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淮西将臣的重用与抑制

朱元璋“龙飞淮甸”，最早参加他队伍的，不论是主动投奔的“从军”者，还是从其他队伍前来投奔或归降的“归附”者，都是淮西人。淮西指的是皖北、豫东淮河北岸一带，就明代而言，淮西的皖北，大致包括凤阳府和滁州（洪武七年至二十二年正月曾隶属于凤阳府）所辖诸县。

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也同其他古代农民一样，有着浓厚的乡土、宗族观念。最早投奔朱元璋的这批淮西人，同他有着密切的乡土、宗族关系，朱元璋对他们十分信任，极力加以扶植，让他们充当领兵作战的将帅和幕府的臣僚，成为军中的骨干。随着朱元璋势力的发展，这批淮西将臣的地位也不断提高。到龙凤二年（1356）朱元璋渡江攻占集庆后，宋小明王提升他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同时任命李善长为左右司郎中，“以下诸将俱升元帅”，淮西将臣的地位已经相当显赫。贝琼的一首《秋思》诗写道：“两河兵合尽红巾，岂有桃源可避秦？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两河指的是黄河与淮河，淮河流域在春秋时期是楚国的一部分，所谓“楚客”“淮人”指的都是朱元璋队伍中的淮西人。后来，尽管朱元璋的势力不断扩大，江北归附者和渡江后的归附者数量迅速增加，非淮西籍将臣的数量也日益增多，但淮西将臣仍然最受朱元璋的信任和倚重，是他队伍的核心骨干。在朱元璋南征北战、推翻元朝、统一全国的斗争中，这批淮西将臣有的留守后方，筹划粮饷，更多的则统兵出征，冲锋陷阵，为大明皇朝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成为功绩卓著的开国元勋。

朱元璋是依靠这批淮西将臣夺取天下、登上皇位的，他当然也亟盼能同他们一起同心协力，励精图治，求得大明江山的永固，共享安乐。龙凤十二年，他同侍臣讨论汉高祖与唐太宗孰优的问题时，就曾批评汉高祖“内多猜忌，诛夷功臣”，“度量亦未弘远”的缺点，而赞赏唐太宗“能驾驭群臣，及大业既定，卒皆保全”的优点。登基践祚后，他下令在凤阳营建中都，准备将来把都城迁到那里，与淮西将臣一起“荣归故里”，依靠他们维护和巩固明朝的统治。因此，他对这批淮西将臣采取了优待、重用的政策。不仅赏赐这些劳苦功高的淮西将臣大批土地、财产和各种经济特权，使他们由昔日的农民武夫变成拥有大量土地、佃户的贵族地主，而且给他们封公拜相，加官进爵，使他们成为身居高位掌权握兵的上层官僚。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刚就帝位，即任命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位列文武百官之首，汤和、邓愈为御史台的左、右御史大夫。随后，又以李善长兼太子少师，徐达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洪武三年十一月大封功臣，封公者有李善长、徐达、常遇春之子常茂、李文忠、冯胜、邓愈等六人，其中徐、常、冯、邓与李文忠五人为淮西籍的渡江旧人，且以凤阳人数量居多，李善长原籍歙县但在蕲黄起义后已徙居滁阳，在渡江前已投奔朱元璋，人们一般也将他看作是淮西老臣。此后，朱元璋又陆续分封一批公、侯、伯。终洪武之朝，封公者计11人，除上述六国公，另有信国公汤和、涼国公蓝玉、梁国公胡显、开国公常昇，也都是淮西老将，颍国公傅友德虽是砀山人，但“其先宿州人，后徙砀山”，也可算是淮西籍。封侯者计57人，仍以淮西籍居多。只有封伯者六人皆非淮西籍。而所封的侯、伯，其中有些只是恩赐给战败的对手的一种名誉性封爵，如归德侯陈理、归义侯明昇、承恩侯陈普才、归仁伯陈友富、怀恩伯陈友直、崇礼侯买的里八剌等，他们并没有什么实权和地位。此外，朱元璋还通过联姻方式，来笼络淮西将臣。他除娶武定侯郭英之妹为宁妃，又聘开平王常遇春之女为皇太子妃，太原卫都指挥使谢成之女为晋王妃，卫国公邓愈之女为秦王次妃，中书右丞相、魏国公徐达之长女为燕王妃，宋国公冯胜之女为吴王妃，大都督佥事王弼之女为楚王妃，并将自己的大女儿临安公主下嫁给中书左丞相、韩国公李善长的长子李祺为妻。昔日的淮西将臣，便由开国元勋变成新朝显贵，成为执掌朝廷军政大权的最高统治阶层。

