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动黄河天下反”

朱元璋回到於皇寺的第三年，即至正十一年（1351），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在江淮大地熊熊燃烧起来了。

从元朝建立之时起，各族人民就对元朝统治者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展开激烈的斗争。元世祖时期，在其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江南地区，人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盗贼所在蜂起”，“大或数万，少或千数，在在为群”。至元二十年（1283），大小起义有“二百余所”，到至元二十六年激增为“四百余处”。此外，北方地区也发生若干小规模的起义。后来，由于元朝的残酷镇压，起义者多数被迫转入地下，从事秘密会社的活动，江南和中原地区的反抗斗争显得比较沉寂。不过，在西南和华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仍举行过几次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但是，元朝的统治集团在对人民的残暴屠杀和榨取，在对财富的贪婪追逐过程中，也迅速地走向腐败。蒙古贵族的各个派系，为了攫取最高统治权，不时发动宫廷政变和武装冲突。从至元三十一年（1294）元世祖死到元统元年（1333）元顺帝即位，40年之间换了9个皇帝，平均不到四五年就发生一次政变。特别是从致和元年（1328）到元统元年政变更为频繁，6年之间换了6个皇帝，有一个皇帝被杀。在纷争中得势的君臣们，只顾搜刮民脂民膏，肆意挥霍浪费，过着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每个皇帝上台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都对拥护他的贵族、大臣滥施赏赐。如至大四年（1311）正月，元仁宗即位，当月朝会诸王，即赏赐金39650两、银1849050两、钞223279锭、币帛472488匹，当年用于赏赐的花费折合成钞币多达300余万锭。为了麻醉人民，每个皇帝都要耗费巨资修建寺院和“作佛事”，最多时一年作佛事达500多次。据延祐四年（1317）统计，每年内廷作佛事，要用面439500斤、油79000斤、酥油21870斤、蜂蜜27300斤。宫廷的花销也大得惊人，据天历二年（1329）中政院的报告，“皇后日用所需，钞十万锭，币五万匹，绵五千斤”。庙堂之上，经常举行豪华的盛宴，更是耗资无数。在最高统治者这种腐化风气的影响下，元朝的官吏和军队日趋腐败。官场公开卖官鬻爵，“官以幸求，罪以贿免”。卖官“高下有定价”，管理监察的台宪官“皆谐价而得，往往至数千缗”。有的蒙古人根本不识汉字，却出任衙门长官，题判署事，书写日子，“七字钩不从右转而从左转，见者为笑”。这些官吏上任后，便竞相鱼肉百姓，贪污受贿，“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把官场的风气搞得乌烟瘴气。蒙古军队也是腐朽不堪，“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逸，自奉而已。至于武事，略不之讲，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

