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粮训兵，暂缓称王

朱元璋南渡长江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冯国用的建议，夺取应天作为“四出征伐”的战略基地。攻占应天的第二天，他带领一批将领巡视城廓，然后登上城楼，极目远眺，看到大江汹涌澎湃，奔腾于北，群山连绵起伏，雄峙于南，山环水绕，龙盘虎踞，形势险要，物产富饶，兴奋地对徐达等人说：“金陵险固，古所谓长江天堑，真形胜地也。仓廪实，人民足，吾今有之，诸公又能同心协力以相左右，何功不成！”从此，他一面派兵夺取周围的战略要地，向外拓展势力，一面以应天为中心，积粮训兵，暂缓称王，营建战略根据地。

在政治上，首先是废除元朝苛政，减轻刑罚，严惩贪贿，宽简赋役。龙凤三年（1357）十二月，朱元璋下令释放监狱里的所有轻重罪囚，规定当月二十日拂晓之前，所有触犯刑律的官吏军民，一律免罪释放，“敢有复言其事者抵罪”。次年三月，又派提刑按察司佥事分巡郡县，讯察案犯的罪状，规定原来判处笞刑的释放，判处杖刑的减半处刑，重罪囚犯处以杖70的刑罚，贪污受赃的不再追缴赃物；司法官吏没有按规定期限处理刑事案件的，重者从轻处分，轻者免予处分；武将出征犯有过失的，也都赦罪。有的官员对朱元璋这个规定表示不同意见，认为“去年释罪囚，今年又从末减，用法太宽，则人不惧法，法纵弛，无以为治”。他回答说：“百姓自兵乱以来，初离创残，今归于我，正当抚绥之。况其间有一时误犯者，宁可尽法乎？大抵治狱以宽厚为本，少失宽厚则流入苛刻矣。所谓治新国用轻典，刑得其当，则民自无冤抑。”龙凤五年三月又宣布：“所隶州郡，自三月初二日以前，除大逆无道及敌之侦伺拘系外，其余罪无大小，咸与宥原。敢有不遵，仍前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吴元年（1367）六月，他还特地告谕负责监察的御史要慎用刑狱：“刑本生人，非求杀也，苟不求其情而轻用之，受枉者多矣。故钦恤二字，用刑之本也。”

对自己手下的官吏，朱元璋则严格要求他们奉公守纪，不许枉法贪贿。如有违犯，坚决惩处。龙凤八年（1362）正月，有人向按察司诬告他人，被诬者不服，任按察司佥事的元朝降臣宋伯颜不花说：“我这衙门，你见有几人得空出者？”对被诬者严刑拷打，硬逼其招供。省都事王用言贪贿坏法，与陈友谅的抚州倪通判交结，朱元璋发现后，当月十七在应天聚宝门的雨花台上，召集文武百官，谕曰：“王都事贪贿，私通敌人，以其赃物示众，罪当凌迟。”又对宋伯颜不花说：“你是元朝风宪官，不能死节，归我又授以耳目，亦不能与人辨曲直，拷掠诬承，谄吾一时之喜，是汝罪否？我替元朝打死这失节老贼！”遂领卫士，用巨棍在宋伯颜不花胸背各打100下，扔到台下，问：“老贼死未？”有人答说：“未死。”朱元璋又让人将他抬到太医那儿，敷上膏药。第二天，召谕之曰：“我克城之日，见汝于马前迎拜，欲杀之。我谓不当杀降，今犹含恨。今既任汝，尚不公正。”下令将他身上的膏药揭去，再用巨棍在胸背各打100下。还没打死，“次日又杖之，以身首暴于市”。