不过，朱元璋的性格具有猜忌多疑的特点，他对淮西将臣并不完全放心。特别是在龙凤八年（1362）八月淮西骁将、中书平章邵荣与参议赵继祖谋叛之后，九年四月又发生了枢密院判谢再兴的谋叛事件，更在他的心中投下浓重的阴影，使他变得更加猜忌。而随着明朝的建立，朱元璋由一方的首领变成全国的最高君主，他与淮西将臣的关系也发生根本变化，过去生死与共的患难伙伴就被一道不可逾越的君臣名分的鸿沟隔开了，一边是称孤道寡，另一边则是俯首称臣。此时如何提高皇权，保证朱家子孙能长坐江山，便成为朱元璋考虑问题的焦点。未做皇帝之前，他就开始思考如何防范功臣宿将的问题。龙凤十一年八月，朱元璋阅读《宋史》，当读到赵普建议宋太祖收夺诸将兵权时，即对起居注詹同说：赵普实在是位贤相，假使诸将不早日解除兵权，那么宋代的天下未必不会重现五代的分裂局面。史称赵普为人忌刻，仅此一事，就功施社稷，泽被生民，岂可以“忌刻”二字来贬低他呢！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优待、重用开国功臣特别是淮西勋臣的同时，也对他们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

首先，用礼制和法令来约束淮西将臣的行为。除了制定各种礼制和法令，要求功臣宿将严格遵守，洪武三年（1370）十月还采纳监察御史袁凯的建议，令省台延聘儒士，于每月朔望早朝之后，在都督府官署轮流为诸将讲论经史及君臣之礼，“庶几忠君爱国之心、全身保家之道油然日生而不自知也”。五年，又作铁榜申诫公侯，规定：凡内外各指挥、千户、百户、镇抚并总旗、小旗等，不得私受公侯金帛、衣服、钱物；凡公侯等官非奉特旨，不得私役官军；凡公侯之家，不得强占官民山场、湖泊、茶园、芦荡及金、银、铜场、铁冶；凡内外各卫官军，非当出征之时，不得辄于公侯门首侍立听候；凡功臣之家管庄人等，不得倚势在乡欺殴人民；凡功臣之家屯田佃户、管庄干办、火者、奴仆及其亲属人等，不得倚势凌民，侵夺田产、财物；凡公侯之家，除赐定仪仗户及佃田人户，已有名额报籍在官，不得私托门下，影蔽差徭；凡公侯之家，不得倚恃权豪，欺压良善，虚钱实契，侵夺人田地、房屋、孳畜；凡功臣之家，不得受诸人田土及朦胧投献物业。对违反上述禁令者，榜文逐项规定了处罚和用刑的办法。其中，公侯家人倚势凌人，侵夺田产、财物和私托门下，影蔽差徭，都处斩刑。八年二月，又编纂御制《资世通训》，“以一己之见，总先贤之确论，托谒者评之，直述其意，以利今后人”，要求臣僚认真学习，以便做到“勿欺勿蔽”，效忠君主。朱元璋还一再召见勋臣宿将，反复诫谕他们说：“朕赖诸将佐成大业，今四方悉定，征伐休息，卿等皆爵为公侯，安享富贵。当保此禄位，传子孙，与国同休。然须安分守法，存心谨畏，则自无过举。朝廷赏罚一以至公，朕不得而私也。昔尉迟敬德见唐太宗危迫，单骑入王世充阵中，与单雄信力战，翼卫太宗以出，其功大矣。及太宗宴群臣，敬德与任城王道宗争长，击其目几眇。太宗怒，欲置之法，非群臣力谏，太宗肯惜其功而贷其罪乎？又如长孙无忌，文德皇后亲弟也，尝佩刀入禁门，监门者失于觉察，后请治以法，太宗特命释之。帝室亲姻，有罪犹不可免，况其他乎？卿等能谨其所守，则终身无过失矣。”又说：“古人不亏小节，故能全大功，不遗细行，故能成大德，是以富贵终身，声名永世。今卿等功成名立，保守晚节，正当留意！”