元朝统治者只顾自己享乐腐化，根本不顾人民的死活。由于大肆挥霍，国库空空如洗，入不敷出，便加紧搜刮人民。仅课税一项，元文宗天历之时（1328—1330）即比元世祖至元年间（1271—1294）、元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增二十倍矣”。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元廷甚至不惜动用钞本，滥发纸币，以至物价飞涨，百姓苦不堪言。对国家政事和社会生产，元朝君臣却极少过问，放任不管。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水旱蝗灾不断发生，急性传染性疾病广泛流行。从泰定元年（1324）起，有关灾害的记载史不绝书。如天历二年（1329）发生大灾荒，“陕西诸路饥民百二十三万四千余口，诸县流民又数十万”；“河南府路以兵、旱民饥，食人肉事觉者五十一人，饿死者千九百五十人，饥者二万七千四百余人”；江浙行省“池州、广德、宁国、太平、建康、镇江、常州、湖州、庆元诸路及江阴州饥民六十余万户”；“大都、兴和、顺德、大名、彰德、怀庆、卫辉、汴梁、中兴诸路，泰安、高唐、曹、冠、徐、邳诸州，饥民六十七万六千余户”；“益都莒、密二州春水，夏旱蝗，饥民三万一千四百户”，估计南北饥民总数不下六七百万。皇庆二年（1313）冬京师发生大疫，到至正年间疫疠更在南北许多地区广泛流行，以大都为中心的华北地区尤为严重。人祸与天灾相交逼，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到了元末，经济残破，民不聊生，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尖锐化，元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元统元年（1333），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即位后，权臣擅权，吏治更加腐败，加上土地兼并，赋役不均，灾荒频仍，广大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元统二年，杭州、镇江、嘉兴、常州、松江、江阴发生水旱疾疫，饥民达572000户。后至元二年（1336），江浙一带自开春至八月久旱不雨，“民大饥”。至正四年（1344）五月，黄河泛滥，北决白茅堤（今河南兰考东北），六月又北决金堤（西起今河南卫辉，经濮阳及河南范县、山东寿张，东至张秋镇东），河南、河北、山东一带沿河两岸的大片农田都被淹没，“民老弱昏垫，壮者流离四方”。第二年，又发生瘟疫，“民之死者半”，“田莱尽荒，蒿藜没人，狐兔之迹满道”。各族劳动人民连简单的再生产都无法继续下去，纷纷“入海为盗”，“啸聚群起”。后至元三年正月，广州增城县人朱光卿揭竿起义，建大金国。二月，陈州人棒胡“以烧香惑众”，起义于河南汝宁信阳州（治罗山，今属河南）。广西瑶民也同时发动起义。四月，四川合州大足县韩法师起兵，自称南朝赵王；广东惠州归善县（今广东惠州市）人聂秀卿、谭景山也制造军器，拜戴甲为定光佛，起兵响应朱光卿起义。五月，藏族地区又爆发起义，杀镇西王子丹巴（党兀班）。到八月，连元朝的统治中心京畿也有”盗起”。此后，各族人民的起义斗争，更是如火如荼，北从辽阳、岭北，南至海南，东起江浙、山东，西达哈剌火州（今新疆吐鲁番），除了汉族地区的广大农民，蒙、藏、畏兀儿、女真、瑶、僮（壮）、黎、峒（侗）等族人民，都燃起了斗争的烈火，就连京城也是“强盗四起”。其中，以至正四年（1344）山东盐贩郭火你赤的起义，声势最大。郭火你赤是个盐民，他于七月在益都起兵，攻打城邑，释放囚徒，西进太行，纵横于山东、山西、河北等地，郡县官吏“皆相顾无可奈何”，“河淮左右，舟车几不能往来”。

面对各族人民风起云涌的起义，元朝统治者一面拼命强化国家机器，在各地设立行枢密院等军事机构，并颁布各种严刑酷法，如规定“强盗皆死”，企图用血腥手段来维持统治。另一面，又千方百计挑动民族矛盾，制造民族仇视和隔阂，借以分化人民的反抗力量。后至元元年（1335），丞相伯颜对元顺帝建议：“陛下有太子，休教读汉儿人书，汉儿人读书好生欺负人。往时，我行有把马者，久不见，问之，云往应科举未回。我不料科举都是这等人得了！”于是下令把这一年二月的礼部科举废除了。伯颜在家里养着一个西番师婆畀畀，常问她来年的吉凶，又问自己的身后事如何？畀畀说：“当死于南人手。”他对南人更恨之入骨。后至元二年，下令禁汉人、南人不得持寸铁；三年，又禁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持军器，凡有马者都没收入官，并规定省、院、台、宣慰司、廉访司及郡府幕官之长，都用蒙古人、色目人，严禁汉人、南人学习蒙古、色目文字；五年，又重申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军器、弓矢的禁令。后至元三年，汝宁棒胡、广东朱光卿、聂秀卿起义，元顺帝还下诏说，棒胡、朱光卿、聂秀卿都是汉人，凡有汉人在省、台、院以及翰林院、集贤院等衙门做官的，都应该研究“诛捕之法”，上报朝廷。伯颜甚至奏请杀死张、王、刘、李、赵五姓的汉人，认为这五姓的人数最多，把他们全都杀死，天下就可以太平。