朱元璋还设法减轻百姓的赋役负担。龙凤三年（1357），他亲征婺州，十二月道经徽州，召见当地儒士唐仲实、姚琏，询问民事得失。唐仲实反映当地守将邓愈役民筑城，百姓颇有怨气，他即下令停工。朱元璋问起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统一天下的原因，唐仲实说是这几个人都不乱杀人，所以能实现统一，接着又婉转地反映百姓负担过重的问题：“主公英明神武，兼数君之长，驱除祸乱，未尝妄杀，出民膏火，措之于衽席之上，开创之功超于前代。然以今日观之，民虽得其所归而未遂生息。”朱元璋即坦率地承认：“此言是也。”并解释说：“我积少而费多，取给于民，甚非得已，然皆为军需所用，未尝以一毫奉己。民之劳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尝忘也。”他不仅这样说，而且也确实这样做。第二年，下令在徽州实行土地经理，令民自实田。龙凤九年，任命端木复初为徽州经历，又“使民自实田，集为图籍，核盈朒，验虚实，而定科徭。吏民阴为欺蔽，痛谪之。不数月而毕。由是民无逋租，官无横敛”。民自实田而定科徭的结果，使地主隐瞒土地向农民转嫁负担的现象大为减少。后来，当朱元璋把农业生产抓了上去，军队的屯田取得一定成绩，他又着手减轻各种赋税和徭役。龙凤六年闰五月，他根据常遇春、胡大海的建议，下令废除“寨粮”，为百姓解除了一大负担。龙凤八年，陈友谅部将吴廷瑞归降，朱元璋亲至龙兴（今江西南昌），又对当地百姓宣布：“军需供亿，俱不以相劳。”龙凤十年称吴王后，又规定“赋税十取一”，并将县府划为三等，按等征税，“县上、中、下三等，以赋十万、六万、三万石下为差；府三等，以赋二十万上下、十万石下为差”。龙凤十一年攻占赣州，又废除陈友谅部将熊天瑞的“加赋”，并“免甲辰（龙凤十年）秋粮之未输者”。龙凤十二年四月平定淮东后，又指示当地官员，从当年开始，凡民间税粮、军需、差役等项负担，均“务从宽简”。第二年正月，下令免太平府租赋二年，免应天、宣城等处税赋一年。五月，又令中书省宣布徐、宿、濠、泗、寿、邳、东海、安东（今江苏涟水）、襄阳、安陆诸郡县及今后新归附地区的桑、麻、谷、粟税粮及徭役“尽行蠲免三年”。六月，又诏免各地田租一年。另外，各地如有灾荒发生，还随时施行赈济和蠲免田租。对工商业税，也“斟酌元制，去其弊政”。

其次，是积极支持农民夺占地主的土地财产和元朝的官田。朱元璋深知广大农民所以揭竿起义，是为了夺回被地主阶级霸占的土地和财物，改变“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不平等现象。朱元璋攻夺浙东时，便实行“给民户由”的政策，支持农民剥夺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关于“给民户由”的情况，刘辰的《国初事迹》做了简单的记载，谓：“太祖亲征城池，给民户由，俱自花押。”但这种“户由”究竟包含什么样的具体内容，史籍却未加说明，只能根据后来洪武年间的户籍制度，推知其概貌。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下令在全国清查户口，编造“户籍”，又置“户帖”，记载民户的籍贯、丁口、名岁和产业，相当于户口证，发给百姓。这种户帖也称为“户由”。洪武中期，明廷改变户籍制度，编造“赋役黄册”以取代“户籍”，并给民户发放“户由执照”，又叫“亲领执照”，载明民户的产业和丁粮数目，“凭此纳税当差”。洪武三年的“户帖”即“户由”，与洪武中期的“户由执照”，内容和性质尽管并不完全一致，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两者都记载了民户包括土地在内的全部产业，具有在法律上承认民户的财产包括土地的作用。朱元璋是在龙凤四年十二月亲征婺州之时，“命籍户口”的，估计也就从这时候开始，对百姓的产业做了登记，并由他亲自签发“户由”，交给民户，从而承认了民户的财产包括农民所占地主的土地财物和官田的所有权。由于朱元璋的支持，许多地区的农民都积极行动起来，夺取地主的土地和财物。如朱元璋的军队打到诸暨，地主赵淑携带田契逃入深山穷谷，“家赀无纤毫存”。朱元璋亲征婺州，地主俞元瑞从乡下逃往处州城里，处州被攻克后，他也遭到农民的清算，“家业荡然，遗田数亩而已”。

