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汉藏茶马贸易

朱元璋非常重视发展汉藏传统的茶马贸易。藏族聚居的地区高山连绵，地势高峻，生产以畜牧业为主，农业则以种植生长期短、耐寒抗旱的青稞为主，“其腥肉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所以藏族人民特别需要内地的茶叶。而明朝本身，在统一战争中特别是在对北方蒙古的斗争中，“兵力有余，惟以马为急”，又非常需要藏区出产的大批良马，用以装备自己的军队。以茶易马，既可满足双方的需要，又可收到控驭西番的效果，进而实现“断蒙古右臂”的战略目标，给北元以沉重打击。因此，对藏族地区，朱元璋除在政治上建立羁縻卫所，加强土司制度，在思想上推崇藏传佛教，又在经济上大力发展茶马贸易，“以系番人归向之心”，三者相辅而行，加强对藏族人民的控制和统治。

茶马贸易，由茶马司负责管理。由于汉藏茶马贸易主要集中在川陕一带，所以茶马司都设在这个地区。从洪武五年（1372）起，陆续设立秦州、河州、洮州、永宁、岩州（治今四川松潘西北）等茶马司。后来重新调整，废除永宁茶马司，另设雅州碉门茶马司代替，秦州茶马司也于三十年改为西宁茶马司，迁其治于西宁。

为了掌握大量的茶叶用于茶马贸易，明廷对茶叶的生产和流通实行严格控制。明朝刚建立时，规定“凡卖茶去处，赴宣课司依例三十分抽一分，芽茶、叶茶各验直纳课，贩茶不拘地方”。按照这个规定，全国各地的茶叶，在向官府交纳三十分之一的课税之后，均可自由贩卖。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户部建议：“陕西汉中府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县诸处，茶园共四十五顷七十二亩，茶八十六万四千五十八株。每十株官取其一，民所收茶，官给直买之。无户茶园以汉中府守城军士薅培，及时采取，以十分为率，官取其八，军收其二。每五十斤为一包，二包为一引，令有司收贮，令于西蕃易马。”朱元璋从之。翌年二月，户部又建议：“四川产巴茶凡四百七十七处，茶二百三十八万六千九百四十三株，茶户三百一十五，宜依定制，每茶十株官取其一，征茶二两。无户茶园令人薅种，以十分为率，官取其八，岁计得茶万九千二百八十斤。令有司贮候西蕃易马。”朱元璋又从之。朝廷于是在陕西、四川和应天府、苏州府、常州府、镇江府、徽州府、广德州以及浙江、湖南、广西等产茶地区设立征收茶税的机构茶课司，确定各地每年的课税额。如规定陕西每年课茶26862斤，四川100万斤，此外还在四川碉门、永宁、成都、筠连设立茶局，课取当地所产的粗叶茶。除了交纳茶课，“民间蓄茶，不得过一月之用”，余茶必须出售。陕西汉中府诸处茶园的余茶全部由官府收购，其他地区的余茶则由商人收购。官府征收的茶课和收购的茶叶，称为官茶。另有商茶，即由商人收购贩卖的茶叶。朝廷规定，商人到产茶区收购茶叶，必须向当地官府纳钱申请茶引，最初规定“每引茶百斤，输钱二百”。后改为“商茶每一百斤为一引，输官钱千文，其不及引者，纳六百文，给由帖，帖六十斤，量地定程以卖”。商人可将收购的茶叶运到官府指定的地方出售，但需向那里的宣课司交纳“三十取一”的商品税；亦可运至川陕地区上交茶马司，领取一定的报酬。朝廷规定“招商中茶，上引五千斤，中引四千斤，下引三千斤，每七斤蒸晒一蓖，运至茶司，官商对分，官茶易马，商茶给卖，每上引仍给附茶一百蓖，中引八十篦，下引六十蓖，名曰酬劳”，这就叫作茶叶的开中制度。这样，朝廷不仅通过征课和收购拥有大量的官茶，而且利用开中制度将一部分商茶吸引到川陕地区，用于“贮边易马”。

明初的茶马贸易，分为茶马互市和马赋差发两种形式。

汉藏之间的茶马互市，早在宋代即已存在。洪武初年，因藏族地区使用的货币与中原地区不同，藏民很少到川陕地区出售马匹。邓愈招谕西番后，就开始和当地藏民开展茶马互市。洪武七年（1374）十二月，“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奉旨，差诣汉中府清理马政，秦州、河州访察马政……长兴侯耿炳文、都指挥濮英悬陆成、俞本两人跟随。至汉中府，善长差本往河州，令耿忠将茶一百斤买上马一匹。比汉中府茶价，止该银二两，依奉买马一匹，解至上前，怒曰：‘耿忠擅定茶价买马，当罪之。’……将耿忠送刑部前，打四十御杖：‘休着他回家，便回河州理政。’”八年五月，朱元璋又派宦官赵成往河州市马，用罗、绮、绫、帛和巴茶等生活必需品与藏民交换马匹，并令河州守将“善加抚循，以通互市。马稍来集，率厚其直偿之”。此后，“山后（指今甘肃临夏市西北小积石山脉以北地区）归德等州，西番诸部皆以马来售矣”，茶马互市迅速发展起来。

