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基称帝，择定都城

吴元年（1367）十二月上旬，南北前线的捷报不断传到应天，报告南征大军迫降方国珍，正由水陆两路以破竹之势向福建挺进，北伐大军也已平定山东的喜讯。应天的文武官员个个欢欣鼓舞，以中书省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为首的大臣更是兴奋异常，他们觉得攻克大都、推翻元朝、统一全国已是指日可待。按照历代的传统惯例，局部地区的统治者称王，全国性的统治者称帝，朱元璋也应该由吴王改称皇帝。他们决定再次奉表，劝朱元璋登基称帝。

十二月十一，李善长率文武百官奉表劝进。不料，朱元璋再次谢绝，说：“始吾即王位，亦不得已，勉从众言。今卿等复劝即位，吾恐德薄，不足以当之。”群臣一齐叩头再请，他仍不从。如果说朱元璋在七月间谢绝群臣的劝进，是由于“一统之势未成，四方之涂尚梗”，担心重蹈陈友谅匆促称帝又迅速败亡的覆辙的话，那么这次推却则是为了显示自己“谦让”的美德。李善长摸准他的心理，第二天又率领大臣上奏，说：“陛下谦让之德著于四方，感于神明。愿为生民计，早徇群臣之请。”朱元璋听了非常高兴，半推半就地说：“中原未平，军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后议此，而卿等屡请不已。此大事，当斟酌礼仪而行，不可草草。”李善长心领神会，当即领着一批礼官拟出即位礼仪，送给朱元璋审批。其中，所拟仪卫八队，八面仪仗大旗分别书以“天”“下”“太”“平”“皇”“帝”“万”“岁”八个大字。朱元璋认为这是“夸大”之词，对李善长说：“古者九旗之制，各有其属，若日、月、蛟、龙、熊、虎、鸟、隼、龟、蛇之类，所以昭仪物、辨等威。若‘太’‘平’‘万’‘岁’之名，此直夸耳。莫若以‘天’‘祐’‘家’‘邦’‘海’‘宇’‘康’‘宁’易之，庶几顺理。”接着又说：“此亦近夸，宜并去之。”即位的事，就样定下来了。

朱元璋和他的大臣都忙碌起来，着手进行登基的筹备工作。皇宫倒是现成的。吴王新宫刚建成不久，尚未使用，朱元璋决定暂时将这座新宫作为皇宫，不再另建宫室。即位的日子选在来年的正月初四，年号定为洪武，国号定为大明。这个国号的确定，很费了朱元璋的一番心思。历代统治者为了显示自己“命世之君，创制显庸”的丰功伟绩，“以新一代之耳目”，都“不肯因袭前代”的称号，要给自己创建的皇朝另取一个新名号。因此，历代皇朝的国号总要经过慎重的研究而后确定，赋予它某种特殊的含义。朱元璋取大明为朝代称号，据说出自刘基的建议。“国号大明，承林儿小明号也”，它来源于韩林儿的小明王称号，而将小字改为大字。小明王的称号则取自白莲教徒诵读的主要经典《佛说大阿弥陀经》。《佛说大阿弥陀经》中有一段文字云：“佛言：阿弥陀佛光明明丽快甚，绝殊无极，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而为诸佛光明之王，故号无量寿佛……超日月光佛。其光明所照，无央数天下幽冥之处皆常大明。”茅子仪的《弥陀节要》宣扬“弥陀出世”，既然阿弥陀佛是“诸佛光明之王”，“弥陀出世”也就是“明王出世”。朱元璋所以决定采用这个国号，是有其深刻用意的。首先，他的势力是依靠元末农民大起义发展、壮大起来的，而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臣属于小明王，他的部众和统治区内的农民群众有不少白莲教徒，深受“明王出世”宗教宣传的影响。朱元璋用大明作新皇朝的称号，既可取得从农民起义中奋战过来的将士们的拥护，又可以争取信奉白莲教的广大群众的支持。其次，大明的称号又可以按照儒家的学说来理解。明是光明，是火，明字拆开是日月二字。古礼有祀“大明”、朝“日”夕“月”的说法，历代朝廷都把祭祀“大明”和日月列为正祀，或郊祭或特祭，每年都要举行极其隆重的祭祀活动。而且按照阴阳五行的学说，南方属火、属阳，神为祝融，颜色为赤，北方属水、属阴，神为玄冥，颜色为黑。朱元璋起自南方，应天又是传说中的祝融故墟，他北上攻克大都，推翻起自蒙古大漠的元朝，就是以火制水，以阳消阴，以明克暗。这样，以大明为号，也符合儒家思想，可使地主阶级及其儒士感到满意，从而博得他们的拥护和支持。十二月二十二，朱元璋御临新宫，把准备登基的意思祭告上帝皇祇说：

