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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史——东方的斯托尔斯:仁慈的当权者

历史大观园 列国史志 2020-06-30 14:09:11 0

在法斯特酒店大厅,斯托尔斯无意中遇到了他的前任,身着睡衣的巴顿将军。巴顿说道:“在耶路撒冷,唯一能让人忍受的两样东西就是浴室和床。”偏爱白色西装和艳丽胸花的斯托尔斯发现“耶路撒冷的粮食供给不足”,同时认识到,“犹太人的生活没有多大改善”。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城市”耶路撒冷“冒险”让斯托尔斯感到兴奋,但他也和许多新教徒一样,不喜欢圣墓大教堂的戏剧化风格,[1]还把圣殿山看作“圣马可广场和三一学院大展厅的壮丽结合”。斯托尔斯觉得他天生就注定统治耶路撒冷:“通过书面或口头命令赏善罚恶,禁止一切亵渎神明的事,提升执掌权位的能力,做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仁慈的当权者。”

斯托尔斯不是普通的殖民官僚,这个爱慕虚荣的帝国官员是牧师之子,也是剑桥古典学者,抱持着“一种令人惊奇的世界主义立场——就一个英国人来说”。他的朋友劳伦斯鄙视大部分官员,但认为斯托尔斯是“近东最杰出的英国人,尽管他的精力分散在音乐、文学、雕刻、绘画等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上,但他仍然精明能干”。劳伦斯记得,曾听到斯托尔斯用阿拉伯语、德语和法语讨论瓦格纳和德彪西的成就,但他“固执的脑袋让他很少能通过忍辱来取胜”。斯托尔斯以工于心计和阴谋著称,这让他获得了“东方的斯托尔斯”的绰号,这个绰号得自开罗最坑人的一家商店。这个非同寻常的军政长官着手复兴满目疮痍的耶路撒冷,而他仰仗的是一支杂牌军:

一名仰光银行的出纳,一名演员经纪人,两名托马斯·库克旅行社的助理,一名画商,一名教官,一名小丑,一名地产估价师,一名来自尼日尔的水手长,一名格拉斯哥的制酒师,一名风琴演奏者,一名亚历山大的棉花经纪人,一名建筑师,一名伦敦邮局的低级官员,一名来自埃及的出租车司机,两名小学校长和一名传教士。

仅在几个月内,斯托尔斯就成立了亲耶路撒冷协会,该协会受到亚美尼亚军火商巴希尔·扎哈罗夫爵士、美国大富豪安德鲁·卡内基的夫人和小J. P.摩根的资助,宗旨是防止耶路撒冷变成“二流的巴尔的摩”。

没有人比斯托尔斯更钟情于耶路撒冷的头衔、服饰和色彩。他起初和侯赛尼家族成了朋友,[2]后来还与魏茨曼,甚至雅博廷斯基成了朋友。斯托尔斯认为“没有军官比雅博廷斯基更勇敢,也没有人比他更迷人和更有教养”。魏茨曼承认雅博廷斯基“在言行举止上不太像犹太人,虽然长得有些难看,但极富吸引力,讲话得体,具有骑士风范,带有一定程度的侠义精神”。

然而斯托尔斯发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策略是“一场噩梦,应验了那句土耳其名言:‘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很快,犹太复国主义者就开始怀疑斯托尔斯毫无怜悯之心。许多英国人鄙视雅博廷斯基,也鄙视身着类似军用卡其色腰带、昂首阔步行走在耶路撒冷城内的俄国犹太人,并认为《贝尔福宣言》是不切实际的。一个富有同情心的英国将军交给魏茨曼一本书——这位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领导人首次见到《锡安贤达议事录》(简称《议事录》)[3]——“你会发现,这儿的许多英国军官的背囊里都有这本书,而且他们都相信里面的说法。”将军警告说。在《议事录》尚未被曝光为伪作之前,由于犹太复国主义有英国的支持,而布尔什维克的俄国明显受到犹太委员们的支配,《议事录》被普遍接受。

斯托尔斯“非常缜密”,魏茨曼观察到“他是每个人的朋友”,但这位军政长官却抱怨自己正在遭受“屠杀”,他和吵闹的、“爱好俄式茶饮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及迪斯累利毫无共同之处。当斯托尔斯向首相报告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抱怨时,劳合·乔治厉声说:“如果任何一方停止抱怨,你将失去工作。”

