憾事！）若无统一的评卷标准，确实是一件工程浩大的事情。

明经、诸科以帖经、墨义取士，虽屡遭人诟病而不能废罢，正是因为它是以背诵经文，注疏的正确与否来作为评判标准的。有了这个标准答案做标尺，很容易评出成绩的高低好坏，更可以让那些科场失意的人输的无话可说。至于，在以往的进士科中，虽然也有许多声音主张废诗赋而用策论，或诗赋、策论并重，但终究因‘诗赋声病易考，策论汗漫难知’的缘故，‘祖宗以来，莫之有改。’

王安石新法采用经文大义取士，因为允许引用诸家之说，参以已意，竟然出现了‘全不顾经文，务自立说’的情形。这样一来，就令主持考试的官员深感为难。因为在评卷的时候，没有了国家标准，必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于分出高低。（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同样的文章不同的人来阅读，会做出截然不同的评判，这种事情不足为奇。）

对于这个问题，王安石早有准备，在改革科举制度的同时，‘中书撰大义式颁行’。如此一来，士人在经义考试中有了必须遵循的格式。对于这种国家标准为何物，后人虽已不可尽知。但从彼时王安石为士子所撰的范文《非礼之礼》、《王霸》、《仁智》等文章来分析，虽然该标准不强求对仗排偶，但已引入古散文的章法和唐诗以来的格律，有了破题、承题及若干个比，从而开创了后世八股文的先河。这种文体经南宋诸学人的完善与发展，基本上奠定了明、清时文——八股文的基础。

02　八股与党争

熙宁八年二月，为了‘同道德之归，一名分之守’，宋廷设立了经义局，修撰新义。前文中述及的《三经新义》正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其中的《诗经新义》与《尚书新义》由王安石门人弟子同共完成，其中既有王安石之子王雱与吕惠卿二人的功劳，亦有王安石女婿蔡卞和妹夫沈括等人的撰注，而《周官新义》则由日理万机的王安石亲自操刀。《三经新义》正是为了变法派利用学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其中表述也基本上王安石的政治思想。

宋代大义呈文主张‘推明义理之学’，不拘一家之学，话虽说的冠冕堂皇，但在统治阶级的倡导下，王安石的新学唯我独尊，士人从功利目的出发撰作时难免会故意趋奉。自《三经新义》颁布之后，当时学者无不传习，‘凡士子应试者，自一语以上，非《新义》不得用。’很快，《新义》就成了学生的必读教材，取士的唯一标准，这种情形说的好听点儿就是统一思想，讲的难听点就是禁锢思想。

等到王安石的学说在南宋年间饱受非议之后，理学空气弥漫朝野，理学名臣朱熹的《四书集注》代替了《三经新义》成为士人应试的标准答案，从而奠定了元代之后考《四书》文的基础。于是进士科无论是试大义还是策论，都有了统一的标准答案。

对于这种情形，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一针见血的指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王安石对科举的改革，居然出现了如此严重的后果，让他始料未及。这也是他为后人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王安石用经义策论取士，正是希望通过政治手段和制度来实施自己的文学主张。他的这种作法令道学家‘二程’十分反感，指名道姓的批评道：‘介甫之言道，以文焉耳矣。言道如此，已则不能然，是已与道二也。夫有道者不矜于文学之门，启口容声，皆至德也。’

另一位文学巨匠苏轼的认识既不同于二程，又有别于王安石。在王安石上疏探讨科举改革之际，苏轼便上《议学校贡举状》，反对王安石罢诗赋而以经义策论取士，并指出在经学之士石介与文学之士杨亿之间，宁可取后者而不敢前者。在苏轼看来，经学之士‘迂阔’，不及文学之士‘耿介’。

王安石、二程、苏轼三方各有大批拥趸，文学思想上的分歧促使了政治上的分党，政治上的分党造成了文人群体的分野。事实上，对于文与道或文学与经学之关系的不同认识，正是促使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学，以苏轼为首的蜀学、和以程颐为首的洛党形成的重要原因。（文官政治的弊端，在宋时就已经暴露无遗。然而，因地域、思想的不同而形成的政治斗争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仍在不断地发生。如何避免北宋年间恶性党争的历史重演，应该是每一个关心国、家福祉的国人都应该深思的问题。）

按王安石的本意，是希望将经生培养成知‘经术’的文学之士，使其人其文‘务为有补于世’，担负起治国经邦的重任。但事与愿违，故而招致其他文学之士的强烈不满。从专颂帖经、墨义到专颂王安石的《周官新义》，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对于这次科举改革的缺失，晚年的王安石也有所察觉。曾感慨再三道：“欲变学究（即经生）为秀才，不谓变秀才（即文士）为学究也。”对于出现这种结果，已是暮年的王安石有心无力只能深表遗憾。

在此之前，教坊间已有讥讽之言流传于世，史载，教坊杂戏云：“举子学《诗》于陆师农（陆佃），学《易》于龚深之（龚原）。”（王安石恼恨教坊人，也是事出有因）哪知道这些教坊人眼光确有独到之处，陆佃与龚原皆是王安石门生，其中陆佃诗文俱佳，尤以七言近体诗见长。陆佃之孙陆游为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亦极擅此体。清人沈德潜《谈诗晬语》中赞扬道：‘放翁七言律，对仗工整，使事熨帖，当时无与比埒。’故四库馆臣赞曰：“家学渊源，殆亦有所自来矣。”（慕雨按：陆游为后人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句名对，如《夜吟》句中之‘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兹不多录。）

王安石追求文学的经术根底，希望可以‘务为有补于世’，并以文学盟主自许，希望自己所学可以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王安石继承了欧阳修喜欢提携后进的优良作风，为使文坛保持常青而广栽桃李。悲哀的是，那些投机者多是看中他的政治资源，并没有多少人是甘心寂寞，愿意使文学之道上发扬光大。团结在他左右的人不是文学青年，而是政治投机客，维系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师生，而是政治权力。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王安石提携的多是些投机分子，无情无义的小人。这样的结果，既阻碍了文学的健康发展，也在文坛上产生了严重的负面作用。王安石执政之际，门庭若市，人人尽道是门人；罢政后，门庭冷落，‘人人讳道是门生’。

对此，宋人张舜民有《哀王荆公诗四首》其一云：

去来夫子本无情，奇字新经志不成，

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

王安石的悲哀不是他个人的悲哀，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哀。新党成员的复杂性亦有别于洛党与蜀党，这些人相互倾轧、争权夺利、党内结党，令王安石身前身后饱受流言蜚语之攻击。有人言之凿凿的将北宋的覆亡归咎于王安石，虽有失偏颇，却也有一定道理的。

呜呼，世风之偷薄也久矣，人情如纸，古今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