维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其天下土地人民豪杰分争，惟臣，帝赐英贤李善长、徐达等为臣之辅，遂有戡定：采石水寨蛮子海牙、方山陆寨陈也（埜）先、袁州欧（普）祥、江州陈友谅、潭州王忠信、新涂邓（克）明、龙泉彭时中、荆州姜钰、濠州孙德崖、庐州左君弼、安丰刘福通、赣州熊天瑞、辰州周文贵、永新周安、萍乡易华、平江王世明、沅州李胜、苏州张士诚、庆元方国珍、沂州王宣、益都老保等处狅兵，息民于田野。今地周回二万里广。诸臣下皆曰：恐民无主，必欲推尊帝号。臣不敢辞，亦不敢不告上帝皇祇，是用吴二年正月四日，于钟山之阳，设坛备仪，昭告上帝皇祇，惟简在帝心：如臣可为生民主，告祭之日，帝祇来临，天朗气清；如臣不可，至日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

祭文按照儒家的君权神授学说，把元朝的建立和倾覆，自己势力的兴起和发展，都归结为上帝的旨意，然后请求上帝批准自己登基称帝，建立新的皇朝。

即位的日子是同刘基商量确定的。原来，在举行祭告天地仪式的前两天，应天连降雨雪，气候又阴又冷，一点也不见有转晴的希望。但谋士刘基“通经史，于书无所不窥，尤精象纬之学”，是个有名的天文学家。当时他身兼太史令，正负责主持历法的制定工作，已预测到来年的正月初四，天气将会转晴。朱元璋选定这一天作为即位的日子，就有充分的信心能让上帝来“批准”自己登基称帝。

应天的天气，果然如刘基预测的那样，很快由雪转晴。正月初一，纷纷扬扬的大雪突然停止。到正月初四，阴云齐敛，天宇澄清，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整个大地撒满了金灿灿、暖融融的阳光。按照规定的礼仪，朱元璋身穿华贵的衮服，头戴冠冕，在南郊设坛告祀上帝皇祇，宣读祝文，报告他十几年来取得的巨大功业和就位称帝、定号大明、建元洪武的消息。然后在郊坛即皇帝位，由丞相李善长率百官和都民耆老拜贺舞蹈，三呼万岁。礼成，具皇帝卤簿威仪导从，到太庙追尊高祖父为“玄皇帝”，庙号“德祖”，高祖母为“玄皇后”；曾祖父为“恒皇帝”；庙号“懿祖”，曾祖母为“恒皇后”；祖父为“裕皇帝”，庙号“熙祖”，祖母为“裕皇后”，父亲为“淳皇帝”，庙号“仁祖”，母亲为“淳皇后”。接着，再祭告社稷坛。这些宗教仪式结束后，又在奉天殿举行百官朝贺仪式。朝贺完毕，朱元璋命李善长奉表册立马氏为皇后，册立世子朱标为皇太子。初五日，朱元璋向全国正式发布《即位诏》。这个即位诏在起草时，朱元璋认为元朝发布的诏书，开头必曰“上天眷命”，意谓上天眷顾，故人君才能如此行事，显得不够谦逊，仍然沿袭吴元年的做法，书曰“奉天承运”，以示人君的言动皆奉天而行，非敢自专。然后诏封皇族，给功臣宿将加官晋爵。这样，朱元璋算是得到上帝皇祇批准并得到臣民承认的正统皇帝，由一个旧皇朝的掘墓人变为新皇朝的创建之君了。因为他死后庙号“太祖”，谥曰“高皇帝”，史书上通常称他为明太祖，有时也叫作高皇帝。

为了说明元朝的兴亡和明朝的建立都是由“天命”决定的，他朱元璋是“奉天承运”的正统“天子”，即位不久，朱元璋便在洪武二年二月诏修《元史》。他任命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祎为总裁官，征召山林遗逸之士汪克宽、胡翰、赵埙等16人为纂修官，于天界寺开设史局。史官以克大都所得元十三朝实录为依据，参考《元经世大典》诸书，至八月编写成159卷进呈。因元顺帝一朝没有实录可资参考，又派欧阳佑等赴北平，广泛搜求顺帝朝史料。洪武三年一月重开史局，仍以宋濂、王祎为总裁官，纂修官除留下赵埙外，又从各地征调了朱右、贝琼等，共15人，至七月续成53卷。最后将两部分合在一起，厘分附丽，共成215卷。这部《元史》全部编纂工作仅历时331天，速度之快为古今所无，故而落个“元史草率”的讥评。