朱元璋政治上的另一个重大措施，是礼贤下士，优待降人。攻占应天后，他宣布：“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消息不胫而走，夏煜、孙炎、杨宪等十几位儒士前来求见，全被录用。此后命将出征，他经常要求他们寻访、推荐当地的名贤。有时，还派专人携带金帛，四处访求遗贤。听说有个洛阳儒士秦从龙，字元之，很有学问，曾做过元朝和林行省左丞、江南行台侍御史，后来隐居镇江。徐达出征镇江，朱元璋特地交代：“镇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当询访，致吾欲见之意。”徐达克镇江后访得秦从龙，朱元璋又派侄儿朱文正和外甥朱文忠带着白金、文绮前去礼聘，并亲至龙江（在今南京中山门外）迎入，与自己同住富户王彩帛家，“朝夕访以时政”，后来建立江南等处行中书省，朱元璋搬进元朝御史台府第居住和办公，将秦从龙安置在西华门外，仍是“事无大小，悉与咨谋”，“称先生而不名”。每年遇到秦从龙生日，朱元璋“与太子皆有赠遗，或亲至其家，与之燕饮，礼遇甚厚”。秦从龙深受感动，又将“笃学博览，精象数之学”的陈遇推荐给朱元璋。亲征婺州，胡大海推荐宋濂，朱元璋马上派宣使樊观奉书币，聘请他来做五经师。胡大海攻下处州之前，儒士叶琛出来降，言处州兵弱易取，胡大海即率兵攻破处州。不久，章溢、胡深、季汶等亦降，在南田老家隐居著述的刘基亦被迫出见。胡大海将叶琛、胡深和刘基送往应天，推荐给朱元璋。朱元璋召见后，不知何故，未加任用，而是“出银碗、文绮赐之，而遣还金华”。后来，处州总制孙炎再次向朱元璋推荐刘基、叶琛、胡深和章溢，李善长、陶安等也一再夸奖他们如何有学问，他又派樊观赍币往聘。叶琛、章溢前来应聘，但刘基可能对前次赴应天未被任用耿耿于怀，便以气节作幌子，“自以仕元，耻为他人用”，婉言谢绝。朱元璋又命孙炎派人去请，刘基回赠一把宝剑，还是不来。孙炎“以为剑当献天子，斩不顺命者，人臣不敢私用，封还之”，并写了一封洋洋数千言的信，反复说明利害，非要他出来不可。陶安和宋濂也分别赠诗劝说。刘基实在没有办法，这才勉强出山。龙凤六年三月，他奉命与宋濂、叶琛、章溢一起来到应天，朱元璋热情地接待他们，说：“我为天下屈四先生耳！”龙凤九年五月，下令在自己住宅西边盖了一座礼贤馆，让这些儒士居住，“陶安、夏煜、刘基、章溢、宋濂、苏伯衡，皆在馆中”。后来，随着地盘的不断扩大，朱元璋更加重视对儒士的网罗，说：“予思英贤，有如饥渴。”龙凤十年三月，命中书省辟文武人才，谕之曰：“自今有能上书陈言、敷宣治道、武略出众者，参军及都督府具以名闻。”后又令“府县每岁举贤才及武勇谋略、通晓天文之士，其有兼通书律亷吏亦得荐举”，并规定“得贤者赏，滥举及蔽贤者罚”。龙凤十二年三月，再命中书省“严选举之禁”，“复命知府、知县有滥举者俟来朝治其罪，未尝朝觐者岁终逮至京师治之”。当时的儒士，大多数参与过镇压农民起义，对朱元璋的招降既疑且惧，他又特地宣布：“吾当以投诚为诚，不以前过为过”，讲明只要诚心归附，一概既往不咎。在他的感召下，一时间“韬光韫德之士，幡然就道”，不少曾经仕元的儒士和多年隐居不仕的耆儒名贤，纷纷前来投奔。

