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灭张士诚

消灭陈友谅后，朱元璋下一个进攻目标便是张士诚。

当朱元璋北援安丰和对陈友谅展开决战的时候，元朝镇压农民起义军的两支主力扩廓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都忙于争抢地盘，大打内战，未曾向南方的起义军发动大规模进攻。这时，他们之间的争斗又与宫廷内部的阴谋纠结在一起，矛盾更加尖锐。至正二十三年（1363），扩廓帖木儿驻兵太原，正与占据大同的孛罗帖木儿兵争不已，支持元顺帝的御史大夫老的沙准备搞掉支持皇太子爱猷识里达腊的宦官朴不花等人，反被皇太子罢官，逃到孛罗帖木儿军中。皇太子勃然大怒，又在翌年三月逼元顺帝诏夺孛罗帖木儿的官爵和兵权。孛罗帖木儿拒不奉诏，元顺帝令扩廓帖木儿带兵讨伐。孛罗帖木儿让秃坚帖木儿举兵进逼大都城下，又迫使元顺帝恢复他的官爵。皇太子逃出大都，五月回来，再命扩廓帖木儿调兵讨伐孛罗帖木儿。孛罗帖木儿于是又攻大都，迫使皇太子逃往太原。孛罗帖木儿进入大都，元顺帝任命他为左丞相，不久又升为右丞相，老的沙为中书平章政事，秃坚帖木儿为御史大夫。至正二十五年三月，皇太子再调扩廓帖木儿和诸路兵马向孛罗帖木儿发动进攻，进逼大都。元顺帝慌了，暗中派人把孛罗帖木儿砍死，召皇太子还京。九月，扩廓帖木儿护送皇太子入京。元顺帝无可奈何，下诏以老臣伯撒里为右丞相，扩廓帖木儿为左丞相。

皇太子在太原时，企图仿效唐肃宗故事，自立为帝，扩廓帖木儿未表赞同。进军大都后，扩廓帖木儿又未按皇太子和奇皇后的意旨逼元顺帝退位，因此得罪了奇皇后和皇太子。皇太子屡次催他出师江淮镇压起义军，朝中大臣又认为他“非根脚官人”而轻视他。他自己也觉得待在京城远不如在军队里自在，刚做了两个月的丞相就要求辞职，外出治兵，南平江淮。闰十月，元顺帝下诏封他为河南王，统率全国兵马，代皇太子出征。至正二十六年二月，扩廓帖木儿回到河南，这时朱元璋已经消灭陈友谅，尽有江楚之地，张士诚据有淮东、浙西，都拥有强大兵力，他不敢贸然南下，即驻军彰德（今河南安阳），调度各处军马，并檄调关中的李思齐、张良弼、孔兴、脱列伯带兵前来会师。李思齐拒不奉命，其他三将也不听节制。元顺帝促令扩廓帖木儿南征，扩廓帖木儿派貊高等戍守山东，虚张声势，自己带兵西进关中，李思齐等四将合力抵抗，双方打得不可开交，把南征之事完全抛之脑后。

朱元璋抓住这个大好时机，积极进行攻打张士诚的准备。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他继续派人与扩廓帖木儿通好。朱元璋自龙凤十年（1364）正月派汪河护送扩廓帖木儿的使臣尹焕章回汴梁被扣留后，十二月再次派人前去通好，称赞他攻占益都是“孝切于衷，勇发于义，鼓率愤旅，竟雪仇耻，以成父志”，表示愿意帮助他攻打孛罗帖木儿，说“乱臣贼子，人得而讨之，又何彼此之分哉”。但扩廓帖木儿还是扣住使者不放。龙凤十一年三月，扩廓帖木儿奉皇太子之命攻打孛罗帖木儿后，派竹昌、忻都南下江淮，并令知院郭云、同佥任亮进攻已被朱元璋攻占的景陵（今湖北天门）、沔阳。七月，朱元璋又遣使带信与扩廓帖木儿通好，说：“阁下果若挟天子令诸侯，创业于中原，则当开诚心，示磊落，睦我江淮。”此外，朱元璋还派人与四川的明玉珍结好。明玉珍与陈友谅断绝关系后，在三年前已于重庆称帝，建国号大夏，建元天统。朱元璋看到明玉珍与陈友谅有仇，估计对自己攻灭陈友谅的军事行动不会有什么反感，龙凤十一年主动派都事孙养浩前往通好，带信对明玉珍说：“元人本处沙塞，今反居中原，是冠履倒置。足下应时而起，居国上流，区区有长江之险，相为唇齿，协心同力，并复中原。事定之日，各守疆宇。特遣使通好，惟足下图之。”明玉珍入川后一直坚持反元斗争，对他的倡议表示赞同，同年九月派参议江俨来报。此后，双方使者不断来往，维持着良好的关系。