朱元璋称帝后，马上就面临在何处建都的问题。

朱元璋是在应天就皇帝位的。应天既是他借以发展势力的基地，又有吴王时代奠定的宫阙，自然首先成为他选作都城的考虑对象。早在渡江前，冯国用就劝他夺取金陵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战以定天下。后来，叶兑的上书也建议他“即建康以定都，拓江广以自资，进则越两淮规中原而取天下，退则保全方面以自守”。朱元璋身边的文武重臣大多是淮西子弟，他们留恋乡土，更希望能把都城定在靠近家乡的应天。但是，有些儒士并不赞成这个定都方案，“当大军初渡大江之时，臣（朱元璋）每听儒言，皆曰‘有天下者，非都中原不能控制奸顽’”。因此，朱元璋一时也拿不定主意。都城的选择，一般都把政治、军事、经济和地理条件等各种因素结合起来加以考虑。应天背靠钟山，面临长江，龙盘虎踞，形势非常险要。它所在的江南地区，又是当时全国的经济重心，不仅盛产粮食，而且拥有发达的纺织业、制盐业和繁荣的商业，所谓“天下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经济条件也很优越。但从军事的角度来考虑，应天的位置偏于江左，距离对元朝作战的北方前线太远，不便于朝廷部署军事和指挥、调动部队，这确实是个很大的缺陷。同时，朱元璋还认为，历史上在此地建都的东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六朝“所历年数不久”，这也很不吉利。所以，他没有马上做出决定。

洪武元年（1368）三月，徐达带领北伐军攻取了山东、河南，“言者皆谓君天下者宜居中土，汴梁宋故都，劝上定都”。四月，朱元璋到汴梁，改汴梁路为开封府，就地对这个城市做了一番考察，觉得开封地处中原，“四方朝贡，道里均适，父老之言，乃合朕志”，决定在此建都，但感到这个城市无险可守，是个“四面受敌之地”，决定把应天也定作都城，实行古已有之的两京制度。八月初一，便下诏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天子于春秋往来巡狩。

就在诏书颁布的第二天，北伐军攻克大都，元顺帝逃奔塞北。面对这种局势，仍以开封为都城是否合适呢？八月下旬，朱元璋为部署向晋秦进军的军事行动，又亲至开封，顺便对这个城市进行第二次考察，权衡在此建都的利弊。但是，未等他做出决断，第二年八月，明军已平定陕西，将北方地区纳入明朝的版图。随着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建都的地点是否也应进行适当的调整呢？朱元璋召集臣僚进行讨论。许多大臣鉴于北方元朝的残余势力尚未消灭，仍然主张在中原建都，并提出定都长安、洛阳、开封和北平等几种方案。朱元璋听完各种意见后说：“所言皆善，惟时不同耳。”认为大臣们的话虽然都有道理，却不适应当前的形势。长安、洛阳、开封虽系周、秦、汉、魏、唐、宋诸朝的故都，但明朝刚刚建国，民力未苏，如果在那些地方建都，供给力役都要依赖江南，势必加重江南人民的负担，尤其是开封，经过二十多年的兵火，“民生凋敝，水陆转运艰辛”，在此建都，老百姓就更负担不了；北平虽有元朝的宫室可以利用，但如定为都城，仍需要进行一番改造修建，还是要耗费不少人力物力。因此，朱元璋另外提出一个在南京和他的家乡临濠府（即濠州，吴元年改为临濠府）建都的方案。他认为，南京“长江天堑，龙蟠虎踞，江南形胜之地，真足以立国”，可以作为都城，但它“去中原颇远，控制（北方）良难”，而离中原稍近的“临濠则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以之作为中都，可以补救定都南京的不足。朱元璋征询臣僚的意见，李善长等一大批跟随他龙飞淮甸的大臣自然都表示赞成。洪武二年（1369）九月，便正式下诏在临濠营建中都，“命有司建置城池宫阙如京师之制”。三年二月，置中都留守卫指挥使司，“专领军马，守御各城门及巡警皇陵与城垣造作之事”。六年九月，改临濠府为中立府，“取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之义也”。七年八月，又改中立府为凤阳府，并置凤阳县，“以在凤凰山之阳，故名”，府治随之迁至凤阳。在中都营建期间，先后隶属中都的共有寿、邳、徐、宿、颍、息、光、六安、信阳、泗、滁、和等12州和五河、怀远、定远、中立（后改为临淮）、蒙城、霍丘、英山、宿迁、睢宁、砀山、灵璧、颍上、泰（太）和、固始、光山、丰县、沛县、萧县、盱眙、天长、虹县、全椒、来安、凤阳等24县，几乎包括了整个淮河流域。

