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纲——雅各宾共和国（1792～1794年）

现在接下去的是法国人民历史上的一个奇异的阶段。法国人民心中升起了一股对法国及共和国的热忱的巨焰。对国内和国外的妥协将告结束：在国内，王党分子和各种形式的不忠都要铲除掉；在国外，法国将是所有革命家的保护者和援助者。整个欧洲、整个世界都要变成共和政体的。法国的青年大批拥入共和国的军队；一支崭新奇妙的歌曲——《马赛曲》，在全国传布，迄今它仍然像酒一样温暖着人们的血液。在那首圣歌和如醉如狂的法国步兵纵队以及他们热情发射的枪炮面前，外国军队溃退了。1792年年底以前，法国军队到达了远远超过路易十四最大的武力所及的地方，到处他们都站在外国的土地上。他们驻扎在布鲁塞尔，他们蹂躏了萨瓦，袭击了美因茨；从荷兰他们夺取了斯凯尔特河。这时法国政府做了一件不明智的事。由于处死了路易，英国驱逐了法国的代表，这件事激怒了法国，因而向英国宣战。这是做得不明智的，因为革命解除了贵族军官和很多束缚性的传统，使法国拥有一支新的热情的步兵和一支声名卓越的炮兵，但是毁损了它的海军的纪律，而英国人在海上是最强的。这一挑衅使整个英国团结了起来反对法国，而在英国起初有相当大的自由主义运动是同情法国革命的。

关于以后几年里法国对欧洲联盟的作战我们不能作任何详细的叙述。它把奥地利人永远赶出比利时，使荷兰成了一个共和国。冻结在特塞尔岛的荷兰舰队未发一枪就向一小股骑兵投降了。在一个时期里法国向意大利的推进拖延下来，只是到了1796年一个新的将军，拿破仑·波拿巴，才率领褴褛饥饿的共和国军队胜利地跨过皮埃蒙特，来到了曼图亚和维罗纳。这部《史纲》不能用地图表示出这些战役，但是进入战争的新的素质则必须提到。旧的职业军队为作战而作战，像计时工资的工人一样有气无力；这些令人敬佩的新军队忍饥挨渴地为胜利而战斗。他们的敌人称他们为“新的法国人”。C.F.阿特金森说：“最使盟国吃惊的是共和党人的数量和速度。事实上什么也挡不住这些临时聚集的军队。因为没有钱而弄不到帐篷，因为缺少应有的大量四轮马车，运输既不可能就也不必要了，这本会引起职业军队大批大批地开小差的那种困苦，这些1793～1794年的士兵却能欣然忍受。空前大量的军需供应无法护送，于是法国人立即变得习惯于‘就地谋食’。这样1793年已看到了近代的战争体系的诞生——行动迅速、充分发展国民实力、野营露宿、征用军需和打硬仗，完全不同于谨慎的调遣、小队职业兵、营帐和充足的口粮以及诈骗。第一种代表了坚决果断的精神，第二种代表了少冒险少获得的精神……”

当这一大群褴褛的狂热者唱着《马赛曲》为法兰西而战的时候，他们是在掠夺还是在解放他们所拥进的这些国家，在他们的心中显然是从来也不十分清楚的，巴黎的共和热情正在一种很不光彩的方式下耗尽了。马拉——雅各宾党人中一个最有才智的人，现因患一种不治之症而神经错乱，不久就被杀害了；丹东的演说就像是一阵阵爱国的风暴；罗伯斯庇尔以坚定的盲目信仰支配着局势。对这个人很难下判断；他的身体不好，天生怯懦，又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但是他有信心，那是取得权力最必要的天赋。他不信人们熟悉的上帝而相信某一至高之主，卢梭就是他的先知。他坚决按照他的设想来拯救共和国，他想不出除他以外还有别人能够拯救它。因此保持住权力就是拯救共和国。共和国生动活泼的精神似乎是从屠杀王党分子和处决国王而奔涌出来的。有几处叛乱：一处是西部的旺代郡，那里的人民在贵族和神父的领导下起来反抗征兵和反对剥夺正统教士的财产；一处是南部，里昂和马赛起来反抗了，而土伦的王党分子已允许英国和西班牙部队进入驻守。对付这些叛乱似乎没有比继续屠杀王党分子更为有效的方法。

没有什么更能博得巴黎贫民严酷心肠的欢喜。革命法庭开始工作，一场持续的屠杀开始了。

1794年6月以前的13个月里共处死了1 220人，以后的7个星期中共处死了1 376人。断头台的发明对这种心情是很适时的。王后被斩了首，大多数罗伯斯庇尔的敌手也被斩首了；力辩没有最高之主的无神论者被斩了首；丹东由于认为断头台设得太多而被斩首了；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这恶魔般的新机器把头颅砍下，越砍越多。似乎罗伯斯庇尔的统治是靠人流血来维持的。而且人血越流越多，正如抽鸦片烟的人越抽越多一样。

丹东还是丹东，在断头台上仍然是狮子般勇猛，足以为人示范。他说：“丹东，不要示弱！”

