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肃吏治，严惩贪腐

明朝建立之初，继承的是元朝腐败的吏治遗产。朱元璋登基不久，就敏锐地觉察到，“所任之人，不才者众，往往蹈袭胡元之弊”。他们擅权枉法，蠹政害民，“掌钱谷者盗钱谷，掌刑名者出入刑名”。这种不法行为，不仅侵犯朝廷的经济利益，妨碍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且额外加重人民的负担，激起农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明朝司法部门讯问江西赣州的“降寇”，他们即“咸言有司贪墨，守御官军扰害，以故逃窜山林，群聚为盗”。朱元璋联系到自己在元末目睹吏治腐败的感受：“朕向在民间，尝见县官由儒者多迂而废事，由吏者多奸而弄法，蠹政厉民，靡所不至，遂致君德不宣，政事日坏。加以凶荒，弱者不能聊生，强者去而为盗。”认识到“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下决心整肃吏治，严惩贪腐。登基的次年，他即对百官宣布：“但遇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当体朕言。若守己廉而奉法公，犹人行坦途，从容自适。苟贪贿罹法，犹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纵得出，体无完肤矣。”并开始采取一些措施，着手整肃吏治。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官场的腐败不仅未能抑制，而且愈演愈烈。于是，朱元璋决定采取更加严厉手段，来打击贪官污吏，刷新吏治。洪武十七年（1384）七月，他宣布：“朕握乾符，抚蒸黎，于今十有八年矣。孜孜求贤，期于致治。然职任方隅者，无牧民之政，而有殃民之患，于是欲尽革其人而更张之，以措生民于治安。”大约从这一年起，整肃吏治的斗争开始进入高潮。

朱元璋整肃吏治、严惩贪腐的第一步，是建立严格的官吏考核制度。

要对官员进行考核，首先必须明确官员的职责。为此，朱元璋在洪武五年六月制定《六部职掌》，作为岁终考绩黜陟的依据。后来，随着行政机构的改革，又令吏部同翰林院的儒臣仿照《唐六典》之制，编纂《诸司职掌》，对中央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诸司官职的设置及官员的职责做出详细的规定，使任职的职吏知道具体的职责，于洪武二十六年三月正式颁行。此外，朱元璋还制定并颁布了《祖训录》《洪武礼制》《孝慈录》《礼仪定式》《稽古定制》《节行事例》《资世通训》《学校格式》《武臣训诫录》《武臣保身敕》《昭鉴录》《醒贪简要录》《永鉴录》《世臣总录》《皇明祖训》《为政要录》等条规敕令，对诸王和各级官吏所应遵守的事项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使之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府、州、县等地方官员，既是牧民之令，又是亲民之官。朱元璋认为：“百姓安否在守令。”为此，他还在洪武初年特地为地方官制定了《授职到任须知》，将他们的政务概括为“祀神”“恤孤”“吏典”“狱囚”“田粮”等31项，逐项列出应负的具体职责。后来，他发现不少地方官员将这个文件视为具文，没有认真执行，又在二十三年颁行《责任条例》，令各省、府、州、县“刻而悬之，永为遵守”。条例规定，上级机构要对下级机构及其官员进行监督检查，所有的官府衙门必须设置一个文簿，逐项记录办过的事情，每个季度送交上极机构查考。“布政司考府，府考州，州考县，务从实效，毋得诳惑繁文，因而生事科扰。每岁进课之时，布政司将本司事迹，并府、州、县各赍考过事迹文簿，赴京通考。敢有坐视不理，有违责任者，罪以重刑”。

