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研兵书，博览经史

朱元璋是从战场上冲杀出来的，为了战胜众多的对手，推翻元朝，统一全国，他对兵书的学习、钻研下了不少功夫。直到明朝建立后，他对兵书的研读也未停止。有一次，朱元璋与宋濂在端门论及古代兵书《黄石公三略》，他边释读，边谈自己的体会，宋濂不以为然地说：“《尚书》二《典》三《谟》，帝王大经大法，靡不毕具，愿陛下留意讲明之。”但朱元璋认为全国尚未统一，天下尚不太平，用兵之道就不能不讲，兵书就不能不读，回答说：“朕非不知《典》《谟》为治之道，但《三略》乃用兵攻取时务所先耳。”

在众多的古代兵书中，朱元璋用力最勤、钻研最深、应用最广，而且效果也最显著的，当推兵圣孙武的《孙子兵法》。在朱元璋的谈话中，经常可以听到他引证《孙子兵法》，在他策划指挥的战役中，也往往可以看到活用《孙子兵法》的许多实例。如龙凤元年（1355）六月渡江之后实行了五年之久的寨粮、检刮，就是《孙子兵法·作战》篇“因粮于敌”的具体运用。龙凤六年闰五月，陈友谅称汉王后，率领10万舟师顺流而下攻占太平，直扑应天。应天的文武将官惊慌失措，有人主张先复太平以牵制之，有的甚至“劝上自将击之”。他断然加以拒绝，说：“敌知我出，以偏师缀我，我欲与战，彼不交锋，而以舟师顺流直趋建康，半日可达，吾步骑亟回，非一日不至，纵能得达，百里趋战，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所谓“百里趋战，兵法所忌”，指的就是《孙子兵法·军争》篇所说的“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趋利，则擒三将军”。龙凤九年八月，鄱阳湖大战，陈友谅被射杀，太师张定边护其次子陈理逃奔武昌。诸将建议乘胜直捣武昌，但朱元璋却只派一支小部队跟踪追击，自己率诸将回师应天。事后他解释这样做的理由是：“兵法曰：‘穷寇勿迫。’若乘胜急追，彼必死斗，杀伤必多。”“穷寇勿迫”，即出自《孙子兵法·军争》篇。吴元年（1367）五月，徐达正在加紧围攻平江张士诚之时，诸将建议分兵攻取福建的陈友定，朱元璋认为不妥，说：“方致力姑苏，而张氏降卒新附，未可轻举。且陈友定据闽已久，积粮负险，以逸待劳，若我师深入，主客势殊，万一不利，进退两难。兵法贵知彼知己，用力不分，此万全之策。”“知彼知己”，语出《孙子兵法·谋攻》篇。同年秋天，朱元璋与诸将商议北伐计策，他否定刘基“长驱中原”与常遇春“直捣元都”的主张，提出一个先剪除羽翼，然后捣敌腹心的作战指导方针：“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这是巧妙地运用《孙子兵法·军争》篇“以迂为直”的思想。北伐大军临出发前，朱元璋又谕征虏大将军徐达曰：“师行之际，须严部伍，明分数，一众心，审进退之机，适通变之宜，使战必胜，攻必取。我虚而彼实则避之，我实而彼虚则击之。将者，三军之司命，立威者胜，任势者强。威立则士用命，势重则敌不敢犯。吾常与诸豪杰并驱，观其取败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势轻也，汝其慎之。”这里的“避实而击虚”出自《孙子兵法·虚实》篇，“任势”则出自《孙子兵法·势》篇。洪武六年闰十一月乙未，朱元璋告谕在北力边境屯兵防御扩廓帖木儿的徐达等将领说：“兵法曰：‘多算胜，少算不胜，况无算乎？’此确论也。……今王保保力势虽微，然多诈谋，必筹之万全而后动，能不战而屈之，乃为上智。”这里的“多算胜，少算不胜，况无算乎”出自《孙子兵法·计》篇，而“能不战而屈之，乃为上智”，则显然源出于《孙子兵法·谋攻》篇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当然，朱元璋对古代的兵书并不是抱着迷信的态度，处处生搬硬套的。他注意吸收其中的精华，弃其糟粕，并结合实际情况灵活加以运用。所以，当刘基称赞朱元璋用兵“常不拘古法而胜”时，朱元璋便回答说：“兵者谋也，因敌制胜，岂必泥于古哉！朕尝亲历矢石，观战阵之事，开阖奇正，顷刻变化，犹风云之无常势，要在通其变耳，亦何暇论古法耶！”事实也确是如此，有一些被奉为圭臬的古法，他认为并不正确，便弃而不用。例如，孙武主张“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孙膑甚至认为“明主、知道之将，不以众卒几功”，根本否定士卒在战争中的主导作用，主张“愚卒”政策。但朱元璋却对诸将说：“朕自布衣，奋迹淮甸，与群雄角逐十有五载，而成帝业，皆赖尔将士之力。然朕每思之，当临机决胜，陈师贾勇，固出于诸将，而摧锋陷阵，冲冒矢石，则士卒实先。”他还用十分明确的语言指出：“克敌在兵。”基于这种认识，在军队的建设中，他不仅注意将领的选择和武器的装备，还高度重视提高士兵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养，强调对士兵的教化和训练，并强调将领要爱护士兵，“抚军以恩”，要身先士卒，与之同甘共苦，等等，尽最大的可能来调动士兵的积极性，提高士兵的战斗力。正由于朱元璋努力学习和继承古代兵书的优秀成果，结合实际情况灵活加以运用，同时还注意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因而能所向克捷，很少打败仗，成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