第二，在中书省和六部安插非淮西籍官员，以掺沙子。在中书省，朱元璋任命非淮西籍的胡美、王溥、杨宪、汪广洋、丁玉、蔡哲、冯冕、殷哲、陈宁等担任平章政事、左右丞和参知政事等职，汪广洋还一度出任右丞相。特别是六部尚书，更以非淮西籍为主。这样，既可团结地主阶级的各派势力，又可以利用各派势力来监视、牵制淮西勋贵，便于朱元璋的操纵和控制。

第三，加强对淮西勋臣的监视。朱元璋除利用检校和锦衣卫的特务伺察淮西勋臣的活动，还“以公、侯、伯于国有大勋劳，人赐卒百十有二人为从者，曰奴军”。这些奴军名义上是赐给勋臣宿将的奴仆，供其驱使，实际上负有暗中监视他们的任务，“盖防其二心，且稽察之也”。

但是，朱元璋的这些措施，并没有真正起到约束淮西勋贵的作用。淮西勋贵虽然大部分刚由农民起义将领转化为贵族地主，但都不例外地暴露出当时地主阶级所固有的腐朽性和贪婪性。这些人大部分是农民出身，没有什么文化，李善长、冯国用、冯胜等少数地主出身者，虽然读过书，但文化水平也不很高，如李善长就只“粗持文墨”而已。他们既缺少文化及历史知识的训练，又缺少传统礼制和法律的教育，加上长期在农村生活，乡土和宗族观念都很重，眼界一般都较狭小，目光也较短浅，办事往往只顾眼前的利益而不及其他。为了追逐更多的财富，攫取更大的政治权力，他们对朱元璋的警告往往置若罔闻，自恃劳苦功高，又是皇帝的同乡，骄纵妄为，逾越法纪的现象屡屡发生。如洪武二年（1369）十一月，奉命权镇庆阳的冯胜，见徐达、汤和被调回京以议功赏，生怕自己得不到赏赐，竟置朱元璋的命令于不顾，私自引兵还京。洪武三年，“武臣恃功骄恣，得罪者渐众”。如汤和嗜酒妄杀，不由法度；赵庸随李文忠出征应昌，私占奴婢，废坏国法；郭兴不奉主将之命，不守纪律；薛显妄杀胥吏，杀兽医，杀火者，杀马军，为了抢夺天长卫千户吴富缴获的牲口，还动手杀了吴富。此后，朱元璋尽管不时对功臣宿将发出警告，他们仍然我行我素，未见收敛。如徐达、李文忠总兵塞上，手下的偏裨将校，日务群饮，“济宁侯顾时、六安侯王志酣饮终日，不出会议军事”，都督蓝玉更是“昏酣悖慢尤甚”。谢成在山西擅夺民利。周德兴恃帝故人，营第宅逾制。冯胜也未改其急功贪利之本性。洪武五年，率西路军出征甘肃，不仅私藏缴获的驼马，还因“恨陕西都指挥濮英搜其仆妾金珠”，诬告濮英“守陕西有不法者数事”。十一年，他因派人向陕西行都司都指挥使宁正索马未能得手，又诬告宁正“不以国法为重，不善治西番，致有叛”，使之降为归德州守御千户。勋臣宿将的家人、庄佃，也多狐假虎威，倚势冒法，如胡惟庸的家人“为奸利事道关，榜辱关吏”。

为了维护自己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淮西勋贵还互相勾结，一起排斥、打击非淮西籍的大臣。淮西勋贵集团的核心人物是李善长，早在至正十四年（1354），他就投奔朱元璋，任幕府书记，后历官帅府都事、参议、参知政事、右相国、左相国、左丞相，是辅弼朱元璋夺天下、定基业的重要助手，有萧何之褒称，又与朱元璋结成儿女亲家，在朝廷诸臣中位列第一。他退休后，与之关系密切的定远人胡惟庸继任丞相。在两人掌控中书省的17年中，淮西勋贵竭力排挤、打击非淮西籍臣僚，图谋独揽朝政。