在与扩廓帖木儿、明玉珍通好的同时，朱元璋抓紧训练军队，整顿纪律，准备“俟时而动”，向张士诚发动进攻。

张士诚接受元朝的太尉封号后，奉元为正朔，继续与红巾军为敌，并为摇摇欲坠的元朝反动统治输血打气。元末红巾军起义后，江南财赋之区被起义军占领，海运中断，元廷发生财政危机，大都粮食极缺，连年发生饥荒。至正十九年（1359）九月，元廷派人送御酒、龙衣赐张士诚，要他出粮，又至杭州传诏，要方国珍出船，把张士诚的粮食由海路运往大都。起初两人互相猜疑，张士诚怕方国珍吞没他的粮食，他白赔粮食而无功劳，方国珍怕张士诚扣住他的船只，乘虚向他进攻。经过元江浙行中书省左丞相达识帖睦迩的斡旋，张士诚交出了大批粮食：至正二十年、二十一年各11万石，二十二年、二十三年各13万石。至正二十三年二月，他还出兵助元攻占大宋政权的最后一个据点安丰，成为农民起义军的死敌。

张士诚在叛降之前，“始要王爵”，后又“请爵为三公”，但元廷只封他为太尉。因此他降元后，“虽假元名爵，实不用其命”，“城池、府库、甲兵、钱谷皆自据如故”，并乘大宋起义军三路北伐，苏北、鲁南空虚之机，抢占地盘，把势力扩展到济宁，就连朱元璋的老家濠州，“亦遣其将李济据之”，想凭借手中的兵力和地盘，要挟元廷封给他更大的官爵。至正二十三年（1363）七月，达识帖睦迩找他定计除掉苗军元帅杨完者，他出兵攻杀杨完者后，即“令其部属自颂功德，必欲求王爵”。达识帖睦迩把他的要求申报元廷，元廷硬是不肯答应。当年九月，张士诚便自立为王，因为平江是春秋时期吴国的都城，就称作吴王，从此停止往大都运粮。翌年，又逼达识帖睦迩让位给他弟弟张士信，并向江南诸道行御史台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儿索要行台大印。达识帖睦迩交出权力后，被拘禁在嘉兴。普化帖木儿拒不交出印章，仰药自杀。几天后，达识帖睦迩闻讯，也饮药而死。张士诚与朱元璋同时并称吴王，为了区别，民间称张士诚为东吴，称朱元璋为西吴。

张士诚自占领浙西后，其领导集团就迅速走向腐败。张士诚本人大造宫殿王府，修建富丽堂皇的景云楼、齐云楼、香桐馆、芳蕙馆，作为金屋藏娇、寻欢作乐之所，日夜以歌舞自娱。部将竞相效尤，“大起第宅，饰园池，畜声伎，购图画，唯酒色耽乐是从，民间奇石名木必见豪夺”。张士诚弟弟张士信尤为腐败，他拥有妻妾数百人，一次宴会要耗费上千石的稻米，连行军打仗，也常“载夫人乐器自随，日以樗蒲、蹴鞠、酣宴为事”。为了满足自己的奢靡生活，张士诚集团与当地地主富豪互相勾结，疯狂兼并土地，“买献之产遍于平江”，并“用吏术以括田租”，苏州一地的赋税岁额从元仁宗时的80余万石增至100万石，松江的赋税“亦于旧额有加”。

