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不征”为特征的和平外交政策

明朝肇建之初，统一大业尚未完成，国内的统治还不稳固，残破的经济尚待复苏，需要有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朱元璋登基之后，便着手恢复与邻近诸国的外交活动，并着手制定用以指导这一活动的外交政策，力求与周边国家和平相处，构建一个和谐安定的国际秩序。

元朝初期，一度实行穷兵黩武的对外政策，企图用武力征服邻近国家。成吉思汗曾经大举西征，并东征高丽。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他和他的后继者，也多次发兵攻打日本、安南（今越南北部）、缅甸、占城、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等国。元朝进行的这些扩张、征服战争，不仅遇到被侵略国家的顽强抵抗，遭到惨重失败，而且极大地消耗了国内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重人民的负担，激起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福建等地便因此爆发过起义。朱元璋总结并吸取历史上的这些教训，强调如果外国不自量力，兴兵侵犯我国，一定要给予迎头痛击，但如果外国不来侵犯，则不可无故兴兵，去侵犯他国。为了保境安民，他决定采取“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的和平外交政策。洪武四年（1371）九月，他在奉天门召见省、府、台大臣，进一步阐明这个以“不征”为特征的和平外交政策，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指蒙古），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卿等当记所言，知朕此意。”六年修成的《祖训录》，特在其首章《箴戒》中明示其后世子孙：

凡海外夷国，如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求、西洋、东洋及南蛮诸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指蒙古）逼近中国西北，世为边患，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根据这个以“不征”为特征的和平外交政策，朱元璋在洪武元年（1368）十二月，首先派符宝郎偰斯、知府易济等，分别出使高丽、安南，颁赐玺书，通报他已即位改元，取代元朝的统治，希望与两国重新建立外交关系。玺书回顾中国与周围邻邦的传统友谊说：“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近，一视同仁。故中国奠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并说明他的外交政策：“朕……已承正统，方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后来，又陆续遣使出访日本、占城、爪哇、琐里（在今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暹罗、真腊、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巨港一带）、浡泥（今北加里曼丹岛文莱）、琉球、缅国（今缅甸）和西洋（今印度南部）诸国，重申明朝的外交政策和建交愿望，并赐赠诸国王金绮缎纱罗，还送去《大统历》，使“知正朔所在”，“能奉若天道”。三年，在给爪哇国王的诏书中，他进一步申明：“朕仿前代帝王，治理天下，惟欲中外人民，各安其所。”五年，接见来访的高丽民部尚书张子温，他又再次表明决不无故兴兵侵犯他国，愿与各国和平相处的态度，说；“昔日好谎的君王如隋炀帝者，欲广土地，枉兴兵革，教后世笑坏他，我心里最嫌。”朱元璋还设法同中亚地区的帖木儿汗国、远在地中海东部的拂菻（东罗马帝国）建立联系。二十一年，明军在捕鱼儿海战役中俘获一批撒马儿罕商人，朱元璋即派鞑靼王子剌剌等护送他们回帖木儿汗国，后又“累遣使招谕”。元朝末年，有个拂菻国人捏古伦前来中国经商，元亡之后滞留未返。朱元璋得到消息，在洪武四年召见捏古伦，请他携带一封书信回国，交给拂菻国王，希望双方能互通往来。后来，又正式派使节普剌等人出访拂菻，再次表达同拂菻建立外交关系的愿望。明朝使节的足迹，遍及于周围的邻国。洪武二十八年十二月，朱元璋在《谕祭暹罗国王敕》中，曾回顾他的外交活动说：“朕自即位以来，命使出疆，周于四维，历邦国，足履其境者三十六，声闻于耳者三十一。风殊俗异，大国十有八，小国百四十九。”这话难免有点夸张。后来，在三十年八月的一道诏令中，他提到与明朝交往的国家有安南、占城、真腊、暹罗等“凡三十国”，可能是比较接近真实的数字。