但是互市必须双方自愿，所市之马尚不能满足明朝的需要，于是朱元璋又创设带有强制性质的“马赋差发”。洪武十六年（1383）正月，他敕谕松州卫指挥佥事耿忠说：“西番之民归附已久，而未尝责其贡赋。闻其地多马，宜计其地之多寡以出赋，如三千户则三户共出马一匹，四千户则四户共出马一匹，定为土赋，庶使其知尊君亲上，奉朝廷之礼也。”自此，西番藏民必须定期向朝廷交纳马匹，即“如田之有赋，身之有庸，必不可少”。此令一下，当月到京师朝觐的西番首领，“悉献其所乘马，诏以钞偿之”。后来，明廷将偿钞改为给茶。这种马赋差发，带有征派赋役的性质，但又付给一定数量的“茶酬”或“茶赏”，含有互市的意义，它实际上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派购任务。二十五年五月，朝廷派尚膳监太监而聂等到河州，“诏谕河州诸番族以茶易马”，得马10340余匹，给茶30余万斤，“诸族大悦”。这个办法实行后，有些官吏假朝命以济私，加额多征，扰害藏民。第二年，朱元璋又特制金牌信符，作为征发马赋差发的凭证。二月，遣使携带金牌信符到西凉、永昌、甘肃、山丹、西宁、临洮、河州、洮州、岷州、巩昌等地，颁发给藏族各部，并敕谕各族部落：“今特制金铜信符，族颁一符，遇有使者征发，比对相合，始许承命，否者械至京师罪之。”洪武年间，总共颁发了金牌信符41面，并具体规定各部纳马的数额，其中“洮州火把藏（居于洮州岷州卫）、思囊日（居于朵甘地区）等族牌六面，纳马三千五十匹；河州必里卫二州七站西番二十九族牌二十一面，纳马七千七百五匹；西宁曲先、阿端、罕东、安定四卫巴哇（居于河西走廊北侧）、申中（居于青海北部）、申藏（居于青海湖北沿）等族一十六面，纳马三千五十匹”。金牌信符以铜制成，再镀上一层薄金，镌刻篆文，上为“皇帝圣旨”，其下左为“合当差发”，右为“不信者斩”。每件金牌信符分为两号，下号颁发各部，上号藏于内府。规定每三年一次，由朝廷“钦遣近臣赍捧前来，公同镇守三司等官，统领官军，深入番境扎营，调聚番夷，比对金牌字号，收纳差发马匹，给与价茶。如有拖欠之数，次年催收”。金牌信符制的实行，使马赋差发制度更加完善，市马数量大为增加。洪武三十一年二月，曹国公李景隆自西番易马归来，报告说：“凡用茶五十余万斤，得马一万三千五百一十八匹。”

贸易中的茶马比价，因时因地有所不同。陕西地区因为茶课不够市马之用，经常需要从四川调进大量茶叶。如洪武二十六年（1393）实行金牌信符制后，每三年一次与藏民进行茶马交易之前，都“先期于四川保宁等府，约运一百万斤，赴西宁等茶马司收贮”。所以陕西地区的马价定得较低，洪武初年规定河州茶马司以茶易马之价是上等马每匹给茶40斤，中等马30斤，下等马20斤。永宁也是马较多而茶较少，洪武十六年规定永宁茶马司以茶易马之价“如河州茶马司例”。雅州碉门产茶较多，而来售马的藏民较少，马价则比河州、永宁要高得多。洪武初年规定，对到雅州售马的藏族商民，“每堪中马十匹，给茶一千八百斤”，于碉门茶课司支给。二十二年，改定其价，规定上等马1匹给茶120斤，中等马70斤，下等马50斤，但马价仍比河州、永宁高出了许多。

明朝官府除了以茶易马，有时也以布帛、纸、牛等易马，并从藏区购买红缨（用马尾染成，供装饰军帽、枪缨、马具之用）、毡衫等土特产。

明朝通过茶马互市和马赋差发获得了大量马匹，其中大部分发送京军用于作战或送各卫所骑操，小部分交太仆寺所属诸牧监孳牧。

为了控制茶马贸易，保证得到大量马匹，朝廷严禁贩卖私茶，规定：“官给茶引赴产茶府、州、县，凡商人买茶，具数赴官纳钱给引，方许出境货卖。每引照茶一百斤，茶不及引者，谓之畸零，别置由帖付之。仍量地远近，定以程限，于经过地方执照。若茶无由引及茶、引相离者，听人告捕。其有茶引不相当或有余茶者，并听拿问。卖茶毕，即以原给引由，赴住卖官司合缴。该府、州、县俱各委官一员管理”。商人贩卖茶叶必须持有官府发给的茶引，如果没有茶引，或者茶引与茶叶数量不符，即为私茶。“凡犯私茶者，同私盐法论罪”，即杖100，徒3年，茶货车船马匹一并没收入官。茶户将茶叶卖给没有茶引的商人贩卖，“初犯笞三十，仍追原价没官；再犯笞五十；三犯杖八十，倍追原价没官”。伪造茶引的，“处死，籍没当房家产。告捉人赏银二十两”。对私茶出境处罚更重，“私茶出境者斩，关隘不觉察者，处以极刑”。

