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市易法



01　重在参与

在神宗与王安石君臣强力推动下，熙宁年间改革大潮风起云涌，一些在野的有志之士也不甘寂寞。

熙宁五年三月，一个署名‘草泽人’的上书朝廷，阐述了自己对开封城中市易的看法，提出了在京师中建立‘常平市易司’，由政府管理京师市场。一介草民参政议政，很快就引发了朝野热议。

这个自称草泽人的平民正是魏继宗，魏继宗在他的市场分析报告中指出：多年以来，汴京城中形成的物价剧烈波动，正是因为其中有一支无形的黑手在操控市场。京师物价涌贵是少数富户大室在兴风作浪，他们的方法并无出奇之处，只不过是‘当其商旅并至而物来于非时，则明抑其价使极贱，而后争出私蓄以收之；及舟车不济而京师物少，民有所必取，则往往闭塞蓄藏，待其价昂贵而后售，至取数倍之息。’

一些富商大户趁一些商贾‘货到地头死’的时候以极低价格收购，之后囤积居奇，垄断市场、操纵物价，等到市场因为货物短缺、价格飞涨的时候才出手，足不出户就收得‘数倍之息’。这样一来，严重损害了中小商人和市民的利益。导致‘外之商旅无所牟利，而不愿行于途；内之小民日愈朘削，而不得聊其生。’慈不掌兵、义不行贾，在商言商，没有一个商人愿意做只赔不赚的生意。

针对此弊端，魏继宗建议由政府掌握‘开阖敛散之权’，在物价低的时候就增价购入，物价贵的时候就损价平抑市场。这样一来，就会打击富室大户的垄断，达到‘商旅以通’、‘国用以足’的目的。

魏继宗的设想与王安石抑制兼并、富国强兵的想法不谋而合，读过魏继宗的上疏，王安石深表赞同。这样的人才必须要破格拉入自己的变法智囊团委以重任，王安石立即召见魏继宗，与之商议制定了一套详实的条文。

熙宁五年三月，做为改革的试点，开封城中设立了大宋第一个市易务。神宗皇帝亲自下诏委派三司判官吕嘉问为第一任市易务提举，拉开子实施市易务的大幕。魏继宗因人才难得也被破格提拔，在市易务中担任了相关职务。神宗皇帝大笔一挥，拨下一百万贯作为原始资本，市易务负责平价收购滞销商品，到市场缺货时出售。同时规定，商人只要向市易务抵押财产，就可以40%的年息赊购市易务库存的货物到全国各地贩卖。

神宗皇帝这次钦点吕嘉问担任市易务重任，乃是事出有因。熙宁初年，年轻的吕嘉问因为积极赞同推行新法，被王安石吸引进了变法决策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

吕嘉问是仁宗朝名臣吕夷简之孙，吕公著、吕公弼从子。史载，‘初，王安石变法，公弼为枢密使，数言宜务安静。嘉问窃公弼论事奏章以示安石，安石辄先白上’。为了支持王安石改革，吕嘉问不惜背叛自己的家族。

吕嘉问如此支持新法，自然会令急需人才助已的王安石大力荐引了。吕嘉问得到王安石的青睐，未几出任户部判官，主管诸司库务。他在任上雷厉风行进行改革，推行连灶法于酒坊。岁省资金十六万缗，一时间名声大噪。从此吕嘉问善于理财的印象深深地记在神宗皇帝的心底，挥之不去。市易务这种新设机构并无成功范例可供参考，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试行阶段。成立之初缺少一个有开拓精神的具体操作者，吕嘉问自然是不二人选。将吕嘉问推上新的工作岗位，神宗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为国家再立新功。

有圣明天子的赏识在前，宰执王安石的支持于后，吕嘉问决心将汴梁城中的市易务做成一个花团锦簇的样板工程，不辜负君王的期盼。信心百倍的吕嘉问不久就向神宗皇帝呈上关于市易务的三十条建议，立志要为市易法向全国范围的推行铺平道路。

从魏继宗上疏到市易务正式成立不足月余，王安石变法的干练与高效率据此可见一斑。开封市易务大获成功，短时间内京师市场繁荣，市民、中小商人收获颇丰。富室大户受到抑制，只好暂时隐忍。此后，市易务很快在其它大城市中推广。并颁布了详实系统的市易法。政府从商税与赊销中也取得了巨大利益。究其根本，市易法的初衷亦是如青苗法一样，体现了王安石贯有的公私两利变法思想。这个办法，与常平法一样，是依靠政府力量来平抑物价。

