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史——赫伯特·塞缪尔：“巴勒斯坦，一个，交接完毕”

截至骚乱平息，共有五名犹太人和四名阿拉伯人死亡，二百一十六名犹太人和二十三名阿拉伯人受伤。三十九名犹太人和一百六十一名阿拉伯人因为参与这场骚乱，被以先知穆萨节的叛乱者的罪名判刑。斯托尔斯下令搜查魏茨曼和雅博廷斯基的住处，雅博廷斯基因被发现持有枪支而获判十五年监禁。年轻的阿明·侯赛尼——用斯托尔斯的话说，是骚乱的“主要煽动者”——被判处十年监禁，但他逃出了耶路撒冷。斯托尔斯解除了穆萨·卡齐姆·侯赛尼的市长职务，不过英国人还幼稚地指责来自俄国的犹太布尔什维克要为此次事件负责。

自由主义者魏茨曼和社会主义者本—古里安仍希望渐进地发展民族家园，并与阿拉伯人和平相处。本—古里安拒绝承认阿拉伯民族主义，他想让阿拉伯工人和犹太工人共享“和谐友好的生活”，但他有时也感叹：“没有解决方案！我们想要这个国家成为我们的，阿拉伯人则想要它成为他们的。”现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开始重组老组织“哈什摩尔”（Hashomer）——“巡夜者”（Watchmen）——并将其改造成更为有效的民兵组织“哈加纳”（Haganah），即防卫队（Defence）。

每一次暴力行动都是对双方极端分子的一次培养。雅博廷斯基完全承认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一样，都是真实的。他执拗地认为，犹太国——应该包括约旦河两岸——将遭到暴力反对，只能用“铁墙”来防守。20世纪20年代中期，雅博廷斯基从组织中分裂出来，和身着制服游行的青年运动组织“贝塔”（Betar）组建了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联盟。他想创造新的犹太激进分子，不再依靠魏茨曼那上流社会的游说。雅博廷斯基固执地认为，他的犹太共同体将建立在两个民族“绝对平等”的基础上，而且不会驱逐任何阿拉伯人。1922年，贝尼托·墨索里尼上台时，雅博廷斯基嘲笑对元首的称谓“杜切”（Il Duce）是“所有英语词汇中最荒谬的。水牛会有一个杜切，文明的人则没有”。然而魏茨曼称雅博廷斯基为“法西斯主义者”，本—古里安则干脆给他起了“杜切”这个绰号。

费萨尔国王，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们的希望，他的理想因法国决心占有叙利亚而破灭。法国人强行赶走了国王，并击溃他的乌合之众，使劳伦斯的计划彻底破产。大叙利亚的终结和那场骚乱促使巴勒斯坦人形成了一种国家认同。^[1]

1920年4月24日，基于《贝尔福宣言》，劳合·乔治在圣雷莫会议上接受了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并任命赫伯特·塞缪尔爵士担任首任高级专员。6月30日，塞缪尔抵达耶路撒冷火车站，身着白制服，头戴饰有羽毛的遮阳帽，腰挎佩剑，耶路撒冷以十七响礼炮声欢迎他。塞缪尔虽然是犹太人，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但不是梦想家：劳合·乔治认为他“枯燥乏味且冷酷无情”。一位记者说他“像牡蛎一样毫无激情”，他的一位下属则说他“一丝不苟，好像从来不会忘记自己的公事”。当军事总督交出巴勒斯坦的控制权时，塞缪尔破天荒地开了一个玩笑：他签署了一个收条，上面写着“兹收到刘易斯·J.布尔斯爵士少将移交的，巴勒斯坦，一个，交接完毕”。然后他补充说“无错误、遗漏”，但事实上，错误和遗漏都不可避免。

在先知穆萨节骚乱的冲击之后，塞缪尔的冷静机智起初确实安抚了巴勒斯坦。他在橄榄山上的维多利亚城堡设立官署，释放了雅博廷斯基，赦免了阿明·侯赛尼，并暂时限制犹太人移民，以打消阿拉伯人的疑虑。英国此时的利益已与1917年时不大相同。此时担任外交大臣的寇松反对全力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并淡化贝尔福的许诺。这里会有一个犹太人的家园，但不一定会有一个犹太国家。魏茨曼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连阿拉伯人也将这看成灾难。到1921年，共有一万八千五百名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接下来的八年内，塞缪尔共允许了七万人进入。1921年春，塞缪尔的上司、殖民部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在顾问阿拉伯的劳伦斯的陪同下到达耶路撒冷。

[1]“巴勒斯坦人”（Palestinian）这个词逐渐开始指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民族。20世纪上半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被称为“巴勒斯坦人”或“巴勒斯坦犹太人”，阿拉伯人被称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魏茨曼在他的回忆录（1949年出版）中所称“巴勒斯坦人”，指的是犹太人。当地一份犹太复国主义报纸叫《巴勒斯坦》（Palestine），一份阿拉伯报纸叫《菲利斯汀》。（见第7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