对应聘的儒士，朱元璋都妥善地给予安排和任用。他强调要做到“知人”，全面了解他们的才能大小及其长处短处，然后因才授职，用其所长。根据这个原则，凡是博治经史、熟于谋略者，如孔克仁、刘基、宋濂等，皆置幕府，备作顾问，参与谋议；精通兵法、骁勇善战者，如康茂才、朱亮祖、胡深等，任为将官，统兵作战，攻城略地；有智计、善策事者，如汪广洋、叶琛、章溢等，则派往各地，担任行政职务，掌管一方政务。同时，为防止投机分子混进来进行破坏，朱元璋又规定，所有前来投奔的儒士，一律由他亲自考察任用，“禁诸将擅用”；任用之后，“如有逃者处死”。当时所克城池，皆令“将官守之，勿令儒者在左右论议古今，止设一吏管办文书，有差失，罪独坐吏”。朱文忠在婺州，以儒士屠性、孙履、许元、王天锡、王祎“干预公事”，朱元璋即派人把他们带到应天，将王祎、许元、王天锡发充书吏，屠性、孙履处死。

对待元朝的官吏和敌方将领，朱元璋着重于政治上的争取，设法促使其转变敌对态度，参加自己的队伍。元淮西宣慰使、都元帅康茂才在应天战败，率部逃窜，被俘后押来见朱元璋，他下拜说：“前日战，各为其主。今日屡败，天数也。事至于此，死生惟命。苟得生全，尚竭犬马之力，以图报效。”朱元璋笑而释之，让他率部随军出征。后来他作战有功，第二年就被提升为秦淮翼水军元帅。元朝“义兵”元帅朱亮祖先在太平被俘，朱元璋喜其勇悍，赏赐金币，继续留用。过了几个月，他复叛归元朝，几次带兵攻打朱元璋的队伍，掳去士卒60多名。徐达、常遇春围攻宁国，他与元将别不华、杨仲英等人闭城拒守。后来城破被俘，朱元璋问他：“今何如？”他说：“是非得已。生则尽力，死则死耳！”朱元璋壮其勇武，给他松绑，令统所部兵马从征宣城。他很受感动，不久同徐达、常遇春一起攻下宣城，后又屡立战功，被授予枢密院判之职。有些人被俘后拒不投降，如果不是蒙古将官，则加以处斩，如徐达克常州，生擒张士诚的张、鲍二将，送到应天，朱元璋“以善言抚之，不屈，拘于东锦绣坊数日，斩于市”；如果是蒙古将帅，则不加虐杀，而是下令释放，以争取蒙古部众。元朝万户纳哈出，是成吉思汗四大功臣木华黎的后裔，在太平被俘，朱元璋“待之甚厚”，让已归附的万户黄俦劝降。纳哈出表示：“荷主公不杀，诚难为报。然我本北人，终不能忘北。”朱元璋想放他返回蒙古，徐达等人“恐贻后患”，主张杀掉。朱元璋说：“无故而杀之，非义。吾意已决，姑遣之。”他召见纳哈出及降臣张御史，对他们宣布：“为人臣者各为其主，况汝有父母妻子之念，今遣汝归，仍从汝主于北。”然后发给路费，放他们回蒙古去。个别蒙古将官降后又重新出走，朱元璋也不发兵追堵拦截。如元朝的林元帅在应天被俘，留任原职，但不久又拉着队伍逃往杭州，他得到消息说：“林思旧主，既去勿追。”当然，朱元璋对待降官降将绝不是毫无原则的，如果有人想利用他的政策进行投机，他就严加惩处。如江西各山寨头目或降或叛，反复无常，他便下令将他们“尽投于水”。对投降的敌方士卒，起初为防止他们降而复叛，曾有过将其杀害的现象。如龙凤三年（1357）五月，耿炳文克长兴后，张士诚复进兵侵城，耿炳文力战败之，“生擒一千余人，解应天府斩之”。龙凤五年五月，朱元璋在浙东曾将张士诚降卒5000人分与帐下，留守婺州，后“恐生叛意，欲带回，恐中途遁去，悉斩于双溪上”。后来，为了瓦解敌人，壮大自己，便很少出现这种杀降的现象。

