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明以驭吏，宽裕以待民”

朱元璋对少数民族实行恩怀和德惠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针对边疆地区“民未熟化，况兵戈凋瘵之余，未遂生业”的实际情况，提出“严明以驭吏，宽裕以待民”的主张，将中原地区整肃吏治、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精神贯彻到边疆地区，以缓和民族矛盾，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

朱元璋认为，边疆地区的土民不遵礼法，非中原之民可比，设置卫所的地方，统兵戍守者，“非德望素重，不足以镇其地而抚其人”，而设置郡县的地方，更应“择贤守令以抚辑之”。因此，他对派往边疆的各级军政官员一般都非常慎重，尽可能挑选才德兼美、廉洁正直、奉公守纪的人去担任，并注意副手的搭配，以便取长补短，互相兼顾。如云南金齿卫指挥李观处事宽厚，当地少数民族对他很有好感，但他治军不严，部下常常违反纪律，朱元璋就派严于治军的储杰、严武做他的副手，说：“尔指挥李观处事宽厚，名播蛮中，为诸夷所爱，然其下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多恃功放肆，有乖军律。故朕特命尔储杰、严武辅之，盖以观之宽可以绥远人，必杰、武之严然后可以驭群下。”

边疆官吏赴任后，朱元璋严禁他们随意征敛，扰害当地的少数民族。克复大都后，他在洪武元年（1368）十月的诏令中规定：“新附州城军民官吏，非奉朝廷明文，毋得擅科取索，骚扰百姓，以妨农务。”第二年，徐达率领明军进至甘肃会州，发现有的部将准备搜刮所下州、县羊马以供军用，即下令禁止，说；“西北之民，素以畜牧为生。今奉命吊伐，本以安民，若尽括其所资，彼将何以为生？”

朱元璋还注意对边疆官吏的考核和监督，他叮嘱巡视边疆地区的监察官员说：如果发现当地官吏有奸贪强暴、虐害百姓的，应该就地逮捕，鞫问审决，然后奏闻。如果等到奏闻朝廷才做处理，路途遥远，就会误事。边疆官吏如有善政，深得民心者，他即予旌赏，加以提拔。张任云南布政司左参政五年，后来升任云南左布政使，他“能抚绥夷人”，“言出则诸蛮听服，令布则四野欢欣”，洪武二十年秩满入朝，朱元璋赞扬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赐玺书嘉奖，复命仍治黔南（滇）。二十六年考满入朝，“以其绥辑荒裔有治绩”，命吏部不必考核，即遣复任，并赐宴及道里费。边疆官吏如果扰民致乱，必从重惩处。贵州都指挥使马晔“为开创贵阳功居第一”，是开拓贵州的元勋。洪武十四年，奢香承袭丈夫霭翠的贵州宣慰使之职后，他认为奢香对自己不那么驯服，“恶之，思尽灭诸罗（彝族）而郡县其地”，“欲辱香激诸罗怒，俟其反而后加之以兵”。他把奢香找来，用言词横加凌辱，并让几个壮汉扒光奢香的衣裳，把她痛打一顿。罗罗48部听到消息，纷纷赶来，以手击额，表示“愿尽死力助香反”。奢香说：“反非吾愿。且反则人得借天兵以临我，中歹计矣！我之所以报歹者，别有在也。”她让宣慰同知宋钦的妻子刘淑贞到京师上诉，朱元璋赐以绮纱，让刘淑贞回贵州抚慰奢香。第二年，奢香和儿媳妇奢助率部属入京朝贡，控诉马晔的罪状，表示“愿世世职诸罗，令不敢为乱”，并愿率部修通从黔东北到四川的驿道。朱元璋即给予奢香大量赏赐，并下令召回马晔，“数其罪而下之狱”。南宁卫指挥佥事左君弼籍无籍之民为军，又纵所部军士入山伐木，诱发了一场叛乱。事平后，朱元璋命大都督府治左君弼罪，而禁戢其卒。

由于朱元璋注意官员的遴选，并“严明以驭吏”，被派到边疆地区的文武官吏大都奉公守职，兢兢业业，对安抚少数民族、开发边疆地区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如王真任广西都指挥使，在镇七年，军民辑睦，以称职见称，死后被追封为临沂侯。朱元璋的义子沐英留镇云南，“百务具举，简守令，课农桑，岁较屯田增损以为赏罚，垦田至百余万亩。滇池溢，浚而广之，无复水患。通盐井之利以来商旅，辨方物以定贡税，视民数以均力役。疏节阔目，民以便安”。袁义随沐英平滇，留镇楚雄，以功迁楚雄卫指挥使，历20年，垦田筑堰，治城郭，修桥梁，规划甚备，军民德之。梅思祖任云南布政使，善抚辑，“民夷安之”。叶旺与马云留镇辽东，剪除荆棘，置立军府，抚辑军民，垦田万余顷，“遂为永利”。叶旺任职时间尤长，先后凡17年，“辽人德之”。

