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奋好学，喜弄翰墨

朱元璋小时候只上过几个月私塾，没有多少文化。后来，他曾回忆说：“朕于幼时，家贫亲老，无资求师以学业，故兄弟力于畎亩之间，更入缁流，遂致圣人贤人之道一概无知，几丧其身焉。”淮西流浪的游历，使朱元璋的眼界大开，至正八年（1348）返回於皇寺后，“始知立志勤学”。参加起义后，李善长、冯国用、陶安、夏煜、朱升、宋濂、刘基等儒士前来投奔，他们引经据典，谈古论今，帮他分析形势，出谋划策，朱元璋这才懂得读书的重要，原来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人治国平天下的计策及经验教训都写在书本上，不读书，就无法吸收借鉴。于是，他更加发奋学习，“时乃寻儒问道”，“日攻询访，博采志人”。每到一处，就设法招揽儒士，留置幕府，朝夕相处，讲论经史。同时，“令有司访求古书籍，藏之秘府”。每天起早睡晚，挤时间阅读。登基后，还特在南京奉天门东边设文渊阁，“尽贮古今载籍，置大学士员，而凡翰林之臣皆集焉”。他处理完公务，常抽空去那里，“命诸儒进经史，躬自披阅，终日忘倦”，孜孜不倦地埋头攻读。

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朱元璋的文化水平迅速提高，不仅能读懂古人深奥的著作，还能动笔为文作诗。他曾得意地对侍臣说：“朕本田家子，未尝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然开悟，岂非天生圣天子耶？”朱元璋经常亲自动笔，草拟命令告示。有时由自己口授，叫文臣代为笔录。他才思敏捷，出口成章，一口气便可拟成一篇文稿。洪武七年十二月，他在政务繁忙之际，抽空撰写《御注道德经》，从甲午（初三）开笔，至甲辰（十三）杀青定稿，前后仅用了10天的时间。解缙曾描述自己替朱元璋笔录文告的情景说：“高皇帝睿思英发，顷刻数百千言。臣缙载笔从，辄草书连幅不及停。比进，才点定数字而已。”宋濂也有相似的描述：“帝为文，性或不喜书，诏濂坐榻下操觚授词，食顷，滚滚千余言，出经入史。”由于时间较紧，下笔千言而不事雕琢，再加上他本是半路出家而未经系统训练，有些文句就免不了出现半通不通的现象。朱元璋主张写文章应该“明白显易，通道术，达时务，无取浮薄”。因此，他自己起草的诏敕告示，全都使用通俗的口语，写得朴野自如，明白晓畅，常具天然的情趣。他也能撰写骈体文，如徐达初封信国公，他亲作诰文赐之：“从予起兵于濠上，先存捧日之心；来兹定鼎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文末又说：“太公韬略，当弘一统之规；邓禹功名，特立（列）诸侯之上。”俨然像个四六作家。

朱元璋喜欢诗歌。早年他曾哼过一些押韵的顺口溜。据说投军之初，有一次打败仗，逃到一处村落，被一个乡下的姑娘藏起来，住了一宿。第二天，在珍重道别之时，那个姑娘求取信物，他提笔在墙壁上刷刷地写下这样的韵句：

二之十，古之一，

左七右七，

横山倒出得了一，

是为之土之一。

聪慧的姑娘读出了其中隐含的意思：“王吉，妇（婦）得子为王。”明朝建立后，她领着和朱元璋生的儿子来到南京，朱元璋果然给他封了王。

朱元璋最早的诗作，除了前面提到的《野卧》，还有一首似乎是模仿、脱胎于黄巢《菊花》诗的《咏菊花》：

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

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这两首初期的诗作，充满着一股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冲决元朝统治罗网的狂放之气，但显得过于直白、浅露。后来，随着文化程度的逐步提高，特别是与一些文人学士不断切磋之后，他的诗作水平便大大提高了。有时诗兴大发，思如涌泉，立马成章。有一次，在深夜二更，和僧人文康的《托钵歌》，由两个宦官跪在跟前捧着诗稿，他“且读且和，运笔如飞，食顷章成”。为了写诗，他手头备有一部元末阴氏编纂的《韵府》，随时检阅。后“以旧韵出江左，多失正”，又命乐韶凤等参考中原正音订正，名曰《洪武正韵》。保存在《明太祖集》中的一百几十首诗歌，除《咏菊花》外，都为渡江之后的诗作。这些诗作不仅保留了先前那种粗犷豪爽的气概，而且用韵贴切自然，技巧也更加纯熟。如《咏雪竹》：