在军事上，朱元璋大力加强武装队伍的建设。他认为：“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定王兴伯，莫不由此”，对强兵一直抓得很紧。不仅积极招募农民入伍，收编归降敌军，而且非常重视军事训练。他指出：“兵不贵多而贵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阵”，经常命令将帅带领士兵进行训练，并亲自进行检阅，加以督促指导。早在攻占应天的第二年即龙凤三年正月，他即曾在城西北门外的鸡笼山举行大规模的阅兵，列山、陆二寨军于山下，众数十万。龙凤十一年正月，在出征淮东之前，他又亲自阅试将士，令镇抚居明率领军士分队进行军事演习，胜者赏给10两银子，负伤而不退却者也赏给数量不等的银两，有伤者赐给医药治疗，并设酒馔宴请全体将士以示慰劳。

除了建立正规作战部队，朱元璋还注意民兵队伍的建设。龙凤四年（1358）十一月，下令建立管领民兵万户府，告谕中书省臣说：“古者寓兵于农，有事则战，无事则耕，暇则讲武。今兵争之际，当因时制宜。所定郡县，民间岂无武勇之材，宜精加简拔，编辑为伍，立民兵万户府领之，俾农时则耕，闲则练习，有事则用之。事平，有功者一体升擢，无功令还为民。如此，则民无坐食之弊，国无不练之兵，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庶几寓兵于农之意也。”此后，在他的占领区内，开始推行民兵制度。如龙凤五年冬，左司郎中王恺奉命总制衢州军民之事，即命县官“籍江山、常山、龙游、西安（治今浙江衢州）四县丁壮，凡六丁之中简一以为兵，置甲首部长统之。丁壮八万有奇，得兵一万一千八百。无事则为农，脱有警，则兵者出攻战，而五丁者资其食”。广德府广阳、建平（治今安徽郎溪）等县，也曾“验丁出兵，谓之民义，以守广德”。龙凤九年，更将民兵制度在其辖区内普遍推广，令“以两淮江南诸郡归附之民，各于近城耕种，练则为兵，耕则为农，兵农兼资”。由于战事频繁，兵力紧张，这些早期签点的民兵，往往跟随正规的主力部队出征，随即被编入军籍入伍，变成了军户。

在强兵方面，朱元璋尤其重视军事纪律的整顿。早在郭子兴手下当带兵官时，他就开始注意纪律的整顿。有次带领一支归降的队伍出征，两名士卒违反命令，他“即斩以徇”，使“众皆股栗”，不敢再有抗命之举。进攻镇江，为了引起将士对纪律的重视，还和徐达搞了个苦肉计。临出师前，他召集将士，故意当众历数徐达“尝纵士卒之过”，宣布将按军法论处，再由李善长出面求情，让徐达保证今后一定严格约束士卒，并领兵攻打镇江，立功赎罪，他这才宣布免予处罚，告诫徐达及全体将领：“吾自起兵，未尝妄杀。今汝等将兵往，当体吾心，戒缉士兵。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杀戮。有犯令者，处以军法。纵之者，罚无赦。”诸将一致回答：“谨受命！”徐达攻入镇江，果然号令严肃，“民无兵刃之灾，舍无焚烧之废，京口之民全生”。后征甘露（今江苏无锡市东），“军士犯令者，即以甑蒸之”。以后每次攻城略地，朱元璋都反复告谕将士，只有“惠爱加于民，法度行于军”，部队才有战斗力，才能得到百姓的支持，取得战争的胜利。他还特地告谕归降留用的敌方将帅，要求他们严格遵守自己制定的纪律：“汝等亦非素富贵之家，一旦为将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礼纵横。今既归于我，当革去旧习，如吾濠、泗诸将，庶可以保爵位。”将士严守法纪，朱元璋即通令嘉奖。亲征婺州时，朱元璋有次夜出私行，巡军根据实行宵禁的命令，出面阻拦。随行小先锋张焕告诉巡军这是位“大人”，要求放行。巡军拒不答应，说：“我不知是何大人，只知犯夜者执之。”第二天，朱元璋就赏给巡军二石米，“后不夜出”。击败陈友谅后，常遇春“克赣不杀”，纪律严明，朱元璋派人嘉奖。对违反法纪的将士，则严惩不贷。胡大海领兵围攻绍兴，他的儿子胡三舍及王勇等三人犯酒禁，朱元璋命诛之，都事王恺出面求情：“胡大海见总兵攻绍兴，可以本官之故饶他。”朱元璋大怒，说：“宁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坏了我号令！”当下就拔刀把胡三舍等三人杀死。由于赏罚分明，朱元璋的军队纪律严明，服从调遣，听从指挥，攻城略地，秋毫无犯。

