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寿昌——感动中国的大宋孝星

百善孝为先

然而，经过王安石等人推荐而获得不次拔擢的变法派官员，却成了保守派的眼中钉、肉中刺，保守派官员或捏造罪名、恶意中伤、或抓住其在推行新法中的失误大做文章，极尽诋毁、攻击之能事。

后人对于邓绾与李定二人的非议最多，王安石识君子不识小人于此亦见一斑。

李定饱受后人非议既因他不服母丧，更应该与他元丰年间曾在乌台诗案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有关。关于李定不服母丧之事也成了保守派攻击王安石变法派的把柄，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推荐李定的人是知审官院（类似当今之组织部负责人）孙觉，孙觉字莘老，是宋初三先生胡瑗的弟子，以学行闻名于时。孙觉是支持变法的，他认为新法推行之际，难免会有投机分子加入，所以建议王安石用人之时要擦亮眼睛，‘可以处外不可以处内，可以责之事而不可以责之言。’孙觉的建议可谓真知灼见！他推荐的人如何会是卑鄙小人？

另，李定官做到可以任子的时候，先兄子而不及其子，其人孝友之性可知一二。而司马光所质疑的：“李定有何异能，而拔用不次？”正是李定属于变法派人物的原因，而所说不服母丧之说，更是另有原因。

据陆游所著《老学庵笔记》所载，李定的母亲‘仇氏初在民间，生子为浮屠，即佛印也。后为李问（李定父亲）妾，生定，又出嫁郜氏，生蔡妈，工传神，是仇氏已三适人，其死时与李家恩断义绝，亦不为过。’

李定不服母丧情有可原，最多是有些道德瑕疵而已：按《礼记》记载，孔氏不丧出母，况于妾母耶？此举，李定虽于孝道无亏，但却成了人们攻击新法的事由。也算是保守派极力反对变法无所不用其极的一个证据。

发生在李定身上的事情如果放在当代之中国，只能算是个芝麻大点儿的屁事，甚至在一些官员眼中屁事都谈不上。可悲的是，他生不逢时。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因为与他同一时代的一个官员弃官千里寻母的故事，成功入围《二十四孝》一书。

这个官员就是朱寿昌！朱寿昌、字康叔，扬州天长人。（今江苏天长）书载：宋朱寿昌，年七岁，生母刘氏为嫡母所妒，出嫁。母子不相见者五十年。神宗朝，弃官入秦，与家人诀，誓不见母不复还。后行次同州，得之，时母年七十余矣。

有诗赞曰：

七岁离生母，参商五十年。

一朝相见面，喜气动皇天。

儒家文化宣传的伦理道德是规范人们日常行为的准则，如果只是简单的批判，无异是一种数典忘祖的不肖行径。《诗》云：‘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做人，不但不能对不起生你养你的父母亲，更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更要懂得‘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道理！

与朱寿昌弃官寻母的故事相比，李定所作所为自然是黯然失色了。朱寿昌弃官寻母的事情虽是个人行为，但恰逢发生在熙宁变法年间，于是他的孝行也卷入了政争。朱寿昌在熙宁三年（1070年）寻母之后，永兴钱明逸将此事奏知朝廷，要求表彰朱寿昌的孝行。此事迅速震动朝野，司马光、苏轼等人都曾为朱寿昌的孝行感动，并都撰文、诗表彰他的孝行。

朱寿昌感动天地的孝行，让同是扬州人的李定情何以堪？李定不服母丧与朱寿昌弃官寻母的事情不啻霄壤之别，此时正是变法派与保守派斗的如火如荼之时，保守派如何会放过这种千载难逢的良机？

故此，保守派纷纷建议神宗皇帝将朱寿昌授职为京官。王安石推行变法需要李定这样的坚定分子支持，如果同意授以朱寿昌京官的话，不但是给李定难堪，而且无异于是自打耳光。

王安石坚决反对授朱寿昌京官，神宗皇帝骑虎难下，最后朱寿昌主动息事宁人，请授河中通判之职。此地距离同州地方较近，方便照顾自己的几个同母异父弟妹，也方便他们尽孝。此事最终得以平息，然而，朝野士大夫结集《送朱寿昌诗》三卷以表彰他的孝道，苏轼为之作叙（慕雨按：苏轼祖父名序，故苏轼作序时不叫‘序’，而是改作叙！）

保守派攻击李定，无非是借机攻击王安石推行新法。然而，事件当事人李定名虽曰‘定’，人却无法表现的‘淡定’。据说李定读到苏轼写的序言之后，心中非常痛恨。于是，上疏神宗弹劾苏轼，说苏轼作诗讪谤朝廷。好在神宗没有深究此事，只是将苏轼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事隔多年，李定仍无法对此事释怀，这次罗织罪名报复苏轼，终于酿成了一起震惊朝野的诏狱：‘乌台诗案’！（后文详叙）

苏轼与王安石交恶，二人只是因国是之争。日后可以一笑泯恩仇。而得罪李定这样的人，会带来无穷的后患。是以知，宁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古人诚不我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