对官员的考核，主要采取考满与考察两种办法，二者相辅而行。考满是对任职达到规定年限的单个官吏包括京官、外官和吏员等政绩的考核。早在洪武二年九月，朱元璋即“诏府、州、县正官三年一考课于吏部”。九年十二月，命中书吏部：“自今诸司正佐首领杂职官，俱以九年为满”，“各处有司知府以实历俸月日为始，每年一朝觐，其佐贰官及知州、知县每三年一朝觐”。后来逐渐形成一种考满制度，规定内外官在九年任职期间，每三年考核一次，三年曰一考（或曰初考）、六年曰再考，九年曰通考。其具体程序履次调整变动，至二十六年定制。其中，在京六部四品以上的官员和近侍官员通政司、光禄司、翰林院、尚宝司、给事中、中书舍人、东宫官、耳目风纪之司监察御史以及不系常选的太医院、钦天监、王府官，九年任满，无需考核，黜陟俱由皇帝裁夺。六部五品以下的官员，历任三年，由本衙门正官“察其行能，验其勤惰”，写出称职、平常、不称职的评语，送监察御史考核，再由户部复考。在京的军职文官，皆由监御史考核。茶马、盐马、盐运、盐课提举司、军职首领官，皆由布政司考核，送按察司复考。布政司四品以上、按察司、盐运司五品以上的官员，三年考满，从都察院考核，吏部复考，具奏黜陟，“取自上裁”。各布政司、按察司的首领官（指各机构中负责文移和各机构内部庶务的官员）、属官（指各机构正官之下分理政务的属员及其下辖机构的官员），从本衙门正官（指各机构的主要负责官员）考核，送都察院再考，吏部复考。府、州、县官“三年考满，先行呈部（吏部），移付选部（吏部所属之文选清吏司）作缺铨注，司勋（吏部所属之稽勋清吏司）开黄，仍令给由。其见任官将本官内行过事迹，保勘核实明白，出给纸牌，攒造事迹功业文册、记功文簿，称臣佥名，交付本官，亲赍给由。如县官给由到州，州县当面察其言行、办事勤惰，从实考核称职、平常、不称职词语。州、县给由到府，府官给由到布政司，考核如之。以上俱从按察司官核考。仍将考核复考词语，呈部考核”。每次考核后，都要对官员的政绩和才干做出评定，评语分为“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种，为上、中、下三等。最后根据三次考核的评语进行综合评判：“二考称职，一考平常，从称职；二考称职，一考不称职，或二考平常，一考称职，或称职、平常、不称职各一考者，俱从平常；二考平常，一考不称职，从不称职。”

考满官员的政绩与才干，是决定其升迁、降黜或者保持原有品级的一项关键因素。此外，决定官员升迁、降黜或者保持原有品级的还有任职机构政务繁简及是否有公私过名两个因素。《诸司职掌》规定：“在外，府以粮十五万石以上，州以七万石以上，县以三万石以上，或亲临王府、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并有军马守御，路当驿道、边方、冲要去处，俱为事繁。府、州、县，田粮在十五万、七万、三万石以下，僻静去处，俱为事简。在京衙门俱从繁例。”“凡有在京衙门，及在外布政司，并直隶府、州、县见任官员，但系兵、刑等部，都察院等衙门，或因事提问等项，问过应有的决纪录，公私过名，开咨本部，于纪录文册内明白附写，候九年通考，以凭黜陟。其有司官员三年考满，给由到部，供报任内公私过名，于册内比查。除上司未行知会纪录罪名，另行抄录外，有已行知会任内公私过名隐匿不报者，议拟具奏，法司问罪”。考满的官员，即综合其政绩与才干、任职机构政务的繁简、是否有公私过名，而决定其升迁、降黜或者保持原有的品级：“繁而称职、无过升二等，有私笞公过升一等，有纪录徒流罪一次本等用，二次降一等，三次降二等，四次降三等，五次以上杂职内用；繁而平常，无过，升一等，有私笞公过，本等用，有纪录徒流罪，一次降一等，二次降二等，三次降三等，四次以上，杂职内用；简而称职，与繁而平常同；简而平常，无过，本等用，有私笞公过，降一等，有纪录徒流罪，一次降二等，二次杂职内用，三次以上黜降；考核不称职，初考繁处降二等，简处降三等，若有纪录徒流罪者，俱于杂职内用。”

对吏员、承差、知印等政府机构中低级办事人员的考满及其黜陟，洪武二十六年也做了具体的规定。

考察是对官员群体的定期或不定期的考核，以查处其中的不胜任职务者，带有监察的性质。考察的对象，只限于官员而不包括吏员。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朱元璋命工部尚书朱守仁考察山东莱州诸郡官吏，六年二月令御史台御史及各道按察司察举有司有无过犯，奏报黜陟，这是一种不定期的巡视考察。除了巡视考察，还有对地方官定期的朝觐考察，称为“外察”。起初，地方官的入京朝觐考察，往往是由朝廷临时决定，下令征召的。洪武十三年九月，朱元璋下诏：“命天下诸司正官、首领官来朝明年正旦。”从十四年起，地方官于每年朝觐正旦便成为惯例。十六年九月，又“命天下诸司官来朝明年正旦者，预立功业册”。所谓“功业册”，即记载官员政绩的文册，是对官员进行考课的依据。这样，就把地方官朝觐正旦与对其进行考察结合起来。十八年六月，觉得地方官每年都要朝觐考察，负担太重，朱元璋又谕吏部臣曰：“自今定为三年一朝，赍其纪功图册，文移稿簿，赴部考核。”当年为乙丑年，此后三年一朝，依次应为辰、未、戌、丑之岁，这就形成了“以辰、戌、丑、未为朝觐之期”的定制。具体的办法，洪武二十六年规定，除远在边鄙的云南省外，各布政司、按察司、盐运司、府、州、县及土官衙门、流官衙门等，在入朝的前一年底，都应依照《到任须知》编造文册，然后和原领敕谕、《诸司职掌》的事迹文簿，一起亲自带到京师奏缴，以凭考核。不论路途远近，都限于当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京，既不许预先离职，也不许过期迟到。第二年正旦朝觐皇帝，朝毕由吏部会都察院进行考察，奏请定夺。考察的评语，“分称职、平常、不称职、贪污、阘茸五等”。十八年正月，“吏部言：天下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州、县朝觐官共四千一百一十七人，考其政绩称职四百三十五人，平常二千八百九十七人，不称职四百七十一人，贪污百七十一人，阘茸百四十三人。诏称职者，升；平常者，复其职；不称职者，降；贪污者，付法司罪之；阘茸者，免为民”。后来，从正德十年（1515）起，又逐步建立起对京官的考察制度，称为“京察”。京察与外察都称为“大计”，凡在大计中受到处分的，不复叙用。洪武年间的考核，考满多升迁，考察则多罢黜。