然而，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吕嘉问却认为政府为他设置的经营范围太过狭窄。为了创造更多的财富，他鼓励手下人开动脑筋、转变思想，务求将市易务的工作做的有声有色，成为新法推行的排头兵。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在他以身作则之下，市易务直接将水果、芝麻、梳朴、针头线脑之类的东西也纳入了经营范围。

吕嘉问甚至动起了将盐、帛等物也纳入市易经营的念头，此举无异是断了他们财路，立刻引来豪商大户及守旧官员的强烈反对，纷纷扬言市易务要‘尽收天下之利，自作经营’。吕嘉问只好另择蹊径，想出不同名目的贷款方式，玩起了资金运营。由于利息比社会上的高利贷要低很多，中小商人及农民都乐意借贷，如此一来又大量提高了政府收入。吕嘉问的创收很快得到了神宗、王安石君臣二人的肯定，不久市易务升格为市易司，并在全国各大城市推广市易法，开封市易司做为各地市易务总机构，为国敛财立下汗马功劳的吕嘉问当仁不让的主持了市易司日常工作。

为了保证贷出去的钱不至于象断线风筝一样有去无回，吕嘉问想出一个办法：规定凡是向市易务贷款的商贩一律如实做财产申报，并且以房产等不动产做贷款抵押。（今天的国有银行一天收入数亿元人民币，完全是吸金机器，其由来也久矣。玩宋人过时的游戏，算什么本事？）

02　敛财就是敛怨

汴梁城中的赤贫百姓，根本没有产业可以抵押，但他们也有贷款的意向。这些百姓投状市易务，要求分享改革成果。面对群众呼声，吕嘉问当然不会放过任何生财的机会。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吕嘉问别出心裁地想出了一个便民措施：市易务也贷款、贷货给这些贫民，并且为他们专门划出了经营场所，允许他们在御街东廊上兜售赊来的水果等物。为了维持秩序，规范经营，吕嘉问派出相关工作人员对自由市场进行监督管理。根据每日营业额的多少，收取一定数目的本息。（吕嘉问此举，和现代社会的工商管理类似。宋经济空前繁荣，经济意识之强令后人咋舌！）

在堂堂上国的御街上做小生意，在一些人的眼中实在是无法接受。这不仅是有碍观瞻的小事，而且会引来观国之光的‘友邦惊诧论’。

枢密使文彥博一日前往相国寺行香，见此情景，当时就大皱眉头。在第一时间他就上疏神宗指出这样做有损大国国体，（百姓饥寒交迫方是不损国体？文彥博这厮的认识在过了千年之后仍有市场！哀我生民，悲苦实多！）丢人现眼大发了，强烈建议立即对相关负责人严肃处理。神宗皇帝览奏之后，立即召见王安石与议，希望停止这些‘繁细’有伤国体的经营项目。王安石力挺吕嘉问的各项市易新法，顶住了来自上面的压力。市易法侥幸没有夭折！

王安石的本意是抑制兼并，由政府来充当企业的法人。地球人都知道政府办企业的结果如何！更何况平易务是直接由政府做生意，结果只能是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政府垄断比大户富商垄断都是垄断，并无质的区别，五十步与百步都是跑路。所不同者，政府不会获得太多的暴利而已。直到今天政府采购，仍然是不透明、不公开的暗箱操作。官捣、官倒，不把自己捣的倒台，官员经商与民争利的现象就不会断绝。

王安石的悲哀就在于，许多的变法在后来都变质。事与愿违——他认为这样做是在为国家理财，而反对派眼中看来，王安石这些行为却是在‘敛财’！

市易务本来是只买对的、不买贵的，哪知道发展到后来，中央考核干部，将市易务利润指标作为参考依据。地方官员为求政绩，却只拣紧俏商品抢购，政府成了天下第一号的‘投机倒把’商！市易务也成了垄断经营的实力最雄厚的‘国营企业’，那些市易务的官员从中上下其手，雁过拔毛，改革来改革去，改革却为腐败作了新嫁衣。

好的动机，并不会有好的结局！‘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王安石变法成了新的腐败温床，熙宁变法为后人所诟病，也是情理之事。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我本将心托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03　反思与回顾