雪压竹枝低，虽低不着泥。

明朝红日出，依旧与云齐。

《不惹庵示僧》：

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

山僧不识英雄汉，只恁哓哓问姓名。

有的诗作巧妙地翻用旧典，增添了一层书卷之气，却仍不失皇家的大度气派。如《早行》：

忙着征衣忙着鞭，转头月挂柳梢边。

两三点露不为雨，七八个星尚在天。

茅店鸡鸣人过语，竹篱犬吠客惊眠。

等闲拥出扶桑日，社稷山河在眼前。

诗中的“两三点露不为雨，七八个星尚在天”系翻用辛弃疾的“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之句，而“茅店鸡鸣人过语，竹篱犬吠客惊眠”则是翻用温庭筠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之句，皆妥帖自然，生动传神。又如《赐都督佥事杨文广征南》一诗：

大将南征胆气豪，腰悬秋水吕虔刀。

雷鸣甲胄乾坤静，风动旌旗日月高。

世上麒麟真有种，穴中蝼蚁竟何逃。

大标铜柱归来日，庭院春深听伯劳。

诗中的“腰悬秋水吕虔刀”用的是杜甫“前军苏武节，左将吕虔刀”之典，而“大标铜柱归来日”则是借用《后汉书》所记马援征交阯竖立铜柱以标汉界的典故，使诗作透出雄豪的气象，加以音律和畅，酷似盛唐诗歌的格调。

收入《明太祖集》中的诗文，有的可能经过周围文臣的润色加工，人们很难据以评判其实际的文化水准。好在朱元璋还有部分手稿留存至今，为人们提供了检验其文化水平的可靠依据。台北故宫博物院编纂委员会1965年出版的《故宫书画录》卷7《明太祖御笔》，收录该院所藏的朱元璋手稿77幅73篇，大多为朱笔谕旨，间有用墨笔书写的。其中第25幅至28幅是朱元璋亲笔写的三首诗，都是描写寺僧生活的作品。第28幅抄录了一首诗作的初稿和修改稿。初稿为：“野人朝阳缝破纳（按：应为‘衲’），夜月吟风景自纳。山深树密未见人，浩气九天光周匝。山人终岁栖岩谷，石径苔深坐茅屋。身形似鹤槁灰如，心地一同渊水绿。”修改稿第一至第六句不动，第七、第八句改为：“去来绝迹亦何宗，心地长同渊水绿。”诗风虽然质朴，却写出了寺僧隐居山林、心如止水的生活状态，强过清高宗弘历那些无病呻吟的诗作。在历代的帝王诗人中，完全有资格列为二流。

朱元璋喜欢写诗，他对由诗歌形式演变而来的对联也十分喜爱。龙凤六年（1360）正月初一，他曾亲书桃符“六龙时遇千官觐，五虎功成上将封”，悬挂在自己的府门之上。吴元年（1367），他与陶安讨论学术，曾亲制对联相赠，书曰：“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他还送过徐达两副对联，一副写的是他赐给徐达的诰文中的句子：“从予起兵于濠上，先存捧日之心；来兹定鼎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另一副则题道：“破虏平蛮，功贯古今，人第一；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定都南京后，朱元璋还在除夕之前传旨公卿士庶，要求各家门上都要悬挂一副春联。命令下达后，他兴致勃勃地微服出观，欣赏各家的春联。偶然发现有户人家门上未挂春联，上前打听，知是阉猪之户，尚未请人书写。他诗兴大发，便亲自提笔为之书写了一副对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第二天，他又来到这家门前，却不见挂出对联，询问原因，主人回答说：“知是御书，高悬中堂，燃香祝圣，为献岁之瑞。”朱元璋大喜，就赏给他50两银子，令其改行从事其他职业。经过朱元璋的提倡，除岁题写春联的风尚，便在民间广泛地普及开来了。后来，朱元璋有一天微服出行，遇见一个国子监生正要进入一家酒店，作揖问道：“先生亦过酒家饮乎？”国子监生答道：“旅次草草，聊寄食尔。”便跟着他进了酒店。当时店里客人坐得满满的，只见一张神案上供着土地神，朱元璋就把土地神搬到地上，说：“神姑让我坐。”便和这个国子监生在神案两旁对坐，问他是哪里人。国子监生说是四川重庆府人，他出了“千里为重，重水重山重庆府”的上联，让国子监生对下联。这个国子监生才思敏捷，脱口就对出下联：“一人成大，大邦大国大明君。”朱元璋心里暗自高兴，又拣起神案下的一块小木头，让他赋诗“以喻己意”，国子监生不假思索，即刻吟诗一首：“寸木元从斧削成，每于低处立功名。他时若得台端用，要与人间治不平。”朱元璋听罢大喜，付了酒钱，相别而去。第二天，国子监生忽然接到皇上召见的通知，他不明所以，茫然若失地进了皇宫。朱元璋笑着问他：“秀才忆昨与天子对席乎？”他这才知道昨天同他饮酒对诗的是当朝天子，忙惶恐谢罪。朱元璋不仅没有怪罪他，还任命他为按察使，以满足他的“得台端用”的愿望。据说南京的老百姓在地上供奉土地神的习俗，就是来源于此的。

