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援安丰

正当朱元璋与陈友谅在江南展开血战的时候，北方的军事形势急转直下，出现了新的变化。

大宋红巾军的三路北伐和各支起义军的胜利发展，再次诱发了元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由于军事上的失败，汉族地主纷纷指责蒙古、色目贵族官僚腐败无能，责备他们“繁征横敛”“赏罚不明”“不求智勇之士真可任将兵者”，希望自己能够得到重用，分享更多的权力。蒙古、色目贵族则害怕大权旁落，竭力排斥汉族地主，对汉族的地主武装首领更是极尽压抑、猜忌、打击之能事。那些汉族地主因此深感失望和不满，纷纷宣布“不复以功名自期”，不再支持元朝政权，要另谋出路。不少汉族地主一改过去对农民起义坚决敌视的态度，纷纷投奔起义军。朱元璋“既下集庆，所至收揽豪隽，征聘名贤，一时韬光韫德之士，幡然就道”。陈友谅建大汉政权后，湖广、江西一带的地主阶级也纷纷前往投奔，“伪汉之在九江，趋者日众”，如江西著名的地主文人解开、解观、詹鼎、黄昭等人都投入陈友谅幕府。张士诚据有平江后，设学士员、弘文馆，同样罗致了不少地主文人，如饶介、周伯琦、苏昌龄、陈荃、张经等皆相率投其麾下。蒙古、色目的贵族官僚，也互相争吵，彼此倾轧。至正二十年（1360）五月，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起兵岭北，公开与元顺帝争夺帝位。元顺帝派知枢密院事秃坚帖木儿等前往称海（在今蒙古国科布多之东）征集军队进行镇压，遭到失败。至正二十一年，又派知枢密院事老章领兵10万出击，并令阿鲁辉帖木儿之弟忽都帖木儿随军出征。阿鲁辉帖木儿被打败，准备往东逃遁，被部将脱欢与宗王囊加擒送京师。九月，元顺帝下令把他处死，由忽都帖木儿承袭阳翟王爵位。

元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对农民起义军的斗争无疑十分有利。但是，大宋红巾军没有能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夺取新的胜利，相反却因自身的弱点和失误而屡遭挫折，使军事局势发生了逆转。

大宋政权建立后，表面上以韩林儿为帝，实际上执掌军政大权的是刘福通。刘福通具有坚强的斗志和过人的胆略，对起义的发动和斗争局面的打开做出卓越的贡献。但是在局面打开之后，他处理有关全局的一些军政大事却连续出现失误。首先，是未能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深入，在原有的“弥勒下生”“明王出世”的宗教预言和“复宋”的口号之外，提出一个满足广大农民要求夺取地主土地和财产的政治纲领和斗争口号，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一步发动农民群众，对元朝统治者进行更有力的打击。第二，没有建立起权威的军事指挥中心，“兵虽盛，威令不行”，“诸将在外者率不遵约束”，“福通亦不能制”。三支北伐军各自为战，互不配合，斗争难于持久，最终被敌人各个击破。第三，未能建立完备的军事、政治、经济制度。大宋政权在其占领区虽然任命官吏，建立政权，但没有进一步建立完备严密的制度进行有效的治理，而且除毛贵控制的山东地区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建设。因此，这些占领区既未能连成一片，也很不巩固，往往陷于孤军深入、后援不继的困境，“数下城邑，元兵亦数从其后复之，不能守”。

元廷利用大宋军的弱点和失误，调集察罕帖木儿等几支地主武装，展开疯狂的反扑。龙凤五年（1359）初，张士诚派兵攻打占据淮南的赵均用部。赵均用北走山东，投奔从河北南撤的大宋东路军。后与毛贵不和，在四月间袭杀毛贵，使大宋红巾军遭受重大损失。察罕帖木儿乘机于五月间对大宋都城汴梁发动进攻。七月，毛贵部下续继祖自辽阳返回益都（治今山东青州），杀赵均用。后又与赵均用部众互相攻杀，山东形势更加不可收拾。八月，察罕帖木儿攻占汴梁，刘福通护小明王退守安丰。到龙凤七年，大宋中路和西路北伐军在长期的流动作战中耗尽力量，被元军消灭。察罕帖木儿便在当年六月调集各地元军，大举进攻山东。到八月，山东郡县多被攻陷，驻守东平的田丰（原为地主武装“义兵”万户，后投降毛贵）、驻守济宁的王士诚（中路北伐军的将领，后从晋北转战于冀南，与山东的田丰合军）等纷纷叛降元军，只有陈揉头坚守益都，“与刘福通遥为声援”。龙凤八年六月，陈揉头秘密策动田丰、王士诚刺杀察罕帖木儿，元廷又封察罕帖木儿养子扩廓帖木儿（察罕帖木儿外甥，原名王保保）为太尉、中书平章、知枢密院事，令其统领察罕帖木儿军队，加紧围攻益都。当年十一月，益都陷落，陈揉头、田丰、王士诚被杀，大宋红巾军在山东的最后一个据点丢失。