边疆地区的自然条件较差，生产比较落后，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比较困苦。朱元璋体恤民情，多次下令减免边疆少数民族的赋役。广西田州府知府岑伯颜在洪武六年十一月上奏：安州、顺龙州、候州、阳县、罗博州和龙威寨的百姓没有耕牛可以耕地，而且缺乏口粮，希望给予救济。朱元璋即命有关部门发给耕牛和粮食，并蠲免当地二年的赋税。川西松州从洪武十二年设卫，因当地各族人民生活困苦，此后四年一直未曾征税，直到十六年正月才确定每三户或四户共交马一匹。川南播州杨氏归明后，洪武七年三月中书省奏称：播州宣慰使司土地既入版图，即同王民，当收其贡赋。请令自四年开始，岁纳粮2500石以为军储，贵州金筑、程番等14长官司，每岁纳粮273石，著为令。境内所有自实田赋，亦请一并征收。朱元璋没有同意，说：“播州西南夷之地，自昔皆入版图，供贡赋，但当以静治之，苟或扰之，非其性矣。朕君临天下，彼率先来归，所有田税随其所入，不必复为定额以征其赋。”川南永宁宣抚使禄肇，十八年正月遣其弟入朝，说往年所赋之马匹都已如数交纳，但因大军南征，居民惊逃，耕种失时，加上战后疾疫流行，许多人染疾死亡，岁粮无法如数输足。朱元璋下令悉数蠲免。二十七年九月，又诏免其积年拖欠税粮1330余石。川北茂州汶山知县于洪武二十二年三月入京考绩，奏称当地羌民28个寨因语言不通，自设县治至今，“七年不听差役”，朱元璋说：“蛮俗素与中国（指中原内地）异，岂可拘其徭役？能善抚之，久则自然服从。”贵州宣慰使霭翠、金筑安抚使密定的租税累年逋欠，二十一年二月户部要求派人督征。朱元璋说：“蛮夷僻远，其知畏朝廷、纳赋税，是能遵声教矣，其逋负岂故为耶？必其岁收有水旱之灾，故不能及时输纳耳。所逋租悉行蠲免。今宜定其常数，务从宽减。”户部于是奏定从洪武十九年起，霭翠岁纳3万石，密定岁纳3000石。二十三年闰四月，户部奏言四川、贵州、芒部、马湖土官积年所欠税粮很多，也诏皆蠲免。二十六年十一月，户部转奏霭翠后裔安的申诉，说境内水东地区（今贵州贵阳东北）所统“异种蛮民”，言语不通，虽承纳租赋，而近年逋欠益多，逃徙邻境，无从征纳，西平侯沐春也反映原定霭翠所纳的税粮，连年递减至2万石，但仍不能如数缴纳。朱元璋下令：“其贡赋之逋负者悉免征，逃徙者招谕复业。”云南平定不久，乌蒙知府亦德奏称该地刀耕火种，比年霜旱疾疫，民人饥窘，岁输之粮，无从征纳，他也下诏悉免。十七年五月，确定云南乌撒、乌蒙、东川、芒部的赋额：乌撒岁输粮2万石，毡衫1500领；乌蒙、东川、芒部皆岁输粮8000石，毡衫800领。到二十八年，因所征皆不及数，又下诏免征。郡县衙门没有执行命令，继续向当地百姓追征赋税。朱元璋得到户部的报告，再次下诏重申免征之令。