由于生活上骄奢淫逸，张士诚集团在政治上逐渐丧失进取之心。张士诚本人终岁不出门，“懈于政事，又暗于断制”，委政于其弟张士德和史椿。张士德被俘、史椿谋反被杀后，又委政于其弟张士信。张士信贪污无能，又嫉贤妒能，以至“上下猜疑，不肯用命” ，办事全靠王敬夫、叶德新、蔡彦夫三个迂阔不知大计的书生，致使政事日非。百姓编了一首民谣讽刺说：“丞相做事业，专靠黄菜（蔡）叶。一朝西风起（指西吴朱元璋军如狂酳袭来），干鳖！”在军事上，将帅腐败无能，不肯用命，“凡出兵遣将，当出者或卧不起，邀求官爵，美田宅，即厚赐之，始起任事。至军则载妓女歌舞，日会游谈之士，酣宴博弈”。将帅如此，士卒更是不以军务为意，毫无纪律可言，战斗力极为低下。在战略上，张士诚集团更无远图之志，只想保住自己的地盘，永世享乐，没有更高的要求。而且为了确保物产富饶、人口密集的浙西地区的安全，又把大量的兵力集结于此，形成南重北轻的不合理布局，更给了朱元璋以可乘之机。

张士诚的所作所为，自然得不到民心的支持，也引起一些地主阶级有识之士的非议。昆山人郭翼曾上书张士诚，尖锐地指出：元朝官吏贪残自恣，不恤其下，故民离散而莫之与守，“今诚能反其政休劳之，率以乘时进取，则霸业可成；若遽自宴安，湛于逸乐，不惟精锐坐消，且四方豪杰并起相攻，壤进地益，虽欲闭境自守，势将日蹙”。但张士诚不仅不听，反而想杀他，逼得他仓皇出逃。张士诚降元后，派张士信咨访徙居钱塘（今浙江杭州）的著名诗人杨维桢，杨维桢写了封长信，站在元朝的立场批评张士诚说：“用吏术以刮田租，诠放私人不承制（自己任用官吏），出纳国廪不上输（不向元廷缴纳税粮），受降人不疑（不加甄别地接受降人），任忠臣复贰（用人不专）也。六者之中，有其一二，可以丧邦，阁下不可以不省也。……阁下狃于小安而无长虑，此东南豪杰又何望乎！”但张士诚仍然我行我素，继续沉湎于“遽自宴安，湛于逸乐”的生活。

公开降元后，张士诚为了扭转被朱元璋包围的被动局面，从至正十八年（1358）起曾多次进攻常州、江阴，均告失败。朱元璋为了进一步紧缩对张士诚的包围，曾于至正十八年十月攻占宜兴，派廖永安率舟师深入太湖，被张士诚俘获；第二年又派邵荣攻湖州、常遇春攻杭州、胡大海攻绍兴，也未得手。至正二十年闰五月，陈友谅进攻应天，派人约张士诚夹攻朱元璋，这本来是张士诚打击朱元璋的一个大好机会，但他怕冒风险，始终没有出兵。朱元璋在鄱阳湖大战期间，“拳拳以根本（指应天）为虑”，担心张士诚乘虚奔袭应天，在战斗打响的第二天，急命徐达还守应天。但张士诚根本没有动过偷袭应天的念头，却斤斤计较于长兴、诸暨之失，多次出兵争夺这两个城镇。长兴在至正十七年二月为耿炳文所占，张士诚的步骑因而不得出广德，窥宣、歙。为了打破朱元璋的包围，他在至正二十一年十一月派司徒李伯昇率领十几万军队，水陆并进，攻夺长兴。耿炳文率7000守军苦战月余，常遇春率兵驰援，李伯昇弃营逃遁。诸暨是在至正十九年正月被胡大海攻占的，从而使杭州受到严重威胁。为确保杭州的安全，张士诚在当年六月命吕珍攻夺，遭到失败。后来在至正二十年九月、二十二年三月又两次出兵进攻，也都不克而还。张士诚这几次出兵争夺长兴、诸暨，不仅未能对朱元璋构成重大威胁，反而使自己损失了大量兵力。到至正二十三年，张士诚与朱元璋在江南地区，基本上仍然维持着原来的局面。