这段故事里奇怪的事情是罗伯斯庇尔无疑是诚实的。他比继承他的那群人诚实得多。他被为人类生活建立新秩序而鞠躬尽瘁的激情所鼓动。这时，他竭尽全力把国民公会推到一旁，建立起公安委员会，这是由12人组成的应急政府。它企图建立的规模是惊人的。所有我们今天尚待努力解决的一切复杂问题当时都迅速而草率地予以解决了。它曾多方试图使财产均等。圣鞠斯特说：“富裕是不名誉的。”富人的财产理应或被征税或被没收以分给穷人。每个人应当有一所安定的住宅、一种生计，有妻子儿女。工人的能力应当和他的工资相称，但不给以占便宜的权利。它也曾试图把利润一概取消，因为利润是自有社会以来人类大部分商业粗朴的刺激。今天利润仍是一个使我们困惑不解的经济之谜。1793年，法国有反对“牟取暴利”的严厉的法律，1940年，英国也觉得必须制定十分类似的法律。雅各宾政府不但重新设计了——拟出动人的大纲——经济体制，也重新设计了社会体制。离婚变得和结婚一样容易；合法的和私生的孩子的区别取消了……设计出一种新历法，十二个月都冠以新名，十天为一周等等——这历法早就被废除了；笨重的货币和旧法国混乱的度量衡也改成至今仍保存的简单明了的十进位制……一群过激派曾提议把上帝和其他制度一起取消，而代之以理性的崇拜。在圣母院大教堂的确举行了理性节，用一个美丽的女演员作为理性的女神。但是罗伯斯庇尔反对这件事；他并不是无神论者。他说：“无神论是贵族的。一个最高之主的思想本质上是人民的思想，这个主是守护着被压迫的无罪的人，并惩罚那耀武扬威的罪恶的。”

因此他把曾经庆祝理性节的埃贝尔，连同他的全部同党，都送上了断头台。

当1794年夏季来临时，罗伯斯庇尔的精神错乱显露出来了。他对他的宗教深为关心。（嫌疑犯的逮捕和处决现在还像从前那样活跃地进行着。在巴黎的街道上，每天有“恐怖”的气氛，载满判刑人的大车辚辚而过。）他诱使国民公会下令法国相信一个最高之主和安慰人的灵魂不灭的教义。6月，他庆祝一个盛大节日，即他的最高之主的节日。他率领一支游行队伍来到马斯广场，这个队伍堂皇显赫，佩戴着大束鲜花和麦穗，庄严地烧毁了用易燃材料做成的代表无神论和邪恶的形象；然后，从一个精巧的机械装置里，发出轻微的噼啪声响，一个燃烧不了的智慧之神的塑像在那里升起，取而代之。人们发表了演说——罗伯斯庇尔发表主要的演说——但是显然并没有礼拜的仪式。

此后罗伯斯庇尔显示出避开政事进入沉思的倾向。他躲开国民公会达一月之久。

7月的一天他又出现，并发表了一篇奇怪的演说，明显地预示着新的检举。他在公会的最后一次重大的演说中大声疾呼道：“注视那些随着革命洪流滚滚而来的大量的罪恶吧，我有时发抖，我怕会被周围不洁的坏人所污染……我知道世上联合起来的暴君很容易压倒一个单独的人；但是我也知道一个能为保卫人类而死的人的责任是什么。”

然后发表了一些诸如此类的似乎威胁着每个人的空论。

公会沉静地倾听他的演说，当有人提议把它印发时，会上发出一阵愤怒的吼声，并拒不同意。罗伯斯庇尔愤怒地离开到他的支持者的俱乐部去，并向他们重念了他的演说！

那天夜间，到处都在谈论、开会并准备明天的事，次日早晨公会转而反对罗伯斯庇尔。一个叫塔利安的用匕首来威胁他。当他试图讲话的时候，他被大声喝止，主席向他摇铃。罗伯斯庇尔高叫：“刺客们的议长，我要求发言！”他遭到了拒绝。他的嗓子哑了，他口沫喷溅地咳嗽着。有人喊道：“丹东的血把他噎住了。”

他当场被控告并被逮捕了，随后他的主要支持者也被逮捕了。

因此，仍然是坚定的雅各宾党人的市政厅起来反对公会，把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同伴们从拘捕他们的人手里夺了回来。夜间双方在集聚兵力，在进军和反进军；最后约在凌晨3点，公会的武力同巴黎市府的武力对峙在市政厅外。

雅各宾党人的司令官昂里奥，忙碌了一天之后，在楼上喝醉了；谈判在进行，在一阵迟疑之后，革命市府的士兵倒向了政府。一片爱国激情的呼喊，有人从市政厅外望。罗伯斯庇尔和他最后的同伴们发现他们被出卖了，并陷入了圈套。

这些人中的两三个跳窗而出，在下面的栏杆上受了重伤，没有死亡。其余的人则企图自杀。罗伯斯庇尔似乎被一个宪兵射中了下颚。人们发现他惨白的脸上两眼瞪着，脸的下部有血。

经过17小时极大的痛苦后他才死去。在那段时间里他没有说过一句话，他的下颚被一块脏麻布胡乱地包扎着。他和他的同伴们，以及那些从窗户外跳而跌得快要死去的躯体，一共是22人，都被送上了断头台，以代替那天指定应受刑的人。他的双眼一直紧闭着，但是据卡莱尔说，他睁开眼睛看着那悬在他上面的大刀，挣扎了一番。当刽子手拆去他的绷带时他似乎还尖叫了起来。于是砍刀下落，迅速而顺利。

恐怖统治宣告结束。从开始到结束，判决和处死的共约4 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