中国古代的兵法往往和天文星占结合在一起，朱元璋在学习兵法的同时，也注意天文星占的学习。洪武十年三月，他与群臣论天与日月五星之行时，曾回忆说：“朕自起兵以来，与善推步者（星象家）仰观天象，二十有三年矣。”也就是说，他在龙凤元年渡江前后，就已开始学习天文星占术了。后来，亲征婺州，在兰溪得师从“精于天文”之朱德明的月庭和尚，他便“立观星楼于省东，夜与月庭登楼，仰观天象，至更深得其指授”，遂令月庭“长发娶妻”，跟随他回应天。后得刘基随侍左右，刘基“尤精象纬之学”，他更是经常向刘基讨教星占之术，有些战事还请刘基依星占术制定作战方案。有一次，朱元璋命都督冯胜将兵攻打一座城池，命刘基传授方略，刘基交给冯胜几张纸，上面写着应在夜半出兵，说到某个地点，见某处有青云升起，就在那里设伏；过一会儿，有黑云升起之处，则是敌军埋伏的地方，慎勿妄动；待日过中天之后，黑云渐薄并逐渐与青云连接，那是埋伏的敌军正在回撤，此时应衔枚紧随其后，突然发动攻击，可悉数将其擒获。起初，大家都不相信刘基的部署。到了半夜，队伍开到指定的地点，果然像他所预言的那样有云升起，众以为神，于是便照着他的部署去做，结果“竟拔城擒贼而还”。刘基退休还乡后，朱元璋还不时“以手书问天象事”。如洪武四年八月十三致刘基的手书即写道：“前者舍人捧表至京，忙忘问卿安否。今差克朝往卿住所，为天象事。”朱元璋对天文星占的学习、钻研非常痴迷，据说他常在“每夕膳后，自于禁中露坐，玩索天象，有达旦不寐者”。经过长期的观测，他发现宋朝蔡沈解说《尚书》的《书集传》关于日月五星运行方向的说法，同自己的观测结果不符，也与朱子《诗传》的记载相悖，其他注也与鄱阳邹季友所论不同，特命诸儒订正，命翰林院学士刘三吾总其事，书成赐名曰《书传会选》。天文星占学中有关风雨气象变化的知识，自然有助于战略战术的制定，但更多的是带有迷信色彩的东西，这就使得朱元璋的军事思想夹杂着不少“天命”“鬼神”之说。

