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纲——重建的休止和近代社会主义的黎明

世界上这一革命潮流现在已近乎退潮了，这个潮流曾创建了巨大的美利坚合众国，并威胁要淹没所有的欧洲君主国。它好像是从人类事务的表面底下冲出来的一种东西，在作出一次巨大的努力之后，不久就衰竭了。它扫荡了很多过时的有害的事物，但是很多有害的、不合理的事物还保留了下来。它解决了很多问题，留下了对友谊和秩序的渴望，同时很多更大的特权、许多暴政、大量的宗教迫害都没有了。当旧政体的这些事务消失时，好像它们从来就是无关紧要的。对平常的人来说，要紧的倒是他们的选举票和公民权，尽管他们有一种激情和努力，他们依然没有自由，也并不享受同等的幸福；随同革命而来的对新世界的莫大希望和气氛仍然没有实现。

但是，这个革命的浪潮毕竟还是实现了革命前已明确想出的几乎每一件事。现在它失败了，不是因为缺乏动力，而是由于缺乏精致完善的思想。许多曾经压迫人类的事情是永远被扫除了。它们已被一扫而光了，现在却显露出人们对这次清除所给予他们的创造机会是如何地没有准备。革命时期是行动的时期，在这时期里人们收获了在革命间隔阶段成长起来的思想成果，他们把田地清理干净以便新的一季庄稼能够成长起来，但是他们不能突然地产生出成熟的新思想来应付一个不曾预料到的难解之谜。

国王和贵族、神父和宗教法庭裁判官、地主、收税吏和监工都被清除了，使得广大群众第一次同社会结构的某些十分基本的方面面对面地接触了，人们过去认为这些关系是当然的，从来没有感到有对此认真不断地加以思考的必要。曾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制度，犹如昼夜和四季循环那样必然，如今却发现这些原来是人为的、可以控制的，它们并不是那么复杂难解——现在旧的常规被取消了、废除了——迫切地需要加以控制。旧秩序本身面临着三个没有准备好去解决的疑难问题：财产、货币和国际关系。

让我们依次谈谈这三个问题，问问它们是什么问题，它们在人类事务中是怎样发生的。每个人的生活都和它们深深地纠缠在一起，并且关心它们的解决。这部历史的其余部分愈来愈清楚地变成力图解决这些问题的发展史；就是说，要怎样地去解释财产、怎样地去制定货币并怎样地去支配国际关系，使得一个世界范围的、进步的和幸福的意愿结合的共同体成为可能。它们是命运的狮身人面像斯芬克斯的三个谜语，对此人类公共福利体必须找出答案，否则就要灭亡。

财产的观念是从人类好斗的本能产生的。在人成为人以前很久，古猿是一个占有者。原始财产是一头野兽也要争夺的东西。狗和它的骨头、雌虎和它的窝穴、吼叫的牡鹿和它的一群，都有强烈的占有权关系。在社会学中，想不出比“原始共产主义”这个名词更无意义的表述了。旧石器时代早期家族部落中的长者坚持占有他的妻子们和女儿们、占有他的工具和占有他眼看得到的天地。如果有别人误入他的天地里，他就和这个人战斗，如果可能的话就把这个人杀死。正如阿特金森在他的《原始法律》一书中令人信服地指出的，这种部落随着各时代的进程而成长，这是由于长老逐渐容忍年轻人的存在，承认年轻人对从部落外面俘获的妻子，对他们制作的工具和装饰品，以及他们杀戮的猎物的所有权。人类社会就是凭这个人的财产和那个人的财产之间的一种妥协而成长起来的。这大半是由于有必要把个别的部落赶出它眼看得到的天地，人们才被迫作出这种妥协和联盟。如果山岭森林和河流不是你的土地或我的土地，那是因为这些必然是我们的土地。我们每个人都宁愿它是我的土地，但这是行不通的；如果这样，别人就要毁灭我们。因此，社会从它一开始就是对所有权的削减。所有权在野兽中和在原始野蛮人中是远比今天文明世界里更为强烈的一件事。它在我们的本能中比在我们的理性中更为根深蒂固。

今天在自然的野蛮人中和在未受教育的人中——我们最好记住今天没有一个人距原始的野蛮人超过400代——所有权的范围是没有限制的。你能夺到什么，你就能据有什么：妇女、未被杀害的俘虏、捕获的野兽、森林空地和石坑等等。随着社会的进步，产生出一种法律来制止自相残杀的争夺，人们发展了处理占有权的粗糙但尚可行的方法，人们能够占有他们首先制作或夺取或声称有权获得的东西。一个不能还债的债务人成为他的债权人的财产似乎是自然的。同样自然的是，一个人声称有权占有一小块土地后，谁想要使用它他就应向那个人索取代价。只有当有组织生活的可能性在人类慢慢现出曙光时，这种对任何东西具有无限的财产权才开始被认为是一种讨厌的东西。人们发现他们所生息的世界已全部被占有或被声称有权占有了——不，他们发现他们自身生来就已被人占有或已被人声称有权占有了。早期文明的社会斗争今已难于追溯，但是我们所叙述过的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已表示出，那个社会正在觉醒到债务可以变成一种公众的不便，因此应该拒绝偿还，而无限的土地所有权也是一种不便。我们看到后期的巴比伦就严格地限制了以奴隶为财产的权力。最后，我们在伟大的革命家、拿撒勒人耶稣的教诲中发现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对财产权的攻击。他说，骆驼穿过针眼比大财主进入天国还容易些。

