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蓬逐风，漂泊淮西

朱元璋入於皇寺做小行童刚满50天，便被打发出门，去云游四方。於皇寺的僧人，主要靠出租土地收取地租和接受善男信女的布施过日子。由于灾情严重，佃户交不上租子，施主的布施也大大减少，一二十个和尚坐吃山空，庙里的存粮越来越少。住持无法可想，就借口“岁歉不足给众食”，遣散了僧众。和尚们有家的回家，无家可归的出去游方化缘。朱元璋“家道零落，归无所恃，出无所怙”，虽然入寺刚50天，“未谙释典”，“于教茫然”，不会念经做佛事，也只好背上破包袱，带着木鱼和瓦钵，硬着头皮去游方化缘了。

“化缘”是佛教的用语，意思是募化，乞求布施，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叫花，要饭。朱元璋向人打听，都说南边和西边一带灾情较轻，年景较好，就向那一带走去。先是向南走到庐州（今安徽合肥），再往西走到固始、信阳，又往北走到汝州，往东折向陈州（今河南淮阳），经鹿邑、亳州，再向南到达颍州（今安徽阜阳）。一路跋山涉水，穿村越镇，白天对着大户人家敲一阵木鱼，唱几句佛号，讨几文钱，要几勺米或一钵饭，晚上借古寺或农家的草房歇脚。遇到荒无人烟的地方，饿了抓几把讨来的存米，用瓦钵烧熟了吃，存米吃光，就摘些野果充饥；累了找处山洞或背风的山崖休息，有时连山洞或背风的山崖都找不到，就干脆躺在野地里，对着清风夜月露宿。有时冬夜躺在野地里露宿，脱下袈裟当被盖，袈裟又破又短，无法遮住全身，只能蜷缩着双腿睡觉，阵阵朔风吹过，直冻得他浑身哆嗦。据传他曾作了一首《野卧》的诗，描述当时的情景说：

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

夜间不敢长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

传说深秋的一天，朱元璋路过一个叫剩柴村的地方，已经两天没吃东西，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四周又找不到一户人家可以要饭，正在发愁，忽然见到不远处有座荒废的园子，踱步而入，满园是被战火破坏的残垣断壁和凋零的树木，心里更觉悲凉，连连摇头叹气。在园子里慢慢转了一圈，发现东北角有棵柿子树，还挂着一些霜打过的红柿子，急忙爬上去摘，吃了十几个，总算饱餐一顿，然后惆怅许久，才慢慢离去。后来，朱元璋参加起义军，至正十五年（1355）南渡长江，攻取采石（在今安徽马鞍山市长江东岸）、太平（今安徽当涂）时，路过这里，发现这棵柿子树还在。他指着树，把过去那件事讲给左右听，并下马脱下红袍披在树上，说：“封尔为凌霜侯！”以表彰柿子树的功绩。

几年的游方生活，受尽人间的白眼、冷落和嘲笑，饱尝了风霜之苦。后来，他曾以无限凄凉辛酸的心情，回忆起这段流浪漂泊的生活：

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苍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倘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

朱元璋在淮西游方的时候，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和南方白莲教首领彭莹玉正在那里从事反元的秘密活动。韩山童的祖父是赵州滦城（今河北滦县）人，可能是一个教书先生，人称韩学究。他在家乡宣传白莲教，“烧香惑众”，大约在元武宗取缔白莲教时，被官府逮捕，谪迁广平永年县（今河北邯郸东北旧永年）。后来，韩山童继承祖父的遗业，以永年为基地，继续利用白莲教宣传和组织群众，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彭莹玉是袁州（今江西宜春）南泉山慈化寺东村庄一个农民的儿子。据说他诞生在深夜二更，当时正下大雪，天空忽然出现红光，映红了半边天。慈化寺一个六十多岁的彭姓和尚十分惊异，以为是谁家失火。第二天，他到村里打听消息，莹玉的父亲说是自己的妻子生了一个男孩。彭老和尚非常高兴，要求收这孩子为徒弟，莹玉的父亲答应了。到了十岁，莹玉便入寺为僧，并改姓彭。十五岁那年，南泉山下突然涌出一股清冽的泉水，当时疫病流行，彭莹玉用泉水治好许多人。消息一传开，袁州的百姓都把他当成活神仙。后来，彭莹玉就以传教为名，广收门徒，暗中从事反元活动。后至元四年（1338）六月，他和徒弟周子旺组织5000门徒，在袁州发动武装起义。起义者个个在后背写上“佛”字，认为有神佛保护，刀兵不伤。但是起义刚一发动，就遭到元朝官兵的镇压，周子旺和妻子惨遭杀害，彭莹玉在百姓掩护下逃到淮西。从此他在淮西住下，有时也到鄂东、湘、赣一带，秘密传播白莲教，准备积蓄力量，再次发动起义。