为了寻求平定天下、治理国家的计策，朱元璋非常重视凝聚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经史的学习。早在起义期间，他在军中已“甚喜阅经史”。儒家思想是洪武建国和治国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作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也就成为他经常阅读、潜心钻研的重要著作。龙凤四年（1358），朱元璋率部攻占婺州，征召儒士，范祖干持《大学》进见。朱元璋问：“治道何先？”答曰：“不出乎此书。”朱元璋命范祖干剖析其义，范祖干“以为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以至于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朱元璋听后说道：“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法。吾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有不平，何以服众？夫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悉此道也。”表明他对《四书》之一的《大学》已经相当熟悉，并有一定的领悟。接着，他又征召儒士许存仁、叶瓒玉等13人“会食省中，日令二人进讲经史，敷陈治道”。龙凤九年五月，又令征召各地名儒，会集应天，向他和大臣们讲论经史。后来，又尝召宋濂为他讲《春秋左氏传》，命许存仁讲《尚书·洪范》休咎征之说。明朝建立后，虽未确立经筵制度，但仍继续不定期地令儒臣为之讲读经书，如命宋濂、王祎等进讲《大学》，陈南宾讲《尚书·洪范》九畴，朱善讲《周易》。除了请儒臣讲解之外，朱元璋自己“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之言观之” 。在诸多经书中，朱元璋对《尚书》极为重视，曾命儒臣将《尚书》的《洪范》篇书揭于御座之右，又将《无逸》篇书于殿壁之上，以便朝夕观览。他还亲自为《洪范》篇作注，写成《御注洪范》一书，多采用陈南宾之说。《春秋》原是一部鲁国的历史书，后被儒家列为经书。朱元璋经常翻阅，觉得它所载“列国之事，错见间出，欲究其终始，则艰于考索”，特命东宫文学傅藻等重加纂录，“分列国而类聚之，附以《左氏传》”，赐名《春秋本末》，以便于阅读。

经过长期的学习、研读，朱元璋对《四书》《五经》不仅烂熟于心，而且还颇有独到的见解。例如洪武三年二月，当翰林院学士宋濂、待制王祎等进讲《大学》，至《传》之十章“有土有人”时，他就发挥道：“人者国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则人怀，人安则国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则人归之如就父母。人心既归，有土有财，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怀众，虽有财亦何用哉？”因此，在对臣民及诸子讲话时，朱元璋常脱口而出地引用经书中的语句。比如，他讲到自己在宫中无事辄取孔子之言观览时，援引《论语》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称其为“治国之良规”。他要求国子监生读书之余练习骑射，说：“《诗》曰：‘文武吉甫，万邦为宪。’惟其有文武之才，则万邦以之为法矣。”他诏举富民，对中书省臣曰：“古人立贤无方。孟子曰：‘有恒产者，有恒心。’今郡县富民多有素行端洁、通达时务者，其令有司审择之，以其名进。”他要求群臣勤于政务，说：“《书》云：‘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尔群臣但能以此为勉，朕无忧矣。”他谕辽东守将潘敬、叶旺曰：“《春秋》有云：‘毋纳逋逃。’不然，则边患将由此而启矣。”洪武九年十月，他对群臣的一次讲话，竟接连引用了好几部经书的语录，曰：“《书》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君臣之分，如天尊地卑，不可逾越。故《春秋》有‘谨始’之义，《诗》有‘陵分’之讥。圣人著之于经，所以垂训天下后世者至矣。尔在廷群臣，以道事朕，当有鉴于彼，毋擅作威福，逾越礼分，庶几上下相保，而身名垂于不朽也。”

朱元璋特别爱读历史。参加起义后，李善长对他讲述汉高祖刘邦“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年平定天下，成就帝业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朱元璋，使他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开始注意搜集各种史书，认真阅读，“稍间辄与诸儒讲论经史”。朱元璋对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等几个有作为的开国皇帝特别钦佩，有次同侍臣观赏古帝王画像，议论他们的贤否得失，看到汉高祖、唐太宗和宋太祖的画像，展玩再三，谛视良久。看到隋炀帝、宋徽宗的画像，瞥一眼就过去，说“乱亡之主，不足观也”。见到后唐庄宗的画像，又笑着说：“所谓李天下者，其斯人欤？上下之分渎至于此，安得不亡！”因此，他常读汉、唐、宋诸朝的历史，尤其注意研究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等人的统治经验。元朝的兴亡特别是元末败亡的教训，对朱元璋更有直接的借鉴意义，他也注意研究总结。