尽管阿拉伯人对《贝尔福宣言》心存警惕,耶路撒冷还是拥有了两年的平静。斯托尔斯监督着城墙和岩石圆顶清真寺的修复工作,安装了街灯,建立了耶路撒冷国际象棋俱乐部,还炸毁了雅法门上建于阿卜杜勒—哈米德时期的瞭望塔。斯托尔斯钟情于利用权力,重新命名耶路撒冷的建筑:“犹太人希望将法斯特酒店更名为‘所罗门王饭店’,而阿拉伯人希望将它命名为‘苏莱曼大帝饭店’,但两者都无法代表整个耶路撒冷。此时我可以下令将它更名为‘艾伦比饭店’。”他甚至组建了一个修女合唱团,亲自指挥。他试图调解教堂里基督徒的争吵,采纳苏丹1852年的区域划分——这样虽然满足了东正教会,却使天主教感到不快。当斯托尔斯访问梵蒂冈时,教皇斥责他引入了不虔诚的电影院和五百名妓女,从而玷污了耶路撒冷。这个英国人始终无法解决充满敌意的琐碎争执。[4]

巴勒斯坦的实际归属悬而未决,更不用说耶路撒冷了。皮科再次发表高卢人对耶路撒冷的声明。他坚称,英国人不了解法国人对夺得耶路撒冷多么有兴趣。“那你认为,实际占领它的我们,对它是什么感觉?”斯托尔斯反驳道。皮科随后又主张由法国保护天主教,他认为法国有权在圣墓大教堂的王座上主持弥撒。但方济各修士拒绝合作,这个计划也就破产了。

当侯赛因·侯赛尼市长意外死于肺炎时(也许是因为在瓢泼大雨中频繁投降而受感染),斯托尔斯任命他的兄弟穆萨·卡齐姆·侯赛尼为市长。这位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市长曾担任奥斯曼帝国从安纳托利亚到雅法各省的总督,他逐渐掌握了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权。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寄希望于大叙利亚王国,该王国由劳伦斯的朋友费萨尔王子统治。在耶路撒冷举行的穆斯林—基督教协会第一次大会上,代表们投票同意加入费萨尔的叙利亚。犹太复国主义者仍然幻想大部分阿拉伯人会甘心接受他们的定居,并试图安抚恐慌的当地人。英国人则鼓励双方保持友好姿态。魏茨曼会见大穆夫提,并再次向其保证犹太人不会威胁阿拉伯人的利益,同时赠送他一本年代久远的《古兰经》。

1918年6月,魏茨曼横穿沙漠,去亚喀巴附近的营地会见费萨尔,劳伦斯也参加了此次会见。这正是魏茨曼所夸大的“终身友谊”的开端。他解释说,犹太人将在英国人的保护下发展这个国家。私下里,费萨尔看到了劳伦斯所谓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和犹太殖民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对费萨尔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前者说的是阿拉伯语,而后者说德国的意第绪语”。费萨尔和劳伦斯希望谢里夫派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可以合作建设叙利亚王国。劳伦斯解释道:“我把犹太人看作自然进入的、促进渐变的西方力量,他们对近东国家很有必要。”魏茨曼回忆说,劳伦斯“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关系是非常积极的”,因为他相信,“阿拉伯人肯定会从一个犹太家园中受益很多”。

在这场绿洲峰会上,费萨尔“接受了犹太人未来可以拥有巴勒斯坦领土的可能性”。后来,当三人在伦敦再次见面时,费萨尔表示,假如他日后登上王位,巴勒斯坦可以吸收“四百万到五百万犹太人,而不至于侵犯阿拉伯农民的利益”。他一时间没有考虑巴勒斯坦是否还有可用之地,就同意大批犹太人出现在叙利亚王国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叙利亚是一件奖品,因此费萨尔乐意做出妥协去获得它。

魏茨曼的外交首次取得成功。他开玩笑称,“没有大学的犹太国就像没有赌场的摩纳哥”,所以,1918年7月24日,艾伦比驾着劳斯莱斯,载上魏茨曼到斯科普斯山。在那里,穆夫提、圣公会主教、两个大拉比和魏茨曼埋下希伯来大学的奠基石。但旁观者注意到,穆夫提好像不是很愉快。不远处,奥斯曼人的火炮隆隆作响,来宾们唱起《天佑吾王》,犹太复国主义者唱起会歌《哈蒂克瓦》。魏茨曼说道:“耶路撒冷就在我们的脚下,它像宝石一样闪闪发光。”

