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农田水利法



01　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神宗虽是生于膏梁之家、长于宦竖女子之手，锦衣玉食之人，但也十分重视农田水利的建设问题。他曾经说过‘灌溉之利，农事大本’这样有见地的话。而王安石在鄞县的时候就大兴农田水利的建设，更深知此举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早已经有了‘养民在六府，六府以水土为始终，治水土诚不可缓也’的深切体会。君臣二人一拍即合，理所当然的对熙宁年间的农田水利建设倾注了极大的热忱。

熙宁二年冬十一月，农田水利法顺利颁布。新法鼓励懂得水利技术的官员与贫民重在参与，希望所有人积极建言献策。而且承诺凡是做出突出贡献者不论官员与百姓皆给予一定之奖励。农田水利法是体现专制国家经济职能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成了熙宁变法中一项成效显著的新法。也是唯一真实体现了王安石变法思想中‘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一项新法。

众所周知，江河水文是自然环境中十分重要的因素，它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十分密切。

宋的农田水利新法，其中重点工程就是对黄河的治理。历史时期的黄河流域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雨量充沛，植被较好，适宜人类生存生产。因此，华夏文明产生于黄河流域，黄河既是哺育华夏各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产生华夏文明的摇篮。

黄河是我国第二条大河，源出青海高原巴颜卡拉山脉雅合拉达合泽山东麓的约古宗列渠，干流长达5464公里，黄河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九个省、自治区，最终在山东垦利县境流入渤海。由于自然的原因，黄河具有水量小而就业率大和含沙量在的特点。这种水文特点使其在历史上有猛涨猛落、洪水易泛滥而河床不断抬升的特点。再加上历史时期人类活动的破坏，更强化了这个特点，使历史上的黄河一直是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

据专家统计，在1949年之前的3000多年间，黄河下游决口达1500余次，平均两年就会出现一次决口的灾害。（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历史上黄河较大的改道有二三十次，其中有六次重大的改道。

历史时期的黄河流域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雨量充沛，植被较好，适宜人类生存生产。华夏文明产生于黄河流域，黄河既是哺育华夏各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产生华夏文明的摇篮。秦汉以来，历经数次农牧业生产方式的更换，森林草原植被屡屡遭到破坏，水土流失的情况愈演愈烈。大量的泥沙冲刷到黄河之中，在进入下游的冲积平原之后，水流缓慢，以致河床淤积，河身日浅，河床在某些地方高出地面，逐渐形成了‘悬河’。唐末以来藩镇割据动荡不已，五代更是干戈纷纷，百余年间无人过问治河筑堤之事。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决堤改道，成为第三次大改道，形成了北流与东流并存的局面。北流经滏阳河与南运河之间，下游合御河（今南运河）、界河（今海河）至今天津入海；1060年，又分出一流经西汉大河故道、笃马河（今马颊河）入海，黄河下游分为北流与东流两股，史称二股河。

宋神宗熙宁年间，不论东流还是北流，仍时常决溢，严重影响了黄河下游广大人民的生活与生产。宋廷对河患只是采取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权宜之计，得过且过、并无根治办法。长久以来，人们日循苟且，竟然对偶尔的疏浚河道工程，也有人极力反对。深恐因‘聚大众、兴大役’而引发民变。甚至有人说‘开河如放火、不开河如失火’，治理与不治理，结果仍一个样。

王安石对黄河的水患形成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明白黄河之所以常常决口，正是因为河床抬高，如果不加以治理，听任这种情况继续发展，那么河水流速越来越缓，泥沙越沉积越多，水患的发生就会成为一种常态。

熙宁元年的黄河洪水，损毁良田无数。对黄河水患，神宗皇帝深以为忧，组织相关部门研究对策。这时河北屯田都监内侍程昉提议：开浚二股河，堵塞北河道，使黄河归入东流。此议一出，立即招致司马光等人的强烈反对，王安石却对此议极为赞许。