洪武二年九月的诏书宣布后，明廷开始着手营建中都。朱元璋下令在凤阳设立行工部，具体负责营建工作，并命退休的丞相李善长和汤和、吴良及工部尚书薛祥等人前往督工。中都的城址，定在临濠府城西面偏南20里的高亢坡地上。建筑的标准要求很高，殿坛的建筑都很华丽，如圜丘、方丘、日月社坛、山川坛及太庙都“上以画绣”，连石构建筑也要求雕饰奇巧。如宫阙前的“御道踏级文用九龙、四凤、云朵，丹陛前御道文用龙、凤、海马、海水、云朵”。为求坚固，一些建筑的关键部位要求灌注熔化的生铁水，如“城河坝砖脚五尺，以生铁镕灌之”。

对以凤阳为中都的决定，较有眼力的一些大臣一直持有不同的意见。洪武三年（1370）七月，中都营建工程开始不久，吉水儒士胡子祺应征至京，考选拜为监察御史，即曾上奏：“天下胜地可都者四：河东高厚，控制西北，然其地苦寒，士卒不堪；汴梁襟带江淮，然平旷无险可守；洛阳周、汉尝都之，然嵩、邙诸山，非崤、函、终南之固，瀍、涧、伊、洛，非泾、渭、灞、浐之雄；故山河百二，可耸诸侯之望，系宗社之久，举天下莫关中若也。”朱元璋虽然点头称“善”，但并没有采纳。洪武四年正月，刘基更对定都凤阳直接表示反对，说：“中都曼衍，非天子居也。”朱元璋仍然听不进去。

朱元璋之所以拒绝胡子祺、刘基等人的意见，并一反他“崇节俭”的做法，要求把中都建造得非常雄壮华丽，这是因为“圣心思念帝乡，欲久居凤阳” 。洪武六年二月，礼部奏制中都城隍神主，尚书陶凯向他请示：“他日合祭，以何主居上？”他回答说：“从朕所都为上。若他日迁中都，则先中都之主。”后来，洪武十六年（1383）凤阳的大兴龙寺建成，朱元璋亲自撰写《龙兴寺碑》，谈及建寺的经过时，又说：“洪武初，欲以（凤凰）山前为京师，定鼎四方，令天下名材至斯。后罢建宫室，名材为积木，因而建（寺）焉。”可见，朱元璋是准备在中都建成之后，把都城迁去，以便在家乡长久居住的。这说明，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此时仍然保留着浓厚的乡土观念。

经过将近六年的努力，中都的宫阙和各种附属设施相继拔地而起。整个中都仿照北宋东京和元大都之制，建有里外三道城垣，形成三城环套的布局。中央是皇城即宫城（大内），建在凤凰山之阳正南的坡地上，城垣“周六里”，设有四座城门，前为午门，后为玄武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城垣的四角，均建有角楼。皇城外面是一道禁垣，它枕山而筑，把凤凰山主峰和与其相连的万岁山主峰都包容在内。禁垣周长“十有四里”，砖石修垒，气势极为雄伟。也设有四座城门，南为承天门，北为北安门，东为东安门，西为西安门。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三大衙门及太庙、社稷坛都建在皇城外面的这道禁垣之内。最外面的中都城，是百姓、商贾的居住区，城垣“周五十里零四百四十三步”，用土夯筑，呈扁长形，西南突出一角，把凤凰山嘴包容在内。中都城垣原计划开设12座城门，到洪武八年建成9座城门，即正南的洪武门，两侧的南左甲第门、前右甲第门；北墙的北左甲第门，后右甲第门；东墙正中的独山门，北边的长春门，南边的朝阳门；西墙的涂山门。从洪武门经承天门至午门再到玄武门，有一条南北向的中轴线。其中，从洪武门到午门的一段长达三里多的中轴线，与中心御道叠合在一起。城内外的主要建筑，皆呈南北对称，或以中轴线为界呈东西对称的格局。