元朝统治阶级的倒行逆施，反而激起人民更强烈的不满。贫苦百姓再也无法忍受，决心掀起更大规模的斗争，推翻元朝的腐朽统治。浙江台州、温州的百姓，公开在村落上竖起造反的大旗，上面写道：

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

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正当社会矛盾急剧激化的时候，恰巧又连续发生“变钞”与“开河”事件。广大劳动人民因此更被逼入绝境，不得不铤而走险，奋起抗争。元顺帝即位以后，统治集团更加奢侈腐化，朝廷的赏赐、佛事活动也比从前大大增加。由于开支浩大，国库空虚，至正十年（1350），中书右丞相脱脱准备更改钞法。十月，吏部尚书偰哲笃建议钞币与铜钱兼行，以“中统交钞”1贯文省权铜钱1000文，准“至元宝钞”2贯，而以楮币为母，铜钱为子。元初的中统交钞以丝为本（准备金），中统元宝钞以银为本，后来的至元、至大钞也都以银为本。偰哲笃的建议完全颠倒了本末关系，使交钞变成没有钞本，不能兑取金银的纸币，目的在于放手印造楮币，以弥补财政亏空。集贤学士兼国子祭酒吕思诚等据理驳议，但元顺帝、脱脱置之不理，按照偰哲笃的建议，在第二年铸造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并印造“至正交钞”，代替通行已久的中统交钞和至元宝钞，让老百姓拿旧钞去换新钞，老百姓称之为“钞买钞”。新钞没有钞本，老百姓不愿使用，“而惟钱之是用”。新钞于是迅速贬值，发行不久，物价上涨10倍。朝廷不顾百姓的死活，拼命印造这种钞币，“每日印造，不可数计”，在大都钞10锭（等于铜钱5万文）还买不到1斗米，把老百姓坑苦了。老百姓干脆不用钞币，“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

至正四年（1344）五月黄河在河南白茅堤决口后，河水不仅淹没两岸的大片田地，而且还往北侵入会通河和大运河，淹没济南、河间的大片土地，影响漕运，并直接威胁沿海一带的盐场，危及朝廷的盐课收入，“妨国计甚重”。此后，黄河连年决口泛滥。至正十一年（1351），河南归德知府观音奴奏请修治黄河，把河水勒回故道。中书省右丞相脱脱正因变更钞法失败，想以治河挽回声誉，便派工部尚书成遵进行实地勘查。成遵回来说“工不可兴”，因为一来工程浩大，很难修成；二来目前河南一带“盗贼”成群，万一他们和修河的民工结合起来，不好对付。脱脱很不高兴，把成遵贬为长芦盐运使，又征求水利专家贾鲁的意见。贾鲁以前曾任山东道奉使宣抚首领官，巡视过沿岸被淹郡县，考虑过治河的方案。至正四年，又曾担任行都水监，再次巡视河道，考察地形，拟定过两个治河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修筑北堤，暂时抑制黄河的决口泛滥。此方案用工较省。第二个方案是疏塞并举，既堵塞决口，又疏浚河床，迫使河水东流，回归故道。此方案较前一个方案费工数倍，但可使水患得到根治。当脱脱征询治河的意见时，他再次提出这两个方案供脱脱选择。脱脱决定采纳第二个方案。至正十一年四月，他奏请元顺帝批准，任命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调集汴梁、大名等13路民夫15万人、庐州等地戍卒2万人，动工治河。十几万河工按照贾鲁设计的方案，先疏浚南流的280多里河道，重点是挖深拓宽从黄陵冈（今河南兰考东）的白茅到归德府（治睢阳，今河南商丘市睢阳区）哈只口的180里河道，将河水勒回故道。然后修复白茅堤，堵塞北流的决口。整个工程，耗资巨大，“其费以亿万计，府库为空”。