官吏经过考核之后，如有好的表现，朱元璋就大力加以表彰。是否具有廉洁奉公的品质，这是朱元璋衡量官吏好坏的一条最重要的标准。执政以来，他一再旌表清介自持、忠勤不贪的人物事迹，以树立正面的典范。洪武四年（1371）闰三月，刑部搜出狱中囚犯、御史台管勾宇文桂所藏书信百封，送给朱元璋过目。朱元璋发现其中有一封嘉兴府布衣王升托宇文桂转交给自己儿子、平凉知县王瑱的书信，信中教导王瑱：“凡事须清心洁己，以廉自守。食贫处俭，儒者之常，慎勿以富贵为念。古人云：‘贫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正当以此为受用也。治民以仁慈为心，报国以忠勤为本，处己当以谦敬，学业更须勉力。暇日即以性理之书及群经留玩，自然所思无邪。更须熟读新律，自然守法不惑。”朱元璋异常高兴，称赞说：“书中语言谆切，教以忠孝。子之贤否虽未可知，然薄俗中有善于为人父者如此，谁能出其右哉！”立即命中书省派人赍诏到王升家予以褒奖，赐以白金100两、附子5枚、川椒5斤、绢10匹，免除里长、弓兵之役，并将自己亲撰的诏书、王升的谢恩表文及家书公布于众，以为表率。官吏为政忠勤不贪、廉洁奉公者，朱元璋即予旌表，加以提拔。早在龙凤七年（1361），朱元璋攻下婺州后，便选派隶仆出身的王兴宗为金华知县。当时文武重臣李善长、李文忠等人都表示反对，认为王兴宗出身微贱，难充一邑之长，但朱元璋力排众议，说兴宗跟随我已经好长时间了，他勤廉能断，谁也比不上！王兴宗任职三年，果然政绩卓著，远近闻名。朱元璋又提升他为南昌通判，后改任嵩州知州，再迁怀庆知府。大计之年，地方官入京朝觐，朱元璋逐个考问一番，轮到王兴宗，说这个人公勤不贪，不须问，又任命他做苏州知府。到洪武十年五月，他又被擢升为河南布政使，成为一员地方大吏。洪武十六年，国子监生陶垕仲被擢为监察御史，清介自持，纠弹不避权贵，曾联合其他御史弹劾刑部尚书开济的违法行为，使开济伏法，直声动天下。不久，升任福建按察使，又诛杀赃吏数十人，兴学劝士，抚恤军民，政绩卓著，朱元璋“下诏褒异”。袁州通判隋赟政简事治，州内流民归业，田野垦辟，当地老百姓曾为他立碑记功，朱元璋下令提拔他做广东按察使。宁波知府李仲文派小吏马仁生到慈溪县办事，这个小吏违法乱纪，扰害百姓，县丞秦仲彰把他捉到南京告状，朱元璋即下令擢秦仲彰为宁波知府，贬李仲文为慈溪县丞。河南按察司佥事王平与书吏高源按临孟津、宜阳，地方官吏送来贿赂，王平把他们抓起来，向上司告发。朱元璋嘉其“得宪臣体”，赐给王平文绮、袭衣和钞100锭及衣被，赐给高源钞50锭。后来，王平秩满入觐，朱元璋考虑他“廉介明敏，为政有声”，又擢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兵部吏崔士先有才干，做了十年的小吏，未尝有过，朱元璋破格提拔他做户部主事，“以激劝为吏者”。当时曾有不少官吏，因为政绩显著，自下僚不次擢用，如王尚贤自宁远尉擢为广西参政，邹俊自祥符县丞擢为大理寺卿，元善自静宁州判擢为佥都御史，李行素自芝阳县令擢为刑部侍郎。

