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免役法

01　差役与募役

见朝堂之上反对变法的大臣多数消失，神宗心底也有了一丝不安。做为赵宋王朝的掌舵人，他深谙帝王之术，朝堂之上没有反对声音绝非国家之福！

思来想去，神宗决定‘诏罢制置三司条例司’。但改革的事情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罢去这个机构，既是为了抑制以王安石为主的变法派势力的急剧膨胀，也是为了给天下反对变法的保守势力一个交待。条例司罢去归入中书，但仍以变法中坚分子‘吕惠卿兼判司农寺’主持变法日常事务。

对于罢去条例司，史书中亦有明确记载——

原因：熙宁三年五月，先是，言者皆请罢条例司。（解铃还需系铃人，真正想、真正有权力罢去这个机构的怕只是神宗。）

神宗这样做，首先必须要考虑如帝师一样加以尊崇的王安石心底感受。在青苗法推行初显成效的紧要关头，他不希望因此而令王安石感到不安，所以神宗先去征询王安石的意见：“可并入中书否？”

王安石见神宗这样讲，立即明白了天子的言外之意，思忖片刻之后回道：“修条例未毕，且臣与韩绛共领是司，每请间奏事，今绛在密院，未可并，请缓之。”

现在韩绛已经不再任枢密使，晋为参知政事侪身中书。神宗皇帝有了理由裁撤条例司，这次他立即‘降诏以其事还中书’。

同时‘又以手札谕安石，凡修条例司掾属，悉授以官，青苗、免役、农田水利等法，付司农寺，命吕惠卿掌之。’

令司马光感到万分沮丧的是，他的反对不但未收到任何成效，王安石的改革却更不断深入开展，熙宁三年，准备多时的免役法也终于出台。

免役法又称募役法，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一项。

宋代继承李唐及五代以来的遗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两税法。宋两税俗称二税。两税自中唐推行之后，在历经五代战乱的演变，到了北宋年间，内容已经有了许多变化。两税法与宋实行的许多典章制度一样，在专制历史时期和吏治败坏的时代，实行的过程中不可能十全十美，出现了许多‘时弊’而非‘法弊’的情形。

本来是钱为夏税、米为秋税的宋二税法比唐代两税多了许多附加名目。北宋王朝从建国之始，财政就陷入了冗兵、冗官、冗费入不敷出的局面。神宗之前的统治者也曾制定了一些具体措施，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可悲的是不断增加的税收，仍难以摆脱财政困窘的现状。越穷越征、越征越穷，如此恶性循环不已。政府聚敛无度，人民的税负日重一日，苦不堪言。

北宋前期，人民不但要缴纳不菲的二税，而且还必须按户等高下轮流到各级政府去服差役。按规定，服差役的是乡村上三等户，三等以下户一律免役，官户、坊郭户、女户、寺观户、单丁户与未成丁户也在免役之列。此消彼长，差役负担分配的不平等，自然引起了应役户的强烈不满。

宋代差役和徭役名目繁杂、弊端极多，严重危害了农业的生产与发展。宋代徭役担任修城、筑路、掘河等事，而差役则有‘主官物’的衙前；有‘课督赋税’的里正、户长、乡书手；有‘逐捕盗贼’的耆长、弓手、壮丁；有供官府驱使差遣的承符、人力、手力、散从等各种杂役。

在这其中特别是里正与乡户衙前的职役最重，沉重的赋役已经引发许多的社会问题。

虽然名义上政府明文规定了差役‘各以乡户等第差充’，但实际上上等户经常将差役转嫁到中下等户，因此，各种差役负担往往落在中下等户身上。繁重的力役负担，迫使无力承受的民户‘贱卖其田，或逃而去’，差役法发展到神宗一朝，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农业的生产。