朱元璋所以能在东南地区从容发展势力，靠的是有大宋红巾军在北方为他做掩护，“元之不能以匹马、只轮临江左者，以有宋为之捍蔽也”，“不然，察罕之兵且萃于江南矣”。一旦失去大宋红巾军这道北方的屏障，东西两面又遭到张士诚和陈友谅的夹击，他的处境将会变得十分艰难。为自己着想，当察罕帖木儿在龙凤五年攻破汴梁之后，他便派遣使臣前往汴梁，与大宋红巾军的死敌察罕帖木儿“通好”。龙凤七年八月，察罕帖木儿攻占山东后，江南震动，朱元璋为解除西征陈友谅的后顾之忧，再次遣使与察罕帖木儿“结援”。察罕帖木儿把朱元璋两次遣使通好、结援之事上报元廷，并于龙凤八年六月，派遣使者带信到应天，说他“已奏朝廷，授（朱元璋）行省平章事”。但察罕帖木儿扣留了朱元璋的使者，朱元璋感到可疑，对左右臣僚说：“予观察罕书辞婉而媚，是欲啖我，我岂可以甘言诱哉？况徒以书来而不返我使者，其情伪可见。”恰在这个时候，有个浙江宁海儒士叶兑上书朱元璋，向他建议：“宜北绝李察罕之招诱，南并张九四之僭据，督方国珍之归顺，取闽越之土地，即建康以定都，拓江、广以自资，进则越两淮规中原而取天下，退则保全方面而自守。”朱元璋“奇其言”，想留用他，但他力辞而去。朱元璋看到察罕帖木儿在益都正遇到陈揉头的顽强抵抗，久攻不下，一时无暇他顾，对他的招降决定“姑置不答”，以观时变。

元顺帝得知朱元璋遣使与察罕帖木儿通好、结援的消息，确有招降朱元璋之意，并决定授予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他派户部尚书张昶、郎中马合谋与奏差张琏带着御酒、八宝顶帽和宣命诏书，航海到方国珍处。方国珍两次派人去见朱元璋，劝他“奉诏”降元。当时北方局势的发展尚不明朗，朱元璋置之不理。张昶等人在庆元待了一年时间，方国珍觉得不好办，把他们送到元福建平章燕只不花那里，燕只不花又把他们送到江西铅山与朱元璋辖区交界之处，并派人到建昌请王溥转告朱元璋。龙凤八年十二月，朱元璋才派人把他们接到应天。当月，扩廓帖木儿也派尹焕章由海路乘船，将察罕帖木儿扣留的朱元璋使臣送回应天，并赠送马匹。这时，扩廓帖木儿经常同孛罗帖木儿大打出手，朱元璋估计他不会向南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决心采纳叶兑的建议，鼎足江东，自谋发展。于是，便召见张昶、马合谋和张琏，斥责他们说：“元朝不达世变，尚敢遣人扇惑我民！”张昶沉默不语，马合谋“口出不逊之言”，朱元璋下令把他们捆绑起来。张昶在元朝做过大官，熟知朝章典故、名物制度，朱元璋爱其才，到夜里将他留下，用一死囚做替身，与马合谋、张琏一并押至聚宝门外斩首，把三颗头颅送往福建边界示众。几天后，任命张昶为行中书省都事，对刘基、宋濂说：“元朝发一大贤人与我，尔等可与之议论。”然后派行中书省都事汪河送尹焕章回汴梁，带信给扩廓帖木儿，声称他过去两次派人去汴梁与其养父通好、结援，“实欲纵观，未敢纳交也”，同时表示愿与扩廓帖木儿继续保持联系，扩廓帖木儿得知朱元璋拒绝受降，又扣住汪河不放。