最先与淮西勋贵集团发生冲突的是杨宪。杨宪，初名慈，字希武，山西阳曲人，小时候随其父寓居江南。龙凤二年（1356），朱元璋初据应天，他同儒士夏煜、孙炎等进见，深受器重，被留居幕府。他“美姿容，通经史，有才辨”，奉命出使平江张士诚处，“还，称旨”，被擢为江南行中书省都事。当时战争频繁，“征调日发，文书填委，宪裁次明敏，人服其能”。后累官至中书省参议，兼任检校。他对淮西勋贵炙手可热的权势既羡慕又忌恨。吴元年（1367）年末，朱元璋准备登基称帝，正考虑丞相的人选。时任左相国的李善长，自然是他优先考虑的人物。但他不过是个“粗持文墨”的乡间小知识分子，“有心计而无远识”，并没有什么高明的文韬武略。除初见朱元璋时劝其仿效汉高祖刘邦的计策外，再未贡献过其他锦囊妙计。在和州时，元军谍知朱元璋外出攻打鸡笼山寨，乘机来袭，李善长曾率少量的留守士卒设伏败之，使“太祖以为能”。但龙凤六年（1366）闰五月，陈友谅亲率大军东下，约张士诚夹攻应天，朱元璋采纳刘基“伏兵伺隙击之”的建议，授意与陈友谅有过交往的康茂才“作书遣使伪降友谅为内应，招之速来”，李善长大惑不解，问道：“方以寇来为忧，何以更诱致之也？”朱元璋解释说：“使二虏（陈友谅、张士诚）相合，吾何以支？先破此虏，则东寇（张士诚）胆落矣。”他才恍然大悟。龙凤十二年七月，朱元璋决定攻灭张士诚，李善长又认为张士诚“其势虽屡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又多储积，恐难猝拔，宜视隙而动”，结果遭到朱元璋的严厉驳斥：“彼疆域日蹙，长淮东北之地皆为吾有，吾以胜师临之，何忧不拔，况彼败形已露，何待观隙？”说明李善长缺乏用兵作战的战略战术素养。况且李善长为人“外宽和，内多忮刻”。他依靠乡土、宗族关系，拉帮结派，营建以自己为核心的淮西集团。定远人胡惟庸在和州投奔朱元璋，初为宁国知县，给李善长送了300两黄金，他力加推荐，被召任太常司少卿，不久又升为太常司卿，成为淮西勋贵集团的重要人物。对非淮西籍的臣僚，李善长则极力加以排挤、打击。如果说在攻占应天之前，朱元璋的队伍数量较少，控制的区域较小，战争的规模不是很大，李善长多少还起过参谋作用的话，那么在攻占应天之后，刘基、宋濂等富于谋略的大儒纷纷前来投奔，并逐渐担任起谋士的职责，李善长主要便是扮演大管家的角色。论武功，他比不上后来被封为公、侯、伯的任何一位武将；论文治，也比不上刘基、宋濂、朱升、宋讷、刘三吾等一批文臣。由他出任即将建立的皇朝丞相，掌管全国的行政事务，显然不是理想的人选。恰在此时，“上适以事责丞相李善长”，杨宪便联合检校凌说、高见贤、夏煜攻击李善长“无宰相才”。朱元璋征求刘基的意见，刘基还是认为：“李公勋旧，且能辑和诸将。”朱元璋生气地说：“是数欲害汝，汝乃为之地耶！汝之忠勤，足以任此。”刘基知道，这不过是句气话，赶忙叩头辞绝：“是如易柱，必须得大木然后可。若束小木为之，将速颠覆。以天下之广，宜人才胜任彼者。如臣驽钝，尤不可尔。”朱元璋最后表示：“善长虽无宰相才，与我同里，我自起兵，事我涉历艰难，勤劳簿书，功亦多矣。我既为家主，善长当相我，盖用勋旧也，今后勿言。”洪武元年（1368）正月就帝位后，还是任命李善长为左丞相。