中都城池宫阙的规划建设，继承中国传统的京城包括元大都和洪武初年的南京之制，但继承之中有创新。例如太庙和太社稷的配置方式，唐代的长安是分置于皇城的东南、西南隅，元代的大都是分置于宫城之外的左、右两侧，朱元璋营建吴王新宫时是分置于“皇城东北”“宫城西南”，显得过于分散。中都城把太庙、太社稷分别移置于午门之前中轴线的左右两侧，不仅更突出中心御道的地位，同时也更突显儒家“帝王受天明命”的思想。太庙、太社稷这种新的配置方式，后来改建南京和永乐年间营建北京都继续加以沿用，而“建为一代之典”。

洪武八年四月，中都的营建“功将完成”，一座崭新的都城已粗具规模，在皖东大地矗立起来了。

四月初二，朱元璋带着喜悦的心情，兴冲冲地前往中都“验功赏劳”。不料，他在中都却碰上了营建工匠用“厌镇法”对工役繁重表示不满的事件。

原来，为了营建中都，明廷从各地调集大批的人力。当时工部所辖“将及九万”的工匠，几乎都在中都做工。除了这些专业工匠，参加中都营建的还有几十万军士、民夫和罪犯。据记载，洪武五年八月，朱元璋曾令吏部尚书吕本、户部郎中万镛会同行大都督府官给参与营建中都的濠梁、怀远、皇陵、长淮四卫军士分发7万件棉袄。六年三月，又“诏于临濠造金吾、左右羽林、左右虎贲、左骁骑、左右燕山护卫、神策、雄武、兴武、威武、广武、英武、武德、鹰扬、龙骧、钟山、兴化、定远、怀远二十一卫军士营房三万九千八百五十间”。《成化中都志》卷3《军卫》又载：“国初有金吾、左羽林、左虎贲、左骁骑、左龙骧、兴武、兴化、和阳、雄武、钟山、定远、振武等卫。既定鼎金陵，后皆革调。”透过这些资料可知，参加中都营建的除了设在本地的濠梁、定远、怀远、皇陵、长淮等卫，还有原设在南京的金吾、左右羽林、左右虎贲、左骁骑、左右燕山护卫、神策、雄武、兴武、威武、广武、英武、武德、鹰扬、龙骧、钟山、兴化、和阳、振武等卫，合共26卫。如果按照洪武初年每卫万人的编制推算，则有军士26万人，如果按照洪武七年八月规定的“大率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来推算，也有军士14万人左右。当时，朱元璋还曾下令，将罪犯发往临濠屯田或做工。如洪武五年（1372）正月诏：“今后犯罪当谪两广充军者，俱发临濠屯田”；八年二月敕刑官：“自今凡杂犯死罪者，免死输作（罚做苦工）；终身徒流罪，限年输作；官吏受赃及杂犯私罪当罢职役者，谪凤阳屯种；民犯流罪者，凤阳输作一年，然后屯种。”后来，“官吏有罪者，笞以上悉谪屯凤阳”，到洪武九年竟“至万数”。此外，从各地迁至临濠屯田的移民数量也很大。如吴元年（1376）十月“徙苏州富民实濠州”，十二月“徙方氏官属刘庸等二百余人居濠州”，洪武三年（1370）六月令苏、松、嘉、湖、杭五县民无田产者往临濠开种，“徙者凡四千余户”，六年十月徙山西弘州等州县民于中立府，“凡八千二百三十八户，计口三万九千三百四十九”，而最大规模的一次移民是洪武七年迁徙江南民14万人至凤阳屯田。这些移民的数量估计达二三十万人，他们除种田纳粮，也要为营建中都提供夫役。临濠在战争之后，人烟稀少，田土荒芜，工役又极繁重，做工的工匠、军士、民夫、罪徒的生活都苦不堪言。当时待遇最好的要算军士，官府有时还赐给棉袄和粮食，但他们“盛暑重劳，饮食失节，董其役者督之太急，使病无所养，死无所归”，以致“多以疫死”。至于待遇最差的罪犯，处境更是悲惨，“怨嗟愁苦之声，充斥园邑”。这些军士、工匠、民夫和罪徒的心中，郁积着一股强烈的不满和愤怒情绪。工匠便在朱元璋视察的宫殿脊上搞了据说可招来鬼神作怪的厌镇法，以发泄他们心中的积怨。

案发后，朱元璋下令“尽杀”搞厌镇法的工匠。但营建工匠对繁重工役的不满情绪，仍使他受到强烈的震动。他清楚地记得，吴元年四月，为了拓建应天城，徐达令江南各府验民田，征砖瓮城，曾激起上海农民的反抗，3万多农民拿起农具，在钱鹤皋的率领下，一举攻破松江府治，捕杀知府荀玉珍。在灾荒连年的元末，元廷征发17万军民修治黄河，激起农民大起义的情景，更是不时浮现眼前。他逐渐清醒过来，开始意识到元朝统治刚被推翻，民困未苏，而统一战争尚在进行之时，就大规模营建中都，并要求建得非常雄壮华丽，是个重大的失误。离开中都之前，他在圜丘祭告天地，怀着沉重的心情向皇天后土请罪，说：“此臣之罪有不可免者。”