为了加强对将官的控制，防止他们不听指挥调遣甚至出现叛变投敌的行为，朱元璋还把出征将官的妻子留在应天做人质。这个办法最早实行于渡江之时，攻占应天后他又规定：“与我取城子的总兵官，妻子俱要在京（指应天）住，不许搬取出外”，“将官正妻留于京城居住，听于外处娶妾” 。此外，朱元璋还使用义子监军。他先后收养了20多个义子，后来攻占一些重要城镇，就派一个或两个义子做监军，和带兵的将官一起镇守。如“得镇江用周舍，得宣州用道舍，得徽州用王驸马，得严州（治建德，今浙江建德市东北）用保儿，得婺州用马儿，得处州用柴舍、真童，得衢州用金刚奴、也先，得广信（治今江西上饶）用周舍即沐英也”。龙凤四年四月，听说胡大海与朱文忠占领严州后意见不合，朱元璋指示专掌征行兵案的帐前都指挥使司首领官郭彦仁：“保指挥（朱文忠官衔帐前总制亲军都指挥使司副都指挥的简称）我之亲男，胡大海我之心腹，前者曾闻两人不和，且保指挥即我亲身也，胡大海即我心腹也，身包其心，心得其安，心若定，身自然而定。汝必于我男处丁宁说知，将胡院判（胡大海官衔枢密院判官的简称）以真心待之，节制以守之，使我所图之易成。”从这番话语可以看出，朱文忠等义子是代表朱元璋来监视胡大海等将官的，握有节制诸将之大权。

孙子说：“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朱元璋深明此理。出于军事斗争的需要，他非常重视各种情报的搜集。龙凤五年（1359），曾派帐下卫士何必聚往江西袁州打探守将平章欧普祥的动静。何必聚返回应天，朱元璋“问其道里，必聚具对”。又问：“汝到袁州，有何为记？”答曰：“欧平章门有二石狮，吾断其尾尖。”后来攻占袁州后，查看果然如此。当年四月，大宋山东守将毛贵被淮安赵均用所杀，毛贵部将自辽阳返回山东，又杀赵均用，仍奉毛贵幼子为总兵，镇守山东。朱元璋“欲知齐、鲁、燕、冀兵力强弱，地理险易”，复遣何必聚前往山东，“阳为毛平章（毛贵幼子）烧饭食，欲以探中原虚实”。同年，还挑选方德成、周海等卫士13人，各赏银50两，驾乘1只快船，佯称得罪朱元璋，至平江投奔张士诚。张士诚甚喜，“配以妻，抚之甚厚”。不逾月，周海向张士诚告发方德成等人诈降，张士诚大怒，将方德成等人俱斩于虎山下。吴元年（1367），克平江后，擒获周海解送应天，朱元璋下令将其凌迟以祭方德成等12人，“厚赐成等家，养赡终身”。龙凤九年，又派千户王时以买马为名，携带3000两银子到方国珍处，由方国珍的都事吴某陪同，乘方国珍的海船去大都，“体探元朝及察罕帖木儿、李思齐等军马事情”。龙凤五年，还曾遣胡兴隆往汴梁，打探元守将祝平章虚实，“往还六月，备侦以归”。又遣刘彬往河南府，侦察元总兵扩廓帖木儿的动静，被扩廓帖木儿发现遭到拘禁，至攻克河南府方才出狱。还派苏以仁往陕西伺察元总兵李思齐，也被察觉，关进大狱。洪武二年（1369）攻克陕西，苏以仁出狱，向朱元璋陈述遭到拘禁的情况，朱元璋下令“厚赐彬及以仁，令还其家”。