白莲教又叫白莲宗、白莲会，它渊源于佛教净土宗的弥陀净土法门。相传东晋太元年间（376—396），雁门（今山西代县西）楼烦僧人慧远和慧永、慧持、刘程之、雷次宗等18人在庐山东林寺结社，同修净土之法，后来净土宗便推慧远为始祖。中国佛教的净土信仰，原本分为弥勒净土法门和弥陀净土法门，信徒都相信某个净土（佛所居住的世界，亦称净刹、净界、净国、佛国）的存在，以“往生”净土为修行的宗旨，但前者礼念弥勒佛，后者礼念阿弥陀佛（即无量寿佛）。东晋以后，弥勒净土信仰渐趋衰微，弥陀净土信仰却日趋兴盛，成为净土之正宗，后世所谓净土宗便用来专称弥陀净土信仰。北宋时期，弥陀净土宗广泛流行，出家的僧侣，没有出家的信徒，纷纷结社念佛。因为传说东晋时慧远在庐山东林寺结社取名为白莲社，北宋的这类结社也多称白莲社或莲社。到了南宋绍兴（1131—1162）初年，吴郡昆山（今属江苏）僧人茅子元（法号慈照），在广泛流行的净土结社的基础上创立白莲教。他根据弥陀经典，编写《弥陀节要》，宣扬“念念弥陀出世，处处极乐现前”，认为弥陀、净土是修行者明心见性的产物。他仿效天台宗，绘制《圆融四土三观选佛图》，用佛像、图形和比喻来解说佛土的高低，使缺乏文化的下层信徒容易理解，又制定《白莲晨朝礼忏仪》和偈歌四句、佛念五声，使念佛修忏仪式更为简便易行。他还在昆山淀山湖建立白莲忏堂，“自称白莲祖师，坐受众拜”，并规定以“普、觉、妙、道”四字作为信徒的“定名之宗”，将原先净土结社参加者之间松散的“社友”关系发展成师徒关系，建立比较定型的教门。白莲教的戒律，要求教徒做到三皈（皈佛、皈法、皈僧）、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主张素食，所以教徒被称为“白莲菜人”。白莲教教义简明易懂，念佛修忏礼仪简便易行，信徒日益增加，加上组织比较严密，势力发展很快。因此，它引起那些以正统自居的佛教僧侣的恐惧，斥之为“事魔邪党”。南宋朝廷起初曾把茅子元流放江州（今江西九江），后来确认白莲教对自己的统治有益无害，才又召茅子元赴京，赐予“白莲导师、慈照宗主”之号。白莲教由是“宗风大振”，到南宋后期已“处处有习之者”，甚至传播到金朝和蒙古统治的北方地区。

元朝统一全国以后，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佛教尤被尊崇，白莲教也受到朝廷的奖掖和保护。元贞元年（1295），元成宗还特地降旨赐东林寺白莲宗善法堂，次年又封该寺住持祖訚为“通惠大师、白莲宗主”。白莲教迅速得到发展，到13世纪末全盛时期，“历都过邑无不有所谓白莲堂者，聚徒多至千百，少不下百人，更少犹数十”，其势堪与佛、道的寺观相匹敌。随着徒众的扩增，成员也更加复杂，上层人物勾结官府，结交势豪，称霸一方；一些下层僧徒却利用白莲教的宗教仪式，夜聚晓散，从事反元活动。这就引起了元朝官府的警惕。至大元年（1308）五月，元武宗下令“禁白莲社，毁其祠宇，以其人还隶民籍”。至大三年，庐山东林寺白莲宗善法堂僧人普度向元武宗进万言书，极言白莲教“最益陛下政化”。元武宗死后，继位的元仁宗下令恢复白莲教的合法地位，但到至治二年（1322）闰五月，元英宗又下诏“禁白莲佛事”。此后，虽然有些白莲教主忠于元朝统治者，但广大白莲教徒仍以各种形式秘密从事反抗元朝统治的斗争。