朱元璋还会作赋写楚辞。《明太祖集》收了他的《莺啭皇州赋》《画眉赋》《四渎潦水赋》《秋水辞咏无智》《江流赋》等五篇辞赋。此外，他置酒宴请在大本堂教授太子的名儒，还曾写了篇《时雪赋》。洪武八年八月初七，朱元璋览川流之不息，因嫌尹程所作《秋水赋》“言不契道”，自己动笔重写。赋成，召集翰林院等文臣观览，并让他们各写一篇。宋濂等文臣写好后呈上，他逐一加以品评，并令御厨备上一席酒菜，宴请他们。宋濂不肯深酌，说：“臣年衰迈，恐不胜杯杓，志不摄气，或衍于礼度，无以上承宠光尔。”朱元璋还是强灌了他三盅。不胜酒力的宋濂顿时颜面变赤，精神飘忽，若行浮云之中。朱元璋又笑着说：“卿宜自述一诗，朕亦为卿赋醉歌。”两个奉御捧进黄绫案，他挥翰如飞，须臾便成《楚辞》一章，曰：

西风飒飒兮金张，特会儒臣兮举觞。

目苍柳兮袅娜，阅澄江兮水洋洋。

为斯悦而再酌，弄清波兮永光。

玉海盈而馨透，泛琼斝兮银浆。

宋生微饮兮早醉，忽周旋兮步骤跄跄。

美秋景兮共乐，但有益于彼兮何伤！

醉意朦胧的宋濂勉强提笔，歪歪斜斜地缀成五韵，朱元璋命编修官朱右重抄一遍，对宋濂说：“卿藏之以示子孙，非惟见朕宠爱卿，亦可见一时君臣道合，共乐太平之盛也。”

由于能为文作诗，朱元璋能与周围的文人学士进行文字应酬。刚下徽州，朱升请求题字留念，朱元璋亲笔为之书写“梅花初月楼”的匾额。宋讷冬夜读书，烤火御寒，不小心烧着了衣服，伤及腋下肋骨部位，他作文劝诫。桂彦良出任晋王府右傅，他撰文勉励。李质去山东赈灾，又作诗送行。刘基因病致仕、张美和告老还乡，他都撰文赐之。罗复仁休致，他赐以布衣，题其裾曰：“性虽粗率，忠直可喜，赐此布衣，放归田里。”一些亲近的臣僚如毛麒、陶安、安然病故，也都亲自撰文祭悼。

遇有闲暇，朱元璋还喜欢和儒士们列坐赋诗。鄱阳湖大败陈友谅，曾和夏煜等草檄赋诗。称帝后，还常与儒臣赋诗、联诗。洪武十三年杀胡惟庸、废除丞相后，朱元璋召耆儒为四辅官以备顾问，曾与他们同游东苑，并联诗取乐。他出首句曰：“踞蟠龙虎肇豪英”，杜敩续曰：“五色卿云耀日明”，吴源续曰：“王气滢然垂景象”，龚敩续曰：“民风乐而见升平”，赵民望续曰：“山河百二金陵最”，李祐续曰：“宇宙千年帝业成”，朱元璋接着再续：“暗忆六朝兴亡事”，杜敩最后结句：“祯祥未尽又加祯”。朱元璋自己写的诗，也喜欢拿给儒臣传阅。有一次他出示自己的诗作，时任太子正字的桂彦良便在御座前高声吟诵，声御殿外，令左右大臣惊讶不已。