朱元璋的外交活动，得到周围邻国的热烈响应。洪武二年六月，安南国王陈日煃首先派遣少中大夫同时敏、正大夫段悌、黎安世等来朝贡，因请封爵；八月，高丽国王王颛派遣礼部尚书洪尚载等入明奉表贺朱元璋即帝位，贡方物，请封爵；九月，占城国王阿答阿者派遣大臣蒲旦麻都等入贡。日本、暹罗、真腊、琉球、吕宋（今菲律宾吕宋岛）、爪哇、琐里、浡泥、三佛齐、苏门答剌（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览邦（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南部南榜一带）、淡巴（一说在今马来半岛，位于马来西亚的开帕湖一带，一说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甘巴河流域）、百花（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西部）、湓亨（又作彭亨，今马来西亚彭亨州）、缅国、柯枝（今印度西南岸柯钦）、大葛兰（一说在今印度南部西岸的奎隆，一说为今奎隆南的阿廷加尔）纷纷遣使来访，同明朝建立外交关系。远在地中海东部的拂菻也遣使入贡。帖木儿汗国当时正图谋攻灭西方的伊儿汗国和北边的钦察汗国，也对东方的明朝采取“称臣纳贡”的做法，在洪武二十年九月首次派遣回回满剌哈非思入明朝贡，献马15匹，驼2只，“自是频岁贡马驼”。

在15、16世纪之前，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已知的只是世界的某个局部地区，因而往往把自己的国家或所在地区当作是世界的中心。钱钟书即曾指出：“古希腊、罗马、亚剌伯人著书各以本土为世界中心。”中国文明源远流长，在华夏民族形成的过程中，便产生一种认为华夏民族优于夷狄的思想和夷夏之分的文化心态。自秦汉实现大一统之后，历代皇朝的对外关系便是奠基于“夷夏之辨”基础之上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即宗藩关系。中国的皇帝作为“天下共主”，居内以制夷狄。与中国建交的周边各国，仍然保留自己的君主和完整的国家机构，但作为藩属国，必须接受宗主国的册封，向宗主国“称臣”“纳贡”。中国的皇帝，不干预藩属国的内政，而是按照儒家的“礼”治思想，以“德”柔远，并依据“厚往薄来”的原则，对贡纳给予丰厚的回赐，以图建立一种和谐稳定的国际秩序。

洪武年间，朱元璋的外交活动，延续着这种传统的宗藩模式。他也仿照历代皇朝皇帝的做法，以“天下共主”的姿态履行其职责。

一是颁诏封王。先后于洪武二年颁诏册封安南、高丽、占城国王，十六年颁诏册封琉球中山王，十八年又册封琉球山南王和山北王。与册封相联系的，还于洪武三年遣使往安南、高丽、占城，祀其国山川，六年又遣使祀琉球山川。并于洪武三年遣使颁科举诏于高丽、安南、占城，让各国“经明行修之士”各就本国乡试后，赴明朝京师会试，可不拘数额选取。

二是用儒家的德治思想规范藩属国国王的行为。藩属国的内政是完全自主的，作为宗主国的皇帝，朱元璋不进行干预，但他要求藩属国须遵守儒家德治思想，推行仁义礼乐，与民兴利除害，使民各得其所。洪武二年十月，朱元璋接见来访的高丽总部尚书成准得，询问其国政俗、城郭、甲兵、居室如何，成准得回答说：“俗无城郭，虽有甲兵而侍卫不严，有居室而无听政之所，王专好释氏，去海滨五十里或三十里，民始有宁居者。”朱元璋即写了一道玺书，让成准得带给高丽国王王颛，开导他说：“古者王公设险以守其国，今王有人民无城郭，民人将何所依？为国者未尝去兵，今王武备不修，则国威弛。民以食为天，今濒海之地不耕，则民食艰。凡国必有出政令之所，今王有居室而无厅事，则无以示尊严于臣下，朕甚不取也。历代之君，不问夷夏，惟备仁义礼乐以化民成俗，今王弃而不务，日以持斋守戒为事，欲以求福，失其要矣。……先王之道，与民兴利除害，使其生齿繁广，父母妻子饱食暖衣，各得其所，则国永长，修德求福，莫大于此，王何不为此而为彼哉？……前之数事，朕言甚悉，不过与王同其忧耳，王其审图之。”除了建议他筑城郭、建厅事、修武备，还特地规劝他践行儒家的行仁义、兴礼乐、重民生的主张。鉴于高丽贡使往来过于频繁，洪武五年朱元璋又令中书省告谕高丽，“令遵三年一聘之礼，或比年一来，所贡方物止以所产之布十匹足矣，毋令过多”，并令中书省以此意“谕之占城、安南、西洋琐里、爪哇、浡尼、三佛齐、暹罗、真腊等国”。此后，他又反复重申三年一贡之古礼。至洪武七年三月，更诏中书、礼部，重申“古者中国诸侯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番邦远国则每世一朝。其所贡方物不过表诚敬而已。……今遵古典而行，不必频烦。其移文使诸国知之”。强调入贡在于表示诚敬之心，而不在贡物之多少，以免劳民伤财，违背儒家民本主义之意旨。