由于长期注意学习，朱元璋对历史非常熟悉，经常同臣僚评论古人的言行得失。他评论楚汉之争楚败汉胜的原因说：“周室陵夷，天下分裂。秦能一之，弗能守之。陈涉作难，豪杰蜂起。项羽矫诈，南面称孤，仁义不施，而自矜功伐。高祖知其强忍，而承以柔逊，知其暴虐，而济以宽仁，卒以胜之。及羽死东城，天下传檄而定，故不劳而成帝业。譬犹群犬逐兔，高祖则罝置而坐获之者。”读《汉书》，与侍臣讨论文臣、武臣的作用说：“汉高帝以追逐狡兔比武臣，发軦指示比文臣，譬喻虽切而语则偏重。朕谓建立基业犹搆大厦，剪伐斫削必资武臣，藻绘粉饰必资文臣。用文而不用武，是斧斤未施而先加黝垩，用武而不用文，是栋宇已就而不加涂塈，二者均失之。为天下者，文武相资，庶无偏陂。”还评论汉文帝说：“高祖创业之君，遭秦灭学之后，干戈战争之余，斯民憔悴，甫就苏息，礼乐之事，固所未讲。独念孝文为汉令主，正当制礼作乐，以复三代之旧，乃逡巡未遑，遂使汉家之业终于如是。夫贤如汉文而犹不为，谁将为之？帝王之道，贵不违时，有其时而不为与无其时而为之者，皆非也。三代之王，盖有其时而能为之，汉文有其时而不为耳，周世宗则无其时而为之也。”又说：“汉文恭俭玄默则有之矣，至于用人，盖未尽其道。”读《宋史》，见宋太宗改封椿库为内藏库，批评宋太宗说：“人君以四海为家，因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别？太宗，宋之贤君，亦复如此！他如汉灵帝之西园，唐德宗之琼林、大盈库，不必深责也。”朱元璋还经常运用历史对比的方法比较古人的得失，他曾经和侍臣王祎等人讨论汉高祖与唐太宗的优缺点，起居注魏观认为：“唐太宗虽才兼文武，而于为善未免少诚。高祖豁达大度，规摹弘远。先儒尝论汉大纲正，唐万目举，以此观之，高祖为优。”他却认为：“论高祖豁达大度，世咸知之，然其记丘嫂之怨，而封其子为羹颉侯，内多猜忌，诛夷功臣，顾度量亦未弘矣。太宗规摹虽不及高祖，然能驾驭群臣，各为己用，及大业既定，卒皆保全，此则太宗又为优也。”同时又认为：“太宗常有自矜自恕之心，此则不如汉高也。”朱元璋还和侍臣讨论石勒、苻坚孰优的问题，起居注詹同认为石勒虽不学，然而豪爽脱略，料敌制胜，举无遗策。苻坚穷兵黩武，不量己力，淝水败后，身为俘虏。就这点来说，石勒为优。他的看法恰恰相反，说：“不然，石勒当晋室初乱，不逢勍敌，故易以成功。苻坚当天下争战日久，智勇相角，故难以为力。夫亲履行阵，战胜攻克，坚固不如勒；量能容物，不杀降附，勒亦不如坚。然坚聪察有余而果断不足，故驯致石季龙之祸。勒聪敏不足而宽厚有余，故养成慕容氏父子之乱。俱未再世而族类夷灭，所谓匹夫之勇、妇人之仁也。”