黄河泛滥几年来，两岸的贫苦农民不断遭受水旱灾害和瘟疫的袭击，处于“饥饿欲半死”的苦境。现在，官府又强征他们充当河工，“驱夫如驱囚”。到了工地，每天在官吏和元兵的皮鞭下承担繁重的劳役，“手足血流肌肉裂”，所得的伙食钱又少，还要受到官吏的克扣，“多不尽给”，因而怨声载道。整个工地，笼罩着怨恨、愤懑的情绪。

“变钞”与“开河”事件，就成为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导火线。社会上流行的一首《醉太平小令》，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韩山童和他的门徒颍川人刘福通以及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决定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开挖黄河之前，他们编了一句童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令教徒到河北、河南一带传唱。并暗地凿了一个石人，脸上只有一只眼睛，背上刻着“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几个字，埋在黄陵冈附近即将挖掘的河道里。接着，又派几百个教徒去工地上做工，宣传天下当大乱，明王即将出世，弥勒佛就要降生。不久，河工挖出独眼石人，个个惊诧不已，整个工地都沸腾起来。这事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传遍了中原大地。

韩山童和刘福通、杜遵道等人，聚集在颍上县境内等候消息。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河工挖出独眼石人的消息传来，韩山童等人立即在白鹿庄聚集3000名教徒，头裹红巾，打起红旗，斩白马乌牛，祭告天地，发布檄文，准备起义。他们利用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提出“复宋”口号，在旗帜上写着：“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宣称韩山童是宋徽宗的九世孙，应做皇帝，刘福通是宋朝大将刘光世的后代，该辅佐宋朝旧主起义；又借南宋广王赵昺出走厓山，宰相陈宜中逃往日本的故事，说“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要重新夺取天下。他们还在檄文中揭露“贫极江南，富称塞北”的不平等现象，指出蒙古统治者拼命搜刮财富是造成汉族劳动人民极端贫困的根源，号召汉族贫苦百姓起来推翻元朝的黑暗统治，使这次农民大起义带有民族斗争的色彩。不幸，他们正在组织起义的时候，由于走漏消息，突然遭到当地县官的搜捕。韩山童被捕牺牲，他的妻子杨氏带着儿子韩林儿逃往徐州路。刘福通率领部众，苦战突围，于五月初三（阳历5月28日）攻占颍州，一场大规模的农民大起义正式爆发了。刘福通的起义队伍全都头裹红巾，身穿红色战衣，打着红色旗帜，所以被称为红巾军，又称红军。由于起义战士多数信奉白莲教，烧香拜佛，又被称为香军。红巾军是元末农民战争的主力军，因此这次农民大起义又被称为红巾军起义。

元廷得到刘福通起义军占领颍州的消息，立即派枢密院同知赫厮、秃赤率领6000名阿速军和诸部汉军，会同河南行省的军队前往镇压。元朝的官军原是一支剽悍强壮的军队，骁勇善战，这时已经变得极为腐朽。阿速军是由色目人中的阿速人组成的一支精锐部队，人称“绿睛回回”，善于骑射，以精悍著称。后来由于过惯舒适的生活，将领“但以酒色为务”，士卒“但以剽掠为务”，“于剿捕之方，漫不加省”。赫厮率领军马来到颍州，一和红巾军对阵，见到红巾军人多势众，扬鞭高呼：“阿卜（走的意思）！阿卜！”全军立刻调转马头，不战而逃。刘福通率领红巾军，乘胜攻占亳州、项城（今河南沈丘）、朱皋（今河南固始北）、罗山、真阳（今河南正阳）、确山，并到达舞阳、叶县等地。各地“短衣草履”“目不知书”的贫苦农民，纷纷加入起义队伍。九月，攻克汝宁（今河南汝南）、息州（今河南息县）、光州（今河南潢川）等地，起义人数达到10万。元顺帝又令脱脱之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知枢密院事，与卫王宽彻哥统率10余万大军前去镇压，后又增派不少官军前往助战，才在十二月攻陷上蔡，起义军最早的领导人之一韩咬儿被俘牺牲。第二年三月，元军攻陷汝宁，元将巩卜班率军数万进驻汝宁沙河岸边（今河南上蔡境内）。他们为一时的胜利所陶醉，“日夜沉溺酒色，醉卧不醒”。刘福通乘其不备，夜半偷袭，巩卜班被打死，元军大败，溃退数百里。不久，也先帖木儿又奉命驻军沙河。军士风声鹤唳，提心吊胆，在夜半惊叫起来，也先帖木儿以为是刘福通前来偷营，扔下一大批军资器械和运粮车辆，慌忙上马逃命。30多万大军多数溃散，只有1万人跟随也先帖木儿逃往汴梁（今河南开封）。汴梁守将文济王闭门不纳，他们只得在城南40里的朱仙镇（今河南开封西南）驻扎下来。