三是调解国际纠纷。朱元璋认为：“朕为天下主，治乱持危，理所当行。”因此，周边诸国发生纠纷，他便出面加以调解。洪武初年，安南与占城发生战争，他即遣使调解，谕占城国王阿答阿者：“王能保守封疆奉天劝民，则福禄绵长矣。”又谕安南国王陈炜伯、陈叔明曰：“若邦有道，固封疆勿外求，则世为永福；若越境而殃他民，则福命未可保也。”洪武十六年，琉球的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为争雄长，互相攻伐，他也遣使劝告中山王察度：“近使者归，言琉球三王互争，废农伤民，朕甚悯焉。诗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王其罢战息民，务修尔德，则国用永安矣。”又劝说山南王承察度、山北王帕尼芝：“二王能体朕之意，息兵养民，以绵国祚，则天心佑之。不然，悔无及矣。”在他的劝说下，琉球三王后来停止了战争，山北王帕尼芝即遣使随同中山、山南二王的使臣入明朝贡，感谢明朝的调解。

但是，在同周边国家建交不久，朱元璋就发现，他这个“天下共主”的诏敕实际并不能产生多大效用，不论是册封过还是未曾册封的藩属国，对明朝这个宗主国并不那么诚敬。关于三年或比年一贡的规定，尽管他三令五申，有些国家为图丰厚的回赐，照样年年入贡，有的甚至一年数贡。更有甚者，有的已经册封过的，同明朝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还接连发生令朱元璋深感激愤的事件。这迫使朱元璋不能不突破传统的宗藩理念，而以务实的态度，来处理现实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最早臣附明朝的，是与中国接壤的安南。洪武二年六月，朱元璋即册封陈日煃为安南国王。翌年，陈日煃故去，其侄陈日銈嗣立，朱元璋又诏封陈日銈为安南国王。仅过一年有余，陈叔明杀陈日銈自立，并于洪武五年二月，遣使入明贡象，以试探明朝的态度。礼部主事发现表文的国王名字不对，“前王乃陈日銈，今表曰陈叔明”，礼部诘问安南使臣，使臣如实交代：“盖叔明逼死日銈而夺其位。”朱元璋大怒曰：“岛夷何狡狯如是！”“却其贡不受”。随即依据“春秋大义”，颁诏指责陈叔明违背儒家“事君以忠”的“篡夺”行为，要求他“更弦改辙”，“择日銌（銈）亲贤命而立之”，“不然，十万大军水陆俱进，正名致讨，以昭示四夷，尔其毋悔”。翌年，陈叔明遣使前来谢罪，请封，并说明陈日悭是病卒。朱元璋明知有诈，但基于两年前自己宣布的“彼不为中国犯者，朕决不伐之”即“不征”的外交政策，他还是表示了让陈叔明“且以前王印视事”的态度，说：“俟能保安疆境，抚辑人民，然后定议。”

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国王遣使入贡，而中书省未及时奏报，从而引发胡惟庸党案的爆发以及废除丞相、罢撤中书省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为了集中力量处理内部事务、稳定国内局势，朱元璋对国际事务采取了更加宽松的政策。十三年正月，在《谕安南来使敕》中，他首次表示要与安南划疆分治：“且安南，中国虽称僻居遐荒，实是密迩；虽曰密迩，地不足以广疆，人非我用。在昔中国之君虽统，朕思限山阻川，实为疆制，若我中国有道内安，四夷守分，何欲事大之来者？……尔等归告陈叔明，安分高枕，虽不来朝，亦也无虞。”言外之意非常明确，只要安南保证边境的安定，对陈叔明的篡逆行为，甚至是不来朝贡，他都可置之不问。