四月二十九，朱元璋闷闷不乐地回到南京，又得知刘基已在本月十六日去世的消息，心情越发沉重。刘基是在当年正月吃了左丞相胡惟庸所派医生下的毒药，三月间被朱元璋送回浙东老家养病的。刘基之死，使朱元璋想起他在洪武四年正月所说的“中都曼衍，非天子居也”的忠告。刘基反对在凤阳建都，虽然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但朱元璋却从刘基被毒死这件事看到淮西勋臣势力的膨胀，为自己的皇权深感忧虑。登基之后，他就担心早年跟随自己南征北战的勋臣功高震主，曾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防范。但是淮西勋臣就是不听约束，不仅恃功骄恣，屡屡干出越礼非分的勾当，而且极力排挤、打击非淮西籍大臣。洪武三年七月，他们将山西籍的杨宪倾陷致死；四年三月，又将浙东籍的刘基排挤出朝。在中都营建期间，这些勋贵争权夺利的活动更加猖獗。洪武五年，朱元璋决定在中都为6公27侯营建宅第之前，武定侯郭英等竟私自役使营建中都宫殿的将士替自己建造私室。后来，江夏侯周德兴也“恃帝故人，营第宅逾制”。左丞相胡惟庸还公然对刘基下毒手，派医生给他下毒药，使之中毒而死。朱元璋由此想到，如果在凤阳建都，淮西勋臣利用家乡盘根错节的宗族、乡里关系扩展势力，对皇权的威胁更大，那时局面就难以控制了。于是，他下决心抛弃乡土观念，在当天下诏“罢中都役作”。九月，终于彻底放弃“迁都中都”的计划，从此不再返回凤阳老家，并下令对营建工匠进行安抚，命中书省“凡工匠有死亡者，皆给以棺，送至其家，复其役三年”。翌年五月，又赐现役工匠钞币“凡六万三百六十余锭”。

罢建中都后，朱元璋决定对南京进行改建。罢建中都之前，他曾于洪武七年春写下《阅江楼记》一文，比较在何地建都才是“道里适均”的问题，认为在中原建都是“偏北而不居中”，而在南京建都倒是“道里适均”。如在此建都，“万邦之贡，皆下水而趋朝，公私不乏，利益大矣”。因此，他于洪武六年（1373）六月，命留守卫都指挥使司“修筑京师城”，至八月建成，“周九十六里” 。城垣依山傍水，东北靠近钟山西南麓，北面紧靠玄武湖，把鸡笼山、覆舟山包入城中，西北拓展到长江岸边的狮子山，东南包秦淮河。罢建中都之后，又于洪武八年九月下诏改建南京的大内宫殿，要求尽量简朴，“但求安固，不事华丽，凡雕饰奇巧，一切不用”，“台榭苑囿之作，劳民费财之事，游观之乐”决不为之。这次改建，是将刚刚建成八年的南京新宫拆掉重建，它在原有规制的基础上吸收了中都的某些规划布局，使建筑的格局出现新的变化。改建后的皇城，由原先的一道城垣变为内外两重城垣，即在原有的城垣外面，增筑一道城垣。这道增筑的城垣开有四座城门，正南为承天门，东为东安门，西为西安门，北为北安门。承天门前，有一个由城墙围成的“T”字形的封闭广场，东西两端分设东、西长安门，南设洪武门，正对着都城南边的正阳门。“T”字形广场的存在，使整个宫城呈现倒“凸”字的形状。从洪武门向北经承天门到午门，是一条笔直的御道，处在整个皇宫的中轴线上。沿着御道进入承天门，在里面原有的那道城垣南墙正中的午门之前，又辟有一个广场，专供皇帝阅兵之用。原先分置皇城东北、宫城西南的太庙、太社稷，也依照中都的建制，集中移置于午门之前的左右两侧。进入午门，是前朝内廷所在的宫殿区，有皇帝接受朝贺的场所奉天殿，皇帝生日及元旦等重大节日举行庆典的场所华盖殿、谨身殿，皇帝的寝宫乾清宫，皇后居住的中宫坤宁宫以及文楼、武楼、六宫等建筑。洪武十年十月，南京大内宫殿改建完成，“规模益宏壮矣”。改建后的皇宫仍然称为皇城或宫城，万历以后把里面的那道城垣以内的宫殿区称为宫城，把外面增筑的那道城垣以内的部分城区称为皇城，宫城与皇城于是便成为两个不同的概念。