至正二十三年四月，在陈友谅进围洪都的第三天，发生了朱元璋诸暨守将谢再兴叛降张士诚的事件。谢再兴是淮西旧将，朱元璋亲侄朱文正的岳父。他的两个心腹左总管、糜万户曾派人携带违禁物到杭州贩卖，被朱元璋察觉。朱元璋担心泄漏军事机密，下令将他们处死，砍下脑袋挂到谢再兴的办事厅里。朱元璋又自己做主，将谢再兴的次女嫁给徐达。随后他下令调参军李梦庚节制诸暨兵马，将谢再兴降为副将。谢再兴异常恼怒，说：“女嫁不教我知，似同给配。又着我听人节制！”他捕捉李梦庚和元帅王玉、陈刚，跑到绍兴投降吕珍，朱元璋因此恨死了谢再兴。后来，谢再兴弟弟谢三、谢五守余杭（今浙江杭州市余杭区），朱文忠带兵围攻，要他们投降。谢五在城上说：“保得我性命，便出降。”朱文忠指天发誓：“我是总兵官，不得杀你！”谢五献城投降，朱元璋命朱文忠将他们解送应天。朱文忠怕谢五等人被杀，上奏说：“恐失信于人，后无肯降者。”朱元璋怒气未消，说：“谢再兴是我亲家，反叛我降士诚，情不可恕！”还是将谢五等人凌迟处死。

张士诚利用谢再兴的叛降，继续与朱元璋争夺诸暨。当年九月，派李伯昇带兵再次向诸暨发动进攻。但这时朱文忠和胡深已在离诸暨50里的五指山下另筑新城，防守更加坚固，李伯昇见城坚不可拔，引兵退去。至正二十四年十月，张士诚再派张士信进攻长兴，被耿炳文、费聚击败。张士信益兵围城，汤和自常州来援，与耿炳文等内外夹击，又把他打败。第二年二月，张士诚再派李伯昇挟谢再兴率马步舟师20万，围攻诸暨新城，又遭惨败。

龙凤十一年（1365）十月，因张士诚屡犯其境，朱元璋决定对他发动大规模进攻。当年五月，朱元璋“命左相国徐达充总兵官，统率各路军马进取张寇城池，各卫将士，悉听节制”。但此时常遇春正带兵攻取湖广襄阳诸郡，为了等待他的回还，大规模攻打张士诚的计划只得推迟。直到十月，常遇春诸将已经回还，朱元璋才又重新下令，命左相国徐达、平章常遇春、胡美、同知枢密院冯胜、左丞华高等，率马步舟师水陆并进，规取淮东泰州等处。当时张士诚控制的地区南至绍兴，北逾徐州，达于济宁，相距2000多里。江南的浙西是其政治中心平江的所在地，防守比较坚固；江北的淮东，防御比较薄弱，呈现南重北轻的势态，中间隔着长江，南北兵力又不便应援。针对这种状况，朱元璋制定了“先取通、泰诸郡县，翦士诚肘翼，然后专取浙西”的战略方针。据此，他将灭张的战役分成三个步骤：第一步攻取淮东，翦其羽翼；第二步攻取湖州、杭州，断其两臂；第三步围攻平江，捣其腹心。朱元璋于当年五月，命徐达统率马步舟师，往攻淮东泰州等处城池，以剪除张士诚的羽翼。并宣布：“约束官军，毋致掳掠，违者以军律论罪。”且叮嘱出征将领：“如获张士诚将校，遣来我自处之。”

