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文章千古事

01　《答司马谏议书》

就在朝堂之上万马齐喑，仅余的反对变法者也保持了缄默的时候，司马光再次挺身而出。他本是与王安石性格趣味相似的朋友，如今却因为政见不同的原因，针锋相对争的不可开交。司马光与王安石一样缺乏情趣，不像苏东坡、欧阳修、富弼等人那样喜欢欣赏华丽的东西。

晚年的他自号‘迂夫’，居住在洛阳时候也建了一座园子。与富弼的园子大异其趣的是，司马光的园中最付钱的就是他的五千余卷藏书。居处与如寻常农家园圃无异，读书写作感觉疲惫，就拿起钓竿去钓鱼，或者汲水灌花，扛起锄头修理竹林。毎当劳作之余，司马光就会登上小园的高阜之处，极目远眺，悠然自得，认为人生乐事以耕读为最。于是命名自己的小园名为‘独乐园’。

李常、范纯仁等人认为王安石是个刚愎自用、性格执拗的人，而司马光又何尝不是？与王安石执着于变法一样，司马光认为自己反对变法也是在坚持真理，维持的是大宋王朝的根本利益。

现在，王安石的权势在朝堂之上达到全盛，凡是反对公开反对变法的官员不是被贬出京，就是坐了冷板凳。愈挫愈勇的司马光更觉得自己肩负重任，他反对变法并非一已之私利，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激励他必须为反对变法而竭尽全力。在绞尽脑汁之后，司马光决定利用自己曾经与王安石的旧谊来做最后的努力。于公于私，他都不希望王安石从此成为路人。熙宁三年四月，司马光连续给王安石写了三封私人书信，详细论述了自己的政治观点，直言无忌的批评了王安石的做法，希望从前好友悬崖勒马、迷途知返。

对于王安石这个昔日好友，司马光十分了解他的性格。年过半百的司马光宦海沉浮二十余年却仍未脱书生意气，他天真的认为真理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要摆事实、讲道理，王安石就会幡然悔悟，停止变法。

本来是婉转的劝诱，但文如其人，一如从前与王安石说话的直言无忌。在第一封书信中，他开门见山地全面批驳了王安石推行的新法。

——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弃者取之，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此岂老氏之志乎？

司马光希望一如仁宗朝那样无为而治，同时不忘提醒王安石，执意变法就是在与天下人为敌，这样做是‘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

在另外两封信中，司马光不但逐项攻击了王安石推行的新法，而且更为王安石指出了他的性格缺憾：

介甫素刚直，每议事于皇帝之前，如与朋友相争于室，不少降辞气，视帝王之威如无物也。及宾客下属谒见，曲意迎合者，则亲而礼之；正言直谏者，则勃然大怒，或大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辞之毕也。

诚然，做为王安石的故交友人，司马光确实是说到了王安石性格的弱点上。但令人遗憾的是——人之患不在于知人，而在于知己！日后司马光执政，与王安石所犯的错误如出一辙，对待‘正言直谏者’，不是动辄大怒，就是不等人把话说完，就言于上而逐之。

在权力这剂春药面前，任何人都无法永远保持淡定。

司马光的每一封信无不是下笔千言，极尽苦口婆心之能事。在他连书三封长信之后，终于盼来了王安石的复信。司马光打开回信，见只有薄薄的数张纸而已。草草一读之后，心头却似压了一座千钧巨石。

王安石的复信史称《答司马谏议书》，不可否认，王安石的文气之雄，在散文唐宋八大家中当推第一。千年之后，再读此文，即使糊名，仍可以从恣意汪洋的文中散发出阵阵不羁狂放的气息。王安石的文字，通篇都笼罩在一股磅礴的‘气场’之中。凡是读过他文章的人，无不会感受到无法掩盖的灼人眼目的雄气与霸气。褒之者谓‘笔力雄奇’，而贬之者则从文中读出了一个永不言败、刚愎自用的斗士声嘶力竭的呼喊声。

因为一个大鼻子的俄国人列宁曾莫名其妙的称赞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所以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关于司马光与王安石的政见之争，也被打上了阶级斗争的烙印。

本来是大儒的王安石被人为的披上了法家的外衣，反对变法的司马光自然就成了官僚、大地主的代言人，腐朽、堕落、保守的儒者。司马光的所作所为，也被说成是顽固派对变法的恶毒攻击与肆意诽谤。面对阶级敌人的猖狂反扑，王安石在回信中表现出了一个大无畏革命家的英勇，他旗帜鲜明的表明了自己坚持变法，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决心。

02　将改革进行到底！

对于司马光希望利用旧谊打动他、进而影响他，阻止变法的想法，王安石不予理会；而且申明了自己与司马光政治主张、原则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对王安石攻击自己罗列的四项：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罪责’，针锋相对的一一予以严厉驳斥。

王安石认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

王安石推行新法，并不是与民争利，而是为天下人理财。这样做，并不是简单的为国家敛财、为政府解决财政困难。理财之说与他任翰林学士之时提出的‘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的思想显然是一脉相承的。

王安石决心将改革进行到底。

对于推行新法的原因，王安石在回信中写道：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

在信中结尾处，王安石揶揄司马光道：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一句话：不变法、毋宁死！

让王安石在宰辅之任上墨守成规、无所事事，根本办不到。

近现代的一些学者将司马光反对变法说成是一种复古或者还有些许道理，但攻击他是卖国的儒家路线，实在是不敢令人恭维了。游目骋怀的看历史，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并不能挽救北宋王朝的最终覆亡，两次变法并没有触及到政治体制根本，所以不论变法成败与否，都不会因此而改变历史的发展轨迹。

如果将北宋的覆亡简单地归咎于王安石与司马光，实在是错的离谱。宋的覆亡并非是亡于变法，而是灭亡于一种腐朽的政治制度！

如果我们只是以制度破坏者自居，沾沾自喜、不能成为新的制度的创建者，那么未来的中国仍将重蹈两宋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