在经济上，朱元璋首先是狠抓垦荒屯田，恢复农业生产。由于连年战争，加以灾荒疾疫，田园荒芜，粮食奇缺，不仅人民的生活十分困苦，军饷的供应也极艰难。龙凤三年（1357）二月，朱元璋苦于“乏粮”，不得不向应天、镇江、太平等三府富民预借米、麦、豆，以供军需，“数十万之费一月而就”。当年，又命应天“以东南二面城之外、排栅之内空地分于各军，令夏种瓜茄，冬种菜，听自收取”，还“令各城守将植桑枣”。朱元璋深知，要从根本上解决军饷的供应问题，改善人民的生活，必须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攻下应天后，便下令“武官听从开垦荒田，以为己业”，文职“拨与职田，召佃耕种，送纳子粒，以代俸禄”，以推动荒地的开垦。后来，又命诸将分军于龙江等处屯田。龙凤二年七月，建立江南行省，设营田司，“以修堤防，专掌水利”。明代文献中的“营田”，主要是指以军士屯田，且耕且战，这个“营田司”大概兼有组织军士屯田的职责。龙凤四年二月，任命康茂才为营田使。这一年，吴良、吴祯兄弟戍守江阴，率领不满5000的士兵，一边训练，一边屯田，“以给军饷”。第二年，王恺戍守衢州，也令守军屯种废田57000亩，以给兵食。耕地不足，他又征用地主的荒田，规定“民有田，力弗能艺者，听军士贷耕，而为输粮县官”，把地主的荒闲土地交给士兵屯种，由士兵向江南行省政权交纳赋税。龙凤九年二月，朱元璋又申明屯田之令，告谕全军将士：“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昔汉武以屯田定西戎，魏武以务农足军食，定伯兴王莫不由此。自兵兴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馑，田地荒芜，若兵食尽资于民，则民力重困。故令尔将士屯田，且耕且战。……自今诸将宜督军士，及时开垦，以收地利，庶几兵食充足，国有所赖。”击灭陈友谅后，亦令邓愈在襄阳领兵屯种，“且耕且战”。

在组织军队屯田的同时，还注意发动农民搞好生产。龙凤二年九月，朱元璋到镇江，即派儒士“告谕乡邑，劝耕桑，筑城开垦”。翌年，又“令各城守将”督民男耕女织。龙凤四年，建立民兵制度，简拔训练民间丁壮，“农时则耕，闲则练习”。龙凤九年，更将这一制度加以推广，使两淮江南诸郡的民间丁壮全部组织起来，“练则为兵，耕则为农”。龙凤十一年六月，下令民间广种经济作物，规定：“凡农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绵（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为差。有司亲临督劝，惰不如令者有罚，不种桑使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绵（棉）使出麻布、绵（棉）布各一匹。”第二年正月，又告谕中书省臣：“今春时和，宜令有司劝民农事，勿夺其时。一岁之中，其收获多寡，立为劝惩。”五月，再命中书省招抚流亡，“俾之各还乡土，仍复旧业，以遂生息”。吴元年（1367）七月，又设立司农司，以杨思义为司农卿，以加强对农业生产的管理。

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农业生产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如康茂才领兵屯田，到龙凤九年，“所存得谷一万五千石，以给军饷，尚余七千石”。由于粮食增产，龙凤十二年春，原先不断上涨的麦价已经“稍平”了。