朱元璋还常命儒臣和自己的诗作，或命题令他们赋诗作文。龙凤十二年（1366）六月，朱元璋在钟山求雨，赋七言《喜雨》诗，即命待制黄哲等赓和。后来，每当前线传来诸将的捷报，他往往令翰林诸臣应制赋诗，然后逐一加以品评。据说范常每每先交头卷，但诗写得比较粗浅草率，朱元璋笑着说：“老范诗质朴，殊似其为人也。”诗文作得好的，朱元璋辄加奖赏。洪武十年十二月，朱元璋拟定10个题目，命典籍吴伯宗赋之。吴伯宗援笔立就，词语峻洁，朱元璋嘉其才敏，赏赐织金锦衣。有一次，朱元璋至清流关，感兴赋诗，命扈从儒臣赓和。起居注刘季道有“治定不教生纵逸，功成犹遣历间关”之句，朱元璋赞赏道：“可谓安不忘危。”赐以白金、文绮。还有一次，起居注蒋子杰应命即物赋咏，顷刻立成，朱元璋大悦，特地应和一首，赏赐给他。有一天，朱元璋命群臣撰写《豢鹤文》，吴王府的伴读王骥操觚立就，宋濂把它呈给朱元璋，他阅后称“善”。待日将南至，大祀圜丘，他复命群臣赋七言律诗十二韵，并冠以三百言的序。王骥和黄昶最先写成，跪在御榻之前朗诵，朱元璋听毕，立即加以奖励，“命进学禁林”。有次江西泰和的萧翀以贤良应制，赋《指佞草》绝句一首，曰：“昔在尧阶指佞奸，奸臣一见慑心肝。只今圣代多贤辅，尽日阶前翠色间。”此作虽然毫无诗意，但符合皇上的旨意，即授其为苏州府同知。

由于喜爱诗文，朱元璋也喜欢那些有文才的人，常提拔他们做官。据说有一天，朱元璋同一个姓宋的侍郎闲聊，得知其妻弟很有学问，在宋侍郎的家中教其子读书，便让宋侍郎带这个妻弟来见。见面后，朱元璋先问他书法学谁，回答说“师智永”。又问能否赋诗，他请出题。朱元璋说任他吟来，他应声吟道：“臣本山中一布衣，偶依亲旧在京畿。丹心冉冉如云气，常绕黄金阙下飞。”朱元璋很高兴，就任命他为刑部主事。洪武三年（1370）四月，征虏大将军徐达在沈儿峪大败扩廓帖木儿，令文书唐之淳起草报捷的文告。朱元璋读其文“嘉之”，问是谁起草的，急令飞骑召之入京。派去的使臣不明召入的缘由，将唐之淳械系入京。唐之淳的父亲唐肃原官翰林应奉兼国史编修，后以失朝罢归，谪屯濠州。唐之淳因此惶恐不安，以为皇上召他入京是要处置他。进了京城，路过姑母家，特求押送的使者让他见姑母一面，请姑母为他收尸。走到东华门，宫门已经关闭，看守的卫兵说皇上有旨，让用白布裹上，从屋顶递进去。经过一番折腾后，唐之淳到达便殿，但见殿里灯火辉煌，皇上正在看书，他胆战心惊地跪在地下，等候发落。朱元璋问：“是汝草露布耶？”他答：“臣昧死草之。”不一会，宦官在唐之淳面前摆上个短几，点上蜡烛，朱元璋让他膝坐，递给他册封九个皇子和一个从孙为王的册文，要他进行润色。唐之淳慌忙叩头推辞：“臣万死不敢当。”朱元璋说如果不敢在稿子上改，可以注在旁边，唐之淳只好从命。每润色一篇，宦官便拿给朱元璋过目。朱元璋在烛光下边看，边微露笑容。待十篇册文全部润色完毕，已是夜半更深。朱元璋派人送他出宫，让他第二天再来朝见。唐之淳走到姑母家，姑母还在门口等候，忙迎进屋里，备上酒菜以表庆贺。第二天一大早，唐之淳赶到宫里晋见，朱元璋问他是否世宦家庭出身，他如实答道：“臣父翰林应奉唐肃。”朱元璋便命他接替父亲做翰林应奉。

朱元璋主张，为文要“通道术，明世务”，“无事浮藻”，“无深怪险僻之语”，“务在典雅”。他写诗作文，都极力贯彻这一主张。这对集合在他周围的文臣儒士，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曾经参修《元史》、一度跻身庙堂的高启，在创作中力矫元末“柔媚旖旎”的时弊，“振元末纤秾缛丽之习而返于古”，追求儒雅的境界，为明初诗文“首开大雅”之风。宋濂更是力倡“文以明道”“文道合一”，强调“明道之谓文，立教之谓文，可以辅俗化民之谓文”，主张诗歌创作应“发乎情，止乎礼义”。刘基也强调文学的“美刺风戒”作用，力倡“变风变雅”，反对元末流行的“诗贵自适”的论调，说：“夫诗何为而作哉？情发于中而形于言。《国风》、二雅列于《六经》，美刺风戒，莫不有裨于世教。”他们按照自己的主张，创作大批诗文作品，或雍容醇雅，或豪迈雄浑，反映了明取代元、社会由乱到治、经济由凋敝残破到复苏繁荣的发展历程。但是，这种跟随君主的主张亦步亦趋的庙堂心态，也使他们写出不少为朝廷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应制诗文，从而开启了永乐至成化年间那种宣扬帝王威德、歌咏太平盛世、力倡雍容华贵、平正和易的台阁体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