朱元璋虽然最后拒绝元朝的招降，但他的动摇，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就在他同察罕帖木儿暗送秋波，通好、结援之时，他的部将接连叛变投敌。龙凤八年二月，苗军降将蒋英、刘震等在婺州发动叛乱，杀害胡大海及其子关住和郎中王恺等，投向张士诚。驻屯处州的苗军降将李祐之、贺仁得等闻讯，也据城反叛，杀耿再成、孙炎、王道同、朱文刚等。衢州的苗帅也拟举兵应之，守将夏毅正惊慌失措，忽然听说礼官护送返乡葬母的刘基到达处州城外，赶忙派兵把他迎进城里，使全城守军迅速安定下来。刘基当即“发书谕金、处属县，谕以固守所部”。三月，陈友谅的降将祝宗、康泰又在江西发动叛乱，攻陷洪都，万思诚、叶琛惨遭杀害。直到四月，邵荣、胡深攻破处州，徐达收复洪都，李祐之、祝宗等人的叛乱才被镇压下去。到了八月，又发生邵荣、赵继祖企图谋害朱元璋的事件。邵荣与朱元璋都是在濠州参加起义的，他粗勇善战，以功累升至平章，地位仅次于朱元璋，与徐达、常遇春齐名，时人目为“三杰”。平定处州叛乱后，逐渐滋长骄傲情绪，埋怨常年在外征战，不能在应天与家人团聚，曾口出怨言，被一部将听见，准备告发。邵荣疑惧不安，从浙东回到应天，就与原郭子兴部将、参政赵继祖密谋暗杀朱元璋。朱元璋得到元帅宋某的密报，派人把他们两人捉来，用铁链锁在一起，置酒与饮，责问道：“我与尔等同起濠梁，望事业成，共享富贵，为一代之君臣，尔如何要谋背我？”邵荣说：“我等周年出外，取讨城池，多受劳苦，不能在家与妻子相守同乐，所以举此谋。”说完直掉眼泪，不肯饮酒。赵继祖怒骂道：“若早为之，不见今日猎狗在床下死。事已如此，泣何益？”独自举杯痛饮。朱元璋原拟“禁锢其终身，听其自死”，常遇春认为处刑太轻，说：“主公不忍杀之，我等义不与之俱生”，他乃下令“缢杀之，籍没其家产”。

这几起事件刚平息不久，北方的小明王和刘福通又在安丰告急。龙凤九年（1363）二月，张士诚见扩廓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互相攻杀，无暇南顾，派部将吕珍带领10万军队帮助元朝进攻安丰，张士信领兵继后。刘福通指挥红巾军进行英勇抵抗，安丰粮食断绝，“人相食，有尸埋于地而腐者，亦掘而食之，或以井底泥为丸，用人油炸而食之者”。刘福通派人向朱元璋求援，朱元璋听来人说安丰危在旦夕，准备出兵救援。此时，刘基已返回应天，他极力表示反对，说：“不宜轻出，假使救出来，当发付何处？”意思是说，如果大军出救安丰，应天空虚，陈友谅、张士诚伺隙来攻，就会陷于被动；而且就算救出了小明王，如何安置也是个问题。放到应天吧，就得听从他的约束，岂不非常被动；如果不放到应天，又放到哪儿好呢？但是朱元璋另有考虑，说：“安丰破，士诚益张，不可不救。”他不顾刘基的阻挡，命令徐达、常遇春、邓愈等几个最得力的部将，随同自己率领大军渡江北上。三月初，抵达安丰，三战三捷，击败了吕珍。原属南方红巾军的左君弼，从庐州带兵帮助吕珍，又被常遇春击败，吕珍与左君弼皆败走。在朱元璋率部赴援之前，刘福通已奉小明王退入南部山区。朱元璋下令将每个战士带来的二斗白米救济城中挨饿的百姓，自己返回应天，而命徐达、常遇春率部攻打庐州的左君弼。但到六月底，庐州仍未攻克，当时陈友谅正率兵进攻洪都，朱元璋只得令徐、常回师应天，以备赴援洪都。

刘福通领导的北方红巾军，至此已经完全失败。但是作为元末农民战争的组织者和发动者，刘福通的历史功绩却永远垂勋史册。刘福通首先点燃元末农民战争的火炬，为后来的群雄并起包括朱元璋的起义开辟了道路，并组织和指挥大宋红巾军，转战中原大地，吸引大部分元朝官军和地主武装，掩护南方的各支起义队伍，使他们得以从容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刘福通领导的大宋红巾军前后坚持13年的斗争，“大小数百战”，“攻城如燎毛”，“拓地如拔山”，横扫元朝统治的腹心地区，“朔方将校，殁身于兵戈者，不知其几”，“大姓之家，噍无遗类”，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北方的封建地主势力，而且从根本上动摇了元朝的统治基础，为朱元璋日后推翻元朝创造了条件。可以说，如果没有刘福通及其领导的大宋红巾军艰苦卓绝的斗争，就没有朱元璋后来推翻元朝的胜利，也没有明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所以，明朝人李文凤说：“韩氏君臣，非特有功于中国，其亦大有功于我明也乎！”

尽管朱元璋未能在小明王撤出安丰之前赶到，但小明王还是于龙凤九年（1363）三月十四内降制书，封赠朱元璋的三代祖先：曾祖父朱九四为资德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右丞、上护军、司空、吴国公，曾祖母侯氏为吴国夫人；祖父朱初一为光禄大夫、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上柱国、司徒、吴国公，祖母王氏为吴国夫人；父朱五四为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太尉、吴国公，母陈氏为吴国夫人。从小明王封赠的制书看，朱元璋这时的官位是大宋政权的中书右丞相，成为小明王之下宋政权的一位最高行政长官。朱元璋感到无限欣慰和荣耀，特地撰写了一篇《朱氏世德碑》，记叙自己贫寒的家世和小明王对其三代祖先的封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