最近的2 500或3 000年，世界上似乎一直在对财产权许可的范围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批评。拿撒勒人耶稣以后的1 900年，我们发现在基督教教诲下的整个世界都在劝说不应当把人作为财产。在这件事上公共的良心已发生了转变。那种“一个人对他据为己有的东西可以为所欲为”的观念在其他各种财产关系上也显然大为动摇了。但是18世纪末在这件事上世界仍只是在发生疑问的阶段。它并未得到足够清楚的，更未得到足够定论的解答，来据以行事。人们最初的动机之一，是反对国王们的贪婪和浪费以及贵族冒险家们的剥夺来保护自己的财产。法国革命的开始就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的。但是革命的平均主义公式却使它转而批评革命本要保护的那个财产。当很多人没有土地安身，也没有东西可吃，除非他们辛苦劳动，土地所有主既不给他们食物，也不给他们住宿的时候，人们怎么能自由平等呢？太过分了——穷苦人抱怨着。

对于这个难题，雅各宾党人的回答是着手“平分”。他们想要增强和普及财产。早在18世纪已经有了某些原始社会主义者——或更确切地说，共产主义者——他们要通过另一种途径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就是要“消灭”一切私有财产。国家应据有全部财产。只是随着19世纪的进展，人们才开始领会到财产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物，而是各种不同价值和结果的所有权的巨大的复合体，很多事物（诸如一个人自己的身体，一个艺术家的工具、衣服、牙刷）是根深蒂固的、不容改变的个人财产，还有一个范围很广的事物——例如铁路、各式各样的机器、住宅、花园和游艇——其中每一项都需要特别加以考虑来决定到了什么程度和在什么限度下它可以列为私有财产，到了什么程度它就要列入公有的范围，并且为了集体利益可以由国家管理和出租。

今天我们比第一代的革命者有利的地方是已经过了170年的讨论，但是即使在今天，这项关于财产的批评与其说是一门科学，不如说仍是一种广泛的、热情的激动。在这种情况下，18世纪的法国，除了寻求剥夺所有主的模糊混乱的民众运动和大大小小所有主的各阶级严酷坚持、要求首先确保其所有权外，不可能出现任何别的景象。

与人们对财产的模糊观念密切相连的是他们对货币观念的含混不清。在这点上美国和法兰西共和国都陷入了严重的困境。这里我们又在对付一项不简单的事物，它是一种由习俗、惯例、法律、流行的心理习惯错综在一起的事物，从这里产生的问题不是用简单的名词所能解决的，但是这些问题对社会的日常生活又非常重要。承认一个人一天的工作的有效性显然对社会机器的运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对贵重金属和硬币的信任在人类历史上必然是逐步增长的，并一直发展到人们实际上普遍确信好货币在任何地方都具有购买力的保证。这种确信适当地树立以后，却由于政府使货币贬值和以纸币代替金属货币的行动，使人们感到很大的紧张和困惑。一旦发生严重的政治和社会的混乱，货币机构就开始周转不灵和不准确了。

美利坚合众国和法兰西共和国在立国之初都经过一段财政困难的时期。两国政府都曾因借款而发行纸面证券以支付利息，利息超过了政府所能筹集的款项。两次革命都导致孤注一掷的大量公共开支和借款，同时革命使农耕和生产中断，以致更加减少了真正可以课税的财富。两国政府都因为不能以黄金偿付而依靠发行纸币，约定以未开发的土地（在美国）或新近没收的教会地产（法国）为担保来偿付。两国发行的钞票额都远远超过了人们对新担保品的信用。黄金已下令收购，它或被狡猾的人藏匿起来，或送到国外去支付进口货物；人们发现手上有的不是硬币而是各种价值不定而且贬了值的纸币和票据。

不管通货的起源是怎样的复杂，它的实际效果和在社会里应该达到的目的可用简单的话略加叙述。一个人为了他的工作（脑力的或体力的）或出让了他的财产的某些消费品所收得的钱，最终必须使他能买到完全相等价值的消费品供他使用。（“消费品”一词我们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它，它甚至代表这类事物如作一次旅行，听一次讲演或看一场演出，有一个住处和医疗上的指导等等。）当社会上每个人都得到这种保证，并确信货币的购买力不致跌落时，于是通货——和通过贸易的物品分配——才处在一种健康和令人满意的状态。那时，只在那时，人们才会高兴地工作。