洪武十四年六月，安南国王陈炜遣使入贡，“惟靖江王、广西布政司及中书省礼物”。中书省已于去年撤销，安南国王却仍然给其送礼，这显然是有意给朱元璋难堪，故令“上甚不然”。恰在这时，广西“思明府来言，安南脱、峒二县攻其永平等寨”，而安南却反咬“思明府攻其脱、峒、陆、峙诸处”。朱元璋“以其诈，命还其贡，以书诘责陈炜，言其作奸肆侮，生隙搆患，欺诳中国之罪。复敕广西布政司，自今安南入贡并毋纳”。明与安南几乎走到断交的地步。此后，安南仍持续不断地入明朝贡，直到二十七年明朝得知安南国王陈炜早已为宰相黎一元所杀，才却其贡，以示对其弑君行为的惩戒。洪武三十年二月，朱元璋遣行人陈诚、吕让出使安南，谕其以所侵之地归还思明府，黎一元坚执不从。朱元璋召群臣集议对策，“或以其抗逆朝命当讨”。但朱元璋考虑再三，仍决定“姑待之”，坚持了“不征”的既定国策。

与中国接壤的高丽，也是较早臣附明朝的国家。高丽在元代为蒙古所征服，与蒙古王室实行联姻，元廷还一度在高丽设置征东行省加以控制，使之成为一个半独立的附属国。至正末年，高丽乘元朝势衰之机，曾停用至正年号，恢复旧有官制，并与张士诚、方国珍往来，力图摆脱元朝的控制。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洪武元年十二月遣使颁诏于高丽，通报他已即位改元。次年八月，高丽国王王颛遣使入明“称臣入贡”，并请封爵。当月，朱元璋遣使携带诏书、金印、诰文至高丽，册封高丽国王王颛，允其“仪制服用，许从本俗”。翌年七月，高丽始行洪武年号，并遣使缴纳元廷所颁金印。尽管当时高丽还是脚踩两只船，仍与北元保持往来，如洪武二年遣使入明的同时，又遣使“如元贺圣节”，引起朱元璋的猜忌与不满。但朱元璋还是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不仅遣返滞留明境的高丽流民，允许高丽士子参加明朝的科举考试，免征高丽贡使私带入境货物和高丽海舶的税金，而且对高丽内部事务不加干涉，双方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直到洪武五年七月，高丽国王遣使入明，表中言明“耽罗国恃其险远，不奉朝贡”之事，朱元璋在给高丽国王的玺书中还明确表示“耽罗已属高丽，其中生杀，王己专之”。并亲谕高丽使臣张正温曰：“自古天下有中国，有外国，高丽是海外之国，自古与中国相通，不失事大之礼，守分的好有。况今朝聘之礼不曾有阙，有什么疑惑处？……有我这说的话，恁去国王根底明白说到。”明确表示，高丽是外国，有权自行处置其属国，明廷不行干预。