对官吏的表彰，朱元璋很注意听取士民的意见。他立下一条法令：自布政司至府、州、县的官吏，如非出自朝廷号令，私下巧立名色，害民取财，或者清廉直干，抚民有方的，允许境内耆宿老人、遍处乡村市井士君子等，联名赴京状奏，作为官吏赏罚升降的参考，并特地指出《大明律》关于士庶人等不得上言宰执大臣美政的条文，目的是为了警告在京官吏人毋得结党营私，紊乱朝政，在外诸司不受这个律条的限制。又规定：凡有耆民人等赴京面奏官吏品行政绩者，虽无文引，所在关津把隘去处问清缘由后，即时放行，毋得阻挡；阻挡者按“邀截实封罪”论处，予以斩首。当时由于法令严酷，官吏常因一些微疵细过而被逮捕判刑，不少清官循吏也含冤下狱。但是，如果老百姓能列举这些官吏的政绩，出面替他们申诉，朱元璋便下令予以释放，官复原职，甚至还越级提拔。如汉中府同知柴庸以事下刑部狱，他的僚属和关在一起的案犯，代为申诉，一致证明他“在官廉介”，朱元璋即让柴庸复职，并将代为申冤的同狱案犯减罪一等。四川定远（治今四川武胜西南）知县高斗南，才识精敏，多有善政，洪武二十九年与永州知府余彦诚、齐东（今山东青城东南）知县郑敏、仪真知县康彦民、岳池（今四川广安）知县王佐、安肃（今河北徐水）知县范志远、当涂知县孟廉及怀宁（今安徽安庆）县丞苏亿、休宁县丞甘镛、当涂县丞赵森并坐事，先后被捕，所在府、县的耆民奔走京师，上报他们的政绩，代为申冤，朱元璋“嘉之”，即赐给这些官员袭衣、宝钞，令官复原职，并赐给耆民路费。他们还任后，政绩益著。不久，高斗南还被举为廉吏，被列名《彰善榜》《圣政记》。九年考满，政绩为同僚之最，又擢为云南新兴（治今云南玉溪）知州。灵璧知县周荣、宜春知县沈昌、昌乐知县于子仁、新化（今属湖南）县丞叶宗因事遭逮捕审讯，这几个县的百姓到京师颂其贤能，朱元璋便将他们四个人都提拔为知府。衡山县（今属湖南）主簿纪惟正刚直有为，廉洁自守，遭到同僚陷害下狱，当地百姓以其廉能请求宽宥，朱元璋立即提拔他做陕西参议。旌表与惩治相结合，收到了奖廉惩奸的效果，“由是长吏竞劝，一时多循良之绩焉”。

对于官吏玩忽职守、违法乱纪的行为，朱元璋则采取断然措施，严厉惩办。洪武六年八月，御史大夫陈宁奉命祭奠孔子，丞相胡惟庸、诚意伯刘基、参政冯冕等不陪祭而受胙（祭祀用过的酒肉等祭品），朱元璋说：刘基等学圣人之道而不陪祀，对不学圣人之道者将何以示劝？既不预祭而享其胙，于礼可乎？下令停发刘基、冯冕各一月的俸禄，陈宁因知情不举，亦停俸半月。十九年二月，监察御史辛彦德奏报江西彭泽歉收，当地官吏未及时存恤，至有鬻其儿女者，朱元璋下令将彭泽县令施以杖刑。同月，礼部尚书任亨泰出使安南，市买人口为仆，被降为监察御史。二十四年八月，礼部右侍郎凌汉因不修职事，被降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