朱元璋喜读历史书，但不是为历史而学历史，更不是借此发思古之幽情。龙凤十一年（1365）六月，他任命儒士滕毅、杨训文为起居注，叫他们编集古代无道昏君如夏桀、商纣、秦始皇、隋炀帝等人的事迹，供自己阅读，说：“往古人君所为，善恶皆可以为龟鉴。吾所以观此者，政（正）欲知其丧乱之由，以为之戒耳。”称帝以后，他又告诉侍臣：“夫水可以鉴形，古可以鉴今。”“前代得失，可为明鉴”。这说明他学历史是遵循古为今用的原则，为了总结历代皇朝兴亡治乱的经验教训，作为自己行事的借鉴。所以，他主张效法古人应择善而从，说：“取法于古，必择其善者而从之。苟惟不善而一概是从，将欲望治，譬犹求登高冈而却步，涉长江而回楫，岂能达哉！”“若汉、唐、宋之政治，亦互有得失，但当取其所长而舍其所短，若概曰汉、唐、宋而不审择于是非取舍，则得失混淆矣。”例如，他十分推崇汉武帝、成吉思汗、元世祖发展和巩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丰功伟绩，称颂汉武帝：“胡人为中国患，自古有之。以汉高祖之威，总三十万众，犹困于白登。文、景守成，因置而不较，虽数被侵扰，但逐之而已。及至武帝，以雄才大略，欲雪白登之耻，发兵致讨，威服边陲，凡五出塞，而后匈奴始服，虽疲劳中国，而匈奴自此弱而不振，其功亦岂少哉！”赞扬成吉思汗、元世祖：“古者帝王混一，止乎中原，四夷不治”，至成吉思汗、元世祖，“四海内外，殊方异类，尽为土疆，恒古所无”！但是，他们偏重威服、少怀德化的做法，不符合朱元璋威德兼施、德怀为主的主张，他则弃而不取。

根据古为今用、择善而从的原则，朱元璋广泛借鉴吸收古人治国平天下的经验，从推翻元朝、扫灭群雄到肇建明朝、治国抚民，他所采取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措施，都充分借鉴了前人的历史经验。对布衣出身的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朱元璋尤其崇敬，对他治国平天下的经验，也特别注意借鉴和吸收。清代史学家赵翼甚至认为：“明祖以布衣起事，与汉高同，故幕下士多以汉高事陈说于前，明祖亦遂有一汉高在胸中，而行事多仿之。……是帝一起事即以汉高为法。今观其初定都金陵，方四出征伐，而已建都城，宫阙极壮丽，即萧何造未央宫之例也（何治宫殿极壮丽，帝怒，以为天下新定，何重劳吾民。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帝悦，乃徙居之）。徙江南富人十四万户于中都，即汉初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以实关中之例也（娄敬请徙齐、楚诸大族以实关中，汉高从之，徙者十余万户）。分封子弟于各省以建屏藩，即汉初分王子弟，以弟交王楚，从弟贾王荆，从子濞王吴，子肥王齐，如意王赵，文帝王代之例也。诏天下富民年八十以上赐爵里士，九十以上赐爵社士，即汉初赐民爵七大夫以上之例也。甚至胡、蓝之狱，诛戮功臣，亦仿菹醢韩、彭之例，此则学之而过甚者矣。”此外，朱元璋还注意利用历史来教育皇室子孙和全国臣民。他除了在谈话中经常援引古人的行事来开导自己的子孙、后妃、宗戚和文臣武将，还多次命儒臣编辑古人的言行，发给他们阅读。如洪武元年（1368），命翰林儒臣朱升等纂述《女戒》及“古贤妃之事可为法者”，颁赐后妃，“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六年，命礼部尚书陶凯、主事张筹等“采摭汉唐以来藩王善恶可为劝戒者”，编纂《昭鉴录》。不久，陶凯出任湖广参政，又召秦王左傅文原吉、翰林编修王僎等续修，命太子赞善宋濂写序，颁赐诸王，使知所警戒。十三年，命翰林儒臣纂录历代诸侯王、宗戚、宦官之属悖逆不道者凡212人，“备其行事，以类书之”，赐名《臣戒录》，颁示诸臣，以昭炯鉴。十九年，又采辑秦、汉、唐、宋为臣悖道者凡百余事，编成《志戒录》，颁赐群臣及教官、诸生讲诵，使知所鉴戒。二十六年，辑历代宗室、诸王为恶悖逆者，以类为编，直叙其事，编成《永鉴录》，颁赐诸王。又辑历代为臣善恶可劝惩者，编成《世臣总录》，颁示群臣。

朱元璋对经史长期不懈的攻读、钻研，使他积累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知识。这不仅为他制定治国方略和各种政策措施提供理论的根据和历史的借鉴，同时也为他恢复、振兴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