随着大内宫殿改建的完成，洪武十一年（1378）正月，朱元璋下诏改南京为京师，同时罢除北京，仍称开封府。犹豫10年之久的建都问题，至此算是解决了。为了加强防御的需要，洪武二十三年（1290）四月，他又下令在京师外围修建一道外廓城，“周一百八十里”，用土夯筑，城门等险要之处，砌以砖石。这道外廓城，把东北的钟山，北面的幕府山、玄武湖，西面的狮子山，西南的莫愁湖，南面的聚宝山（雨花台）都包括在内，京师的防御更加坚固而安全。

中都罢建后，朱元璋还在凤阳继续修建皇陵、十王四妃坟和龙兴寺等。

皇陵就是朱元璋父母的坟墓。它曾在龙凤十二年（1366）修建过一次，“增土以倍其封”，但朱元璋并不感到满意。登基之后，朱元璋忆及往昔父母的养育之恩，自己却无力奉养及其殁后“葬无棺椁”的情景，每每感慨泣下，泪流不止，决定对父母的坟墓进行改建。先是，在洪武元年（1368）进行第二次改建，“积土厚封，势若冈阜”，广植名木，开辟神道，树立华表和石人、石兽，“以备山陵之制”，命名为“英陵”，命翰林侍讲学士危素依据朱元璋手录撰写碑文，立于陵前。朱元璋大哥、大嫂及其儿子圣保，二哥、二嫂及其儿子旺儿，三哥、三嫂的坟，都附葬在他父母陵旁。第二年五月，改建完工，“更英陵曰皇陵”，设立皇陵卫，守护皇陵。洪武七年，设立“皇陵祠祭署”，以汪母之子汪文为署令，刘继祖之子刘英为署丞，“专典祀事”，“专保山陵”。八年十月，进行第三次大规模的修建，十二年竣工。经过修建，皇陵仍然保存原先坐南朝北偏东的方向，正门斜向东北的中都城，与中都形成一个整体，并且仿照中都城的布局，为皇陵修建了皇城、砖城、土城三道城墙，形成三城环套的都城式格局。同时，在皇城的中心修建享殿，相当于中都皇城内的奉天殿，而墓室则位于皇城南门后红门和砖城南门南明楼之间，相当于中都皇城内的乾清宫，从而形成“前朝后寝”的体制。陵寝的形制也在宋代陵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改变了宋陵的方丘、陵台之制，将坟头由方形改为圜丘形，舍弃宋陵的下宫（寝宫），在上宫（寝殿）即享殿之前建立金门，将四时祭祀与每日进香集中在享殿进行，突出享殿的中心地位。整个陵园，也按中都城的布局，设计一条南北向的中轴线，依次穿过正红门、红桥、棂星门、明楼、神道、御桥、金门、享殿、后红门、皇陵墓室、南明楼、南门，中轴线的东西两侧，则对称地安排许多其他的建筑。后来的明孝陵，继承并发展了皇陵的“前朝后寝”制度，成为明代陵寝的定制。

在工程即将完成之前，朱元璋以“前所见碑，恐儒臣有文饰”，特地于洪武十一年四月亲自撰写《大明皇陵之碑》，“命江阴侯吴良督工刻之”，竖立在皇陵之前。同年，还下令清理钟离土著旧民，编为陵户，“每户拨给田地一庄，供办皇陵每岁时节祭祀，全免粮差”。二十九年，又将钟离土民“尽编为陵户，祠祭署提调洒扫清洁，均派四时节令大小祭祀。除祭祀之外，粮差尽免”。皇陵修成之后，明廷规定：“凡官员以公事经过者，俱谒陵”，各地的官员凡因公事路过凤阳的，都必须前行谒陵。当地的百姓，要承担往来迎送的差役。这是一项沉重的负担，为此，朱元璋特地于洪武十六年三月，下令“永免凤阳、临淮二县税粮徭役”，将这项负担转移到外来的移民身上。

在营建皇陵之后，朱元璋又命皇太子朱标前往泗州营建祖陵，由于“恐泄王气”，朱标未动朱初一的旧坟，而是在此坟的西北另开三圹作为玄宫，在玄宫之上堆土成山，称为“万岁山”。并为陵园按皇陵之制，修建三道城垣。洪武十九年八月，葬德祖朱百六、懿祖朱四九、熙祖朱初一“帝后衣冠”。