李善长出任大明皇朝左丞相后，仍未改其“忮刻”的本性。“参议李饮冰、杨希圣稍侵善长权，即按其罪奏黜之”。而且“富贵极，意稍骄”，更引起朱元璋的不满。洪武三年上半年，李善长病倒，右丞相徐达又长期在外征战，中书省无人主持政务，朱元璋又动起换相的念头，“欲相杨宪”。杨宪时任中书省右丞，朱元璋认为他有才干，想以其为相，并征求刘基的意见。刘基虽然“与宪素厚”，但仍以为不可，说：“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焉者也。今宪不然，能无败者乎？”朱元璋又问中书省左丞汪广洋如何？刘基也未赞同，认为“此褊浅，观其人可知。”朱元璋再问中书省参知政事胡惟庸如何？刘基更坚决反对，说：“此小犊，将偾辕破犁矣。”朱元璋心目中的三个丞相人选被逐一否定，又生气地说：“吾之相无逾先生乎？”刘基赶忙回答：“臣嫉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无才？愿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诸人，臣诚未见其可也。”

而对杨宪的进攻，淮西勋贵极力进行反击。听说朱元璋想以杨宪为相，胡惟庸就对李善长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他们决心寻找机会出手，置杨宪于死地。杨宪在明朝建国前夕，由中书省参议出为山西省参知政事，召入为司农卿，不久改任中书省参政，寻改河南省参政。洪武二年调山西，当年九月调为中书省右丞。朱元璋欣赏他的才干，三年正月赐其名华。但他虽有才干，却无容人的器量。在朱元璋身边工作的时间一长，受到器重，便假宠市权，藐视同列，谁也不敢同他抗衡。升任中书省右丞后，尽变中书省事，将旧吏全部调走，换上自己的亲信，“阴入市权”。他专恣擅权，对不是自己派系的人，都加以倾陷、打击。宁海人詹鼎有才学，曾做过方国珍幕府都事，判上虞，有治声。方国珍投降后，他在洪武元年代为起草谢书，受到朱元璋的欣赏。朱元璋把他召到南京，想给他官做，就受到杨宪的极力阻挠，直到杨宪死后，才出任留守经历的小官。高邮人汪广洋在洪武三年被任命为中书省左丞，位居杨宪之上，他对杨宪百依百顺，杨宪还是不容，唆使侍御史刘炳等人弹劾汪广洋“奉母不如礼，以为不孝”，使之革职遣还高邮老家。当年七月，杨宪升为中书省左丞后，又“使御史刘炳奏徙之海南，上不从。又教炳诬奏刑部侍郎左安善入人罪，上觉之，下炳狱”。李善长抓住这个机会，“奏宪排陷大臣，放肆为奸”。皇太子召杨宪，“杨宪不即至”。朱元璋闻之大怒，令群臣按治，杨宪辞伏，被“锁置天界寺前，沿身剌（刺）‘奸党杨希武’，剥皮作交床，置省、府、台堂，令后人坐之，以示警戒”。刘炳、凌说、高见贤、夏煜等人也先后被杀，“连坐者五百余人”。汪广洋被召回，于当年十一月进封忠勤伯。

清除杨宪之后，淮西勋贵的势力更加膨胀，于是又把矛头指向刘基。

刘基和宋濂、叶琛、章溢等一批浙东籍的儒士，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知兵识礼，富于谋略。他们在龙凤四年（1358）朱元璋进军浙东时先后归附，不仅使浙东地区迅速平定，而且此后全力辅佐朱元璋，为大明皇朝的缔造做出突出的贡献。刘基担任朱元璋的主要谋士，朱元璋“察其至诚，任以心膂。每召基，辄屏人密语移时。基亦自谓不世遇，知无不言。遇急难，勇气奋发，计画立定，人莫能测。暇则敷陈王道，帝每恭己以听，常呼为老先生而不名”。他为消灭陈友谅和张士诚提供过很好的计策，被朱元璋誉为“吾子房（张良）也”。章溢、叶琛、胡深等人也多有功绩，叶、胡二人还先后战死。宋谦、王祎等人则为大明皇朝创设典章制度、主持文化教育，也成绩斐然。他们“或以功业定乱，或以文章赞化，卒能合四海于分裂之余，不越十年，遂致乎治”，因而成为明朝的开国功臣，深得朱元璋的器重，这就引起淮西勋贵的忌恨。在明朝建立前，以武定天下，淮西将臣尚不觉得这些浙东文人对他们有什么威胁，相反甚至认为他们足智多谋，有助于弼成自己的赫赫武功。如今，明朝已经建立，要以文治天下，淮西勋贵不免感到恐慌，生怕怀有满腹经纶的浙东儒士会取自己而代之，成为朝廷所依靠的重臣。

