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与打击豪强势族

地主阶级是封建专制政权的统治基础，朱元璋极力保护他们的利益。不仅帮助他们恢复遭到农民起义打击的经济势力，而且提拔他们到各级政权机构做官，或者在基层担任里长和粮长，希望他们能与自己通力合作，奉君守法，共同维护和加强明朝的统治。洪武三年（1370）二月，他特地召见各地富民，告谕他们：“汝等居田里，安享富税者，汝知之乎？古人有言：‘民生有欲，无主乃乱。’使天下一日无主，则强凌弱，众暴寡，富者不得自安，贫者不能自存矣。今朕为尔主，立法定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贫者得以全其生。尔等当循分守法，能守法则能保身矣。毋凌弱，毋吞贫，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兄，和睦亲族，周给贫乏，逊顺乡里，如此则为良民。若效昔之所为，非良民矣。”地主阶级对朱元璋政权当然是支持和拥护的，但是贪婪的阶级本性决定他们必然要不顾一切地突破皇朝法令的约束，扩占土地和劳力。各地的豪强地主，不仅“欺凌小民，武断乡曲”，残酷压榨农民，埋下社会动乱的祸根，而且“有田而不输租，有丁而不应役”，千方百计逃避朝廷的赋税和徭役，直接侵害皇朝的利益。于是，朱元璋为了维护朱家皇朝和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又秉承“锄强扶弱”的原则，采取各种措施，对豪强势族进行抑制与打击。

明朝初年，朱元璋在支持逃亡地主重返家园、恢复产业的同时，为防避社会矛盾的激化，又实行抑制兼并的政策，限制地主经济势力的过分扩张。他规定：“凡威取田宅者，归业主。”农民直接凭借战争暴力剥夺地主的土地和财产，一律要退还给原主；但是“各处人民，曩因兵灾抛下田土，已被有力之家开荒成熟者，听为己业。其田主回还，仰有司于附近荒田内，验数拨付耕种”。也就是说，如果地主自己逃亡抛荒的土地，已被农民垦为熟田，就归农民所有，地主回乡后，另由官府拨给一块荒田，作为补偿。由于经过长期战争，地主死的死，逃的逃，出现了大片荒闲的无主田地，朝廷大力奖励垦荒，并积极鼓励公侯大官和地主尽力开垦。地主往往利用他们雄厚的财力，乘机多犁多占，兼并土地。洪武四年三月，朱元璋发现临濠地多闲弃，有力者遂得兼并的状况，即指示中书省：“今临濠之田连疆接壤，耕者亦宜验其丁力，计亩给之，使贫者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己业，而转令贫者佃种者，罪之。”五年五月，他又把这种“验其丁力，计亩给之”的办法推向全国，下诏规定：“兵兴以来，所在人民抛弃产业，逃避他方，天下既定，乃归乡里。其间若有丁力少而旧田多，不许依然占护，止许尽力耕种到顷亩，以为己业。若有去时丁少，归则丁多而旧产少者，许令于附近荒田内，官为验其丁力，拨付耕种。敢有以旧业多余占护者，论罪如律。”这种抑制兼并的政策，使明初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朱元璋还通过清查户口和丈量土地，查出地主隐瞒的丁口和田地，编制赋役黄册和鱼鳞图册，作为征派赋役的依据。同时，又陆续颁布一系列法令，严禁脱漏户口、隐瞒土地的行为，规定：“凡一户全不附籍，有赋役者，家长杖一百；无赋役者，杖八十，附籍当差。若将他人隐蔽在户不报，及相冒合户附籍，有赋役者，亦杖一百；无赋役者，亦杖八十。若将另居亲属隐蔽在户不报，及相冒合户附籍者，各减二等。所隐之人，并与同罪，改正立户，别籍当差”；人户以籍为定，“若诈冒脱免，避重就轻者，杖八十。其官司妄准脱户，及变乱板籍者，罪同”；“凡期隐田粮脱漏板籍者，一亩至五亩，笞四十，每五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其田入官。所隐税粮，依数征纳。若将田土移丘换段，挪移等则，以高作下，减瞒粮额，及诡寄田粮，影射差役，并受寄者，罪亦如之。其田改正，收科当差。里长知而不举，与犯人同罪”；典卖田宅必须过割，“不过割者，一亩至五亩，笞四十，每五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其田入官”；“诸人不得于诸王、驸马、功勋大臣及各衙门，妄献田土、山场、窑冶，遗害于民，违者治罪”；“各处奸顽之徒，将田地诡寄他人名下者，许受寄家首告，就赏为业”。当时，全国的田赋以浙江、江西和苏、松最多，因“恐飞洒为奸”，朱元璋还在洪武二十六年立下一条法令，规定浙江、江西和苏、松之人不得担任户部官员，江浙和苏、松之人不得担任户部吏员。