对于官吏的公务性错误，朱元璋一般大多采用罢官、贬官、调职等行政处理的办法来处置，即使处刑，一般也都较轻，很少采用刑戮的手段。有些人以事被捕待判，因为不是犯贪污罪，朱元璋往往还加以赦免。如洪武二十七年（1394）九月，浙江右布政使杨允、左参政罗钟、右参政李文华、湖州知府王祯俱以事被逮，朱元璋因为他们都不是犯贪污罪，全部赦免，官复原职。但是对贪赃舞弊行为，则绝不轻饶。朱元璋认为吏治弊莫甚于贪墨，而庸鄙者次之，说：“朕于廉能之官，虽或有过，常加宥免。若贪虐之徒，虽小罪亦不赦也。”洪武四年十一月，他特地下达一条命令：“自今官吏犯赃罪者无贷。”官吏犯赃罪者，他不仅动用刑狱，严加惩处，而且往往法外加刑。罪行较轻的，被处以谪戍、屯田、工役之刑。如徐州丰县丞姜礼在任之时，借口替犯人交纳赃款，挨家挨户敛民宝钞，全部装入自己的腰包，因而被当作积年害民官吏，“发付修城”。九年，“官吏有罪者，笞以上悉谪屯凤阳，至万数”，其中绝大多数是犯赃官吏。罪行严重的，则处以墨面文身、挑筋、挑膝盖、剁指、断手、刖足、刷洗、称竿、抽肠、黥刺、剕、劓、阉割为奴、锡蛇游、斩趾枷令、常号枷令、枷项游历、迫令自杀、枭首、凌迟、免发广西拿象、全家抄没发配远方为奴、族诛等各种非刑。户部尚书赵勉夫妻两人贪污受贿，案发后被杀。工部侍郎韩铎上任不到半年，伙同本部其他官员，先后卖放工匠2550名，得钞13350贯，克扣工匠伙食钱钞3000贯，盗卖芦柴28000束，得钞14000贯，还盗卖木炭80多万斤，私分入己，被杀身处死。大名府开州（治今河南滋阳）判官刘汝霖，追索该州官吏罗从礼等代贪官藏匿的赃款，逼令各乡村的百姓代为赔纳，被枭令于市。凤阳临淮知县张泰、县丞林渊、主簿陈日新、典史吴学文及河南嵩县知县牛承、县丞毋亨、主簿李显名、典史赵谷安等接受逃军钱钞，逼令他人代充军役，案发后“两县官员尽行典刑”。福建右布政使陈泰，经常下乡科敛扰民，被拿赴京师，斩首于市。福建东流江口河泊所官陈克素勾结同业户人，侵吞本所鱼课1万贯，又勾结东流、建德两县官吏王文质等，验丁敛钞，不下数万，被杀身死。进士秦昇、张子恭、王朴奉命到昆山县查勘水灾，接受当地教谕漆居恭、茜泾巡检姚诚的宴请，并收下他们贿赂的缎匹、衣服等物和钞币1100贯，将当地的22600亩熟田“作灾妄奏”，朱元璋命锦衣卫给刃器、绳索，令其自尽。尚书郎某依仗李善长的权势，“放肆奸贪”，朱元璋下令诛之，籍没其家。当时官吏贪赃到60两以上，均处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之刑。各府、州、县和卫所衙门左首的土庙，就是行刑的场所，叫作剥皮庙，也叫皮场庙。贪官被押到那里，砍下脑袋，挂到旗竿上示众，再剥下人皮，塞上稻草，摆到衙门公座旁边，用来警诫继任的官吏。后来，朱元璋见官吏犯贪赃罪的很多，说：“本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夕犯！”甚至下令：“今后犯赃者，不分轻重皆诛之！”

对违法犯禁的官吏，除了平常随时惩办外，还进行几次大规模的集中清洗。如洪武四年（1371）录（甄别）天下官吏，八年的空印案，十八年的郭桓案，十九年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声势都极浩大。其中，尤以空印案与郭桓案的规模最大，两案连坐被杀的达七、八万人。

空印案发生在洪武八年。原来按照规定，全国各布政司和府、州、县，每年都必须派计吏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的收支账目。所有钱粮、军需等款项，府报布政司，布政司报部，层层上报，经过户部审核，户部掌握的数字必须与各布政司收支款项总和的数字完全符合，各布政司的数字也必须与下辖各府收支款项总和的数字完全符合，才能结账。数字如有分毫差错，合不拢的，整个表册即被驳回，需要重新填造。布政司和府离京师远的六七千里，近的三四千里，重造表册要加盖原衙门的大印，来回跑一趟得花上个把月甚至一年的时间，那就会错过报账的日期。为了减少麻烦，节省时间，各地的计吏都带上已经盖好官印的空白表册，以备部驳时填用。这种空白表册，盖的是骑缝印，除了向户部报账外，并不能做别的用途，谁也不认为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各地计吏年年都这么办，已经成了习惯。洪武八年，多疑的朱元璋知道了这件事，大发雷霆，说：如此作弊瞒我，此盖部官容私，所以布政司敢将空印纸填写，尚书与布政司官尽诛之！于是，凡主印吏及署吏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狱，狱凡数百人。户部尚书周肃及“行省大臣二十余辈，守、令署印者”皆处死，“佐贰以下杖一百，免死，为军远方”。