仁宗朝之时，差役法的诸多弊端已经引起了欧阳修的严重不安。差役法实施过程中，‘累世勤俭积富’的三、四等人户因为担负了乡县的各种差役在短短的三五年之间就‘减耗空虚、逃往破败’，出现了因差役而返贫的凄惨景象；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州县中最有物力上等人户，却独得免差役。’真正有能力负担差役的人家却属于特权阶层，无需服差役。有鉴于此，欧阳修极力主张改变这种状况，并且提出上等户和下等户一视同仁‘一例差役’。

但欧阳修提出的改革差役之弊，不过是要清除地方上差役负担不合理的现象，问题的最关键在于国家应该要‘量民力而制国用’，不要涸泽而渔。他认为政府‘不先制乎国用，而一切临民而取之’，因此尽管‘今尽取民之法’，但国家仍财用依旧不足的原因正是在于‘制不先定而取之无量’。

02　构建和谐社会

欧阳修认为应对差役弊政的办法是——量入以为出！只要制定出相应的政治制度，就完全可以构建一个‘民无遗力，国不过费，上爱其下，下给其上，使不相困’的和谐社会。

只可惜，受先贤范仲淹的影响，欧阳修提出的建议虽是切中时弊、富国富民，经世致用的思想，但只能是开风气之先，对于差役弊法，他并没有拿出相应的解决之道。但他在学界掀起的新思潮却无疑影响到了王安石，欧阳修不仅是文章作的好，他也是北宋经济思想界新思潮的重要开创者之一。

关于差役的弊政，司马光、韩琦、苏辙等人也有所发现，只是他们未能如王安石一样殚精竭虑地去寻求解决之道。王安石认为变革差役法，可以‘去其苦疾、抑兼并、便趣农’，同时还可以解决大量出现的城市游民就业问题。

其实在募役法出台之前，在四川和江南地区因为雇用的原因，投名衙前和长名衙前增多了。地方官员考虑到职役负担增加的事实情形，把酒坊和河渡钱请负了。在广大的江南地区，由担当职役的衙前负责酒坊经营和洒渡钱的征收，其中收入中的一部分作为补偿支付给了衙前。

对于革新差役法弊政，神宗也早有此意。熙宁二年三月，他下诏制置三司条例司‘讲立役法’。与一些新法的仓促上马不同，免役法是经过集思广益与深思熟虑之后，到年底才明确了‘计产定赋、募民代役’的基本原则。为了慎重，大方向确定之后条例司派出专员携带草案，前往地方与各州县官就免役新法细节进行进一步的磋商。

次年九月，提点府界公事赵子几奏上开封府界诸县实施役法的条目。神宗生怕免役法也会如青苗法一样引来朝野群起而攻之，于是命令判司农寺曾布（吕惠卿因丁父丧暂时离开了汴梁）、邓绾、和知开封府韩维会同赵子几详议。

熙宁四年（1071年）正月，免役法在开封府界诸县开始颁行实施。免役法的主要内容为：

一、衙前重役和承符、散从官、弓手、典吏等役，不再由上四等乡村户轮差，而是改为雇募第三等以上户充当，随役之轻重而定报酬之多寡；

二、耆长、户长等仍由第一、第二等户轮差，为期一年。做为报酬，应役期间免纳役钱15贯；

三、凡是此前按规定依次充差役的第四以上户，既不再服役，就要依其资产交纳免役钱。城镇居民户分为十等，上五等户从前没有差役负担的，按其资产减半出钱，称为‘助役钱’。官户从此不再享受免役特权，也要按户等或财产减半出钱。女户、寺观户、单丁户、与未成丁户等，三等以上户也要按其资产减半出钱。

四、根据‘以一州一县之力供一州一县之费，以一路之力供一路之费’和‘诸路各从所便为法’的原则，各地自行确定役额人数，预算役钱收支数量。另外新规定，除足用的雇值之外，为防天灾人祸，各地可额外多取2分，称之为‘免役宽剩钱’，以备不时之需。