02　味道好极了！

熙宁二年，王安石执政之后开始大力推行农田水利法。

他力排众议，果断组织力量开修疏浚二股河，把河水导向东流，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将北流堵塞。‘程昉以开浚功，迁宫苑副使’。三年之后，王安石不无得意的向神宗汇报了治理黄河以来取得的成绩：昨修二股河，所用工夫、物料，比北流所费不多，又出公私田土为北流所占者极众，向时潟卤，今皆沃壤。河北自此必丰富如京东，其功利非细也。

从此，程昉受到神宗赏识与王安石的重用，他也兢兢业业，勤于政事，认真贯彻农田水利法，在治水与淤田工作中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熙宁三年，神宗再命程昉组织疏浚漳河。此项水利建设工程浩大，用人‘凡九万夫’。反对派纷纷上疏，认为此举是劳民伤财，不会起到什么作用。但王安石不为所动，鼎力支持程昉治理漳河的工作。程昉不负变法派众望，圆满地完成了这一工程，使北宋政府获得巨大收益。史载，漳河疏浚之后，根除了原武地方二、三十年来的水患，使数千顷的田地得到了丰收。

此后程昉又马不停蹄，致力于河北诸水的治理疏浚。他在河北地区导引滹沱河水淤田（淤田是将河水冲下来的沃泥，利用决水之法冲到咸卤之田地内，使之变为膏腴良田），很快工作大见成效，“淤却四千余顷好田”。他又率领他的治河大军修整了滹沱河的河床和堤坝，‘出却好田一万顷’，并引漳、洺河淤地凡二千四百余顷，使沿河诸县百姓得到沿河三四百里的退滩沃田，百姓深受其惠，他们联名上书向北宋政府致谢，颂扬程昉的政绩。程昉还在沧州‘增修西流河堤，引黄河水淤田种稻’，‘添灌塘泊’，使沧州百姓受益良多。

反对派无视程昉治水与淤田的巨大成绩，抓住他工作中个别的失误，大肆上书攻击，或说治理水患之举‘岂惟徒劳，必大烦扰’（苏轼语）。或指责他‘假朝廷威福，恐动州县’（御史盛陶语），更有甚者，如文彦博之流，竟闭目瞎说，说疏浚漳河‘只移得东边河，却掘得西边民田，空劳民，何所利？’王安石据理一一进行了驳斥。

熙宁八年四月，王安石与神宗皇帝的奏对之时说：‘程昉尽力于河北……所开、闭河四处，除漳河、黄河外，尚有溉淤及退出田四万余顷。自秦以来，水利之功未有及此者。’给程昉治田之功以非常高的评价。

陆佃《陶山集》中另有记载：面对各种非议，神宗也产生了疑虑。一度派出中使去取回淤田之土‘自尝之’，神宗吃到口中‘极为细润’味道好极了。事实胜于雄辩，经过调查，这才相信‘灌溉民田，可以变斥卤而为肥沃’并非虚妄之言，而是确有其事。

反对派的攻击与流言不攻自破，对于程昉治河之事，沈括在其《梦溪笔谈》中也对其主持的河北地区的淤田成绩作了如实记载：‘深、冀、沧、瀛间，惟大河，滹沱、漳水所淤，方为美田。’

程昉以一介刑余之身，因治水一技之长，对熙宁变法时期的农田水利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程昉也因此而见知于神宗，更为王安石所推重。然而，在一些反对派官员的眼中看来，这也成了王安石勾结内侍的铁证。

另有野史记载，称‘介甫每有中使宣召，及赐予所赠之物，常倍旧例，阴结内侍都知张若水、押班蓝元振，因能固上之宠’。居然将王安石与神宗君臣相得，说成是王安石勾结内侍，蒙蔽神宗。实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治理黄河水患，不能治标不治本。王安石认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黄河的泛滥和决口问题，必须彻底解决‘悬河’问题，设法做到黄河‘水由地中行’才能保证黄河水溃堤之事的不再发生。于是‘铁龙爪’和‘浚川杷’这两种新型治水工具应运而生。《宋史·河渠志二》记此事云：有选人李公义者，献铁龙爪扬泥车法以浚河。其法用铁数斤为爪形，以绳系舟尾而沉之水，篙工急棹，乘流相继而下，一再过，水已深数尺……宦官黄怀信以为可用，而患其太轻。王安石请令怀信、公义同议增损，乃别制浚川杷。其法：以巨木长八尺，齿长二尺，列于木下，如杷状，以石压之。两旁系大绳，两端碇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车绞之，去来挠荡泥沙。已，又移船而浚之。