十月十七，徐达、常遇春、胡美、冯胜、华高等率马步舟师，水陆并进，渡过长江，规取淮东。二十一日，徐达等引兵直趋泰州，疏浚河道以通舟师，击败东吴军队，驻军海安坝上。二十三日，进围泰州新城，击败张士诚从淮北调来的援兵。张士诚出动舟师，以400艘战船进驻江阴东面的范蔡港（在今江苏张家港西），另以小舟往来游弋于孤山（在今江苏靖江北）附近的水域，做出拟取江阴、直趋上流的势态，企图诱使徐达还守江阴水寨，分散其进攻淮东的兵力，然后乘虚反攻，击败其围攻泰州的部队。朱元璋亲至江阴水寨侦察敌情，识破张士诚的意图，命令徐达派廖永忠率小部队伍增防江阴水寨，而把大部分军队继续用来围攻泰州。张士诚见无机可乘，放弃了北上反攻的打算。闰十月二十六，徐达、常遇春攻克泰州，乘胜进逼兴化、高邮。朱元璋担心徐达深入敌境，不能策应诸将，命冯胜率所部节制围攻高邮的部队，令徐达还师泰州，总制进攻淮东的诸路兵马，并图取淮安、濠、泗诸州。

张士诚见淮东形势危急，就在江南袭击宜兴、安吉、江阴等地的军事据点，以图减轻江北的压力，结果均遭惨败。龙凤十二年（1366）三月，徐达与冯胜合兵围攻高邮。冯胜在这之前，曾误中高邮守将俞子真同佥的诈降计。当时，俞子真诱骗冯胜说：“我以全城降，功不大于达耶？金帛子女，尽为汝有。”冯胜未报告徐达，就私自应允。俞子真便与冯胜“约是夜初更，当遣精壮将士，梯城而进，我折（拆）城垛以待”，暗中又谕其部下曰：“今夕更初，胜兵进城及半，即塞其道，尽杀之。”至夜二鼓，冯胜密令千户董沙班及同佥康泰率精锐将士1000余人入城，悉被杀害。朱元璋怒极，把冯胜从高邮召回应天，下令打了几十大板，罚其步行返回高邮。冯胜又羞又怒，督责将士拼命攻城。徐达领兵赶来，与冯胜合兵，猛冲猛打，“四门齐上，一鼓而破之，俞某就擒”。四月，徐达又攻破淮安徐义水寨，徐义逃窜，淮安守将梅思祖献所部四州降。兴化、濠州、宿州、邳州、安丰等地相继被攻占，到月底，淮东悉平。进攻东吴的第一个作战计划顺利完成了。

淮东的平定，特别是从张士诚手中夺回濠州，使朱元璋颇感喜慰。濠州是朱元璋的故乡，在郭子兴到滁州投奔朱元璋后，为孙德崖所控制。孙德崖死后，被张士诚部将李济攻占。朱元璋出兵淮东，发动攻灭东吴的战斗之后，李济持观望态度。朱元璋曾命右相国李善长写信招降，李济“不报”。为此，他感慨地叹道：“濠，吾家也。济如此，我有国无家可乎！”四月初，朱元璋见淮东战役已胜利在望，即命江淮行省平章政事韩政率指挥顾时攻取濠州。韩政、顾时以云梯、炮石四面围攻，李济度不能支，初九日，与知州马麟出降。这一天，正好是朱元璋大哥病死的忌日，距他父亲病故的忌日刚过三天，距他母亲病逝的忌日尚有13天。此时，攻灭东吴的第一个作战计划即将完成，第二个作战计划尚未开始，他决定利用短暂的间歇时间，回濠州省墓，顺便看望已阔别12载的乡亲父老。