就在洪武五年，明军三路出征，企图一举击败北元。五月间，徐达所率中路明军在杭爱岭北战败，东、西两路明军虽然取得一些胜利，但所获不多，自己却受到不小损失，估计三路大军总共牺牲了几万人。北元嗣君爱猷识里达腊乘胜发动反攻，不时袭击从辽东至甘肃沿边地带，图谋实现“中兴”。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明与高丽的关系也随之急转直下。当年五月，由高丽贡入元朝的火者，后为朱元璋留用的孙内侍，随同前元院使延达麻失里出使高丽，不明不白地在高丽王京佛恩寺的树上吊死。高丽咬定他是自缢，但坊间传言系为高丽姓朴的宰相毒死。加上当时高丽曾派人打探山东、北平的军事情报，自然引起朱元璋的极大不满。当年十二月，朱元璋在奉天门下召见高丽使臣姜仁裕，即对他发表长篇宣谕，指出孙内侍不是自尽，而是被高丽杀害，然后训斥道：“恁那里进来的表上说道：俺每子子孙世世称臣来，临了做这般勾当，小见识。”翌年二月，北元遣使要求高丽助其“复正天下”。高丽国王王颛原拟执杀使者，经与君臣商议，又将其放还，并“以苎布附献”。洪武七年九月，王颛为其下所弑，左侍中李仁任（人）立王颛年仅十岁的私生子辛禑为王，执行依附北元的政策。不久，明廷派遣使臣林密、蔡斌赴高丽买马，高丽国王派遣金义护送，李仁任又密令金义杀死蔡斌，并劫持林密投奔辽东的纳哈出。朱元璋随即拘捕高丽前来报告王颛死讯、请求为其赐谥的使臣，并拒绝为王颛颁赐谥号。洪武十年，高丽停用洪武年号，改行北元的宣光年号。但仅过一年，爱猷识里达腊死，北元声势更加衰微，高丽又复改行洪武年号，并要求明朝允其继续入贡。朱元璋便索取高额岁贡，想迫使高丽绝交。辛禑命群臣“议岁贡，皆以一遵帝旨为对”，遂于洪武十七年五、六、七、八月分四次贡马9000匹。朱元璋于是在次年七月遣使册封辛禑为高丽国王，谥王颛为恭愍王，但双方的关系仍未得到彻底的改善。

洪武二十年，朱元璋出动大军，迫降盘踞辽东的北元将领纳哈出，元朝统辖的辽东地区归入明朝版图。当年年底，朱元璋开始考虑与高丽划定边界，命户部咨高丽国王：“以铁岭以北、东、西之地旧属开元，其土著军民女直、鞑靼、高丽人等，辽东统之；铁岭之南旧属高丽，人民悉听本国管辖。疆境既定，各安其守，不得复有所侵越。”翌年三月，明朝便在铁岭设立卫所。然而辛禑却要求将铁岭之地划归高丽，说什么“文、高、和、定等州本为高丽旧壤，铁岭之地，实其世守，乞仍以为统辖。”朱元璋坚决拒绝了辛禑的无理要求，指出：“高丽地壤旧以鸭绿江为界，从古自为声教”，“今复以铁岭为辞，是欲生衅矣”。辛禑果然下令停用洪武年号，于洪武二十一年出兵侵入辽东。双方的关系再度恶化。

辛禑发兵侵略明朝辽东地区的举动，遭到右军都统使李成桂等人的反对。李成桂在劝阻无效之后，发动兵变，废黜辛禑，复用洪武年号，后又废黜左军都统使曹敏修所立的辛禑之子辛昌，另立王族成员王瑶，自拜左侍中，主持朝政。洪武二十五年（1392），李成桂再废王瑶，自立为王，把都城由开城迁至汉城，积极寻求与明朝改善关系。朱元璋对这一连串的政变从不干预，他嘱咐礼部侍郎说：“高丽限山隔海，僻处东夷，非我中国所治，且其间事有隐曲，岂可遽信。尔礼部移文谕之，从其自为声教。果能顺天道，合人心，以安东夷之民，不启边衅，则使命往来，实彼国之福也。”并对来访的高丽使臣明确表示：“尔恭愍王（王颛）死，称其有子，请立之。后来又说不是。又以王瑶为王孙正派，请立之，今又去了。（李成桂）再三差人来，大概要自做王。我不问，教他自做。自要抚绥百姓，相通往来。”但是，朱元璋对李成桂仍然心存疑忌。当李成桂要求明朝给予册封，更改国号，并提出朝鲜与和宁两个名称，请朱元璋代为选择时，朱元璋却迟迟不予册封，而用代择朝鲜的国号以表示对李成桂即位的承认。此后，由于朝鲜招抚辽东的一些女真部落、将元代移居辽东的朝鲜族人迁回朝鲜、收集明朝情报、私交明朝藩王以及表笺文书用词不当等问题，双方不时发生摩擦和冲突。洪武三十一年四月，五军都督府及兵都上奏，由于朝鲜“叠生衅隙”，请求出兵讨伐。不过，朱元璋还是表示：“朕欲止朝鲜生衅者，将以安民也。兴师伐之，固不为难，得无殃其民乎？但命礼部移文责之，彼若不悛，讨之未晚。”仍然坚持“不征”之策。