在这些浙东籍的功臣当中，以刘基、宋濂、叶琛、章溢四人“尤为杰出”。叶琛在龙凤八年（1362）为祝宗、康泰的叛军所执，不屈而死，章溢也于洪武二年（1369）五月病逝，宋濂则为人小心谨慎，凡事与世无争，淮西勋贵便把矛头集中指向刘基，非除之而后快。虽然随着张士诚的消灭，朱元璋在即将命将北伐、推翻元朝、创建新朝之时，又重拾“忠君”思想以为维护新朝统治的武器，对曾经仕元背元的刘基不再重用，改命基为太史令，寻拜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只能做些诸如卜宅相土、营建都城、清理狱囚、制定律令、完善科举制度、编定《戊申大统历》及《大明集礼》等具体工作，不复充任谋士顾问、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但李善长对他仍不放过。吴元年（1367），当朱元璋“因事责丞相李善长”，杨宪又联合凌说、高见贤、夏煜弹劾李善长“无宰相才”时，刘基出面斡旋，说李善长是有功之臣，能够调和诸将，朱元璋说：“是数欲害汝，汝乃为之地耶！”说明此前李善长即曾想加害刘基而未得逞。洪武元年五月至七月，朱元璋赴汴梁，对徐达部署攻取大都之策，命刘基与左相国李善长留守应天。刘基认为元朝以宽纵失天下，现今当严肃纪纲，令御史纠劾无所避，宿卫宦侍如有过失，皆奏请皇太子依法惩处。中书省都事李彬贪纵犯法，他是李善长的亲信，李善长为之求情，刘基没有同意，主张依法惩处。双方争执不下，刘基派人报告朱元璋，得到批准，即予处斩。“由是与善长忤”，更加深李善长的仇恨。闰七月，朱元璋返回应天后，李善长便向他进谗，“诉其专（权）”，“僇人坛嗢下，不敬”；“诸怨者亦交谮之”。到八月，因应天自夏至秋不雨，有司求神祈雨不果，朱元璋认为这是“在京法司及在外巡按御史、按察司冤枉人”所致，派人将京畿巡按御史何士弘等人捆绑于马坊，并令中书省、御史台及都督府发表意见。第二天，刘基上言停办三件事，“一曰出征阵亡、病故军妻数万，尽令寡妇营居住，阴气郁结；二曰工役人死，暴露尸骸不收；三曰张士诚投降头目不合充军”。刘基要求停办的三件事，有的是朱元璋出的主意，有的是由他批准施行的，这自然引起朱元璋的不满，但为求雨，他还是下令：“寡妇听其嫁人，不愿者送还乡里依亲；工役人释放宁家；投降头目免充军役。”过了十天，仍不见下雨，朱元璋非常生气，加上听了李善长等人的谗言，更令“刘基还乡为民”。正好刘基的妻子在老家病逝，他便还乡料理其丧事。到了十一月底，朱元璋火气已消，才又将刘基召回，恢复其御史中丞之职。洪武三年四月，置弘文馆，又命刘基等兼弘文馆学士。

洪武三年五月，明军攻占应昌，逐走元嗣君爱猷识里达腊。六月，捷报传到京师，百官相继拜贺，朱元璋又令礼部榜示“尝仕元者不许称贺”。当年七月，朱元璋又免去刘基的御史中丞官职，只保留弘文馆学士的虚衔。当年十一月大封功臣时，只封刘基为诚意伯，岁禄240石，同李善长岁禄4000石的韩国公爵位简直无法相比。刘基看到自己在朝廷不再担任具体职事，加以洪武三年上半年朱元璋征求宰相人选时，他又得罪了胡惟庸，便激流勇退，多次上书请求告老还乡。洪武三年年底，朱元璋准其返归故里养老，而且密旨“令察其乡有利病于民社者潜入奏”。回到南田老家后，他仍然关心朝中大事。四年正月朱元璋下令“作圜丘、方丘、日月社稷山川坛及太庙于临濠，上以画绣，欲都之”，他又从地理形势的角度提出反对意见，说：“中都曼衍，非天子居也”。朱元璋派人以手书问天象，刘基详加解答而焚其稿，“大要言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为防出事，刘基整天饮酒下棋，读书吟诗，口不言功，并谢绝同地方官的往来。青田县令求见不得，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前来拜访，刘基正在洗脚，让侄儿引入茅舍，做饭招待。县令亮明自己的身份：“某青田知县也。”刘其惊起称“民”，县令辞谢而去，“终不复见”。尽管刘基处处小心谨慎，但很快还是出事了。