四月十三，朱元璋由曾被罚充书吏的博士许存仁（许元字存仁）、起居注王祎等人陪同，动身离开应天，踏上了还乡之路。十六日抵达濠州，当天就赶到钟离太平乡孤庄村父母亲的坟地。这块坟地，不仅埋葬着他的父母亲，还埋葬着他的大哥朱重四和侄子朱圣保。据民间传说，当年朱元璋的父母埋葬时，朱元璋和二哥把尸体抬到刘继祖的地里，突然遇到暴风雨，他们放下尸体，躲到一棵树下避雨，待雨过天晴，停放尸体的地方竟隆起一个大坟堆。因此，很多人误以为朱元璋的父母是葬在一起的。其实，他们两人和朱重四及其长子圣保都是单独埋葬的，后来他母亲陈氏的墓，在朱元璋投奔起义队伍后，还曾遭到敌对势力的挖掘破坏。不过，由于坟地是邻居赠送的，面积不是很大，几个坟墓只能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一起。朱元璋绕着坟地转了几圈，只见几个矮小的荒冢戳在地头，杂草丛生，衰败不堪，心里感到不胜凄凉。他觉得当初限于条件，“始葬时礼有未备”，向许存仁、王祎等人询问改葬的仪式，决定用最隆重的礼仪进行改葬，并下令有关部门制作素帽、白缨衫，“绖（古代用麻制的丧帽、丧带）皆以粗布为之”。但是这个决定刚一传开，就遭到强烈的反对，说主公能有今日，全靠天地保佑、祖宗恩德，如果起坟改葬，恐泄山川灵气。听了这些议论，他只好作罢，下令“增土以倍其封”。他父母的坟墓原本就靠得很近，经过增土倍封，变成一个高大的坟堆，仿佛是一座合葬墓。然后举行一个隆重的祭祀仪式，并让儿时的好友汪文、刘英“招致邻党二十家以守陵墓”，赐朱户，免其赋役。当晚，朱元璋与随行人员回到濠州歇息。第二天，濠州父老经济等人来见，朱元璋设宴款待，动情地说：“吾与诸父老不相见久矣。今还故乡，念父老乡人罹兵难以来，未遂生息，吾甚悯焉。”并嘱咐道：“乡人耕作交易，且令无远出，滨淮诸郡尚有寇兵，恐为所抄掠。父老等亦自爱，以乐高年。”乡亲父老连连点头答道：“久苦兵争，莫获宁居。今赖主上威德，各得安息，劳主上忧念。”至夜深人静，他们才欢醉而去。

朱元璋在濠州待了十来天，于二十七日起程返回应天。动身之前，他再次来到孤庄村向父母的陵墓告别，并召见汪文、刘英，赐给他们绮帛米粟，“以报夙昔相念之德”。村里的父老乡亲前来送行，他同他们一一话别，并当众宣布：“乡县租赋，当令有司勿征。二三年间，当复来相见。”

五月初一，朱元璋回到应天，准备实行下一步作战计划，进取浙西。就在当月，他发布讨伐张士诚的檄文《平周榜》。檄文在详细说明当时全国的斗争形势和自己起兵的经过后，声讨张士诚的八大罪状，宣布自己对东吴军民的政策：“凡我逋逃臣民，被陷军士，悔悟来归，咸宥其罪。其尔张氏臣僚，果能明识天时，或全城附顺，或弃刃投降，名爵赏赐，予所不吝。凡尔百姓，果能安业不动，即我良民，旧有田产房舍，仍前为主，依额纳粮，余无科取，使汝等永保乡里，以全室家。此兴师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抗拒王师者，即当移师剿灭，迁徙宗族于五溪（在湖广行省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两广，永离乡土，以御边戎。”

七月底，朱元璋召集中书省和大都督府的文臣武将开会，商讨进兵计策。李善长认为张士诚“势虽屡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又多储积”，现在进攻没有取胜的把握，“宜俟隙而动”。徐达则认为“张氏骄横，暴殄奢侈”，正是灭亡之时，应该立即兴师讨伐。朱元璋赞赏徐达的看法，说：“诸人局于所见，独尔合吾意，事必济矣！”并针对李善长的意见指出：“彼疆域日蹙，长淮东北之地皆为吾有，吾以胜师临之，何忧不拔？况彼败形已露，何待观隙？”八月初二，决定以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率20万大军进攻浙西，并告谕诸将：“城下之日，毋杀掠，毋毁庐舍，毋发丘垄。士诚母葬平江城外，毋侵毁。”为了防止扩廓帖木儿举兵南下，使自己两面受敌，在这之前，他又于七月间遣使与扩廓帖木儿通好。

大军临出发前，朱元璋又与徐达、常遇春讨论主攻方向。常遇春主张直捣平江，说：“逐枭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当直捣姑苏；姑苏既破，其余诸郡可不劳而下矣。”朱元璋认为，张士诚出身盐枭，与湖州守将张天骐、杭州守将潘元明等人都是强梗之徒，相为手足，张士诚一旦处境危急，张天骐等人必并力赴救，“今不先分其势而遽攻姑苏，若天骐出湖州、原（元）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难以取胜。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于奔命，羽翼既披，然后移兵姑苏，取之必矣”，决定先攻湖州和杭州。