铁龙爪和浚川杷这类新创的治水工具甫一面世，就受到了王安石的肯定和支持，在对其型制不够完善之处加以改进之后，立即投入试用。就在他为治理黄河想方设法努力之时，却受到了司马光的反对和嘲笑。司马光认为，浚川杷是毫无实用价值的。因为，如果是在河水深时使用它，它就不能‘及水于底’，触及泥沙，虽屡经往来也不会起多大作用；如在水浅时，则杷齿被河底泥沙所阻碍，便将无法前进，篙工无可奈何，只能‘反[杷]齿向上而曳之。’

03　肉食者鄙

当把铁龙爪改良成浚川杷之后，在熙宁五年（1072年）十月，就在王安石大力支持下，先由黄怀信试用它去浚治二股河。用了二十二只船，在八小时内，浚河深三尺至四尺四寸。‘水既趋之，因又渲刷，一日之间，又增深一尺。’浚川杷的试用既取得了成绩，王安石就向宋神宗进一步建议：今沿河诸埽，如都用浚川杷疏去沙觜，即水自移徙。若不辍工，虽是二股河的上游，也同样可使其水行地中。并且为神宗描绘美好前景道：如能再制造几千件浚川杷，则诸河都可永免浅淀之患，即每岁可省开浚河道的物料夫功几百千万。

熙宁六年（1073年）四月，在开封设置了一个‘疏浚黄河司’，以李公义为主管人员，令其专门负责用浚川杷疏浚黄河的事情。计划从卫州地段的黄河开始疏浚，向东一直达于海口，要使黄河的整个下游都能‘水由地中行’。最先的打算，是要用三百只船和三百副铁爪，‘浚大河中流，令水行地中’。但到熙宁八年夏实际操作时，却把规模缩小为‘用船五十只，铁爪五十副，役兵四百人’，只把从大名到海口的这一段进行一次疏浚，以实践检验浚川杷的功效究竟如何。如果能使河道增深到预期的程度，那就再把规模扩大到最初打算的那样。试验从大名府地段开始。在这开始的地段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施工之前，大名府新堤一段的河水已开始在许村港泛滥，以致二股河又出现了‘浅淀’的情况。经过‘用浚川杷于二股河上下疏浚’之后，就又把泛滥散漫的水势夺回过来，使其重‘归于二股河行流’；而从‘退滩内所出民田数万顷，尽成膏腴。’

在刚刚开始的试验期内，再次遭到保守派元老文彦博的大力阻挠和破坏。文彦博这时正做大名府的地方长官。当北宋中央政府要他‘核实’使用浚川杷疏浚二股河的功状时，他不但不肯遵照办理，而且乘机对浚川杷大肆攻击，以为用杷浚河会为‘天下指笑，以为儿戏’，接连三次上书论列此事。他先是推脱说，‘浚川司浚河身，始末尽在河底，深浅固难详验’；继而说，‘河水浩大，非杷可浚。夏溢秋涸，固其常理。河水涨落，不由杷之疏浚，虽河滨至愚之人，皆知浚川杷无益于事’；最后干脆信口开河‘去年用杷疏浚，退出地少，今年不曾用杷，却退出地多。显是自秋深霜降，河水减退’。文彦博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居然说出‘所浚河身尽在河底，深浅难验’的话，完全是在强词夺理。

治沙、治黄直至今日仍然不是件易事。

如果用现代水利科技知识去评判王安石治理黄河，确实会出现如文彥博所说‘天下指笑、以为儿戏’的情景。王安石治理的黄河的重点是在下游地区，‘浚川杷’虽可以在短时间内加深河道，但搅起的泥沙只是随着流水的冲刷而产生位移，最多只是换个地方就再次沉积下来。作用毕竟有限！