刘福通的起义，如一声春雷震撼了中原大地，各地受压迫的群众，纷纷起兵响应。至正十一年夏，正在淮西活动的彭莹玉即在江淮发动起义，势力很快扩展到巢湖周围的无为等地。八月，彭莹玉的徒弟、麻城铁匠邹普胜和罗田布贩徐寿辉（又名徐真逸、徐真一、徐贞一）也在蕲州（今湖北蕲春）起兵，攻占州城，不久又攻下蕲水县（今湖北浠水）和黄州（在今湖北黄冈南），十月在蕲水建立农民政权，设莲台省（取佛教的西方净土莲台之意），定国号为宋，后改为天完（取压倒“大元”之意），年号治平，徐寿辉称皇帝，邹普胜为太师。后来，彭莹玉离开江淮，也来到蕲水。天完政权分兵两路，邹普胜率领的一路上略武昌、江陵等地，彭莹玉、项普略（项奴儿）率领的另一路顺流而下，攻取长江中、下游及浙、闽等地。这支起义军纪律很好，对一般群众“不淫不杀”，“淫虐者斩以徇”，深得群众的拥护。贫苦农民穿着短衣草鞋，没有武器，就“齿木为杷，削竹为枪”，剪块红布裹头，跑去参加起义。徐寿辉的这支起义军同样头裹红巾，所以也被称为红巾军，他们同样信奉白莲教，烧香拜佛，宣传“弥勒佛下生，当为世主”，因而也称为香军，因为他们属于南方系统，所以人们把他们称为南方红巾军。

在北方地区，也有不少群众起兵响应刘福通起义。至正十一年八月，差不多与徐寿辉起兵的同时，邳州（治下邳，今属江苏）人李二（他曾在荒年将家中仅有的一仓芝麻赈济饥民，故又称“芝麻李”）、赵均用、彭大等八人，伪装成修河的河工，乘夜潜至徐州城，四人在城内点火呐喊，四人在城外点火呼应，一举夺占这座城市。天亮后竖旗募兵，众至10余万，攻克附近各县及宿州、五河、虹县、丰（今江苏丰县）、沛、灵璧，西至安丰（今安徽寿县）、濠、泗。这支起义军，属于北方红巾军系统。十二月，邓州布贩王权（又称“布王三”）也联合张椿起兵于邓州、南阳，进而占领唐、嵩、汝诸州和河南府（治洛阳县，今河南洛阳），被称为“北锁红军”。差不多与之同时，孟海马等人也发动起义，于第二年正月攻占襄阳，进军均、房、荆门、归、峡等州，被称为“南锁红军”。“北锁红军”与“南锁红军”，则属于南方红巾军系统。

除了红巾军系统的起义军，还有一些既不信奉白莲教，也不以红巾作标志的起义队伍。如早在至正八年（1348）十一月起兵反元后来又投降元朝的浙东私盐贩方国珍，这时也重新打出了反元的旗号。

起义的烈火迅速席卷大江南北，大半个中国沸腾起来了，当时流传的一首扶乩诗，描写各地红巾军战官军、杀官吏富人的情况说：

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

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