八月初四，徐达、常遇春率军由龙江出发。为了蒙蔽敌军，对外声称将直捣平江。十二日进入太湖，二十日在湖州港口与张军小战获胜后，停泊于太湖洞庭山附近，尔后突然转锋高下，进至湖州东面的毗山，于二十五日进至湖州城外的三里桥。湖州守将张天骐分兵三路出城阻击。常遇春击败其南路敌军，其余两路敌军退入城中，徐达挥师包围湖州。张士诚急派司徒李伯昇由城东潜入湖州，与张天骐闭城拒守，另派吕珍、朱暹及五太子张虬带兵6万号称20万前往增援。吕珍等率援军到达湖州城东的旧馆，筑五寨固守。徐达、常遇春和刚从常州赶来的汤和，分兵攻占东阡镇南的姑嫂桥（在旧馆东），连筑十垒，切断旧馆与平江的联系。接着，出兵夜袭乌镇（在旧馆东南）的潘元绍，然后填塞沟港，断绝湖州的粮道。这样，旧馆与湖州便成为两个孤立无援的据点。张士诚亲自率兵并几次命将带兵增援，均被击败。九月，为了分散张士诚的兵力，朱元璋又命朱文忠率兵攻打杭州，华云龙进攻嘉兴。十月，常遇春奔袭湖州与旧馆之间的昇山，破其陆寨，守将王晟投降。不久，徐达又率兵进攻昇山水寨，张虬从旧馆出兵迎战，遭到惨败，张虬、朱暹、吕珍被迫率领旧馆6万守军投降。徐达把吕珍、王晟等降将带到湖州城下，劝李伯昇出降。十一月初六，李伯昇、张天骐等被迫投降，湖州终于被占领。十一月中旬，朱文忠进逼杭州城下，杭州守将潘元明献土地、钱谷、甲兵之数出降。朱文忠率兵入城，得降卒3万人、粮食21万石。绍兴、嘉兴也不战而降。朱元璋下令为亲甥朱文忠“加荣禄大夫、浙江行省平章事，复姓李氏”。湖、杭两城既下，张士诚的两臂已被斩断，攻打东吴的第二个作战计划宣告完成。

徐达攻下湖州后，引兵北上，会合诸将进攻平江，开始施行消灭东吴的第三个作战计划。十一月二十五，徐达进兵至平江城南鲇鱼口，康茂才进兵至尹山桥，击败东吴守军，逼近平江。早在龙凤八年，宁海儒士叶兑上书朱元璋言取天下大计时，曾提出用锁城法攻取平江的计策：“锁城法者，即于城外矢石不到之地，别筑长围，环绕其城。于长围之外，分命将卒四面立营，屯田固守，断其出入之路，绝其内外之音，仍设官分治所属州县，务农种谷，抚字居民，收其税粮以赡军士。”徐达即采用锁城法围攻平江，“达军葑门，常遇春军虎丘，郭子兴（即郭兴）军娄门，华云龙军胥门，汤和军阊门，王弼军盘门，张温军西门，康茂才军北门，耿炳文军城东北，仇成军城西南，何文辉军城西北”，在四面挖掘长濠加以围困，并架起木塔，高与城中的佛塔相等，瞰制城中，再筑敌楼三层，每层架设弓弩、火铳和襄阳炮，日夜轰击。在徐达诸军进围平江之时，俞通海分兵攻取太仓，东吴守将陈仁等率大船百余艘归降。昆山及崇明、嘉定、松江等路，“闻之皆降”。

对平江的围攻，朱元璋“初不欲烦兵，但困服之耳”。可是张士诚不肯屈服，他凭借坚固的城防工事，顽强抵抗。吴元年（1367）二月，徐达派人向朱元璋请示对策，朱元璋回答说：“今所请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识虑周详，不肯造次有违，诚社稷之庆、邦家之福。然将在外，君不御，古之道也。自后军中缓急，将军便宜行之。”徐达于是调俞通海部会同诸将进攻平江。四月，起居注王祎认为胜利在望，建议朱元璋“乘胜长驱，廓清中原”，朱元璋断然拒绝，说：“建大事者必勤远略，不急近功，故泰山之高非篑土可成，江河之广由勺水所积，天下之大岂一日可定也！”不久，有些将领又建议朱元璋分兵进取福建的陈友定，也被朱元璋拒绝。他坚持“用力不分”、打歼灭战的作战原则，指示诸将集中全力进围平江。