因此，通货的稳定和安全的迫切需要才是开始对通货的科学研究和控制所必须依据的固定资料。但是在最稳定的情况下，通货的价值也总会有波动。世界和不同的各国可以出售的消费品的总量随着每年每季都不相同；秋季比起春季来大概是一个充裕的时候；世界上可买的货物增多，如果通货的总额不随着增多，通货的购买力是会加强的。在另一方面，如果消费品的生产减少，或是消费品遭到巨大的、亏本的破坏，如在战争中发生的那样，则由一笔货币所代表的消费品总额中的份额即将缩小，价格和工资就会上涨。在近代战争中，每发射一枚大的炮弹，即使没有打中什么东西，它所毁损的工和料大致与一所舒适的住宅或一个人一年的假期费用相等。如果炮弹打中了什么东西，那么更多的毁损应该加到消费品的减少上去。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每枚炮弹的爆炸都减少了全世界每块硬币的购买价值的一小部分。如果在消费品用尽而没有充分的补充，通货却又增加的期间——革命的和作战的政府出于需要几乎总要这样做——那么物价的上涨和支付工资的贬值还会更大些。

而且，政府在这些压力下总是要借款——那就是说，它们发行带有利息的证券，而以整个社会承受纳税的意愿和能力来担保。

这样一些工作如果由诚实的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本着科学知识坦率地去办理，已经是够困难的了。但是迄今为止，事情从来不是这样的；在每一点上，机灵的利己主义者，就是那种有钱的坏人，都设法把事情弄得对自己有利些。到处还有愚蠢的利己主义者很容易受惊而陷入恐慌。结果我们很快发现国家为通货过量所拖累，这些通货实际上是一种不付利息的债务，同时也为贷款利息的巨大负担所牵累。信用和通货都随着公众信任的消失而开始大幅度地跌落。我们说，它们是信用完全扫地了。

信用完全扫地了的通货引起的最后结果将是凡属不能以实物支付和物物交换来进行的全部工作和全部贸易都将告终。除了有食物、衣着、住房和实物支付外，人们就会拒绝工作。部分失去信用的通货的直接后果必然是使物价上涨、商业上疯狂地投机倒把、工人多疑而易于激怒。一个机警的人处在这种情况下情愿把存钱的时间尽可能地缩短，他索取最高的价格出售他的实物，又尽快地再买进一批实物，以便把这不经久的东西，即纸币，脱出手去。一切有固定收入和储蓄的人因物价高涨而受损害，靠工资为生的人也日益愤怒地感到他们的工资的实际价值在不断地下跌。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每个聪明人的义务显然是要帮助调整和恢复信用。但是所有私人企业的传统，所有18世纪晚期的思想都认为，这些心灵手巧的人，他们在币制崩溃的风暴和混乱中着手于累积要求权、购买地契和实体财产的行动是正当的。世界上真挚质朴地从事恢复诚实可行的货币和信贷状况的通情达理的人为数很少，而且也没有效力。那时大多数的理财家和投机者扮演了失事的康沃耳船上破坏者的角色——不是显露出任何有意识的欺诈，而是完全自以为有理并得到同人称赞的。每个机灵人的目的是尽可能多地积累真正可以议价的财富，然后，只有到那时，才会导致某种起稳定作用的政治过程，以使他享有他的积累。这就是恶劣的经济气氛的种种因素：怀疑、狂热、贪婪和投机……

法国革命缺乏明确观念准备的第三方面是国际关系问题，国际关系的发展是不幸地与这种财政和经济上的冒险、与这种争夺和混乱、与这种人们关注他们国内的私产和金融地位的多变状态等相互发生作用的。共和国在它诞生时正在进行战争。在一个时期里战争是由具有世界史上空前爱国心和热忱的新招募的士兵进行的。但不能持久下去。督政府发觉自己居于一个征服者的国家首脑地位，国内贫困不堪，处境困难，却又占领着富饶的外国土地，充满着可供掠夺的财富和物资以及财政上的机会。我们都有双重性，尤其是法国人在两方面似乎都合乎逻辑地、均匀地发展着。法国是以一个人类的解放者，人类的共和主义的导师自居而进入这些被征服的地区的。荷兰和比利时成了巴塔维亚共和国，热那亚和它的里维埃腊成了利古里亚共和国，北意大利成了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瑞士重新命名为赫尔韦蒂阿共和国，慕尔豪森、罗马、那不勒斯也都称为共和国。这些共和国聚集在法国周围，成了指导世界的自由的星座。这是理想的一面。同时法国政府、个别的法国人又协同政府，对这些解放了的地方的资源进行了完全彻底的剥夺。

因此，在三级会议召开的十年里，新法兰西看来渐渐地和旧的法国十分相似。它更为昌盛，更为有生气；它不是戴着一顶王冠而是戴着一顶自由的帽子；它有一支新的陆军——但有一支破损的舰队；它有新的富人来取代旧的富人，新的农民比旧的农民劳动得更为艰苦，缴纳更多的捐税；它执行一种新的对外政策，活像脱去了王袍的旧的对外政策；因此法国并没有想象中的太平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