为了减轻边疆各族人民的负担，朱元璋在某些边疆地区往往只设军事卫所而不设行政机构。如在辽东，北元辽阳行省平章归降后，有人劝说朱元璋重新设置辽阳行省，他没有同意，只设置辽东都司，而在部分地区设置州、县等行政机构，到洪武十年连州、县也撤销了。后来，他曾对群臣解释这样做的原因，说：“朕以其地早寒，土旷人稀，不欲建置劳民，但立卫以兵戍之。”此外，为减轻边疆各族人民的负担，朱元璋有时还下令裁减当地亲王的禄米，缓建亲王的宫室。洪武二十二年二月，蜀王府长史司奏：“亲王之国，岁用米五万石，已收万石，余米例于十月收受，请定拟拨给。”朱元璋考虑到自洪武十八年爆发平缅麓川宣慰使思伦发的叛乱，明军连年用兵麓川，所需粮饷全靠四川供给，四川各族人民负担很重，便指示户部侍郎杨靖说：“四川粮饷供给云南，民甚艰苦，蜀王禄米宜且停五年。若王欲有赏赉，朝廷运钞与之。”岷王原定封镇岷州，后以云南新附，宜用亲王镇抚，改封云南。云南布政司于是在当地征调大批民工，兴建岷王宫殿。二十七年十月，朱元璋命工部臣下令停工，说：“今云南土旷民稀，军饷转输，民力甚劳，若复加以兴造之役，非惟时力未可，于民情亦有所不欲。岷府姑为棕亭以居，俟十五年后民富力纾，作之未晚。”二十八年四月，还下令停造辽王宫室，“且令立营屋以居，十年之后再为之”。同年九月，岷王就国，朱元璋又令户部尚书郁新再减其禄米，“岁与米六百石”，不足之数以金银钱钞代之。

此外，朱元璋还采取许多措施，推动边疆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第一，兴修水利。规模较大的工程有：洪武四年正月，修复广西兴安灵渠，可灌溉万顷田地；十二年，河州卫指挥使宁正兼领宁夏卫事，修筑汉唐旧渠，引黄河水灌田数万余顷；二十三年九月，四川永宁宣慰使司反映：“所辖水道有九十滩，江门大滩等八十二处，皆石塞其流”，诏景川侯曹震督工疏浚，将270多处石滩全部凿通；二十七年十二月，采纳广西郁林州民李友松的建议，凿通相隔20余里的南北二江，设石陡诸闸，以通舟楫；二十九年九月，命御史严震直再次整修兴安灵渠，烧凿陡涧之石，把渠道拓宽挖深，既可灌溉万顷田地，亦可通行小舟，输送粮饷。在其他地方，也修建了不少水利工程，如沐英镇守云南期间，因滇池年久失修，泥沙淤积，池水外溢，淹没附近大片良田，他组织军民进行整治，“浚而广之”，消除了水患。后来，他又整修近郊的南坝，“甃石为闸而扃以木，视水之大小而时其闭纵”，以利灌溉。

第二，修筑驿道。洪武十五年二月云南归附，朱元璋即派人置邮驿以通云南，令水西、乌撒、乌蒙、东川、芒部、沾益等地土司，拘刷土民，随疆界远近，开筑驿道，宽各10丈，并依古制，每60里设1驿站。十月，又谕傅友德等“乘兵势修治道途，务在平广，水深则搆桥梁，水浅则垒石以成大路”。十七年十月，令四川军民修复自眉州峨眉到建昌的古驿道。同年二月，贵州宣慰使奢香率土酋入朝，朱元璋又令其开辟驿道。她回贵州后，组织诸罗（彝族）艰苦奋战，修筑了400余里的驿道，以偏桥（今贵州施秉）为中心，一条向西，经水东，过乌撒以通乌蒙，一条向北，经草塘（今贵州瓮安东北）以通容山（今贵州湄潭）；并在水西境内设立龙场等9个驿站。二十一年二月，礼部主事高惟善招抚长河西、鱼通、宁远诸处藏族土司后，建议修筑自碉门（在今四川天全）到长河西口（今四川康定）的驿道，“量地里远近，均立邮传”，诏“从之”。同年四月，诏令自湖广五开至靖州（今湖南靖县）设置12个驿站，以刑徒充任驿夫，屯田自给。二十四年六月，又遣官修治自湖广到云南的道路。年底，再派曹震到四川修治道路，曹震亲自督修两条驿道，“自茂州一道至松潘，一道至贵州以达保宁（今四川阆中），通陕西”。二十九年五月，成都各卫军士又合力修成峨眉到越嶲（今四川越西）的驿道。三十一年二月，因碉门到长河西口的道路险峻狭隘，跋涉艰难，诏令左军都督府左都督、徐达的四子徐增寿另行开辟一条“道路平坦、往来径直”的自碉门出枯木任场直达长河西口的驿道。此外，明朝官府还设法疏浚边疆地区的河道，以通舟楫，如前面提到的对广西兴安灵渠、郁林南北二江、四川永宁河道的修治等。到洪武二十七年修成《寰宇通衢》时，东到辽东都司，东北到三万卫，西到四川松潘卫，西南到云南金齿，南到广东崖州，东南到福建漳州府，北到北平大宁卫，西北到陕西、甘肃，均有驿道可通京师。