十王四妃坟是朱元璋伯父朱五一全家的合葬坟。他们一家14口，在元末灾荒和瘟疫流行之时先后死了13口，散葬各处。朱五一的坟墓，还“因兵为人所发”，被人挖掘过。朱元璋当上皇帝后，将伯父一家人男子追封为王，女子追封为妃，洪武三年九月堂嫂田氏去世后，又封为蒙城王妃，共计封了十个王、四个妃。中都罢建后，将他们的尸骨收集一起，改葬于中都城西北粉团洲淮水南岸的白塔湾，与葬在中都城西南方太平乡的皇陵南北对称，称为“十王四妃坟”。

龙兴寺又称大龙兴寺，其前身为朱元璋早年出家礼佛的於皇寺。该寺于至正十二年（1352）焚于兵燹。洪武十六年，在中都城内离旧址15里的盛家山前另择新址重建。当年四月动工，九月竣工，建有“佛殿、佛堂、僧舍之属凡三百八十一间”，“洪钟迎晓日，绀殿出重霄。空翠当檐落，群峰向朝阁”。朱元璋亲撰《龙兴寺碑》，御书“第一山”（指盛家山）碑，立于寺院之内。

中都罢建之后，朱元璋还利用凤阳作为帝乡的特殊政治地位来教育皇子，监视功臣。不仅经常命皇太子和诸王前往凤阳谒祀祖宗陵墓，阅武练兵，还在中都修建公侯宅第，让他们还乡居住，拨给他们每人120名侍从武士，赐予铁册，名曰铁册军，以“防其二心，且稽察之也”。此外，朱元璋还将凤阳用作囚禁犯罪宗室的地方。他的从孙、朱文正之子朱守谦被封为靖江王，就藩临桂后，违法乱纪，被召回京师加以训斥，仍不悔改，就被废为庶人，“使居凤阳力田”。循此先例，后来的明朝皇帝，都把犯罪的宗室送到凤阳囚禁。成化三年（1467），明廷决定将凤阳囚禁犯罪宗室的处所“修筑坚完”，俗称“高墙” 。到成化二十一年八月，“高墙”一词便正式出现在守备凤阳太监的奏书之中。

凤阳定为都城仅只几年时间就取消了，但被迁到凤阳府的二三十万移民在当地入籍后不允许离开。而且，还有新的移民陆续迁入。这些外地移民，都被安置在交通不便的穷乡僻壤，耕种的是王公侯伯、官府、卫所和当地土民所挑剩的不毛之地，不仅享受不到当地土民尽免粮差的待遇，相反却受到官府的层层盘剥，并须和当地土民一起共同承担迎送拜谒皇陵和过往官员的驿传差役。明朝后期，江北四府三州每三年在凤阳举行一次文武乡试，每次为期70天。移民和当地土民还要承担各种杂役，“郁隆污淖，结愲供事，面无人色”，人称“三年一剥皮”。更要命的是，明中期以后由于吏治败坏，水利年久失修，凤阳地区十年九荒，非旱则雨，黄河夺淮的局面日益严重，淮河经常泛滥成灾。不断发生的蝗旱灾害，更使凤阳人民陷入痛苦的深渊。于是，他们便纷纷“抛土田，挈妻子远去，闻赈而归”。来自江南富庶地区的移民思念故乡，则经常在冬天农闲季节，携老挈幼，回到江南各地乞食，到家乡探亲扫墓，第二年春天二三月间再返回凤阳。这些逃荒乞食的移民，带着锣、鼓、铙、钲等各种器具，沿途演唱凤阳花鼓（又名秧歌）。凤阳花鼓就随着他们的足迹，传遍大江南北。到了清代，凤阳十年九荒的局面并没有改变，特别是到乾隆中期以后，清朝的统治走向衰落，吏治败坏，贪风盛行，土地兼并不断加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如乾隆十八年（1753）九月，“淮水溢，坏民舍”，第二年连临淮城基都被冲毁。到第三年，凤阳再次发生大水，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但迫于清朝文字狱的高压统治，敢怒而不敢言。凤阳的花鼓艺人，为了发泄人民的不满情绪，便采用借骂前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来诅咒当朝爱新觉罗皇帝的手法，编了一首《凤阳歌》四出演唱：

说凤阳，话凤阳，凤阳原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田地，小户人家卖儿郎。

惟有我家没得卖，肩背锣鼓走街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