朱元璋不仅对互相接壤的邻邦坚持“不征”的和平外交政策，即使有的海外国家侵犯了中国的利益，他也设法通过外交途径，采取和平方式加以解决。如洪武三十年八月，礼部报告三佛齐派遣间谍将明朝派往其他国家的使节裹胁到该国，并阻遏过往商旅，使“诸国王之意，遂尔不通”。朱元璋并没有兴师动众，出兵问罪。他听说三佛齐归爪哇统属，便叫礼部写信给暹罗国王，请他转达爪哇，要爪哇从中斡旋，“以大义告于三佛齐”。信中说：“皇上一以仁义待诸番国，何三佛齐诸国背大恩而失君臣之礼，据有一蕞之土，欲与中国抗衡？倘皇上震怒，使一偏将将十万众越海问罪，如覆手耳。何不思之甚乎？”最后表示：三佛齐“或能改过从善，则与诸国咸礼遇之如初，勿自疑也”。

即使是隔海相望的日本，自元代以来，不断有倭寇侵掠中国的沿海地区，给中国人民造成很大的伤害。朱元璋多次遣使赴日，要求日本国当局加以制止却均无果而终，导致两国断交的结局。但朱元璋仍将日本列入“不征”之国。

朱元璋晚年，于洪武二十八年将由《祖训录》进一步修订而成的《皇明祖训》刊布于世。在其《祖训首章》中，他再次重申，以“不征”为特征的和平的外交政策为子孙必须世代遵行的基本国策，并具体列出“不征”的15个邦交国家的名字：

东北：朝鲜国（即高丽。其李仁人及子李成桂今名旦者，自洪武六年至洪武二十八年，首尾凡弑王氏四王，姑待之）。

正东偏北：日本国（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

正东偏南：大琉球国（朝贡不时。王子及诸臣之子皆入太学读书，礼待甚厚）。小琉球国（不通往来，不曾朝贡）。

西南：安南国（三年一贡）。真蜡国（朝贡如常，其国滨海）。暹罗国（朝贡如常，其国滨海）。占城国（自占城以下诸国来朝贡时，内带行商，多行谲诈，故沮之。自洪武八年至洪武十二年，方乃得止。其国滨海）。苏门答剌（其国滨海）。西洋国（其国滨海）。爪哇国（其国居海中）。彭亨国（其国居海中）。百花国（其国居海中）。三佛齐国（其国居海中）。浡泥国（其国居海中）。

朱元璋登基之初，他一面沿袭传统的观念与制度，构建与周边诸国的宗藩关系，即朝贡关系，一面又吸取元朝穷兵黩武、四出征伐惨遭失败的教训，制定以“不征”为特征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两个方面其实是互相矛盾的，因为作为宗藩关系中的宗主国，其最高君主以“天下共主”的身份居内以制四夷，必须拥有对外的征伐之权，才能惩治违礼越制、不肯臣服的藩属国。而实行“不征”之策，就意味着宗主国的君主放弃对外的征伐之权，难以制服藩属国违礼越制的行为了。不久，当朱元璋发现虚幻的宗藩关系理念与实现存在巨大的差距之后，他继续坚持“不征”的和平外交政策，而采取务实的态度来处理明朝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这样一来，他的身份就由“天下共主”回归到大国之君，藩属国也随之由“臣”提升为“宾”，使双方的关系由垂直的君臣变为横向的国与国的并行关系。所谓朝贡，也不再是宗主国控驭藩属国的一种手段，而变成一种对宗主国表示诚敬的礼仪形式。事实也正是如此。朱元璋在与周边各国的交往中，实际上已承认并接受各国的独立地位，“从其自为声教”，不加干预，即便出现违背儒家信条的弑君行为，最多也就是谴责一番，最后还是默认既成的事实。有的国家侵犯中国的利益，他也通过外交手段进行解决，从未出兵加以讨伐。他还致力于边界的划定，并要求其他国家“保守封疆”，“固封疆勿外求”，这更是与历代皇朝不同的举措。古代国家的疆土范围往往取决于军事实力和武力扩张，因而没有边界，只有边陲。国界的划定与确定化，是近代国家出现的重要标志。因此可以说，朱元璋的外交活动，是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是中国外交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