第三，兴办教育。朱元璋摒弃了“夷狄同夫禽兽”“不可以仁义教”的传统陈腐观念，认为少数民族同样“能遵声教”，是可以“从化”的。洪武二年，他下达在全国郡县设立学校的命令。后来，一些边疆地区归附或为明军平定后，朱元璋还常常发布文告，要求当地官府开办学校。如洪武十五年明军平定云南，翌年正月，他即发布榜文，规定：“府、州、县学校，宜加兴举，本处有司选保民间儒士堪为师范者，举充学官，教养子弟，使知礼义，以美风俗。”边疆各地有条件的，便陆续开办儒学。云南在十六年的榜文发布后，靠近内地的各府、州、县即建立了学校。辽东都司和金、复、海、盖四州，也在十七年设置儒学。二十五、二十六和二十七年，贵州宣慰司、云南元江府和贵州普定卫也相继开办儒学。二十八年正月，设立陕西行都司儒学；二月，设置宁夏卫及前、左、中、屯四卫儒学；六月，令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九月，令四川贵、播二州，湖广思南州宣慰使司及所属安抚司、州、县，贵州都司平越、龙里、新添、都匀等卫，平浪等长官司，皆设儒学。在洪武年间，仅云南一地，新创办府、州、县学25所。朱元璋还让各地土司选派子弟到京师入国子学（监）读书，各地土司子弟于是纷纷到京师入监读书。如洪武十七年，有普定军民知府者额的儿子吉隆及其营长之子阿黑子等16人，二十一年有云南土官禄肇之子阿聂、阿智2人，二十三年有建昌土官安配之子僧保等42人，又有乌撒军民府土官知府何能之弟忽山及啰啰生二人，乌蒙、芒部二军民府土官之子以作、捕驹等人，他们都受到了朱元璋的关心和照顾。昆明人李特被选作贡生入监，朱元璋还宣见便殿，厚加赏赐，并赐名忠。后来李特会试中式，成为云南有史以来的第一名进士，后受命出任陕西凤翔知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就是从明代起才有了较大的发展。到景泰年间，“贤臣哲士之生于其乡，仕于他地，诗、书、礼、乐之教养其人，于是道德既同而风俗丕变矣”。弘治、正德以后，更是“人材辈出，炳炳琅琅，与中州人士并埒”。正如谢圣纶所说：“滇南文明之象，至明始开。”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还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推行屯田。边疆地区归附或平定之后，朝廷经常采用移民就宽乡，或者招募民人和迁徙罪囚的办法，将内地的汉人迁移到边疆实行屯种。另外，朝廷还招募盐商前往边疆地区开中纳粮以给军食，盐商也在这些地区募民屯田。明初边疆的屯田，以军屯的规模最大。洪武二年八月，置燕山都卫，开始在北部边境推行屯田。三年三月，郑州知州苏琦建议将内地的军屯推行北方的关辅、平凉、北平、辽右等地，朱元璋命参酌行之。于是，诸将在边募伍屯田，“岁有常课”。十八年二月，国子监祭酒宋讷献守边策，主张屯田守边，“宜选其有智谋勇略者数人，每将以东西五百里为制，随其高下立法分屯”，朱元璋“嘉纳之”。同年，云南“诸蛮”平定，增置卫所，开屯戍守。二十一年九月，又诏五军都督府，令申谕天下卫所督军屯种。此后，边疆卫所的军屯发展更加迅速。云南在洪武二十五年沐英去世时，已“垦田一有（百）一万二千亩”。后由其子沐春嗣爵，守滇七年，又增“辟田以亩计三十万五千九百八十四，益粮饷以石计四十三万五千八百有奇” 。辽东在洪武二十四年屯田收粮达53万余石，到三十年不仅实现“屯田自给”，而且还“颇有赢余” 。西北的甘、青一带，据洪武三十年正月陕西行都司的奏报：“凉州等卫十有一屯，军三万三千五百余人，屯田万六千三百顷。凉州、西宁、永昌、肃州、庄浪累岁丰熟，以十之二输官，八分给与士卒。”