奥斯曼人还在巴勒斯坦顽强地抵抗着,而欧洲战场的西线也没有胜利的迹象。在这几个月里,斯托尔斯时不时地得到男仆的通报,说有“一个贝都因人”等着见他。然后,他会发现劳伦斯正在读他的书。不久,这位英国的贝都因人神秘地消失了。同年5月,斯托尔斯在耶路撒冷把劳伦斯引见给美国记者洛厄尔·托马斯,后者认为“劳伦斯犹如复活的年轻使徒”。而日后,托马斯将创造出阿拉伯的劳伦斯的传奇。

直到1918年9月,艾伦比才重新发起攻势,在美吉多战役中打败奥斯曼人。成千上万的德国和奥斯曼战俘在耶路撒冷游街示众。为表示庆祝,斯托尔斯亲自“在自己的施坦威钢琴前弹奏各种组曲,有拉托斯卡的《维多利亚》、亨德尔的《耶弗他和西庇阿进行曲》、帕里的《婚礼进行曲》(取材于阿里斯托芬的剧作《鸟》)”。10月2日,艾伦比同意费萨尔,这位待立的叙利亚国王,同劳伦斯上校带领谢里夫的人马前去解放大马士革。但是,正如劳伦斯所怀疑的那样,真正做出这项决策的人在远方。劳合·乔治决定保住耶路撒冷。寇松勋爵后来抱怨说:“首相谈论起耶路撒冷时非常热情,就好像在谈论他家乡的小山丘。”

甚至在德国人最终战败投降之前,游说就已经开始了。11月11日,停战协定签订那天,早就与劳合·乔治约好要见面的魏茨曼到达唐宁街10号,发现劳合·乔治正在一边读《诗篇》一边流泪。劳伦斯游说伦敦官员支持阿拉伯人的事业。身在巴黎的费萨尔请求法国援助。但当英国人和法国人在瓜分东方土地发生冲突时,劳合·乔治抗议说,是英国人征服了耶路撒冷:“其他国家只是派了几个黑鬼警察监督我们,以防我们偷盗圣墓大教堂里的东西。”


[1]斯托尔斯在这座教堂里有一项令人激动的发现。令希腊神父极其愤怒的是,他在南门发现了最后一个十字军的坟墓——《大宪章》的签署者之一,亨利三世的导师,人称“多布尼·菲利普”,腓特烈二世统治时期,他曾三次参加十字军,后于1236 年死于耶路撒冷。斯托尔斯派英国士兵守卫这座坟墓。

[2]侯赛尼家族正如日中天,他们那时拥有巴勒斯坦大约5000万平方米的土地。市长侯赛尼受到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欢迎。斯托尔斯喜欢卡米尔·侯赛尼穆夫提。直到那时,穆夫提实际上仍只不过是伊斯兰教法学哈乃斐派(受到奥斯曼人的支持)的领导人。当时,耶路撒冷有四个这样的派别。斯托尔斯升任他为(接上页)耶路撒冷四大派别和整个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穆夫提请求一旦占领大马士革,就让他的弟弟阿明·侯赛尼留在费萨尔王子在那座城市的队伍中,斯托尔斯同意了。

[3]《议事录》的英文版在英美产生了很大影响(受到亨利·福特的支持),直到1921年8月,伦敦《泰晤士报》才曝光它是一部伪作。1919年,《议事录》的德文版发行,希特勒相信其中关于犹太人的内容是真实的,他在《我的奋斗》中称,那些伪造的说法“是最可靠的证明,证明它是真实的”。1925年,该书的阿拉伯语版发行时,耶路撒冷的拉丁大主教将它推荐给教友们。

[4]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为圣母墓的划分争论不休。亚美尼亚人因圣殿山上的墓地和圣墓大教堂中的圣尼哥底母礼拜堂的所有权和叙利亚雅各派结下世仇。在圣墓大教堂里,东正教和天主教为加略山北台阶的使用权以及东正教和拉丁礼拜堂之间东拱门下一块长条地板的所有权不断争吵。亚美尼亚人和东正教徒为东面主入口楼梯的所有权和打扫它的权利争吵不已。科普特人和埃塞俄比亚人为后者危险的平顶修道院大打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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