但是，由于明朝官府在茶马贸易中对藏族商民实行“贱其所有而贵其所无”的政策，压低马价而抬高茶价，马贱茶贵，商人看到以茶易马，获利丰厚，就不顾禁令，纷纷潜入藏区贩卖私茶。一些边镇官吏和军民贪图私利，也私储良茶以易马。私茶活动的猖獗，使茶马互市和马赋差发受到很大冲击，互市马匹不断减少，“马日贵而茶日贱”。洪武三十年（1397），朱元璋便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打击私茶活动，规定：川陕“本地茶园人家，除约量本家岁用外，其余尽数官为收买。若卖与人者，茶园入官”。“守把人员，若不严守，纵放私茶出境，处以极刑，家迁化外。说事人同罪。贩卖人处斩，妻小入官”。当年二月，他还敕谕右军都督府，令“即移文秦、蜀二府长史司，启王发都司官军于松潘、碉门、黎、雅、河州、临洮及入西番关口巡禁私茶之出境者”。三月，又遣驸马都尉谢达往谕蜀王，令其“谕布政司、都司严为防禁”，并令兵部“具禁约事宣，遣人赍谕川陕守边卫所”，并“遣僧管著藏卜等往西番申谕之”。川陕各都司于是在通接西番经行关隘偏僻小路，差拨官军三四层严密把守巡视。同时，朱元璋还敕谕户部，令“差行人去陕西河州、四川碉门、利（黎）、雅等处，省谕把隘口的头目，教他十分严加把截，不许私茶出境”。户部遵命自三月至九月，每月遣行人4名，巡视河州、临洮、碉门、黎、雅等处。半年以内，先后派遣24名巡视人员，往来旁午。此外，朱元璋还亲自下令，命署佥都御史邓文铿、刘观、景清等三人到四川、陕西讥察私茶。禁茶之声势，可谓空前。凡有触犯茶禁的，即刻捉拿治罪，虽勋戚亦不贷。当年五月，驸马都尉欧阳伦贩运私茶，就被赐死。

明朝开展茶马贸易的政策，顺应了汉、藏两族人民经济上互相依存的客观需要，有力地推动了边疆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同时也密切了藏区同中原皇朝的政治联系，收到了羁縻广大藏族，加强明朝统治的效果。成化年间，督理茶马盐政、经略边务的副都御史杨一清，曾赞扬说：“国初散处降夷，各分部落，随所指拨地方安置驻扎，授之官秩，联络相承。以马为科差，以茶为价，使知虽远外小夷，皆王官王民，志向中国，不敢背叛。且如一背中国，则不得茶，无茶则病且死。以是羁縻之，贤于数万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虏之上策。”《明史》也说：“初，太祖以西番地广，人犷悍，欲分其势而杀其力，使不为边患，故来者辄授官。又以其地皆食肉，倚中国茶为命，故设茶课司于天全六番，令以马市，而入贡者又优以茶布。诸番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为变。迨成祖，益封法王及大国师、西天佛子等，俾转相化导，以共尊中国，以故西陲宴然，终明世无番寇之患。”

朱元璋处理民族问题“威德兼施”、德怀为主的政策，归根到底是为维护和巩固明朝的封建统治服务的。作为封建皇朝的统治者，朱元璋没有也不可能真正摆脱“内中国而外夷狄”的大汉族主义的羁绊。他不仅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类的思想，而且采取了不少歧视和防范少数民族的措施，如用法律规定蒙古、色目“不许本类自相嫁娶”，并在茶马贸易中实行“贱其所有而贵其所无”的不等价交换政策，等等。因此，他的民族政策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民族压迫政策。不过，就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朱元璋的民族政策仍不失为一种开明的政策。他不仅针对元末民族矛盾极其尖锐的状况，提出“华夷无间”“抚字如一”的主张，而且非常重视怀柔手段的运用，能够根据不同民族的具体情况，因时制宜，因俗而治，并辅之于其他羁縻和恩抚措施，从而使尖锐的民族矛盾得到了缓和，把众多的民族基本上都统一起来，置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这样做，不仅有利于明朝统治的巩固，而且有助于打破各民族之间封建割据的壁垒，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从而起到加强和巩固国家统一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