随着屯田的开展，内地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优良的农作物品种纷纷传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对推动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如《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记载，贵州清平卫由于“卫人与夷民杂处”，少数民族人民受到汉族军民的影响，到明中叶时，已是“男以耕读为业，女以织纺为务”；威清卫更出现了“居田野者以耕织为业，处城市者以商贩为生”的景象。《嘉靖思南府志》记载，当地少数民族原先实行刀耕火种，后来“渐被德化，俗效中华”，到嘉靖年间便已掌握内地进步的耕作技术，“务本力稼”了。云南除部分僰人即白族外，其他少数民族原先也都是刀耕火种，后来由于受到军、民屯使用牛耕的影响，“即夷人亦渐习牛耕”，有的少数民族如罗罗即彝族逐渐掌握了牛耕技术。

朱元璋“严明以驭吏，宽裕以待民”的种种措施，旨在安抚少数民族，使他们服从自己的统治。如果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发动叛乱，他立即临之以兵，“以威服之”。不过，在出兵平叛之时，他还是尽可能采取“抚之以安静，待之以诚意，谕之以道理”的办法来解决。一旦他们有认罪表现，就予以宽大处理。洪武十八年底，云南西部麓川平缅宣慰使、百夷即傣族大农奴主思伦发举兵叛乱，率10万众攻打景东，妄图割据一方。二十一年，在马龙州他郎甸的摩沙勒寨（今云南新平莫沙）和定边（今云南南涧）遭到沐英的沉重打击，损失惨重。翌年十一月，遣使求降，朱元璋马上派人赍敕诏谕，命令他“修臣礼，悉偿前日兵费，庶免问罪之师”。思伦发接受这个条件投降，携带方物入朝谢罪。朱元璋即派京卫千户郭均英，往赐公服、幞头、金带、象笏等。对某些顽抗到底的反叛事件，朝廷在用武力平定之后，一般也只严惩首恶者，对胁从者则宽大处理。

但是，对边疆少数民族人民的反封建斗争，镇压则极其残酷。在元末的反元斗争中，各地少数民族曾经积极投入战斗，为打击和推翻元朝的统治做出过贡献。明朝建立后，面对明朝的封建压迫和各族上层统治者的残酷统治，他们又前仆后继地展开斗争。洪武一朝，少数民族的起义接连不断，遍及广西、广东、湖广、贵州、云南、四川、陕西等地，起义人数有的多达一二十万，起义时间有的延续到数年之久。对这些少数民族起义，朱元璋无不动用大军，进行血腥镇压。如洪武十一年六月，湖广五开峒（侗）族人吴勉（《明史》作吴面儿）利用白莲教发动峒、苗农民起义，击杀靖州卫指挥佥事过兴父子。后来起义遭到挫折，吴勉转入秘密活动，又发动了五六万峒、苗农民，于十八年六月再次举起反抗大旗，“称‘铲平王’，古州十二长官司悉应之，号二十万”。朱元璋即命信国公汤和为征虏将军，江夏侯周德兴、都督同知汤澧为副，调发武昌、宝庆、岳州、长沙、辰、沅等卫所官军，会合楚王护卫兵6500人，号20万，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十月，汤和带领大军攻破起义军的最后一个据点古州后，“尽毁其栅砦，杀获四千余人”，还滥捕了九溪等处各族人民4万余人。二十三年正月，江西赣州府民夏三等联合湖广诸峒少数民族起义，朱元璋竟用三侯为将，以东川侯胡海充总兵官，普定侯陈桓为左副将军，靖宁侯叶昇为右副将军，率湖广各卫官军33500人前去围剿。十月，胡海等残酷地镇压了起义，屠杀起义军3700人，并拘捕了夏三起义军战士3500多人和少数民族的起义者13400人。广西浔州府大藤峡的瑶民，在洪武八年三月发动起义，遭到镇压后，二十八年又聚众数万，揭竿复起，攻打奉议（治今广西田阳）、南丹、向武（治今广西贵港）等州。朱元璋即派征南将军杨文会合广西都指挥使韩观带兵前往镇压。十月，杨文攻破更吾、莲花、大藤峡等起义据点，不仅惨无人道地杀害起义首领黄世铁和瑶、僮（壮）起义者18360余人及其家属8287人，还烧死了434人，未被杀害的群众仅存648户，也被全部迁出，徙置象州武仙县（治今广西武宣）。在这前后，杨文还镇压了广西境内其他一些起义，到年底奉命班师时，“凡禽戮瑶蛮二万八千余人”。这些事实说明，朱元璋的民族政策本质上是一种以阶级压迫为基础的民族压迫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