洪武十八年（1385），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北平布政司、按察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与户部右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等通同舞弊，侵盗官粮。朱元璋下令将他们逮捕审讯，牵连到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左侍郎麦至德等。三月，将赵瑁等人弃市，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处死，追赃粮700万石。供词牵连到各布政司的官吏，入狱被杀者有数万人。《御制大诰》宣布郭桓等人的罪状说：“其所盗仓粮以军卫言之，三年所积卖空。前者榜上若欲尽写，恐民不信，但略写七百万（石）耳。若将其余仓分并十二布政司通同盗卖见在仓粮，及接受浙西四府钞五十万张（贯），卖米一百九十万石不上仓，通算诸色课程鱼盐等项，及通同承运库官范朝宗偷盗金银，广惠库官张裕妄支钞六百万张（贯），除盗库见在宝钞、金银不算外，其卖在仓税粮及未上仓该收税粮及鱼盐诸色等项课程，共折米算，所废者二千四百余万（石）精粮。”因为案件株连的人多，打击面大，引起许多地主官僚的不满和恐慌，他们纷纷攻击告发、审讯的御史和法官，并说朝廷罪人，玉石不分。为了防止矛盾的扩大，朱元璋一面手诏公布郭桓等人的罪状，一面又将原审法官右审刑吴庸等人处以磔刑，以平众怨，并下令：“朕诏有司除奸，顾复生奸扰吾民，今后有如此者，遇赦不宥！”

对吏治的整肃，朱元璋还注意做到不避亲故。皇亲国戚、故旧勋臣违法犯禁，他也毫不宽假，照样处刑。淮安侯华云龙在北平私据元丞相脱脱的大宅第，犹嫌不足，还役使士卒修大长公主府并“僭用故元宫中物”，朱元璋就撤了他的职务，将他调回京师，后来死于回京的途中。永嘉侯朱亮祖出镇广东，收受贿赂，强行释放被番禺知县道同捉起来的犯罪土豪和亲戚，并诬陷道同，使之含冤屈死。朱元璋弄清真相后，洪武十三年九月下令将朱亮祖和他的儿子、府军卫指挥使朱暹一起鞭死。驸马都尉欧阳伦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夫婿，他不顾朝廷禁令，多次派家奴去陕西偷运私茶出边境贩卖。家奴个个倚仗权势，骄横暴虐，尤其是周保，更随意凌辱地方官吏，稍不如意，就把他们狠揍一顿，所到之处，不胜其扰，就连封疆大吏也怕他三分，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丝毫不敢怠慢。洪武三十年（1397）四月，正值春耕大忙季节，欧阳伦又强迫陕西布政司发文叫下辖府、州、县派车替他往河州运送私茶。家奴周保走到哪里，就叫哪里的衙门官吏给他派车，共“索车五十辆”。到了兰县（治今甘肃兰州）河桥巡检司，又肆意殴打巡检司的小吏。小吏不堪忍受，向朝廷告发。朱元璋闻讯怒不可遏，六月“以布政司官不言，并论赐死，保等皆伏诛，茶货没入于官”，并写了一通敕书，派人送到河桥巡检司，表彰、慰问那个不避权贵的小吏。