东明事件给了王安石一个深刻的教训，在这个伟大的变革时代要加强基层领导干部队伍的建设，必须要把真正支持改革的人选拔到关键岗位之上。人才不足、用非其人，再急于求成的话，是对改革事业是种严重伤害。为此，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写下了《上五事札子》，对已经推行的新法做了全面的反思与回顾，同时对新法推行过程中遭遇的几个问题提醒神宗皇帝留意——

陛下即位五年，更张改造者数千百事，而为书具，为法立，而为利者何其多也。就其多而求其法最大、其效最晚、其议论最多者，五事也：一曰和戎（此处戎单指西夏，后文详叙），二曰青苗，三曰免役，四曰保甲，五曰市易。

……

惟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行之则为大害；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传》曰：“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若三法者，可谓师古矣。然而知古之道，然后能行古之法，此臣所谓大利害者也。

……

窃恐希功幸赏之人，速求成效于年岁之间，则吾法隳矣。

臣故曰：三法者，得其人缓而谋之则为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则为大害。故免役之法成，则农时不夺而民力均矣；保甲之法成，则寇乱息而威势强矣；市易之法成，则货贿通流而国用饶矣。

在文中，王安石语重心长的强调了选拔人才和稳步推行改革的必要性。并且委婉地批评了宋神宗不顾客观条件，急于‘富国强兵’的做法，已任宰相之职的王安石更感觉责任重大，已经意识到变法之事欲速则不达，急于求成只能是事与愿违。对青年天子提出忠告，有意为改革降温。

以天下事为已任的王安石早已经在关注人才的问题，早在嘉祐四年春天，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就提出改革法度的同时，就指出了培养和选拔人才的迫切性。

其文中写道：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然则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诚能使天下之才众多，然后在位之才可能择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后稍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甚易也。

王安石认为，法度要靠人来执行，在变法之前，当务之急是要有一大批人才，只要人主有足够的人才储备可供使用，变更弊法就会容易许多。对此，王安石还相应提出了‘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等一系列培养和选拔人才的方法。

北宋王朝发展至仁宗时期，吏治已经十分腐败，官僚机构叠床架屋，冗官冗吏现象空前严重。多数的地方官员追求的并不是有所作为，只是三年任满，磨勘升迁，一切政务都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敷衍了事。加之台谏官员有风闻言事的特权，动辄无端攻讦。这样一来，‘自将相而下，至于卿大夫、士，惴惴危恐，莫有泰然而自安者。一动一为，辄曰恐致人言’。

整体政治环境如此，更催生了朝堂之上、官场之中因循苟且的陋习，‘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陈辞烂调甚嚣尘上。即便是在‘庆历新政’时期，敢作敢当者如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在仕途上几经沉浮之后，也丧失了进取的锐气，政治上日趋保守。至于其他人则更是如此，这样的人才状况，熙宁变法推行遇到阻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王安石成功跻身政治权力中枢之后，汲取了从前范仲淹‘庆历新政’失败的教训，对反对变法的官员尽量采取谨慎处置态度。不仅没有裁汰冗官，反而有意的增加了吏禄。对一些极力反对阻挠新法实施的大臣，多授予只享受优厚俸禄，不领具体差遣的宫观之职。

官员本来是因事而设的，但在有宋一代却有许多与行政事务需要无关的闲职。（赵宋王朝的一些政治智慧，在今天中国仍在传承）如祠禄官，他们只拿工资，没有行政工作可干。祠禄官也称宫观官，宋真宗在位时期创立。（王安石对祖宗家法并非尽数反对，而是有选择的加以扬弃。）宫观官最初人数甚少，在宋神宗时期开始急剧增加，王安石看到范仲淹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于裁减官员太狠，遭致反抗最烈，因而改用一种相对温和的措施，安置不同政见者，让他们离开实权岗位，回家拿俸禄。

这样做，虽然国家骤然间增加了一些财政开支，但减少了变法的阻力，不失为一种理性人性的权宜之计。以钱换取政局的稳定，得大于失。譬如司马光即被授以提举嵩山崇福宫的闲职。拿着丰厚的俸禄，可以安心在洛阳创作。《资治通鉴》这部帝王教科书的最终编撰完成，王安石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除故就要布新，王安石重用新人，着力培养和选拔变法人才，以逐步代替尸位素餐的老朽昏庸的官员。做为改革的坚定支持者，曾布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居然提拔了十三次。（这样火箭式提拔干部，自然会引来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