王安石慎重推行的免役新法，正是针对力役负担不公的赋役积弊而设立。新法的颁行，原有的差役制改为了募役制。应役户可以出钱雇役，从前法律规定的不应役户也得往出掏钱助役。免役钱和助役钱依然一律按户等高低、财产多寡平均摊征，下等户不输役钱。如此一来，政府就以国家的名义、法律的形势取消了不应役户的特权，使役法渐趋公平。又因为雇值均敷，可以尽量避免各地之间徭役的不均现象。最重要的是，从此之后，寻常百姓只须出役钱，不再亲自服役，避免了此前差役法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与破坏，也增加了百姓流徙往来的自由。

我国历代专制王朝的赋役制度是双轨制的，也即按照人丁征调徭役和人头税，同时又依据田亩的多寡征纳田赋。唐德宗李适建中元年开始推行两税法，宣布放弃计丁定庸调及租的传统作法，变按丁口征收赋役为按资产征税，开始了华夏古代赋役征收结构从双轨制向单轨制演进的历程。从此，人头税在赋税收入中的比重日趋下降，而田亩税所占比例则明显上升。宋初就出现了将差役向代役税转化的趋势。但真正实现均平赋役，减轻徭役束缚却是熙宁年间王安石主持的‘免役法’。

王安石主持实施的‘免役法’对中国古代赋税制度摊丁入亩的演进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免役法’的实施既是适应中唐以来社会经济变化的必然趋势，也是两宋之后明王朝‘一条鞭法’和清代‘摊丁入亩’赋税改革的重要基础。

种种资料显示，‘免役法’的制定不但是中世纪宋王朝神宗时期发生的一件大事，即使在华夏历史上‘免役法’也是一件重大事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越了熙宁年间变法的任何一项变革措施。王安石用有偿的雇佣制代替了无偿的劳役制，依经济规律分析，这样做减少了农民承担差役过程中的一些合法不合理现象，无疑是社会的一种进步。

03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神宗皇帝、王安石与吕惠卿、曾布等人为避免重蹈‘青苗法’推行时对一些问题考虑不周的覆辙，对免役新法精益求精，七易其稿。

大家把可能出现的问题基本上全部考虑到了，也相应的制定了对策。所有人以为，这样谨慎的操作，免役新法应该不会再有什么闪失了。然而，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免役法实施过程中遭遇的阻力竟然远超青苗法等。

劳役制是农业生产的一大桎梏，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大敌。王安石等人推行雇役法的初衷，是要解放生产劳动力，将原来表现为劳役形态的封建义务变为货币形态的义务。据汪圣铎先生《两宋财政史》研究，雇役法给宋王朝财政带来的增收是各项新法中最大的，其最主要的聚敛表现为雇役宽剩钱。王安石没有想到在免役法与‘保甲法’并行之后，百姓在交纳雇役钱之后，钱照纳而复役如初，且政府又将雇役钱挪作他用，雇役法实际上已经变质成为宋廷增加收入的一个新手段。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各地经济、文化、风俗各不相同，雇役法与差役法各有利弊。在吴、蜀这些经济较富裕地区，普遍认同雇役法；而秦、晋等经济较落后地区，百姓因为供应各种名目繁多的摊派、杂役早已习以为常，反而更愿意继续执行差役法。

囿于北宋神宗时期全国各地事实上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南北方的乡村人民对役法也产生了不同的要求。贬谪地方历练多年的范纯仁终于认识到了役法的复杂性，他既反对王安石举国皆行雇役的作法，也不赞成此后司马光尽复差役法的刚愎自用。可惜的是，此一时、彼一时，他的合理建议根本不被司马光所采纳。对司马光的偏执表现，范纯仁感慨万分：“是又一王介甫矣！”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天下亲民之官，能知民疾苦利者，十中无一；复能以朝廷立法之意推而行之，合于民意者，又加少焉；能合于民，而不顾身之得失，违上之喜怒肯尽已心而行者，百无一矣。’

国家大政方针制定相对容易，官员的素质提高却非一蹴而就之事。很难想象一个极端自私，只知固位邀宠的‘公仆’怎么会做出利国利民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