明初整肃吏治的斗争前后延续二三十年的时间，大约在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八年达到高潮。这场斗争，是在强化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背景之下进行的，因而带有特别残暴的特征。朱元璋的性格猜忌多疑，刚愎自用，又求治心切，恨不得一个早上就能扫除官场的腐败现象。洪武建国之前，他强调“刑新国用轻典”，据此制定吴元年律令和建国后洪武七年和九年的两次修律，一再强调要慎用刑罚，刑当其罪，“但贵得中”。后来，见官吏的违法行为层出不穷，便大搞法外用刑，“施五刑而不拘常宪”，相继颁行御制《大诰》四编，并在洪武二十二年重修《大明律》，对官吏的惩处量刑大大加重，用刑手段也更加残暴。仅《大诰三编》所列的案件，凌迟、枭令、族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大诰三编》所列的案件算是较轻的，“然所记进士监生罪名，自一犯至四犯者犹三百六十四人”。同时，随着皇权的不断扩张，朱元璋又常越俎代庖，直接参与刑狱的审裁，并着意追求刑狱的深刻。许多司法官员在办案中便“务求深刻，以趋上意”，对案犯大搞逼供讯，处刑也尽可能从重从严。如刑部尚书开济，每次上朝奏事，则“置奏札怀中，或隐而不言，觇伺上意，务为两端”。他摸透了朱元璋的心理，任职期间“好以法中伤人”，以治狱“深刻”著称。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分臧否”的滥杀现象，产生一些冤枉错案。如空印案明显是一个定性错误的冤案。案发时，湖广按察司佥事郑士元受到牵连，其弟郑士利曾上书指出：“夫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书策，乃合两缝印，非一印一纸比。纵得之，亦不能行，况不可得乎？……且国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后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国至今，未尝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诛之，何以使受诛者无词？”朱元璋硬是不听，把他和郑士元都罚到江浦去做苦工，“而空印者竟多不免”。再如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又称春秋榜）案件，显然也是一个冤案。当年春，由翰林学士、湖南茶陵人刘三吾和王府纪善白信蹈等主持会试，录取51名，全是南方人。秋天举行廷试，以闽县陈珣为第一名，吉安尹昌隆第二名，会稽刘谔第三名，他们自然也都是南方的士子。落榜的北方举人纷纷上告，说刘三吾等主考官是南方人，偏袒同乡。朱元璋很生气，命侍讲张信等官员和陈珣、尹昌隆、刘谔等抽查落榜的考卷，每人评阅10份卷子，结果没有一份及格。北方举人又告状，说张信等人受刘三吾的嘱托，故意拿不及格的卷子评阅。朱元璋更为恼火，秋天亲自出题重考，录取了61名，全都是北方的士子，授第一名韩克忠为翰林修撰，第二名王恕为编修、第三名焦胜为行人司副，进士陈性善为行人，陈诚为检讨，而将白信蹈等考官处死，刘三吾年已八十五，免死充军边塞，陈珣、刘谔也充军戍边，两人后来也均被杀。其实，当时北方经过长期战争的破坏，经济和文化教育水平都远远落后于南方，北方士人在某次会试、廷试中全部落榜并不奇怪。况且会试结束后，所有考卷都需弥封，阅卷人看的是重新誊录的卷子，根本无从得知考生的姓名和籍贯，也无从作弊。要说作弊的话，朱元璋主持重考录取的全是北方人，才是货真价实的作弊。即便是郭桓案，尽管定性正确，但“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追赃又牵涉各地的许多地主富豪，搞得他们倾家荡产，显然也存在牵连过多的问题。

由于打击面过大，一些没有重大过失的官吏，包括不少清官循吏与有用之才，遭到了错杀和冤杀。如方克勤自奉简朴，一件布袍穿了十年没有换新的，一天只吃一餐带肉的菜，但抚民有方，担任济宁知府三年，“吏不得为奸，野以日辟”，“户口增数倍，一郡饶足”，“又立社学数百区”，大兴教化，老百姓歌颂他是“我民父母”，最后因受空印案的牵连而“逮死”。湖广按察使佥事邓士元刚直有才华，任职期间，荆襄卫所掳掠妇女，官吏都不敢过问，他找到卫所军官，叫他们把掳来的妇女全部释放；安陆有冤狱，他冒着触怒御史台的风险，上书为之平反。这名能干的清官，也因为受空印案牵连的兄长郑士利鸣冤，而与其一起被罚做苦工。又如洪武十年，苏州知府金炯认为全府的税粮，官、民田轻重过于悬殊，主张将两者摊平。户部尚书滕德懋支持他的主张，让他奏请朝廷施行。朱元璋接到奏书，诏下户部详议，滕德懋说：三吴民田税轻，官田税重，税则有数十百条，老百姓搞不清楚，吏胥往往从中捣鬼。应该采纳金炯的建议，把两种税粮摊平了。朱元璋担心国家收入受到损失，坚决反对，并怀疑他们的建议另有企图。他派人暗中查访金炯家，发现他家的民田少于官田，即以“挟私自利、罔上不忠”的罪名将他处死，并将滕德懋抓进大牢，不久又以“盗用军粮一十万石”的罪名将他处死。滕德懋死后，朱元璋派人暗中侦察他的妻子。滕德懋的妻子正在家里纺麻，来人告诉她滕德懋因偷盗军粮10万石，已被处死。她说：我丈夫偷盗国家那么多粮食，却从不捎些回来赡养我们妻儿老小，是该死！朱元璋听到报告，派人检查滕德懋的肚肠，发现里面全是粗粮野菜，叹息说：他原来是个大清官呵！下令买棺装殓他的尸首，送回家里安葬。还有不少官吏，仅仅因为被朱元璋看不惯，便被处死。如以博学著称的陶凯，洪武初年被荐参加《元史》的修纂，书成后授翰林应奉，一时诏令、封册、碑志多出其手，升礼部尚书，又参与军礼和科举等制度的制定，后历任湖广参政、国子祭酒、晋王府左相，未曾有任何过失，只因为起个“耐久道人”的别号，朱元璋“闻而恶之”，就找了个借口把他杀掉，并亲制《设大官卑职馆阁山林辩》，历数其“轻君爵而美山野”等罪。由于诛戮过甚，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行政官员，从洪武元年（1368）到十九年春竟没有一个做到任期满的，往往未及终考便遭到贬黜或杀头。有些衙门，因为官吏被杀太多，没有人办公，朱元璋不得不实行“戴斩、绞、徒、流罪还职”的办法，让判刑后的犯罪官吏，带着镣铐回到公堂办公。