白莲教奉行净土宗的教义，崇奉阿弥陀佛，说只要念一声阿弥陀佛，即可免除几十亿劫生死重罪；只要平日念佛持戒，临终之时，就可被“净土三圣”即阿弥陀佛和观音、势至菩萨迎往西方极乐世界去过快活日子，叫作“往生”净土。白莲教徒诵读的《大阿弥陀经》称阿弥陀佛为“诸佛光明之王”，“弥陀出世”也就被叫作“明王出世”而流传开来。后来，白莲教在流传过程中，又糅进了弥勒净土法门的成分。弥勒净土信仰，是佛教的一支，同白莲教有较近的亲缘关系，它供奉弥勒佛（未来佛）。按佛教的传说，弥勒曾是一个对百姓慈育的好国王。释迦牟尼在世时，他侍旁听法，释迦牟尼灭度后56亿7000万年，弥勒下降人世而成佛。释迦灭度后，世界立即进入苦境，气候变坏，庄稼变坏，人心也变坏了，人们的生活苦到无法再苦。幸亏释迦在灭度前留下遗言，说等到若干年后弥勒降生，世界就会重新变好，土地平整如镜，时气合适，四时顺节，到处长满不带皮的粳米，长满甘美的果树，撒满珍珠玛瑙；人人变得非常聪明，人心变好，没有贪欲，大家相见欢悦，善言相向；粮食非常丰富，价格低廉，人口繁盛，村落相连，人人没有忧愁烦恼，个个过得自在快活。这种“弥勒下生”的说法，后来就为白莲教徒所普遍接受。此外，白莲教还糅进了道教的某些成分，有的白莲教徒发动反元起义，便自称是“李老君太子”。

白莲教的教义，要求人们把希望寄托于来世，而对现实采取顺从忍受的态度，只能专心念佛修行，不能同现世的恶势力进行抗争，它显然是一种麻醉人民的鸦片，并不具有革命的性质。但是，白莲教关于“弥勒降生”“明王出世”的预言，却符合深受剥削压迫之苦的劳动人民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容易博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同时，白莲教举行宗教仪式时，烧香聚众，夜聚晓散，又便于用来组织群众，进行秘密活动。于是，一些农民领袖便打入白莲教内部，将“天下大乱”与“弥勒降生”“明王出世”联系起来，号召贫苦人民起来冲击苦难的现实世界，从事宣传和组织群众的秘密活动，为发动推翻元朝的武装起义进行准备。

朱元璋在淮西如蓬逐风般漂泊三年多时间，足迹遍及皖西豫东的八九个郡县，熟悉那里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大大开阔了眼界，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在流浪过程中，他生活没有依靠，广交江湖上的朋友，也沾染了江湖义气。而艰苦的流浪生活，更铸就他既坚强勇敢又猜忌残忍的性格。同时，在流浪过程中，由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和贫苦农民进行广泛的接触，并从他们那里直接或间接地接受到白莲教教义和反元的宣传教育，从而对社会的黑暗、百姓的苦难和人心的趋向，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所有这一切，对朱元璋后来参加农民起义和他事业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几年的游方生活，勾起朱元璋的思乡之情。至正六年（1346），他曾返回家乡祭扫父母和大哥的坟墓，看望赵、汪两个干娘和赵璧、曹秀、刘秀等几个往日的小伙伴。因为家乡的灾情未见缓和，又继续出外游方。后来，流浪时间长了，他又深深地怀念起故乡。至正八年，这个久别的游子终于又回到家乡的於皇寺。由于连年荒旱，於皇寺香火寥寥，僧众大都离散了，高彬法师也已去世。留在寺里的几个和尚，日子过得非常艰苦。朱元璋同他们叙了寒暖，重新在寺里安顿下来。因为香客稀少，庙里没有多少事可做。他过去念过几个月的私塾，认得几十个字，便跟几个识字的老和尚学习佛经，有时也把庙里有限的几本杂书拿出来翻翻。史籍说他从此“始知立志勤学”。这样日积月累，认识的字越来越多，知识面不断扩大，文化水平得到了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