就在徐达率诸将围攻平江之时，应天出现了张昶谋叛事件。张昶为北平宛平县人，仕元为户部尚书，龙凤七年（1361）奉元顺帝之命南下进行招降活动，八年十二月被朱元璋接到应天，留为行中书省都事，后累官至参知政事，与同在行中书省供职的李善长、杨宪、胡惟庸处得很好，关系密切。朱元璋对他颇为信任，“凡国家建置制度，多出昶手”，“凡军府事，为昶裁定者十七”。但张昶自认为是个失节的元臣，定会遭人背后议论，心常怏怏不乐，故而“外示诚款，内怀阴计”，曾私下对杨宪透露：“吾故元臣，意不能忘故君，妻子存没不察” 。元顺帝见张昶一去不返，以为他死了，赐赠官谥，擢用其子。张昶闻讯感激涕零，决心在朱元璋队伍内部暗中进行破坏，以报元主知遇之恩。他不仅偷偷叫人给朱元璋上书，要他及时行乐，还劝朱元璋“重刑法，破兼并之家”，并“多陈厉民之术”。朱元璋没有接受，张昶“惧不自安”。龙凤十二年（1366）十一月，李文忠攻破杭州，俘获元平章长寿、丑的，解送应天。朱元璋给予脚力路粮，纵其北返蒙古，他遂“潜以书通元朝，泄江南兵机”，至武安州被截获。朱元璋将他交给冯胜与杨宪审讯，他提笔在被缴获的书信背后写道：“身在江南，心思塞北。”朱元璋大怒，对李善长说：“被他侮弄我这几年！”吴元年（1367）六月，下令将其凌迟，碎其尸骨，投入水中。

平江被围数月，外无救兵，内缺粮草，“资粮尽罄，一鼠至费百钱，鼠尽至煮履下之枯革以食”。朱元璋写信或派人招降，都遭到张士诚的拒绝。张士诚两次冒死突围，也未成功。九月初八，徐达督率将士攻破葑门，唐杰、周仁、徐义、潘元绍相继投降。张士诚带领二三万残卒在万寿寺东街展开巷战，失败后逃回府第，一把火烧死家属，自己也上吊自杀。奉命前来劝降的李伯昇赶到，叫人把他救下，徐达派人用船把他送往应天。朱元璋召见他，他瞑目不语，拒不进食，赐给衣冠，也不接受。朱元璋气极了，叫人把他扛到竺桥，“御杖四十而死”，“焚瘗于石头城”。不久，通州、无锡守将相继投降，东吴灭亡，张士诚的势力被彻底消灭。朱元璋下令，改平江路为苏州府。

以操舟运盐为业出身的张士诚，轻财好施。据说在平江城破之时，他为了“救一城人命”，只放火烧毁自己的府署，没有烧掉城中的其他房屋建筑，保全了百姓的生命财产。平江百姓对他非常感激，认为他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一直称呼他为“张王”。

九月底，徐达、常遇春率领大军回到应天，朱元璋论功行赏，封李善长为宣国公，徐达为信国公，常遇春为鄂国公，并赐给出征诸将彩缎，出征士卒米和盐，然后告谕诸将：“今论功行赏，以报劳勚……然江南既平，当北定中原，以一天下。毋狃于暂安而忘永逸，毋足于近功而昧远图，大业垂成，更需努力！”第二天，诸将入谢，朱元璋问他们回家摆酒席庆贺没有，都说吃了酒席，他再次叮嘱说：“吾宁（何尝）不欲置酒与诸将为一日之欢？但中原未平，非宴乐之时！”要求他们戒骄戒躁，准备投入北伐中原、推翻元朝、统一全国的更加艰苦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