洪武四年正月，李善长病愈，朱元璋令其致仕，擢升汪广洋为右丞相，胡惟庸为左丞。六年正月，汪广洋被贬为广东行省参知政事，朱元璋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丞相人选，胡惟庸遂以左丞的身份独尊省事。他便借谈洋事件向刘基发起攻击。谈洋地处瓯闽交界之处，“元末顽民负贩私盐，因挟方（国珍）寇以致乱，累年民受其害”，至明初“遗俗犹未革”。洪武四年刘基在致仕前，建议“设巡检司守之”，得到朱元璋的采纳。但巡检司设立后，“顽民以其系私产，且属温州界，抗拒不服。适茗洋逃军周广三反，温、处旧吏持府县事，匿不以闻”。休致后的刘基闻讯，依据朱元璋的密旨，令其长子刘琏赴京上奏，“径诣上前而不先白中书省”。民不得隔绝中书省奏事，是元朝遗留下来的体制。胡惟庸便唆使刑部尚书吴云胁迫一名老吏上书攻击刘基，说他“谋求谈洋为墓地，民弗与，则建立（巡检）司之策以逐其家”，并诬陷刘基之所以争夺谈洋之地，是因为“刘某善相地，以此地据山面海，有王气”，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中书省随即请求逮捕刘琏严加惩处。但是，不得隔越中书奏事正是朱元璋准备革除的“弊政”。洪武三年十二月，儒士严礼等上书论治国之道，其中建言“不得隔越中书奏事”，朱元璋即对侍臣指出：“今礼所言不得隔越中书奏事，此正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今创业之初，正当使下情通达于上，而犹欲效之，可乎？”因此，在洪武初年，他是默许臣民越过中书省向他递进密疏的，而且在刘基致仕后还给他下过“察其乡有利病于民社者潜入奏”的密旨，所以并未下令逮捕刘琏。不过，刘基还是在洪武六年七月入朝“引咎自责”。朱元璋却置先前的密旨于不顾，表示：“若明以宪章，则轻重有不可恕；若论相从之始，则国有八议。故不夺其名，而夺其禄。”意思是按国法，刘基罪不可恕；但按八议，仍保留其诚意伯的名位而削夺俸禄。就在刘基入朝之时，朱元璋于六年七月任命胡惟庸为右丞相，刘基悲戚长叹：“使吾言不验，苍生之福也！言而验者，其如苍生何？”后忧愤成疾，一病不起。八年正月，朱元璋叫胡惟庸派医生诊视。刘基服下这个医生开的药，“有物积腹中拳石”，病情加重。三月初，朱元璋降手敕让他回老家养病，过一个月便死了。刘基死后，长子刘琏亦“为惟庸党所胁，堕井死”。胡惟庸案发被诛后，朱元璋曾多次召见刘基次子刘璟，回忆说：“我到婺州时，得了处州。他那里东边有方国珍，南边有陈友谅，西边有张家（士诚）。刘伯温那时挺身来随着我。他的天文别人看不着，他只把秀才的理来断，到（倒）强如他那等。鄱阳湖里到处厮杀，他都有功。后来胡家结党，他吃他下的蛊（毒），只见一日来和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谅着不好。’我派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后来宣得他儿子来问，说肚胀起来鼓鼓的，后来泻得瘪瘪的，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此时，朱元璋想起刘基生前的许多谏言后来都得到事实的验证，觉得他确是一位难得的功臣，乃命其子孙世袭诚意伯的爵位。

浙东儒臣之中，胡深在龙凤十一年（1365）六月攻打建宁的战斗中，遭到陈友定部将阮德柔伏兵的截击，马蹶被俘，不屈而死；王祎又于洪武五年出使云南，赍诏招谕梁王，于当年十二月惨遭杀害；刘基再被毒死，浙东官僚的势力已被清除殆尽。剩下的非淮西籍官僚，权小势孤，对淮西勋贵集团构不成威胁，淮西勋贵集团的权势达到了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