真正令黄河水患不息的原因是在上游与中游。研究表明，历史时期的黄河中游曾是我国的暖温带林区，河岸两侧的山上几乎全是茂密的森林，山下平川原野，植被覆盖良好。唐宋时期，中国北方地区的森林取伐主要是依赖于北方黄河流域的森林资源。此时，西北地区沙漠化已然加剧，天然植被更是受到严重破坏。加上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尤其是无节制的采伐，使黄河中游地区的森林植被遭到极大破坏，水土的流失越来越严重。黄河水患因此也越来越酷烈。

黄河治理是一种综合性的治理，应该是从上游中游的水土保护开始作起才会解决根本问题。一者，受客观条件所限，王安石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二者，彼时的上游、中游并不在宋人掌控之中，谈何治理？所以，我们不能以王安石见不及此而责备贤者。真正要受谴责的是那些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的保守派。就在王安石殚精竭虑的为天下兴利大兴农田水利建设之时，他们不是漠然视之，就是冷嘲热讽。

对民间疾苦不闻不问，这种‘肉食者鄙’的官员才是应该遭人唾弃与鄙夷的！

等到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之后，变法派的其他人物无意继续支持使用浚川杷治理水患的事，没有人愿意费力不讨好的为了此事而与文彦博进行斗争。疏浚黄河司在王安石罢相后不久，即明令撤销。其主持人李公义也另委新职了。

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兴修水利，需要依靠政府的力量动员一切可调动的力量打人海战。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之后，最棘手的问题无外乎资金了。

农田水利的建设，必须要突破这两个难题。这种情形，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对此，曾巩所言‘至于修水土之利，则又费材动众，从古所难’确是一语中的。

水利建设，一般来讲不但工程浩大、颇费时日，而且需要投入大量劳动力。而且在十一世纪的中国，水利建设常常要受到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的制约与影响。为了保障农业生产，必须要避开农忙季节与汛期。因此，神宗与王安石要想大力兴修水利，必须要集中劳动力、集中劳动时间，统一规划进行。在当时落后的生产条件下，其难度与劳动强度可想而知。

04　吹响集结号

如何因民所利而兴利，是摆在神宗与王安石君臣二人面前一个难题。政府知难而上，吹响了劳动力集结号：采用了募役、差调并重，有偿劳动、无偿摊派结合的办法。

人们总是讥讽宋王朝有冗兵冗吏，却不知这一切正是缘自于祖宗家法。宋代募兵制中的厢军，是代民充任杂役的各种专业部队的总称。不隶属于宋廷作战序列的厢军中，有‘堤防’、‘堰埭’之称的厢军。从称谓上就可以看出这应该是宋王朝兴修水利的专业兵种。

厢军是职业兵，雇佣兵，既有薪水，亦吃着皇粮。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国家需要，这些水利兵自然要参加水利建设。

厢军虽然承担起了政府杂役，但其中水利兵的数量毕竟有限。一旦碰到重大项目的水利建设，厢军也会因人少而影响工程的进度。征调民夫本来就是历代王朝的惯用手法，现在自然会动用国家机器征集农夫弥补劳力不足了。

只要严格控制、防止出现因乱摊派而导致的群体性骚乱，集中攻坚，运用人海战术，不失为解决水利建设劳工问题的良策。宋制：调发丁夫治河堤‘岁以为常，皆用正月首事，季春而毕’，既不耽误农时，又相应的减少了政府支出。

熙宁年间是个天灾频繁发生的历史时期，赈灾防灾也成了朝政大事。为了安抚流民，防止出现民流田废乃至农民起义极端事件的发生，更为了最大限度的降低扰民招乱的风险，政府及时出台了‘以工代赈’的政策。将救饥恤灾与农田水利建设相结合，亦是解决劳工不足问题的一个好办法。

如此行事，也是统治者极力标榜的体恤下情之仁政！

王安石大力推行‘以工代赈’，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行之有效的。其影响深远，以至于到了南宋时候，工赈仍非常之流行。