其次，征收商税，立盐茶法、制钱法，开铁冶，广辟财源。龙凤六年（1360）十二月，首先对酒、醋实行征税，随后对其他商品也实行征税，遂设官店以征商，称官店钱。龙凤八年正月，朱元璋“以其税太多，病民”，“命减收官店钱”，十月设关市批验所官，征收境内外往来货物商税，“盐货以十分为率，税其一分；物货以十五分为率，税其一分”。龙凤十年四月，应天官店改为宣课司，府州县官店改为通课司，同时降低税额，规定“凡商税三十税一，过取者以违令论” 。此外，还设立竹木抽分场征收竹木税，在江西、湖广的湖池之处设河泊所征收鱼课，“岁得谷一百余万石”。盐税历来是官府的一项重要收入，朱元璋刚占领应天时，两淮盐场被张士诚控制，为了解决军民食盐的困难，他令枢密院经历出具文据，交给将官的家人前往与张士诚交界的边境，用货换盐，运回应天出售。后来攻占诸暨和处州，分别在唐口关和吴渡设立两个抽分所，允许外境客商运盐入境贩卖，由抽分所抽取一定比例的盐货抵税，“变作银两及买白藤、磺黄等物，以资国用”。龙凤七年二月，正式确定盐法，置局设官，令商人纳钱请引贩鬻，“每二十分而取其一，以资军饷”。第二年，设关市批验所官，又规定“盐货以十分为率，税其一分”。龙凤九年，处州翼总制胡深认为“税额太重”，要求恢复旧例，朱元璋“从其言”，下令仍按二十取一的税率收税。后来，随着占领区的扩大，两淮与两浙的盐场归朱元璋控制，他又开始向煎盐的灶户征收盐课。龙凤十二年二月，置两淮都转运盐使司，下设29场盐课司，年办盐352590引（按：大引每引重400斤）；第二年二月，置两浙都转运盐使司，下设36场，年办盐222384引多，盐课收入相当可观。茶法与盐法同年议立，由商人纳钱请引贩卖，“每引茶百斤，输钱二百”。当时茶叶主要产自江西、湖广，朱元璋曾命参政张昶派官去江西、湖广各府州县，“踏勘见数，起科作额，以资国用”。钱法也与盐法同时实行，龙凤七年在应天置宝源局继续铸“大中通宝”钱，以400文为1贯，40文为1两，4文为1钱，代替元朝的纸币，与历代铜钱兼用。当年共铸钱431万缗，两年后跃增至3791万多缗，增加了将近10倍。击灭陈友谅后，又命江西行省置货泉局，颁大中通宝大小五等钱式，令就当地铜矿，铸之以供军需。铁冶始开于龙凤十年四月，当月令湖广所属州县兴建炉冶，“募工炼铁，以资军用”。上述这些措施，主要是李善长负责制定的，实行后都收到很大效益，“民不以为困，而国用益饶”。

再次，提倡俭朴，节约开支。在开源的同时，朱元璋非常注意节流，强调要“用之有节”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开支。他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都处处躬行节俭，给部下做出榜样，“旧衣皆浣濯更进”，参军宋思颜见了，连声称赞：“真可以示法子孙也。”方国珍进献金玉装饰的马鞍辔，他退了回去，说：“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才能，所用者谷粟布帛，其他宝玩非所好也！”江西行省送来缴获的一张陈友谅用的镂金床，他下令砸毁，说：“此与孟昶七宝溺器何异！”营建应天新内城，他将宫室图纸上有雕琢奇丽之处都去掉，并告谕中书省的官员：“宫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过为雕斲？……夫上能崇节俭，则下无奢靡。吾尝谓珠玉非宝，节俭是宝。有所缔搆，一以朴素，何必极雕巧以殚天下之力也。”完工之后，只在宫室的墙壁画上历代帝王兴亡的故事，在两庑的墙壁上书写宋儒的《大学衍义》，以便朝夕观览，作为鉴戒。有个官员说瑞州出产一种有花纹的奇石，加工后铺砌地板，非常好看，他痛加训斥：“尔不能以节俭之道事予，乃导予以侈丽——夫岂予心哉！”

在斗争策略上，则对宋政权的小明王长期保持形式上的隶属关系，以缩小自己的目标。郭子兴死后，朱元璋接受小明王左副元帅的封号，长期与小明王保持形式上的隶属关系。他“文移用龙凤年号，旗帜战衣皆红色”，采用宋政权的“复宋”口号。攻占婺州时，竖起的“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的大旗和“九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的木牌，同北方红巾军的“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旗号，基本精神相一致。他担任的职务，从枢密院同佥、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丞相同佥、吴国公到后来的中书左丞相，都是小明王封授的。龙凤十年灭陈友谅后，群臣劝他就帝位，他未应允，虽称吴王，仍奉龙凤正朔，以“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的名义发布命令，表示自己还是小明王的臣属。这样，既可以利用小明王的旗号来号令军士，争取群众，又可以缩小自己的目标，避免树大招风，遭受打击。

经过数年的努力，朱元璋的江南根据地得到巩固，兵力和财力迅速壮大，进可攻，退可守，从而为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