对那些不肯服从朝廷法令，欺凌小民，损害皇朝利益的豪强势族，朱元璋则进行无情打击。当时的江南地区是地主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豪强势族的势力最大，朱元璋对他们的打击也最为严厉。他颁行的《大明律》和《大诰》，不仅残酷镇压敢于反抗的农民群众，打击蠹政害民的贪官劣吏，同时也严厉打击违法犯禁的豪强势族。明初派到各地的官吏有一部分酷吏，就是这种政策的坚决执行者。如薛岩守镇江，执法极严，“豪强为之屏迹”，不敢恣肆妄为。苏州府太守王观，因当地拖欠税粮，就把全府的富豪都叫到府衙，命令他们拿出家中的储积代为赔偿。朱元璋还借当时的一些重大案件，牵连诛杀了许多豪强势家。洪武年间的四大案即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和蓝玉案，都有不少地主受到牵连。特别是胡、蓝党案，江南豪强地主受到株连的更多，仅吴江一县，罹祸的就有张勗、莫礼、张瑾、李鼎、崔龄、徐衍等“不下千家”。富土镇的顾学文是元末江南首富沈万三的女婿，因受蓝玉党案的牵连而被灭族，并牵连到“妻族沈旺、沈德全、沈昌年、沈文规、沈文矩、沈文学、沈文载、沈海，凡八人，皆万三子孙”，他们被谋杀或谪戍远方。此外，洪武三十年（1397）六月发生“南北榜”事件，第二年朱元璋又“以江南大家为‘窝主’，许相讦告”，不少江南地主因此罹祸。如江苏吴县徐佑之遭到告发，他的女婿、当地的望族都文信冒名代为抵罪，至京下刑部狱，大病了一场，出狱即死。这些豪强势族在政治上遭到打击后，他们的财产往往即被抄没入官，在经济上陷于破产。朱元璋规定：“凡民间有犯法律，该籍没其家者，田土合拘收入官，户部书填勘合，颁行各布政司、府、州、县，将犯人户丁、田土、房屋，召人佃赁，照依没官则例收科。”归安沈梦麟，其子孙坐事谪戍，田亦没官。吴江莫礼曾任户部侍郎，洪武末年受到党案的牵连，死于京师，举族被谪戍边地，第宅荡然。由于大批地主私田被没收，明初江南的官田数量因而激增，朝廷的田赋收入也大量增加。苏州府在元末延祐四年（1317）应纳秋粮米882100石，明初一跃而增至290余万石，松江府也从66万余石骤升至140万余石。

除了诛杀，朱元璋还将许多豪强劣绅迁离故土，徙置他乡。明朝建立前后，他就开始执行这一政策，将张士诚、方国珍、陈友谅和元朝的孤臣孽子以及依附于他们的江南地主迁离故土。张士诚集团的僚属如余饶臣、杨基、徐贲等200家，先后被迁徙临濠；方国珍的官属刘庸等200余人被徙居濠州；元朝的遗老，如松江谢伯礼、华亭洪允诚、萧山载起之、昆山顾得辉父子等，被徙居濠梁；富民豪族，如苏州郁瑜“家素饶于财”，被迁置临淮，松江朱孟闻“家饶于赀”，被徙置濠梁，松江上海黄黻“以农起家致巨富”，被徙居颍上。另外，朱元璋还仿效刘邦徙天下富民以实关中的做法，迁徙各地的富户以实中都和京师。早在吴元年（1367）十月，他就下令“徙苏州富民实濠州”。洪武二十四年（1391）七月，又对工部大臣说：“昔汉高祖徙天下豪富于关中，朕初不取。今思之，京师天下根本，乃知事有当然，不得不尔。朕今欲令富民入居京师，卿其令有司验丁产殷富者，分遣其来。”工部按照这个指示，把各地富民5300户迁到了南京。为了防止这些富户逃回原籍或移徙他处，明廷还颁布禁止逃亡的法令，规定“富民私归者有重罪”。朱元璋迁徙富民的目的，一方面是想利用他们的力量来发展京师的经济，安定人心，“以壮京畿”，借以巩固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统治，正如隆庆年间大学士高拱所说的：“夫至尊所居，根本之地，必使百姓富庶，人心乃安，而缓急亦有可赖，祖宗取天下富室填实京师，盖为此也。”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限制地主大族在地方上发展势力，飞扬跋扈，欺压百姓，侵犯皇朝的利益，危害明朝的统治。

朱元璋的这些措施，使豪强势族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明史》说，郭桓案“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建文帝的谋士方孝孺谈及明初对豪强地主的打击时说：“太祖高皇帝以神武雄断治海内，疾兼并之俗，在位三十年间，大家富民多以逾制失道亡其宗。”弘治年间（1488—1505）的礼部尚书吴宽说他的家乡长洲（治今江苏苏州）在洪武之世，“乡人多被谪徙，或死于刑，邻里殆空”，并谈及三吴地区的情况说：“皇明受命，政令一新，豪民巨族，刬削殆尽”，“一时富室或徙或死，声销景灭，荡然无存” 。洪武初年与修《元史》后任国子助教的贝琼也说，当时三吴巨姓“既盈而覆，或死或徙，无一存者”。这些说法自然有夸张失实之处。因为一方面，朱元璋抑制与打击的对象只限于那些违法犯禁的豪强势族，对于那些遵守法纪的地主则是采取保护和依靠的政策，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滥加打击。例如贝琼一家，即“以业农独全。岁给贡赋外，则击鲜酿酒，合族人乡党酌而相劳，荣辱得丧，举不得挠吾中矣”。吴宽的先祖“每戒家人闭门，勿预外事”，历洪武之世，“独能保全无事”。另一方面，还有些地主大族采取散发家财、攀附军籍或外出逃亡等手段，躲过了朝廷的打击。如吴江莫处士在胡惟庸案发后，“以尝附尺籍（军籍）免”；无锡华宗寿家田地很多，富甲邑中，“至国初悉散所积以免祸”；长洲朱士清入赘乌溪大姓赵惠卿为婿，“赵以富豪于一方”，朱士清预料会出事，“出居于外以避之，后竟保其家”。不过，在朱元璋的打击之下，一批欺凌小民、武断乡曲的豪强劣绅被消灭，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这对促进明初社会的安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