由于打击面过大，刑罚过严过滥，官吏人人自危。据说，朱元璋每天上朝，如果把玉带高高地贴在胸前，这一天杀的人就少一些；如果把玉带低低地按在肚皮下面，这一天准得大杀一批，官员就吓得面如土色。在这种恐怖气氛中，不论大官小官，个个胆战心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大祸临头。传说当时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必与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家便阖家庆贺，庆幸又活过一天。有人忍受不了，干脆装疯卖傻。有一次，刑部报审一批案犯的判刑名单，朱元璋主张处死，皇太子主张从宽处理。朱元璋问御史袁凯：朕和太子的主张，哪个正确？袁凯觉得两边都不能得罪，只得回答道：陛下要杀，这是守法；皇太子想要赦免，这是心慈。朱元璋认为他是个滑头，把他关进监狱。袁凯绝食三天，才被释放。袁凯上朝后，朱元璋见了他还说：“是持两端者！”袁凯怕被杀头，后来索性假装疯癫。朱元璋说疯子不怕痛，叫人用木椎子椎他，袁凯咬紧牙关，忍住不喊痛。朱元璋以为他真疯了，就让他退休。袁凯回到到乡下老家，将铁链拴在自己的脖子上，自毁形骸，蓬头垢面。后来，朱元璋想起用他为本郡儒学教授，派使臣去召他。他却故意在乡饮酒礼上对着使臣大唱《月儿高》，爬在篱笆边吃狗屎（事先放好的假狗屎，用炒面拌糖稀做成）。使臣回去报告，说袁凯确实疯疯癫癫的，朱元璋只好作罢，他因此得以寿终。有的官吏在时过境迁之后，回想起洪武朝的情景，还心有余悸。如吴人严德珉，由御史升任左佥都御史，因病要求辞职，朱元璋大怒，将他黥面谪戍广西南丹。后来遇赦放还，活到宣德朝。一天，因事被御史逮到公堂，他跪在堂下，说自己曾在御史台干过事，晓得三尺法度。御史问他做过什么官，他回说洪武中台长严德珉，就是老夫也。御史大吃一惊，赶紧把他扶起来。他回到住处，怕朝廷再叫他做官，就挑起铺盖搬家。第二天，御史去拜访，扑了个空。后来，有个儒学教授同他喝酒，见他面上刺字，戴的是顶破帽，问老人家犯过什么法？他叙述了自己的经历，说先时国法甚严，做官的常保不住脑袋，这顶破帽不好戴啊！说完还北面拱手，连称：“圣恩！圣恩！”为了保全身家性命，许多人做官从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唯唯诺诺，无所作为。士子们更视仕途为畏途，多不乐仕进。为了避免被强征出仕，甚至自残肢体。还有人出仕之后，过若干年又找各种理由辞官不做。陈遇天资聪颖，笃学博览，精于象数之学，元末做过温州儒学教授，已而弃官归隐。朱元璋渡江后，经秦从龙推荐，被召至应天，留参密议，很受信任。朱元璋称吴王后，授予供奉司丞，他却推辞不就，要求退隐。朱元璋做了皇帝，三次任命他为翰林学士，他仍不肯上任。洪武三年，朱元璋派他到浙江廉察民隐，回来后赏赐金帛，要他做中书左丞，他还是推辞。第二年，又先后任命他为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太常少卿、礼部尚书，他都固辞不就。朱元璋还想给他的儿子官做，陈遇又推托说：“臣三子皆幼，学未成，请俟异日。”所有这一切，都大大挫伤了官吏的积极性和进取心，妨碍行政效率的提高。

不过应该看到，朱元璋对吏治的整顿，尽管存在着以上的偏差和失误，付出沉重的代价，但仍然收到很大的成效，起到了“整顿一代之作用”。在严刑酷法之前，大多数官吏还是重足而立，不敢恣肆妄为，“郡县之官虽居穷山绝塞之地，去京师万余里外，皆惊心震胆，如神明临其庭，不敢少肆。或有毫发出法度、悖礼仪，朝按而暮罪之”。经过长期的坚决斗争，一大批腐败的官吏遭到惩处和打击，官场的风气逐渐发生变化，明初吏治日趋清明。《明史》的《循吏列传》序说：“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后来，嘉靖、万历时期的著名清官海瑞赞扬说：“我太祖视民如伤，执《周书》‘如保赤子’之义，毫发侵渔者加惨刑。数十年民得安生乐业，千载一时之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