农田水利新法，体现了他一贯主张的通过生产发展、增加赋入的开源思想。神宗在位时期，推行的工赈法，除了获得救灾、兴利的实际效益，还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堵塞冗兵之源，是解决宋初以来冗兵问题切实可行的新方法。

司马光为了编排王安石，在他的《涑水记闻》一书中记录了一则关于王安石兴修农田水利的逸闻。故事真伪虽已无法尽知，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王安石对农田水利念兹在兹的情形。兹录于此，以搏诸位读友解颐：

集贤校理刘攽贡父好滑稽，尝造介甫，值一客在坐，献策曰：“梁山泊决而涸之，可得良田万余顷，但未择得便利之地贮其水耳。”

介甫倾首沉思曰：“然。安得处所贮许多水乎？”

贡父抗声曰：“此甚不难！”

介甫欣然，以谓有策，遽问之，贡父曰：“别穿一梁山泊，则足以贮此水矣。”

介甫大笑，遂止。

为‘冗兵’之弊病忧心不已的官僚集团，只知道舍本逐末的呼吁裁减已招之兵源，却不知从源头上解决根本之道。通盘考虑变法全局的王安石，对军政制度的重建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清醒认识。极力推行募饥民以兴利，尽量避免灾民涌入军队，尽管在短时间内无法彻底改变赵匡胤遗下的‘荒年募兵’祖制，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冗兵，起到了节费的效益。饥民少入伍，厢军人数就相应的不会增加。随着农田水利建设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募饥兴役的次数增加，地域广、成效显著，既发展了农业，开辟了财源，同时又控制了冗兵的无序增长，节裁冗费。

王安石‘以工役救荒’的农田水利新法，确实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善政！

05　鉴往知今

大兴农田水利建设本来就是个烧钱的事情，让本已经是财政困乏的政府难以承受。好在神宗皇帝明白其中的厉害关系，对于经费开支表现出来了难得一见的慷慨。当王安石与官家探讨经费问题之时，神宗表态道：“纵用内藏钱，亦何惜也。”

除去政府出资部分之外，尚有摊派一途。摊派水利经费自古皆然，宋神宗自然也不例外。为了保障新法顺利推行，熙宁二年十一月，神宗颁《农田利害条约》中规定：水利经费先‘纠率众户’，如果有‘民力不能给者’，允许‘连状借贷支用’（利息一分）。地方百姓有义务‘出备名下人工物料’，如果没有按约定的时间完成，‘有违约束者’，就会做出相应‘科罚钱斛’的惩处。为贯彻落实王安石抑制兼并的精神，摊派的多少也是以采取按田亩多少出钱的办法。地方上推行农田水利法之时，也有意无意的抑制富户。

这样一来，农田水利法虽然最终受益最大者莫过于大地主阶层，但许多地方并非是晓之以理的劝诱这些大户豪绅自愿出钱。

让这些短视的既得利益者出钱，显然是在与虎谋皮！

农田水利新法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当时反对派的抨击、诋毁，农田水利法也被司马光列为朝政‘六大缺失’之一！

根据各种历史资料显示，由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年间的推行的农田水利建设，确实是‘因民所利而利之，则亦因民财力而用也’。由于措施得力，出现了‘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的喜人成就。

据史料记载：熙宁三年至九年（1070～1076年），短短数年间，除垦荒和疏浚河道外，单修水利田就有10793处，受益田高达36万余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骄人成绩。

虽然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出现了种种不足，但熙宁变法仍取得了可观的综合效益，青苗法、免役法、农田水利法一样值得后人肯定。

熙宁年间农田建设在劳力与经费筹措上，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方式方法，其中以工贷赈、按户等出资，鼓励地方大户出钱出力，政府低息、无息贷款的方法，为后世农田水利的建设提供了成功的范例，这些古人所遗传的政治智慧直至今日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鉴往知今，走入历史才能更好的为当今社会把脉。如果只是不屑的认为‘祖宗不足法’，那么我们无疑是地球上最愚蠢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