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纲——督政府

法国革命对世界现实事业所释放出来的新理想和新意向的潮流，虽经受了罗伯斯庇尔怪诞的人格和一生的讽刺和嘲弄，仍能在创造性的洪流中滚滚向前，这足以证明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深刻的正确性。罗伯斯庇尔通过他的荒谬的虚荣和自我中心的绿色的、歪曲的透镜，已表示出新潮流的最深刻的思想，并已预展了它的方法和结论；他以血和恐怖把它的全部希望和前途给玷污了；但是这些思想的力量仍未被破坏。它们经受了可笑而可怕的表现的最终考验。在他垮台以后，共和国仍在统治，无懈可击。由于他的继承者是一群狡猾的或庸碌的人，这个欧洲的共和国无领袖地挣扎下去，不久倒了下去又站了起来，倒下、站起、继续奋斗下去，困难重重，但仍是无敌的。

这里我们最好提醒一下读者关于这一恐怖阶段的真正的规模，它是如此生动地击中了人们的想象，因而与革命的其他方面相比，它是相对地被过分夸张了。从1789至l791年末，法国革命是一个秩序井然的过程，从1794年夏以后共和国是一个有条不紊的和胜利的国家。恐怖并不是全国的作为，而是城镇暴民的作为，暴民的存在和残酷应归咎于旧制度的苛政和社会的不公平；恐怖之所以爆发只是由于王党的一贯奸诈不忠，当这种不忠激怒了极端分子时，使广大温和的共和主义者也不愿进行任何干涉。最优秀的人正忙于在边境上对奥地利人和王党作战。

总之，我们必须记住，恐怖时期总共杀死了几千人，在这几千人中肯定有大量活跃的敌手，按那时的一切标准来衡量，共和国是有权杀死这些人的。他们中包括像巴勒·罗垭园的奥尔良公爵菲力浦这种卖国贼和挑拨离间的人，他曾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单单是1916年7月通称为索姆河攻势开始的那一天，英国将军们所戕杀的生命就比整个法国革命自始至终所杀死的人还多。

我们听到关于法国恐怖时期那些殉难者的事情如此之多，因为他们都是有名的、社会关系很广的人，也因为这是对他们的苦难的一种宣传。但是让我们在心目中把他们和那时世界上监狱里的一般情况比较起来看看。当恐怖统治着法国时，在英国和美国，因触犯了财产——常常是十分轻微的触犯——而被屠杀的人远比因犯叛国罪而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的人要多得多。当然，他们的确是一些普通的人，但是他们遭受的是粗暴的对待。l789年，马萨诸塞州有一个女孩因为强取了她在街上遇到的另一个女孩的帽子、鞋子和扣子而被吊死。又如，慈善家霍华德（约在1773年）发现英国监狱中拘留着许多完全无辜的人，他们经过审讯后宣告无罪，但因为付不起监狱看守的费用而不能出狱。这些监狱是些管理不好、肮脏不堪的地方。在英王乔治三世陛下的汉诺威疆域里刑讯仍在使用。法国的刑讯则沿用到国民议会时为止。这些事情标志着时代的水平。

在恐怖时期有什么人曾被法国革命家们有意拷问过，从来没有见诸记载。那几百个法国出身名门而下狱的人中，大多数过去总以为牢房是为他人而设的。这是件悲惨的事，但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衡量则并不是一出大悲剧。在“恐怖”时期平常的人比在1787年时更自由、更好过，也更愉快些。

1794年夏天以后，共和国的故事变成了政治集团的纷乱纠缠的故事，各党派目标不同，从要建立激进的共和国以致要实施王党的反动，但在他们中弥漫着一种普遍的愿望，那就是即使在付出相当大让步的代价下，也要获得某些明确可行的安排。那时有一系列雅各宾党人和王党分子的叛变：巴黎似乎有一个我们现在称之为无赖汉的阶层，他们随时准备出来战斗并劫掠任何一方；虽然如此，国民公会还是产生出了一个政府——五个成员的督政府，这个政府使法国团结了五年之久。1795年10月，最后一次，也是威胁最大的一次叛乱被一个新起的年轻将军——拿破仑·波拿巴——以极大的才干和果断镇压了下去。

督政府在国外是胜利的，但在国内却没有建树；它的成员们急于贪图官场的享乐和荣华，不肯制定一部将会取代他们的宪法，并且他们太不廉洁，不能处理当时法国情况所要求的财政和经济的重建工作。我们只要提到他们中的两个人名——卡诺，他是一个诚实的共和党人；巴拉斯，他显然就是一个流氓。他们统治的五年形成了这大变革历史期间一段奇异的插曲。他们对待事物的态度是：得过且过。宣传者的革命热情把法国军队带到荷兰、比利时、瑞士、德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国王们到处被赶走了，共和国建立了起来。

但是这种由督政府激发出的宣传者的热忱并不妨碍他们劫掠被解放了的人民的财宝来减轻法国政府财政上的困难。他们的战争变得愈来愈不是为神圣的自由而战的战争，而是愈来愈像旧制度下的侵略战争。法国打算要放弃的大君主政体的最后一个特征就是它的对外政策。人们发现在督政府之下对外政策好像没有发生过革命一样，仍是那么活跃。